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七、长江三峡南岸

　　入蜀古道考

　　杨华

　　三峡南岸入蜀古道，是古人为避开夏季长江三峡涨水、冬季险滩恶浪，而开辟的一条由西陵峡出口处宜昌市对岸（江南）入蜀的重要陆路通道。历代学者包括近现代学者在对三峡古代交通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大都偏重于对三峡水道（包括沿江两岸部分陆路）的考证和记录，有关的研究书籍、著作、论文等虽也成果累累，但对三峡南岸古人入蜀陆路通道的研究，则古代著录者极少，偶见记载亦多是零零星星，不成体系。近现代有关史志方面的学者虽对此多有涉足，但限于作者掌握资料的欠缺，写作时又多是参考前人的有关文献和史志中支离破碎的记录，忽视了对当今考古发现的各类古代文化遗迹及资料的认真分析，故仍陷于老调重弹，难出新意，这自然也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效果。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自建国以来，为配合国家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等工程建设，省、地、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古道及古道两旁的周边地区进行了无数次艰辛的考古调查，同时还对部分古文化遗迹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调查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为我们探索三峡南岸古道始建的年代及在以后各历史时期的整修和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例证。那么，这条古道是怎样从最初的羊肠小道发展成现在的阳关大道的呢？最初期的人类是如何从借助手杖来涉水过溪过河，而发展为后来的利用木桥、石桥直至现在利用钢筋混凝土大桥的呢？人们最初期全靠人力的背、扛、挑、抬等原始运输方式，无疑是沿着这条古道进行的，而今这一地区的近现代化的汽车运输、飞机运输和铁路运输（即将建成的宜万铁路），亦均大致与过去三峡南岸古道路线一致。建国以来国家多项交通建设工程尤其如此，其中甚至有些路段直接就是在古道基址上再修建、再扩建的，这也使昔日古道上的一些古代桥梁、路基等现已所剩无几。又因现代化建设高质量要求所需，部分路段或取直、或改道，故相当部分古道路段现已沦为乡间村民交通往来的小道，有的更荒废在山野被荆棘杂草埋没，从而失去了其在古代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三峡南岸入蜀古道开展多角度、多学科领域的深入探索，弄清古道发展演变的历史，更正过去有关史志及著录中的失误与模糊认识，以便在今后诸多的国家建设工程中更好地保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本文拟以考古发现的各类古文化遗迹为线索，串联有关文献典籍志书的相关记载，同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来进行综合性探索，冀求一客观科学的结果。

　　一、三峡南岸古道上各类古文化遗迹的发现

　　从建国以来在宜昌、长阳、秭归、巴东、建始、恩施、利川等地陆续发现的古文化遗迹的资料来看，三峡南岸古道上各类古文化遗迹的内容主要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窖藏坑、古建筑、古道路、古驿道、古驿站、古桥梁、古碑刻、古摩崖题刻等，遗迹之丰富，令人赞叹，距今年代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往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该区域发现的这些古文化遗迹，为我们研究长江三峡江南古道始筑年代、历年来修缮增建的情况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将发现的部分与古道有关的古文化遗迹的资料情况由东向西排列简述如下：

　　（一）宜昌市与古道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望州坪古遗址、古墓葬。位于宜昌市江南点军区点军乡十里红村（卷桥河南侧）。1991年，湖北省宜昌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文化层厚50-150厘米，文化遗物主要有各类日用陶器、建筑构件。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夏、商、东周、汉至六朝时期。在这一地带发现东汉时期的砖室墓10多座，地表随处可见有几何纹墓砖。

　　（2）

　　古坟咀墓地。位于点军区点军乡李家河村（卷桥河北侧）。墓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带曾发现30余座东汉至六朝时期券顶砖室墓。多处散布有绳纹、几何纹墓砖。同时还采集有东汉时期的陶罐、六朝时期的釉陶片、青瓷片等物。

　　（3）

　　范家湖墓地。位于点军区点军乡范家湖村。墓地占地面积约1.5平方米。范家湖一带的土岗和山包上多有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分布，在这一地带发现有大量的墓砖。另在范家湖的西南一带（318国道的南侧）也多有东汉至六朝时期砖室墓。曾在这里出土过青瓷罐、青瓷虎子、青瓷碗等。另在墓地区域还发现有一些明代砖室墓。

　　（4）汉寿亭侯点兵处碑。位于点军区点军乡点军村（318国道旁）。此碑刻于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年）。阳面碑文楷书10行176字，记重刊乾隆十一年（1746年）宜昌镇军阵纶镌“汉寿亭侯点兵处”碑事；阴面草书“虎”字，字径1.92Ч0.96米。宜昌总镇都督罗缙坤撰文，其长子罗万青书丹。在“汉寿亭侯点兵处碑刻”的西侧便是三国时期的城墙岭古城址。

