中国台坛

十三、文化嬗递绵延千年——古文化祭坛

　　€€五千年文明曙光——红山文化祭坛

　　坛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是祭祀纪念礼仪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早期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坛成为文化嬗递的象征。人们在溯源寻根中自然十分注目于坛的发现，坛的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确定就与红山文化祭坛紧密相连。

　　@@@牛河梁惊人发现

　　红山文化是1935年首次在辽宁赤峰红山发现的。1951年在辽宁牛河梁又发现砌石墓葬和随葬玉器。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再次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祭坛坐落于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大方坛中有小方坛，中间有许多立石；东西两侧有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大面积的铺石，南面前端部分有圆形的基址。总体上看，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有中心和两翼之分，且南北方圆对应。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头孕妇塑像、玉龙璜、玉龟等。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继续寻找其他相关遗迹。几年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努鲁儿虎山东麓丘的牛河梁，发现了更具典型意义的祭坛和一座女神庙，其主体范围在50平方公里上下。

　　牛河梁祭坛为立石筑起的三重圆形，三重圆的直径分别为22米、15.6米和11米，每层台基以0.3—0.5米的高差由边缘向中心层层高起，立石所用石料为红色花岗岩，多五棱柱状体，排列如石栅形。坛顶面铺石灰岩石块，较为平缓，形成一个结构独特而完整的圆形坛体。由于祭坛整体呈红色调，与其周围的白色积石冢相互衬托，使其在整个遗址群中的中心位置更显突出。

　　同时，在这一遗址周围还发现了一处女神庙遗址，或称祭祀中心。庙内发现许多塑像残块，包括人的头、肩、臂、手、乳房等部分，约属五六个个体，小的接近真人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右耳，为真人的三倍，它们的形体多异，年龄也有区别，有的乳房突出，肌肤圆润，当为女神像。周围的小山头有积石冢群环绕。积石冢一般为方形，每边长约18米左右，用加工过的石头砌边；中间有较大的石椁，墓主人随葬玉猪龙、玉箍、支板形玉饰、玉环、玉璧等，椁外常有一排或一圈彩陶筒形器。坛、庙、冢遗址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处较为完整的宗教祭祀中心，“无论是庙及其后的平台，还是附近的积石冢群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聚落，在整个红山文化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无疑是一个宗教中心，而积石冢中掩埋的则应是统治氏族的成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牛河梁祭祀遗址群以庙为主体，庙、冢、坛结合的组合布局，反映出它们的祭祀内容、性质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以祖先崇拜为主的祭祀性质。红山文化祭坛是一个远离住地、专门营建的独立的祭祀地点，其规格远非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至少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的崇拜。”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和女神庙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轨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环太湖远古彗星——良渚文化祭坛

　　与北国的红山文化遥相呼应，在中华大地的东南方则出现了良渚文化——这一中华古文明中耀眼的彗星。

　　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中心聚落址与神徽玉器一起，进一步表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等农业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形象的反映，堪称中华文明之代表。

　　开多色土先风的瑶山祭坛良渚祭坛以1987年在浙江余姚安溪乡瑶山发现的中国第一座与墓葬复合的祭坛遗址最为重要。瑶山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8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用砾石叠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坛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1991年，在浙江余杭汇观山又发掘出了一座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并在祭坛的西南部发现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有琮、璧等重要玉礼器及陶、石器。该祭坛是继瑶山祭坛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

　　祭坛的形式与前者相似，整个祭坛主要是利用自然山势修凿而成，基本呈正南北方向，总面积近1600平方米。在中部偏西部位，以挖沟填筑的灰色土框将祭坛的平面在土色上分割成内外三重。灰土框宽约2米，其围成的方框内边约为8×10米。祭坛的四边、围沟及墓葬均于风化层和基岩中开凿而成。在祭坛的东西两边低于现存坛顶1—1.5米的平面上，各凿有两条南北向的30余厘米宽、深的沟槽，应为排水之用。虽然限于发掘面积和后世的破坏，而不能把该平面全部剥揭出原状，但该祭坛存在着两极的形式，无疑为认识同类遗迹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而在瑶山祭坛西南面5公里的余姚雉山村南侧发现的反山墓地，实际上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一座大坟山，考古学家根据某些遗迹推测，这座东西原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0米，高在6.35—7.30米之间的大土山，最早可能也是一座祭坛。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4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3米，宽约2米，深约1.3米左右，墓内可能原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成批的玉器尤为珍贵。

　　除瑶山、汇观山与反山外，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墓地、高台土冢，还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昆山绰墩、赵陵山，吴县张陵山，常熟罗墩，浙江海宁余墩、大坟墩等，几乎遍及太湖地区。所有这些祭坛、墓地及台基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又像夜空中耀眼的彗星一样突然的消失，变成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的历史疑案。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媲美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精美文化，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至今仍是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谜。

　　@@@具水城墙特色的寺墩祭坛

　　不管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是因为中原文化的冲击，还是洪水泛滥，或神权大量消费耗竭资源，良渚文化的印记还是有遗迹可供搜寻。例如太湖地区的历代古城，城河深阔，城内有河道，设有水门。这一筑城特点除多水的地理环境因素外，还应有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源，从良渚文化江苏武进寺墩遗迹可见其端倪。

　　武进寺墩为一高约20米、直径约100米的土山，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而成。原高约25米，墩体圆形斜坡，墩顶方形直壁。寺墩有一高大的方形土台底座，高约10米，边长约200米。南面和西面底座断崖下现有已被割断的河道，宽20多米，东面和北面地形显示出也曾有相连的河道，说明寺墩底座曾有一周河道环绕。内河外侧为一周台地，高约7米，因多处已被挖去，台地边沿很不规则，面积（包括寺墩在内）有十几万平方米。良渚文化大墓葬就葬在这台地上。墓地（台地）外侧是平地，距墓地三四百米的外围又有一周河道（暂称外河），河宽20多米，长约3500米。外河内岸发现良渚文化的遗物，整个遗址当以外河为界，南北最大径约1000米，东西最大径约1100米，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这样，寺墩遗址便呈现出内河和外河两重河道。北部平地上现有河道与内河和外河相通，东部、南部、西部的地形也显示出曾有与内河和外河相通的河道。这些河道将墓地和平地分割成数块，使平地形成更多的自然区。估计寺墩（下称祭坛）和墓地的土方量，几乎需要用全部河道的土才能堆筑起来。

　　开挖寺墩外城河和居住区的河道，将土石运至中部堆筑祭坛和墓地，这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工程，使得筑成的祭坛显得非常神圣，显示着先民极度虔诚的信仰，没有城墙，使祭坛几乎无异于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玛雅文化的神庙，显得无比雄伟，墓地显得尤为宏大，能充分感受神性的伟力和民族的气概。

