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月亮

第17章 我家竹友

　　帘

　　按理说，住西式房子不是不可以中国化，不论悬梁补壁物什或庭园外观布置，却定然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我见有人冀拟在海外把家装布成一个小王府，两层楼的一幢西班牙式小洋房，在门口有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石狮子把守着，就很让人觉得不便启齿，“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我家三房两厅，占地不广，室内也简单明了。只有在迈入门槛通往后进之间，有一条长约五尺的过道，而客厅却在进门右手，客人登堂后，总在那里“到此踌躇不能去”，不知如何是好。常有些造访的人不察，大步径跨奥室，及发觉有误方唯唯而退，每生尴尬。为杜后患，遂与妻共商万全之策。先拟在过道尽端设门，一劳永逸，但有破坏风水之嫌且也有碍观瞻，此议遂罢。于是想到何不垂挂一帘，既保风水，又添气氛？

　　垂帘一事于焉定局，次一步是帘子本身的问题。布帘虽好，与我家室内设计不调，色彩鲜灿夺目固不可，纯素若白、灰、蓝、玄也仍感刺眼。总之，颇有寺观、舞台、典当、照相馆，甚至黑帮毒枭窝匿处所之嫌，不是出世，便是入俗，居家皆不可也。

　　布帘不成，竹帘如何？用细致的横篾条编制，那种传统的竹帘在海外是无由得到的；粗篾条的虽有，一则尺寸太大，二则质量糙劣，也不合家中悬挂。结果在旧金山渔人码头一家最大的专门经销各国手工艺品的杂货铺，以四十美元买了一个用线串竹节拼组而成，仿珠帘的竹帘。价格略贵，但朴拙大方，总比珠串的爽目些，且掀揭时，声响疏落，也较琅琅珠玉之音厚实多了。

　　风铃

　　第一次听见风铃、看见风铃，是对日抗战离乱八年，从四川回到南京的时候，距今也竟三十年了。我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放学后，依旧踏过仓巷，数着脚下六朝遗留永不变色的古红砖块，缓缓浴着残阳回家。步出巷口，转上建邺路，就可见朝天宫的楼宇。过宫墙，向右绕到冶山脚下即到家了。刚进屋门，一流凉风萧萧过檐，惊起一串铜风铃声。我跑出门，探首望着檐前垂悬的风铃，小铃中垂线端系着一片灰白色的云母石片，在秋风夕照里舞弄。

　　我从来没问过大人关于那风铃的事。当时，却也没想起要问大人何以在前此八年中，在南京、汉口、长沙、贵阳、重庆……从未见家中挂过。现在我无须再问了，因为我知道答案：那风铃漾荡着的，是太平清明，逍遥祥宁之音哟。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国难中，岁月苦悲，风铃即使有声，也是寂寥感伤的，又何忍听闻！

　　第二次看见风铃，是在台湾。乡间茅舍小窗前，父亲挂了两个风铃。窗外有疏竹，风过处，簌簌如潺潺溪水，铃声跃在竹梢之上。尤其当炎寂夏午，或透凉安和的秋夜，一串妙音轻扬九霄，连远近山冈也无法舒坦平静。“仙乐风飘处处闻”，我相信我经历过了。

　　而第三次看见风铃、听见风铃，且挂起风铃，是在海外，在我自己的家。已入中年，淡泊心远。战鼓不在耳边，杜鹃不在耳边，卖五香花生茶叶蛋的叫贩不在耳边，连麻将声、邻家口角都不在耳边，异域静得单调而慑人。而在家中独坐时，忽然响起一阵风铃叮叮，也觉孤寒。

　　于是，我把铜风铃摘下，换上一挂竹制的，起响时不再过于刺耳，淡淡地把一切全冲淡了。

　　痒痒耙

　　此物最妙。

　　有人嫌它是文明的扒手，我却认它做生活的助手。

　　文明尽管再进步，有许多生态现象是无法防止的，若要采取行动则难避不雅之嫌，“痒”便是其一。你可以在设备极新的浴室中一日三沐吾身，可以一日三更其衣，但仍不免某时某处身上突有奇痒难当之际。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文明的尺度只许你咬牙切齿，暗咒天地，却不可轻举妄动，这也就是文明的悲哀了。然则，身在家中，百无禁忌，这“痒”便不是那样的刁钻无赖之徒。

　　年轻时候，背上奇痒难当，可径找大人或同学为你抓搔一番，万一无有援手，也可抵墙、柱、树，作熊罴之摩擦去痒状。现在科学昌明，你可宽衣解带，抹涂药物，然凡此皆小题大做。其实，最彻底、及时又过瘾的办法，莫过于中国竹器痒痒耙。此物长不盈尺，是除痒而不求人的最佳利器。君但松领口，探耙徐入，去那痒处一番抓抚，人生四乐不及此也。

　　我把此物介绍给洋朋友，但见其把玩端视良久，继而展笑摇头叹曰：“你们中国人……”

　　中国文化之“机”在此，生活之“趣”在此。

　　耳杓

　　这或许是生活中竹制器物里，体积仅较牙签稍大的小东西了。

　　体积小却不意味其作用小，事实上，此物功莫大焉。它虽不为你二十四小时多彩多姿生活锦上添花，却在你忙碌之中截取私有的片段，让你精神为之一振，仿佛真命天子日理万机之暇，御前献弄的艺人。

　　当你把大事暂抛脑后，舒腰张臂伸腿之余，闭上眼，一手执那小小竹杓，探耳取物；上下左右，轻挑慢捻，回旋推送，在隐痛中有酥痒，而至积秽尽除，两窍明开，真是周身畅适，南面王弗易也。

　　小时候，掏耳朵这项“卫生工作”总是由父亲亲自主持的。

　　“小猪种菜啰！”(此典出于一本幼童画册，主角是一头好食懒做，不讲清洁卫生的小猪，耳朵里脏得可以种菜)父亲这样地呼叫，然后开始“捉人”，我们兄弟四人便逐一被按俯在他腿膝上，静静地受难了。

　　父亲有深度近视，总是脱下眼镜慎审地工作，仍难免有用力过重“失手”的时候。惊悸之后我们也会发声抗议，这时父亲自会柔缓地说：

　　“手重了点。别怕！”

　　我从未因此怕过。当他的声息轻散在我颈间、腮边、发梢，如煦和春风，连那短暂而微弱的一下螫痛，也都化消在浩瀚慈爱之中了。

　　如今自己身为人父，寄寓海外，好几次想为六岁幼儿掏耳，他都逃开了。我第一次手执竹耳杓向他接近的时候，他未躲闪，只是百思不解地望着那小东西，问：

　　“Dad，what is this？”

　　他知道那是什么，我明白。但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因隔于文化，而对另一种文化表示出文化优越感的镇定，我却不知所措了。

　　第二次我当着他面掏耳朵，期冀“身教”对他发生些许影响。孩子走开了！一分钟不到又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一小瓶药水和一块棉花。

　　“用这个。”他说。

　　我知道，我只消拧开瓶盖，汲取一滴药水滴入耳中，让那药物把耳中秽物分解，再用干净棉花清除。但是，我不愿意那么来，我知道我跟他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同的国度里，而我们却生活在不同文化意识中。

　　那小小的竹杓，在他眼中永远是个奇怪、可笑、极不科学的陌生物；而在我眼中，却永远是个无须理解、有着无限情感的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