　　（5）古城岭遗址。

　　位于点军区318国道南侧的桥边镇新村100米。古城面积约4万平方米。时代为东汉。在城址的地表散布有大量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另还发现有与城址同时代的砖室墓，地面散布有较多的墓砖，有的墓砖上还模印有纪年铭文。

　　（6）刘家咀墓群。位于点军区桥边镇新村318国道南侧，时代为宋代。面积约800平方米。发现有较多的墓砖和券顶砖室墓。采集有瓷碗、碟及陶盆、罐等。

　　（7）教军山遗址。位于点军区土城乡紫橡坪南100米（318国道南侧），时代为汉代。面积约7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左右。在这里发现有泥质黑陶罐、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片等。

　　（8）茅家店遗址。位于点军区土城乡茅家店村西100米（318国道南侧），时代为东汉。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米左右。出土有泥质灰陶绳纹罐、板瓦、筒瓦等残片。

　　（9）马鞍山古驿道及石碑。位于点军区土城乡车溪村与落步埫村交界处（从土城镇沿车溪至北约10公里）。古驿道为石块修筑，宽约1米余，在马鞍山半腰树立有四通清代修筑古驿道的青石质碑。石碑上刻有修筑马鞍山古驿道的捐募款人姓名及捐款数额，石碑中最大的一通高1.74米、宽0.88米、厚0.12米。

　　（10）三涧溪窖藏。位于点军区土城乡三涧溪村（318国道北侧）。窖藏坑内出土战国至三国时期的青铜器12件，计有釜、钺、盆、于等。另在釜中放置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钱币1万余枚。

　　（11）

　　望州坪遗址。位于点军区土城乡望州坪村（古驿道的两侧），时代为东汉至六朝。遗址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地表发现有较多外表饰有绳纹的板瓦、筒瓦片，其皆为泥质青灰陶残片。另在遗址中心处残留有一口古井，古井系用扁石块砌筑而成，井圈直径约0.8米，残深3米余。

　　（12）白云山古驿道。位于点军区土城乡白云山村[318国道西（土城镇西北）14公里]。清乾隆二十四年（1769年），在峰顶修建有道家庙宇1座，名白云观，后庙宇废毁。从山脚到山上有一条古老的石板路，远望似白带，称为“白布梯”。古驿道的修筑年代至少可追溯至汉代。

　　（二）长阳县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白沙驿古驿站。位于贺家坪镇白沙驿乡，清代曾在白沙驿古道上设驿站（可能更早），现驿站已废毁，仅残存建筑基址及一些建筑材料，如石条、砖瓦块等。白沙驿的地名由来当与古时设驿站有关。

　　（2）三友坪瓷器窖藏。位于贺家坪镇三友坪村麂子河北侧（318国道南侧）。在窖藏坑内出土一明代陶瓮，陶瓮内装满明代瓷器，共64件，主要有青瓷盘、青瓷碗、白瓷杯及其他杯、碟等。

　　（3）渔泉溪遗址。位于贺家坪镇渔泉村（318国道南侧，今宜万铁路由遗址北边自西向东而过），年代为东汉至六朝。遗址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1.5米不等，在地表散落有较多的青灰色绳纹板瓦、筒瓦片、残陶罐、钵等。2004年冬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4）三友坪钱币窖藏。位于贺家坪镇三友坪村（318国道北侧）。窖藏坑中放置大量铜钱币，主要有五铢、剪边五铢及新莽钱币等，另还有一些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钱币。钱币总重量为七十余市斤，计有17000余枚。

　　（5）狮子包石刻。位于贺家坪镇东约3公里的渔泉村（318国道南侧，施宜古道旁）。石刻狮子于20世纪60年代被当地村民砸毁，仅存头部。碎石散落于古道南侧的山坡上，在古道北侧山坡上古时曾建有一石雕建筑（当地人称土地庙）。石刻（狮子头）、石雕建筑皆为清代。

　　（6）丁公桥。位于贺家坪镇三友坪村西南1.5公里（318国道南侧），建于清代。古桥南北向跨越麂子河，为单孔石拱桥，长25米，宽5.5米，孔跨8米。拱券纵联砌置，桥面两侧设石望柱栏板。此桥昔日为往来于宜昌至恩施的必经之道。

　　（7）万寿桥窖藏坑。位于贺家坪镇万寿桥村（318国道北侧）。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一窖藏坑，坑中出土战国时期巴人青铜虎钮一件，重15.5公斤，高64.5厘米。

　　（8）“补修青岩沟路桥记”石碑。位于榔坪镇杉树坪村（318国道北侧）。清代。此碑为青石质，龟首，方座。通高3.03米，宽1.13米，厚0.28米。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碑文楷书，22行440字，记捐资修路事，野三关土税局立。