　　@@@显亚细亚标志的祭坛玉器

　　良渚祭坛和高台土冢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就是不仅都出土有玉礼器，而且是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如上述反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最是代表。这些玉器都经打磨抛光，晶莹滑润，并琢有优美图案。其中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钺、璧、璜、佩、冠饰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达6.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被誉为“琮王”。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缛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原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距，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看到，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求。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正如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所述：这些玉礼器的出现是手工业、农业分离的结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结果，也是一种类似后代城乡分离的结果，而这三大差别的存在正是阶级和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于是提出玉器时代作为这一时代发展的标志，进而指出玉器时代和玉礼器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物质表现，也就是东方文明有异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表明玉和玉礼器正是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起源和发展并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物。

　　近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特别强调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正如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所说：如果从辽西东山嘴、牛河梁开始，向南经山东临朐，安徽含山、太湖，江苏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终至浙江余杭瑶山，这些原始文明遗址点连接起来，那么，自北向南则形成一条线，恰好位于中国东部地区原始社会弧形玉器带内，而这些玉器中大都有龙的形象。这就表明，虽然这些文化聚落在绝对年代上并不完全一致，分处不同地域，但从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成的角度看，它们已有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底蕴，并且都已进入了相对自然和图腾崇拜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这也为后来的社祀找到了最有意义的考古依据。

　　由此可见，良渚玉器与中华其他区系文明，尤其是东部文明应有相当的关联，只是，那断缺的一段历史有待人们找寻到必要的遗存物质，从而来把这条精美神秘的中华古文明项链串联得更加完美。

　　€€数千载祀奉成定制——祭坛沿革

　　坛，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祭场，即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从上述辽西红山文化和环太湖良渚文化祭坛中，我们看到不管是阜新胡头沟、凌源城子山，还是喀左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都是在露天环境下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岗或山头等较高的地形来筑祭坛。这几处遗址还应是互有联系的整体：前者胡头沟和城子山遗址可能是属于一个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址；东山嘴遗址则是统一若干个村落群的组织中的祭祀场所；而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系统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居民的祭祀中心。与之相比，良渚文化祭坛总体规模就显得更巨大，同样，更具有自然与祖先崇拜的宗教性，更具有王神权威和各国君王的政治性及文化意味。据此，我们已能大略感受到祭坛最早的宽泛到逐步的复杂化。

　　@@@三代祭坛周成《礼》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祭坛或祭祀遗址就有了很大不同。《尚书·尧典》中所载虞舜“禋于六宗”的说法，很可能就反映了夏商周时期宗教分野规范明简的史实。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中，在位于宫殿区北面和北城墙东端之间的地带，发现了一座祭坛。祭堂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2.35米，堂门面向西南，四壁用夯土筑成。后墙根的中部设一长方形的祭台，台上有火烧和供祭的痕迹。祭堂的左右两侧有南北两行排列的“狗坑”，坑呈长方形，方向和祭堂的门向相同。坑内埋狗，多者23只，少者4只，一般10—16只，狗是杀死后随意扔进坑内的。在部分狗骨的下面，还埋有完整的人躯体、成堆的人肢骨及金质夔龙饰等。郑州商城遗址因破坏严重，宫殿区的布局已不甚清楚，因此，这个祭坛与整个宫殿区的关系也不甚清楚。但它位于宫殿区北面，与宫殿区相近，在整个城市中也处于核心区。由此也可推测，祭祀活动区在整个城市中处于中心地位。

　　又如在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一处商代末期的祭祀遗址，是在一近山傍水的台地上。遗址中心矗立有4块天然大石，周围有人骨架20具，人头骨2个，狗骨架12具。人骨架大多俯身屈肢，双手反缚，人、狗骨架的头皆向中心大石。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宗庙遗址周围，发现了大约五六十个个体的人骨架，他们或被置于浅坑，有的双手被绑，有的身首异处，显然是用于祭祀的人牲。河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类似祭坛的建筑，安阳小屯宗庙区所有建筑基址中都有人祭遗迹，其中的乙七基址发现了人牲约600个。

　　在侯家庄王陵区的西北岗，发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人牲祭祀场，它东西长450米，宽250米，考古学家们共发掘出了1400多个祭祀坑，全躯者每坑1—10人，身首分离者每坑1—10人，无头躯体者一般每坑10人，埋头骨坑每坑3—39个不等，被杀者多是成人，但也不乏6—10岁的儿童。据卜辞所示，用于祭祀的人牲，多是羌人战俘，也有一些奴隶。每次祭祀杀人，少者几个，多者数百，甚至有杀人达千的惊人记录。根据卜辞中不完全的统计，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000余人，而武丁一代就用人牲9000多。这累累白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也说明了夏商时期的祭祀还较多保留史前祭祀野蛮、残忍的特征，带有浓重的血腥味。

　　夏商周三代，王公庙在都城中居于中心位置，规模也最大，是城市聚落的核心，这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相一致。

　　《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者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然而，周王朝借鉴殷商亡国教训，由周公主持制定的西周王朝的祭祀礼仪和制度，在继承商代祭祀文化的同时，更多表现出西周的特点。应该说西周祭祀礼制实际上把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祭祀礼仪制度，修改得比较完备、系统，在汉以后2000多年中，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在尊天敬德保民思想的指导之下，西周祭祀礼仪和制度的宗教色彩大大淡化，但其维护统治的政治性明显增强，祭祀礼仪制度被纳入王权统治的体系之中，周天子和各级诸侯成为天神地祇祖先的主祭人，祭神成为统治权力的一种象征。政治地位愈高，祭祀的对象也就愈崇高，而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动，祭祀权的归属也在不断游移。《礼记·王制》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成王以后，周王直接被尊为“天子”或是天之“元子”，周王成为上帝和天的人格体现，具有了极大的神圣性。自颛顼提出“绝地天通”，至此，其真正的祭祀主持人唯有天子，只有他能主持祭天和上帝。而由于实行宗法制度，周天子还是天下的大宗，所以，通过强化尊祖敬宗，可以极大地增强周天子的地位，于是祭祖变得繁复起来。

　　《礼记·祭统》说：“礼有五重，莫重于祭。”《左传》中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说明了祭祀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极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使其成为维护王权统治的有力工具。

　　鉴于上述祭祀对封建王权的重要意义，一些特殊的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动要求有相应的场所，于是逐渐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宗法礼制建筑，如祭天地的坛庙、祭拜祖先的宗庙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国家的稳定强大、宗教的繁盛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五谷丰登，也离不开风调雨顺。无论哪朝哪代，天地、社稷、五谷、先农都是祭拜的重要内容，所以周礼中五礼之冠为吉礼。吉礼之首就是祭天，如祭日月星辰，祭风、雨等。接下来则是祭地祇，主要包括社稷、五帝、五岳、山川。由此，我们可以选择祀天祭地，并追溯一下专供祭祀、举行重大祭祀之用的重要物质载体——祭坛的类型、产生、演变、发展、嬗变、成熟的轨迹。