　　（9）石院子遗址。位于榔坪镇冷水桥乡皮村（318国道南侧）。东汉至六朝。面积约1万平方米，沿榔坪河南侧山坡地带分布。文化层厚薄不均，最厚的达3米。地面多能采集到青灰色泥质陶绳纹板瓦、筒瓦、陶罐、盆等。

　　（10）秦时禄墓。位于榔坪镇榔坪村祠堂湾（318国道北侧）。明代。该墓面积约10平方米，为石券顶。墓前立有一通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石碑。

　　“明故秦公时禄之墓”。

　　（11）马坪渠安头窖藏。位于榔坪镇渠安头村（318国道北侧）。20世纪80年代曾在这里出土青铜编钟1件。

　　（三）巴东县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大甘坪遗址。位于鼓楼乡大甘坪村（318国道北侧）。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10米。调查采集有较多的陶片，皆泥质灰陶，器表外多有绳纹，陶器有罐，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等，从采集遗物来看，当为东汉时期。

　　（2）故县坪遗址。位于鼓楼乡故县坪村（318国道北侧）。遗址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出土有大量的泥质陶片，尤其是用于建筑材料的板瓦、筒瓦、瓦当等较多，陶器有罐、钵、壶等。另还发现有铜钱币、时代为东汉至六朝，在遗址北端还发现有明代的砖室墓。

　　（3）狮子岭悬棺葬。位于野三关镇谭家岭村（318国道北侧）。在高约80余米处的悬崖隙中分上、中、下三层插放着10多根粗木桩，上层距崖顶10余米，据测，每层间距约15米。每层木桩呈“一”字形排列，间距1.2米。下层一个岩墩曾放置一具棺木。时代不详。

　　（4）龙洞槽摩崖石刻。位于野三关镇东1.5公里（318国道南侧）。在龙洞洞口处左侧岩壁上，有宽0.9米、高0.55米的石刻。为阴刻楷书“山水清长”四字，字径0.15米见方，下部阴刻草书22行，满行14字，为游龙洞记铭。款“蜀东巴县悔儒出易佰英。”此石刻刻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19年）。

　　（5）大支坪窖藏坑。位于大支坪镇连三坡村（318国道北侧）。1990年，在大支坪镇连三坡村一洞穴内共出土了六件青铜编钟，这是鄂西南地区窖藏坑内放置青铜器最多的一例，编钟时代为战国。

　　（四）建始县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普济桥。位于高坪镇花石板村（318国道南侧）。该桥原为木桥，始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改建为石桥，桥长40.5米，宽6.6米，孔跨10.1米。拱券纵联砌置，桥面两侧设石护栏。

　　（2）核桃树坪遗址。位于高坪镇石板村西南1公里处（318国道北侧）。遗址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地表散布有石础、残砖、陶片、瓷片，另还有一些板瓦、筒瓦，瓦的外表多饰有绳纹。时代为东汉至唐代。

　　（3）修整三邑山路碑。位于高坪镇店子村（318国道南侧）。此碑刻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青石质，通高1.47米，宽0.73米，厚0.12米。碑文楷书700余字，记修整巴东、建始、恩施三地交界处道路事。

　　（4）广福桥村遗址。位于高坪镇黄口坝村广福桥东南200米（318国道北侧）。遗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遗址处的地表面、田坎边上随处可见有一些泥质灰陶板瓦、筒瓦及花瓣纹瓦当，另还见有陶水管的残片。时代为东汉至唐代。

　　（5）广福桥。位于高坪镇黄口坝村（318

　　国道北侧）。该桥始建年代不详，清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桥东西向跨三涧溪，为双孔梁式风雨桥，长7.65米、宽4.8米。木板桥面建有单檐悬山青瓦顶凉亭三间。

　　（6）大块田遗址。位于红岩寺镇桃园村（318国道西北侧）。遗址占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地表随处可见一些板瓦、筒瓦残片，瓦片表面多饰有绳纹。另经采集还有瓷片、釉陶片等。时代为东汉至唐代。

　　（7）土鱼河遗址。位于红岩寺镇桃园村土鱼河东（318国道西北侧）。遗址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在遗址的地表散布大量的板瓦、筒瓦、残砖和葵花纹瓦当。瓦的表面多饰有纹绳。另采集有瓷片、釉陶片等。时代为汉至唐代。

　　（8）大瓦屋遗址。位于红岩寺镇秋桂园村西南200米处（318国道东南侧）。遗址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遗址地表面散布有大量泥质灰陶绳纹、布纹板瓦及筒瓦残片。另还采集到一些瓷片、釉陶片。时代为汉至唐代。