　　@@@奉天承运圜丘祀

　　古文献载，虞舜、夏禹时就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相传轩辕皇帝在王屋山顶曾设坛求雨；周代祭天的正祭于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称“郊祭”。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因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只是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地接受祭享）。而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可看到，圜丘祭坛自周以来一直为历代所继承保留。

　　秦代祭天的资料甚少，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汉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时（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

　　1999年，陕西西安发掘的唐长安圜丘遗址系全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早于清代的圜丘遗址。遗址高出地面8米，圜丘表土夯筑而成，仅修补部分用少量砖石包砌填垫，推断唐代圜丘外观是洁白的坛体。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均匀分布在圆坛四周，呈十二辰分布（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依二十八宿和十二陛的分野来观察某一天域的天象，十二陛可能反映天上十二个方位，唐代文献以十二辰称之）。此后，宋、金、元历代皆有南郊圜丘祀天之记载，更修建了各种配套建筑。这里要提出的是，至明清，祭坛建筑有了明确的广义和狭义的分别。狭义的祭坛仅指祭祀的主体建筑——或圆形或方形的祭坛，当然还有一类为建筑内特设的祭坛；而广义的祭坛则包括了主体建筑和各种附属建筑。如北京的明清天坛：狭义的天坛即指圜丘坛，而广义的天坛则包括了圜丘坛、斋宫、祈年殿、宰牲亭等其他所有建筑物。“封禅”，实为专指在泰山的天地祭祀。《史记·封禅书》正义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这就是“封泰山”、“禅梁父”（梁父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相传远古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的有72家。封禅始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先后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尧、舜、汤、周成王受命后得封禅。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多将封禅作为一代盛典，给予特别重视。史书所记封禅，可靠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泰山封禅。

　　其后行封禅礼的帝王有后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其中尤以汉武帝和唐玄宗封禅甚为隆重。而以唐高宗与武则天那次封禅最为兴师动众，光仪仗队伍及士兵就长达数百里，包括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使者都前来参加，历时三月，最是奢侈。现山巅有唐玄宗《登泰山铭》和唐登封碑存在。

　　汉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封天柱山，至今还有遗迹可见。武帝刘彻南巡，登祭天柱山，封为南岳，与东岱（泰山）、西华（华山）、北恒（恒山）、中嵩（嵩山）并列为五岳。武帝封禅时人群高呼万岁，故得万岁山之名。

　　祭天中从祭的显神数以百计，较大的有《周礼》所说的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灾咎）、司民（主户口）、司禄（主赏功）。隋代定星辰之祭为中祀，祭祀中司命及诸星为小祀，在国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禄的坛位，于立冬后的亥日行祭礼。唐因隋制，并在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玄宗时又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明洪武四年（1371），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专殿，设10坛，祭仪如朝日仪。

　　在祭天的坛中，最近又有新的发现：黑龙江宝清县炮台山古城址被认定为“北斗七星祭坛”遗址。炮台山城址建筑于汉魏时期，遗址中的北斗七星北侧还有第八颗星，表示的是极星，用天文学岁差推演核校，证明这颗极星实际上是后世所称的“太一”或“天一”星，即当时的北极星。这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星象，显示了汉魏时期的居民对其先人天文知识的传承关系。

　　“北斗七星祭坛”属于敬天礼地的祭坛，而且据天文考古学家考察认为，七星的方位表明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先人重视夏季的祭祀大礼。炮台山“北斗七星祭坛”是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同类祭坛中规模最大的，年代也是最早的。

　　太岁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岁星逆行的星，星占术士认为它的方位与战争胜负、土木兴建、谷物收获丰歉有很大关系。从周秦到宋，历代都无祭祀太岁的记载。最早祭祀太岁的史见于元朝，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后，在司天台将太岁星与太阳、火星、土星等同祭。明清两代沿袭其制。明嘉靖时，别建太岁坛（在天坛之西、先农坛东北、山川坛内）。

　　@@@厚德载物宜社稷

　　中华大地，自古以农立国。远古时已有对土地的崇拜，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万物，犹如慈祥的母亲，因此，古代有“夫天而母地”的说法。古文献记载土地神是“社”，祭礼叫“宜”。

　　在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的祭祀山岳河流的记录，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泰民安。周《礼记·王制》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说法。祭地仪式与祭天仪式大致相近，但不用燔燎而用瘗埋，即祭后挖坎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秦始皇祭的地主是泰山梁父。汉高祖有专祠祀地。武帝祭祀后土。平帝时，王莽改为孟春正月合祭天地于南郊，夏至北郊祭地。后汉沿用此制。魏晋时，方丘祭地与北郊祀地先分后合。南北朝时，南朝多在北郊祭地，而北朝多在方泽祭地。隋开皇初于宫城之北建方丘，夏至祭地。唐初沿用隋制。武后则于南郊合祀天地，《开之礼》后又分开。由于天地祭祀分合之争激烈，祀典因而常动，直至明嘉靖时，在北京安定门外建方丘，改地坛。清沿用明制。

　　1999年，南京紫金山最高峰向南延伸的一座山梁顶部发现一处石构建筑物，初步确认这处遗存是六朝时代的大型祭坛，可能为全国首次发现的六朝都城的礼仪性建筑。

　　祭坛所在的山梁背依钟山主峰，两侧坡降明显，形成两道山谷，谷水环抱山梁，流入紫霞湖（古代称落叉池）。祭坛位于山梁的尖部，这说明祭坛在建筑定位时，对地理形势做过精心的选择。祭坛分上下两部分，其间高差约在10—20米。祭坛平面呈方形，边长最上层71米，最下层约80米，正南北方向。坛东、南、西三面原用巨石垒墙，上下共有5道墙，形成5层台阶。祭坛上筑有4座近于方形的祭台，最大的一座边长约20米，高约1米多，位于祭坛的中心。其他三座分布在祭坛的中部偏北，呈东西一线排列。祭坛南面正中有一条登坛的石阶道路，长约20米，宽约5米，石阶也呈正南北方向。在清理和调查中，发现大量六朝时代的绳纹砖和少量的莲花纹瓦当、瓦唇、筒瓦和板瓦片，经考证，这些砖、瓦都具有六朝时代的特点。

　　南京为六朝首都，文献记载当时建有南、北郊（即天、地坛）。地坛至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移北郊于钟山北原。宋人张敦颐所著《六朝事迹编类》言“今钟山定林寺山巅有平基两所，阔数十丈，即其地。”可见直到宋代，还有人知道六朝刘宋年间所建地坛就在紫金山定林寺的上方，而定林寺恰巧位于现在发现的祭坛遗存的右侧下方山谷中。另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地坛四周有多道矮墙，与现在发现的祭坛建制相合。

　　按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凡是都城必建有祭祀天地的礼仪性建筑，并为皇帝专用，祭天者称天坛（又称南郊），祭地者称地坛（又称北郊）。按中国古代“天圆地方”之宇宙观，天坛平面为圆形，地坛平面为方形。现紫金山发现的祭坛平面为方形，符合古代都城的“地坛”建制。

　　根据出土的砖瓦、现存的形制和有关的文献资料等可以判断此祭坛是一座遗存，或者说是属于六朝时代建康都城的“地坛”，具有国家最高级别的礼仪性建筑的地位，为国内迄今首次发现的六朝时代都城礼仪性建筑遗存。

　　@@@即位拜将设坛场

　　史载中另有一种坛是专为帝王开国即位和禅位时所特设的。汉五年（前202），刘邦在汜水之阳皇帝建即位坛。后汉光武帝即位，建坛场，燔燎告天，祀于六宗（水、火、雷、风、山、泽），望于群神，祝辞而祭。其后，开国之主多举行燔燎告天之礼。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时，于南京钟山之阳设坛，祭祀天地，祷告上帝。至于北周静帝禅位于隋，则在南郊设坛。

　　所有这些用于帝王即位庆贺的坛，至今还未有遗址发现，恐怕与其本来即为临时专设而非永久性建筑有关。

　　唯有后汉光武帝刘秀的即位坛——千秋台算是个例外，一直流传至今。千秋台在河北高邑县城南1公里处，是一个高约2米，广10余平方米的土台，传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之处，是河北有名的古迹。据史书记载，西汉末王莽篡权称帝后，刘秀加入了绿林军，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权。刘秀以河北为根据地，释放囚徒，整顿纪律，血腥镇压各路义军。公元25年6月，刘秀率部行至高地（今河北高邑一带），命有司“为坛营于高之阳”。刘秀戴皇冠、穿龙袍、乘法驾，建立了东汉政权。后来，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刘秀登坛称帝处被人称作千秋台，历代游者甚众，并有许多名人吟诗作赋。明嘉靖（1522—1565）年间，高邑知县访游此坛，建碑一通。崇祯年间（1628—1644）进士董国祥游台时，曾写《登高邑千秋台作》一首，感叹“千秋台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渍。洛阳宫殿委灰尘，岿然之台至今峙。”

　　在此，还有一个坛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汉大将军韩信拜将坛”。拜将坛在四川汉中市城南，为南北列置的两座方形高台，各高丈许。南台上竖“汉大将军韩信拜将坛”碑，北台上建有台亭阁。两台周长百余步，面积7840平方米。史称：韩信足智多谋善用兵，为汉丞相萧何所赏识，竭力向汉王刘邦推荐，拜信为大将军。刘邦采纳了韩信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之策，终于亡秦灭楚，完成西汉统一大业。相传汉王刘邦十分礼遇韩信，“择良日，斋戒设坛具礼”，拜韩信为将，昔日拜将坛即是此台。它印证了在2000多年前坛确实还曾用于誓师、会盟、拜相、拜帅等重大仪式。

　　释道儒和而不同——宗教神坛

　　除了皇权，坛主要与宗教信仰相关，各种宗教自然也都离不开坛。而且，坛似乎就是伴随宗教的流传而弘扬，逐渐成为宗教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甚至被作为宗教权威的象征，越发显示其神秘的色彩。

　　@@@佛教戒坛

　　佛祖释加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后，首次布道就是在一个高约1米、直径约25米的圆形讲坛上。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各个寺院中的佛坛就数不胜数了，除了佛座坛位外，如经坛（外八庙普乐寺）、辩论坛（甘肃拉卜楞寺）在各门各派中均有。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法源寺中就专设大悲坛等，比较特殊的还有内蒙古包头五当召（巴达嘎尔庙）中苏古沁独宫三楼内供奉有两座铜城——曼佗罗。它的底部为圆形，直径约1.5米，高约1米，上部为重檐歇山顶的宫殿，下部为城墙，城墙的下部有须弥山，出没于云水之中。

　　“戒”指佛教为出家僧人和在俗的信徒所制定的一切戒规，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五戒是俗人信徒必须遵守的戒条，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戒是在五戒之上再加三条：不用华丽床座，不涂饰香料和歌舞观听，不食非时食；十戒是对一般的沙弥和沙弥尼制定的戒条（沙弥和沙弥尼是指已出家受十戒，但还未受具足戒的男女修行者）。具足戒是大戒，被认为完备足够，所以叫“具足戒”。佛教信徒受戒，要通过规定的仪式，戒的种类不同，受戒仪式也不同。戒台就是受戒的地方。

　　中国的戒坛始创于唐代，僧人道宣把从东晋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戒律加以融会贯通，在终南山丰德寺创立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形成了佛教宗派中的一派——律宗，又称南山宗。唐代就有三大戒坛，即西都长安灵感坛、东都洛阳会善坛和山西交城玄中寺甘露坛。

　　现存最早的戒坛遗址在河南登封市区西北6公里会善寺山门西半山坡上。据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陆长源撰《会善寺戒坛纪》载，该坛是高僧元同禅师、一行禅师所建。

　　一行（673—727），俗姓张，名遂，巨鹿（今属河北）人，天文学家，学识渊博。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沽名钓誉，欲与张结交，张不愿同流合污，到嵩山出家为僧，创琉璃戒坛。据文献记载，此坛平面为一方形，四角镂裸天王像，栋柱磴石，各雕鬼怪山水，异常精美，并以旃坛为香材，琉璃为宝地。坛内置五佛塑像，故名“五佛正思唯”戒坛，亦称“琉璃戒坛”。戒坛曾是会善寺的宗教活动中心，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此供佛，每年于此受戒者达千人之多，“钟梵相闻，幡盖交荫”，丛林之盛，甲于东都。寺院的规模很大，山门建在南岭，诸殿沿山坡层层升高，坛居其中。五代时戒坛所在的会善寺被毁，戒坛石槛亦遭厄运。今残存石柱一根，柱正面雕金刚像，右手仗剑足踏二鬼，手足及胸部皆裸露，头部已毁。金刚像背刻作八角柱，柱身两侧及背面留有梁枋榫眼数处，并镂刻精细的阴文卷草，似为盛唐作品。

　　现江苏句容县西北宝华山隆昌寺中仍存律宗戒坛。宝华山属中国东南佛教圣地之一，山中隆昌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庙殿宇宏敞，伽蓝千间，曲廊逶迤，大雄宝殿琉璃覆顶，气势森严，用大理石砌成的广场可容千人。清代乾隆帝六下江南，曾六度登临宝华山，参拜隆昌寺。寺中辟有乾隆下榻的行宫，乾隆曾为大雄宝殿题写了“光明法界”的匾额。隆昌寺因戒律严明，历代高僧辈出，皇帝又屡次御驾登临，加之寺院住持曾参与放皇戒（即授御戒），故隆昌寺为全国授戒名寺，“为金陵480梵刹之最上者”，被佛教誉为“律宗第一山”。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一座律宗道场和影响最大的传戒道场，被公认为“律宗首刹”。寺内戒台举世闻名，明清时期，全国70%以上的僧尼均要到此来受戒，就连东南亚一带的佛教徒亦前来受戒，“得戒学徒遍于天下，以数十万计”，因而有“国际佛教学院”之称。

　　山西交城玄中寺为净土宗祖庭，始建于北魏，寺中设有甘露戒坛，因唐太宗曾亲赴礼谒，故玄中寺成为唐代三大戒坛之一，9世纪又经善导法师在长安转传入日本。12世纪日本名僧源空（号法然）依善导教义开创日本净土宗，从此玄中寺成为净土宗的开山祖庭。玄中寺毁于元末兵火，以后虽多次修建，可甘露戒坛唯存唐贞观元年所立“甘露文坛碑”以为证。然此处作为净土宗祖庭，仍为中日佛教文化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北京戒台寺（也称戒坛寺），正式名称应为万寿禅寺，因寺内有一座全国佛教建筑中最大的戒台，故一般人都称它为戒台寺或戒坛寺，寺庙本名反鲜为人知。该寺为明代遗物，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戒坛并称中国三大戒坛。

　　戒台寺位于北京西郊35公里处的马鞍山，创建于唐武德五年（622），当时叫慧聚寺。后辽代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5）一位高僧法均和尚来到此山，于寺左创建了一座菩萨戒坛，广度四众，日度数千人。戒台寺戒坛设于西北院戒殿内，殿内高悬的巨匾“树精进幢”，是乾隆御笔。戒台为高3.5米的汉白玉方台，平面正方形，底层23米见方，是明代遗物，有重檐琉璃瓦顶的方殿遮盖。台共三层，各层台四面均刻佛龛，每龛中置一戒佛像。底层每面12个龛，中层每面9个，上层每面7个。据记载，戒神高1米，共24位，“胄牟戒服或具器械，高一尺者甚众，妖鬼男女还焉，其部也。”

　　@@@道教神坛

　　作为纯粹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既在全国各地有多处发源地，也有众多洞天福地，每处道教圣地几乎都有作法传道的坛，其中有的坛与道教的创立有关，如汉天师道发祥地，四川鹤鸣山迎仙阁前的戒鬼坛，相传就是张道陵作法的地方。

　　现在道教圣地也不乏传篆坛和万法宗坛这种著名道场内的神坛。

　　传篆坛，又称授篆坛，位于江西贵溪上清镇东端，是历代张天师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之地，故又名上清宫。传篆坛始建于东汉，原为张道陵修道之所，名曰“天师草堂”。晋永嘉年间（307—312），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迁还龙虎山，改天师草堂为传篆坛。经唐、宋、元、明、清的修建，形成规模巨大的上清宫，号称“先灵都会”、“百神受职之所”。现存有福地门、午朝门、玉门殿、东隐院及元、明石刻等珍品。

　　同在贵溪上清镇，有天师府位于镇中部，为历代天师起居之地，原来建于龙虎山脚下。唐天宝七年（748），封张道陵第十五代孙张高为祖天师，并赐田敕免租税。宋、元、明、清尊其道，官其子孙，修其府第。“嗣汉天师府”历经各朝维修、重建，房舍达500余间，占地5万多平方米，建筑布局成“八卦”形，是道教的独有建筑风格。层层叠叠，甬道贯通，重檐朱漆，雕梁画栋，楼房亭阁，形似皇宫。院内古樟成林，环境清幽，素有“南国第一家”之称，敢与曲阜“孔府”媲美。天师府中设有万法宗坛，坐落在府中私第门以西，建殿三座：正殿为“三清殿”，殿内祀奉诸神138尊；院中十字甬道，珍花异木，松柏常青，千龄罗汉松二棵，盘根错节，稀贵罕见，使万法宗坛的四合院显得格外肃穆威严。每年10月3日至9日，龙虎山道教文化节举行，届时海内外道教信徒云集天师府，参加道教法会表演，更能一睹万法宗坛之盛况。

　　与传篆坛和万法宗坛这样规范的道教教坛有所不同，有些道教神坛，如茅山万宁宫后“潜神庵”有上清宗坛，俗称九层台，坛额由宋理宗御书，但主要是侍奉历代宗师。至于各座名山中也有一些坛，那就只是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旨相关。如三清山上就有方士羽化坛，南岳衡山祝融峰北面则有著名的青玉坛。坛墓是突兀峥嵘的一片大岩石，岩石上面平坦无奇，可容数千人。俯瞰岩下，深不可测。岩下有大小两石，小石的面积仅有大石的一半，中有石桥可通，极险窄，仅可容步。据道家言：青玉坛是乌青公所创，为第二十四福地，仙人常在夜间到这里聚会，来去都要经过这座桥，所以叫作会仙桥。

　　道教崇奉的“神”和“仙”很多，不但有天神、地祇，还有属于人鬼一类的神，如各姓的祖先，历史上被誉为圣哲贤才和忠孝义烈之士，如关羽、岳飞，都为道教所奉祀。于是，就有了大至神农氏祭坛，甚至浙江金华黄大仙祖宫祭坛，安徽亳州华祖庵内有五禽戏坛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唯选择天津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故作一介绍。

　　吕祖堂为明清两代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位于天津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明宣德八年（1433）开始建立，清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年间数次重修。占地1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很快传到天津，五月底，城厢一带已有坛口近300处，团民4万多人。乾字团著名首领曹福田统带静海、盐山、南庆、庆云、青县等地民团数千人，经南运河抵津后，于西门外永丰屯吕祖堂内设立总坛口，从此这里就成为天津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和大本营。“坛中围桌椅靠，概用黄缎为之”，义和团坎字团著名首领张德成、刘呈祥及“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林黑儿）多次来此“拜坛”聚会，共商战略之策。曹福田在这里向八国联军发出了义正辞严的战书，著名的紫竹林战斗、老龙头战斗和整个天津保卫战的战斗计划都是在吕祖堂拟定的，院内月台及空地是团民练拳习武的地方，吕祖堂成为组织、指挥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重要基地。现吕祖堂保存完好，是义和团有代表性的坛口遗址，内存义和团总坛口乩语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固人心，忠孝节廉於今精神不泯。为一时少留佳话，亦惊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从此怨恨全消。”

　　发人深省。

　　@@@儒教杏坛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淳厚之风，独树一帜，然而，终究不过是诸子百家诸学派之一。而经汉武帝、董仲舒尊儒兴学，制度教化，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礼文化，成为一种“准宗教”。又经历代众多封建统治者对异质文化宗教的兼容并包，于是，西来的浮屠、本土的道教和独尊的儒学在中国农业宗法社会达到了较高程度的协调和统一。清雍正帝还专门发布上谕，就应同时尊崇儒、佛、道三教宣示天下：“朕唯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而知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把中华文化特有的圆通性、和融性表达得相当透彻。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石窟中，如四川的天篆山就把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同塑一个石洞中，同坐一座神坛上，真正的三教合一也就比较自然地感到当在情理之中了。又如中岳嵩山为宗教第六小洞天，而嵩山少林寺又是佛教禅宗祖庭，山中嵩阳书院又为儒学名院，真可谓三教荟萃之地。而通过观赏三大古建筑群之一的孔庙中的杏坛，孔子从人逐渐被尊为神的情状，也由此可见一斑。

　　杏坛位于孔庙大成门通向大成殿前甬道正中，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庄子·渔夫》：“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宋代以前，孔庙正殿基址改于此，宋天圣二年（1024），大成殿北移重建，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以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杏坛讲学。金代于址上建亭，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立其上。明隆庆三年（1569）重建时扩充为重檐。亭子三间见方，四面歇山。八角木檐柱，石头中柱及圆木金柱，以三道枋子交圈贯穿，稳定牢固。十字结脊，黄瓦飞檐，斗拱双重。藻井饰以细小斗拱，纤巧可爱，彩绘金色盘龙，色彩绚烂。中间有清乾隆帝《杏坛赞》御碑：“重来又值璨花开，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坛基两层，上层有石栏。亭前石香炉为金代遗物，高1米多，形制古朴。再前，有桧树一棵，传说为孔子手植，树侧立明代杨光训题书“先师手植桧”石碑，现存者乃清雍正十年（1732）所萌新枝。《庄子·渔夫》中孔子周游列国，从政治国，所遇之处，对学生讲学，发表见解，回答问题；体坐杏坛，教学质疑，学生读书，孔子弦歌，并随时准备答疑和讲授，表现了2500年前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真实的教学实践，和现实社会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及自由开放的教学形式，呈现出的是一派生动活泼的教学景象。但是在封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推崇中终于被抬上“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乾隆大成殿联）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

　　@@@其他教坛

　　还有一种历史久远的坛，那就是傩坛。“傩”是驱除疾疫之礼，《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周礼·夏官》有“方相氏”，蒙熊皮，以黄金为四目，著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于季春、仲秋、季冬三时为傩礼，索室驱疫。显然这是远古巫觋的延续，这种原始宗教活动至今仍在民间保留着它的遗迹。自东汉以来，傩礼在腊月前一天举行，也称为逐疫。

　　现在湖南桃源县内桃花源秦人村景区还存有傩坛，是为奉祀傩王而建。坛前有钟楼、鼓楼，每当秦人按巫教要求进行祭祀活动时，就会来到傩坛。

　　此外，在福建历史名城泉州还有一座伊斯兰教的古坛——奉天坛。奉天坛位于泉州市内涂门街清净寺内，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伊斯兰教寺之一。奉天坛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今寺门和奉天坛依然保存着原来的规制。奉天坛是教徒礼拜之处，坛屋盖早塌，仅存四周石墙。东墙辟一尖拱形正门，西墙中部向外墙凸出，形成一坛，称讲经坛。坛中有一尖拱形的大壁龛，左右辟二门，南北对峙。坛左右相间并列小壁龛六，长方形门四。南墙开大窗八，北墙开门一，均呈长方形。南墙外壁及坛内大小壁龛都嵌有古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石刻经句，至今保存完好。

　　€€封建祭坛集大成——京都诸坛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在北京修建的各式祭坛，无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体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从而成为十分重要的历史建筑。沧海桑田，显赫一时的坛现今所存无几，几乎都失却了它原先的祭祀功能，差不多要成为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了，甚至已为人们所陌生。不过，坛，因为其特殊的理念要求，且又为封建君主服务，几乎都体现了当时的最高建筑水平，更在各方面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因而，目前在北京保留下来的祭坛仍不失为相当重要的中华文化遗存。

　　现今分布在北京城内外的坛有圜丘坛（天坛）、方泽坛（地坛）、朝日坛（日坛）、夕月坛（月坛）、祈谷坛（天坛祈年殿）、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其中，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别位于都城的南北东西四郊。

　　而其中天坛由于其地位和价值更显得格外的重要。

　　@@@祈祷丰年固江山——社稷坛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土地和粮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历代帝王把社稷视为国家存亡的标志，甚至把社稷看作国家的同义词。

　　北京社稷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地神）稷（五谷神）、祈祷丰年的场所，占地达24公顷，位于天安门至午门之御道西侧，现中山公园内，与东边的太庙隔街对称，构成了“左祖右社”的帝王都城规制。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南北长267米，东西宽203米，总面积为54201平方。呈方形，由三层汉白玉石筑成，高1.6米，上层每边长16米，中层16.8米，下层17.6米，各层长度相差仅为0.8米。坛四周的矮围墙顶分别覆以四色琉璃砖，矮围墙四周各有白石棂星门一座。上层台面上按5个方位各铺不同颜色的土：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间铺有黄土，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坛上的五个方位又象征着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即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五种物质，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自古以来，我国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人自称为黄帝的子孙。“稷”指的是五谷，五谷也是黄色的。金黄的土和五谷是皇权的物质基础，因此，“黄色”便成了帝王的专用色，故置黄土于坛中而尊之。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以祷祝五谷丰登。

　　社稷坛北有拜殿，是皇帝祭祀时休息的地方，如祭日遇雨，便在这里行祭礼。殿内没有天花板，所有梁柱、斗拱全部外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明初建筑物之一，已有500多年的历史。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在这里停放灵柩，所以改名为中山堂。

　　社稷之神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它的出现既有政治上的作用，又有经济上的意义，故官民都普遍祭祀社稷神，如山东曲阜至晚清民国初年，仍设有社稷坛。又如桂林明代靖江王府殿庙中也设有社坛，而民间的“社戏”、“戏火”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欢庆活动皆与社稷祭祀活动有关。

　　@@@藉田亲耕奉神农——先农坛

　　先农坛是北京著名的五坛之一，位于宣武区永定门大街西侧，与天坛隔路相对，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山川、神祇、太岁诸神的处所。

　　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嘉靖初年（约1524），立京师四郊分祀之制，重建先农坛。坛周围六里，筑双重坛墙环绕。先农神坛，位于先农坛内坛墙西，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坛南向，是一座长宽各约15米，高约1.5米的方形平台，砖石垒砌，四面出阶，各八级。坛北有正殿5间，供奉先农神牌。正殿东有神库，西为神厨，各5间，其南有东西相对的六角绿顶井亭两座。民国初年，先农坛辟为公园。今坛中古柏参天，苍松偃地。主要建筑先农坛、庆成宫、具服殿、太岁殿、观耕台等仍存。

　　先农坛东南有一座观耕台。台方约16米，高1.5米，南向。台四周砌黄绿琉璃瓦砖，台周绕以白石护栏。观耕台的西面是皇帝的亲耕田，共一亩三分，人称“一亩三分地”。明清两代每年仲春，皇帝来此扶犁亲耕，三公九卿从耕。台北面有具服殿5间，为皇帝亲耕和祭祀先农时的更衣处。1927年改为诵豳堂。台东北是神仓，圆形，为收藏亲耕田谷物之处，仓前有收谷亭，后为祭器库。

　　先农神坛的东北是太岁坛，又叫太岁殿，祭祀太岁神。明嘉靖八年（1529）曾设坛露祭，三年后，建太岁殿，面阔7间，坐北朝南，黑琉璃筒瓦绿剪边歇山顶。东西配庑各11间，东庑祀春秋两季的神6位，西庑祀夏冬两季的神6位。

　　前有拜殿7间，殿旁有蛰龙井，为明代山川坛旧井。每逢祭祀太岁，逢水、旱或出征、凯旋等重大事件时，皇帝都要派官员来这里行祭礼。

　　太岁殿的正南是神祇坛，包括天神坛和地祇坛两座，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天神坛又名神祇坛，是皇帝祀风云雷雨的地方。坛坐北向南，方形砖石结构，面积17平方米，坛高1.5米，四面有4个台阶，每阶有9级。坛北设立4个白石龛，各高3米多，都有云龙雕刻；地祇坛在西边，是皇帝祀山岳海渎的地方，奉祀五岳、五镇、五山、四海、四渎之神，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坛坐南向北，也是方形砖石结构，面积33平方米，高1.43米，四面各有一石阶，每阶6级，坛南面5个青白石龛，其中3个刻山势，以祀五岳、五镇、五山；两个刻水纹分祀四海四渎。龛下四周凿池，举行祭礼时才放水。坛东面两个石龛，上刻山水，用以祀京畿的名山大川，西面两个石龛，也刻有山水，则是祭天下名山大川的。

　　先农坛建筑群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委员会列为2000年“世界100个濒危古迹”之一。美国运通公司于1998及1999年捐赠3万美元及5万美元，用于修复具服殿及神厨的工作。运通公司近日又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捐赠10万美元，用于修复北京先农坛古建筑群中的庆成宫。庆成宫位于先农坛内东侧，是明代的斋宫，乾隆时称庆成宫，由大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现殿宇均存，但年久失修。

　　@@@躬行桑礼感嫘祖——先蚕坛

　　“古者帝亲耕后亲蚕，以权天下。”古代皇帝多诏令皇后养蚕，谓之亲蚕，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也是中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缩影。

　　明清筑建先蚕坛，为“九坛”之一，是为皇后祭蚕神的场所。黄帝之妃嫘祖，是中国传说中第一个教民育蚕识丝的人，被后人尊为蚕神。

　　在黄河之滨的晋南夏县西荫村东二里的一片桑林中，有一块高地，当地人叫“丘台”，传说这就是教民育蚕识丝的先祖嫘祖的葬身之地。在这里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就发现过半只蚕茧的化石，说明夏县西荫村当是蚕丝的故乡，也说明嫘祖很可能确与我国最早的养蚕有关。

　　关于“蚕女”的传说，始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在干宝的《授神记》中已经比较完整：“相传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惟有一女，牡马一匹，女思念其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悲鸣不已，父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父怪问女，女具以告，父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因名取树曰桑……”据说那就是马皮裹走化为蚕的姑娘，就是“蚕神”。黄帝平定蚩尤之乱后，“蚕神”献上蚕种和蚕丝庆贺胜利。黄帝妃子嫘祖从此开始饲蚕织丝，并把技艺传授给当地的百姓。以后养蚕业便由黄河流域传向中华大地，人们也就把嫘祖当作“蚕神”、“蚕祖”了。

　　后世人感念嫘祖养蚕织丝带给人们的好处，就把她尊为先蚕（蚕神），年年祭祀她。历代后妃也愿意把自己比作嫘祖，每年春季第二个月的巳日，皇后都要亲自来到先蚕坛祭祀，躬行桑礼。

　　这座先蚕坛，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是清代皇后祭祀祖先蚕（蚕神）嫘祖的场所。坛门三间，谓之亲蚕门，内有祀蚕坛、采桑坊、亲蚕门、亲蚕殿、织殿、浴蚕池、浴蚕河、蚕神殿、神厨、神库、井亭、牲亭、蚕署、蚕室等，全部建筑除27间蚕室外，全为绿琉璃瓦屋面，谓通蚕桑。院内遍植桑柘，周围以绿琉璃瓦顶的红色高墙环绕。祀蚕坛为方形，面积13.1平方米，高1.3米，四面各有一台阶，每阶10级，坛口东西北三面都栽桑树，坛后是亲蚕殿，殿后为浴蚕池。

　　在京都九坛中，先蚕坛的规模最小，形制也简单，而且自嘉靖后就建在宫旁，祀奉仪式也较为随便，皇后去蚕坛祭祀、采桑、缫丝，大多出皇宫神武门，经景山，进北海陟山门，往北船坞，就是蚕坛了。并多结合闲游活动，可见与九坛中其他各坛的祭祀相比，确实是最方便随和的。

　　@@@顶礼膜拜大明神——朝日坛

　　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们对太阳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而太阳对人类的产生、分类、生存、发展等几乎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人们对太阳的崇拜自然地产生，对太阳显得格外的虔诚。可以说太阳神不仅起源很早，而且崇拜太阳神的也相当普遍，开始是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希望得到太阳神的庇护，并进而形成原始的、自由的，包括叩头、跪拜等礼仪。随着封建礼制的日趋完善，逐渐便有了固定地点和时间举行祭日仪式。如专门设立日坛为祭日的固定场所。大多朝代相对固定地把春分作为祭日的时间，尤其是明清两代，都规定在春分日出寅时进行祭日。

　　祭日虽然比不上祭天与祭地典礼，但仪式也颇为隆重。明代皇帝祭日时，用大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行三跪九拜大礼。当然，皇帝并不是年年都来亲祭的，每逢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其他年份由大臣们代祭。

　　日坛建于明代，又名朝日坛。朝日坛坐东朝西，这是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人要站在西边向东方行礼的缘故。朝日坛一层，圆形，直径33.3米，周围有圆形矮墙，东、南、北各有棂星门一座；西边为正门，有三座棂星门；墙内正中为拜神坛，方形，边长16米，高1.89米，朝西，由白石砌成。明代建成时，坛面用红色琉墙砖砌成，以象征大明神太阳，是一种很富浪漫色彩的布置。但清代改成方砖铺墁，致使日坛逊色不少。

　　以朝日坛为中心，周围还建有神库、神厨、钟楼、燎炉、瘗坎和宰牲亭等为祭日服务的附属性建筑。坛内也密植松柏，以烘托气氛。现已辟为公园，是北京著名的坛庙公园。

　　@@@白石筑台祭夜明——夕月坛

　　北京月坛本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秋分亥时祭夜明月亮之神的处所，在西城区阜成门西南月坛北路之南，明嘉靖九年（1530）建。坛一层方坛，高1.5米，周长56米，面上铺白色琉璃砖，清代改为方砖，土遗墙（矮围墙）环护四周，西、北、南各有棂星门一座，东边为正门，有三座棂星门；东门外为瘗地，东北为具服殿，南门外为神库，西南为宰牲亭、神厨、祭器库，北门外为钟楼。每年秋分亥时行祭礼，凡丑、辰、未、戌年份，皇帝都要亲自参加祭礼，其他年份由大臣代祭。祭月典礼在等级上较祭日之礼降一层次，规模也小。祭祀用牲、献舞和祭日一样，而乐由七奏改为六奏，行三跪六拜之礼，不如祭日隆重。

　　老百姓虽然不会像帝侯那样专门设坛拜月，但对月亮，应该说人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月光似乎充满着亲情，与人们十分贴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每年的中秋佳节就是专为月亮而设的，人们团聚欢饮总和月亮在一起。古代人们焚香拜月，现仍有中秋赏月、共度良宵的习俗。月坛现为月坛公园，是著名的坛庙公园。

　　@@@点石成金韵无穷——地坛

　　中国北京的天坛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人人皆知的建筑艺术珍品，可不少人是从这几年北京地坛庙会才得以初识此地，与天坛相比，其知名度悬殊实在太大了。然而，当我们步入这其貌不扬、平平淡淡的地坛之中，就会慢慢地感受到它以小见大、低中显高的整体艺术效果，就会在地坛中体会到多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不得不最终承认地坛作为天坛的姐妹坛确实当之无愧，它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大瑰宝。

　　地坛原名方泽坛，位于北京安定门外路东，占地37.3公顷，仅为天坛面积的八分之一。它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十三年（1534）始称地坛。1531—1911年先后有明清两代的15位皇帝连续祭地长达381年。地坛有坛墙两重，形成内外坛。方泽坛、皇祇室、斋宫、神库、宰牲亭、钟楼、神子圈等建筑都集中在内坛。主体方泽坛位于中轴线上，是皇帝行祭地礼的地方。坛四周为方泽，祭祀时由暗沟引水。

　　古代祭地的大典都在方泽坛上举行。方泽坛分两层，每层8级台阶，上层高1.28米，边长20.35米；下层高1.25米，边长35米。由于古代中国“天圆地方”之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坛平面取正方形，从坛面到墙圈、拜台一系列大小平立面上，方向不同的方形重复出现。这些重复的方形，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创造了构图上平稳、协调、安定的建筑形象，与大地平实的本色非常一致。

　　按照古代天阳地阴的说法，方泽坛坛面的石块均为阴数即双数：中心是36块较大的方石，纵横各6块；围绕着中心点，上台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36块，最外者92块，每圈递增8块；下台同样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100块，最外者156块，亦是每圈递增8块；上层共有548个石块，下层共有1024块，两层平台用8级台阶相连。凡此种种，皆是“地方”学说的象征。

　　地坛内除了方形的院子、围墙、平台、门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可地坛就是凭借门、地面、台阶这些最基本的建筑元素组合，实现了一系列的艺术构思，不仅完满地达到了祭祀地祇的功能要求，还营造出了宗教建筑特有的气氛和作用——感染人、启发人，使人感到静谧、神秘和超脱，从而产生深思、虔诚、敬仰之情。可见为了形成一个高度净化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去掉建筑上一切多余的东西，精练到极致，体现出其高超的艺术构思与建筑设计技巧。

　　方泽坛巧妙的空间节奏处理手法堪称佳绝：两层坛墙被有意垒砌出不同的高度，外层墙封顶下为1.7米，内墙则只有0.9米，外层比内层高出了将近一倍；外门高2.9米，内门高2.5米。两层平台的高度相近，但台阶宽度却不同：上层台阶宽3.2米，下层台阶宽3.8米。这样加大远景、缩小近景尺寸的手法显然加强了透视深远的效果。当然，更为巧妙的是，祭拜人员在这样的空间视觉环境中，易于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效果：就是当参拜者越向祭坛走近，建筑物就越觉矮小，而祭拜者本人就相对显得愈发高大起来。当最终登上祭坛中央时，很自然地产生一种蓝天白云之中俯视人间尘世的居高临下、超越脱凡的感觉。而且，方泽坛也重视人的触觉，首先是脚的感觉。中国建筑历来重视地面的铺作和道路、台阶距离的远近曲直（在园林、宗教建筑中尤甚），从而着力渲染出一种特定的意境或气氛。营建地坛的古代建筑师煞费苦心的构思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效果，君王在祭地之时，在大地的平实和宽广中，自会增强威严和志高气大、君临大地、统治万民的神圣感和自豪感。

　　另外，地坛建筑在色彩运用上也非常出色，方泽坛全部建筑只用了黄、红、灰、白四色，便成功地完成了象征、对比、过渡，从而形成协调艺术整体和恰如其分创造气氛的双重作用，真可谓“点石成金”。祭坛侧面贴黄色琉璃面砖，即标明其皇家建筑规格，又是地祇的象征。在黄瓦和红墙之间以灰色起过渡作用，这是我国宫廷建筑常见的手法。给人感受最强烈的是，整个建筑物以白色为主，并有强烈的红白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红墙庄重、浓烈，汉白玉高雅、洁净；红色粗重有力，白色如轻纱浮云，富有变幻丰富的光形和宜人的质感；红色象征尘寰，白色寓意九天。红与白的强烈对比加强了全坛环境透视深远的感觉，四周苍松翠柏的映衬，又把红、白、黄三色的建筑物轮廓勾勒得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