　　（五）恩施市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崔坝瓷器窖藏。位于崔家坝镇崔坝村（318国道东南侧）。1986年在这里发现一窖藏坑，坑距地表1米，坑内出土铁锅1件。锅内放置瓷器30余件，主要有碗、碟、杯等，部分瓷器有“大明嘉靖年制”款。

　　（2）回龙寺碑。位于龙风镇小龙潭村南300米处（318国道旁）。此碑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青石质，通高1米，宽0.57米，厚0.12米。碑文楷书，额题“永垂千古”；正文14行，满行27字，记修建回龙寺事，寺已毁。

　　（3）窑湾遗址。位于小渡船街道办事处旗峰坝村东北1.2公里（318国道东南）。遗址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5-2米。地表散布较多的瓷罐、壶、碗的残片及支垫等。器表饰钱纹、太阳纹及“米”、“潭”、“福”等字。时代为唐至宋代。

　　（六）利川市有关的古文化遗迹资料

　　（1）石板卡门。位于团堡镇石板岭村（318国道北侧）。卡门建于清光绪年间，条石构筑，由卡门及隘墙组成。门洞拱券形，宽1.76米，高3.5米。柱有楷书楹联，额题“利川要隘”。两侧墙长约15米，宽2.4米，残高4.5米，条石、块石垒成。

　　（2）石龙寺。位于团堡镇石龙镇（318国道北侧）。该寺庙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清代进行了维修、扩建，民国二十六年再次扩建。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

　　（3）石板滩桥。位于凉雾乡石板滩村（318国道北侧），建于清代中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维修。桥南北向跨清江，十孔石梁，长35米，宽1米。桥头立补修功德碑1通，碑文楷书，记补修原因和捐资人姓名。

　　（4）青铜虎钮于出土地点。位于凉雾乡花梨村（318国道北侧），1985年发现。于通高62厘米，最大腹径42厘米，重18公斤。战国时期。

　　（5）匾。匾存谋道镇铜锣村（318国道西侧）该匾刻“铜锣关”，于清代。铜锣关是古代楚蜀边界的重要隘口。现存匾刻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大理石质，宽1.2米，高0.50米，厚0.18米。楷书“铜锣关”，字径0.26Ч0.22米。

　　（6）观音崖墓群。位于谋道镇支罗村（318国道东侧）。崖墓群共分三个洞室，呈“品”字形排列。洞口均近方形，边长1米左右。时代不详。

　　（7）杨家湾墓群。位于谋道镇支罗村（318国道西侧），面积约500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两座石椁墓。石椁由六块石板拼合而成，内凿石壁龛。采集有青花瓷碗。时代不详。

　　（8）观音岩卡门。位于谋道镇支罗村（318国道西侧）。卡门建于明嘉靖年间，支罗土司黄中结盟兴塞时修建。

　　（9）支罗土司旧寨遗址。位于谋道镇寨坝村（318国道东侧）。建于元代。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遗址处地表散布有大量砖石瓦砾。

　　（10）支罗土司衙置遗址。位于谋道镇寨坝村（318国道东侧）。建于明代。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文化层厚0.4米左右。地表散存有大量砖瓦砾及建筑基址。

　　（11）龙水墓群。位于谋道镇龙水村（318国道东北侧）。墓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曾在这里发现有券顶砖室墓。地表随处可见一些饰有绳纹、几何纹的墓砖。时代为东汉。

　　（12）龙水文庙。位于谋道镇龙水村（318国道东侧）。文庙始建于明初，清乾隆年间重修，同治十二年（1873年）改建。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570平方米。

　　二、有关文献史籍中对三峡南岸古道的记载情况

　　很明显，上述资料就已经为我们研究三峡南岸入蜀古道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现在，我们暂将这些考古发现的古文化遗迹资料放置存查，而先来看看有关文献史籍中对三峡南岸古道的记载情况。

　　早在夏商时期，巴人部落之一的“廪君部落”就曾沿清江而上向清江上游开发。关于巴人起源于清江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时期刘向所著的《世本》一书。后来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人所辑的《晋书》等等，都曾记载有廪君巴人沿清江开发和迁徙的情况。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中记载：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这段文字表明，很久以前在清江下游地段曾有巴人的几个氏族部落在“武落钟离山”一带生息繁衍。据《太平寰宇记》载：在长阳县西北七十“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八里。”此山现位于长阳县西北的都镇湾东侧，西北临清江，东靠南汉溪，三面环水，高峻突兀，面积广约2平方公里，山上五峰并立。

　　当时巴人的几个氏族部落从清江下游向中上游开发时曾在“武落离钟离山”一带居住过，其中以“廪君”部落最大，族民最多，本领最高。

　　因此，其余的四个小部落自然也就依从于“廪君”部落了，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背景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又载：“（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此地广乃乘土船，谓廪君曰：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这段记载进一步表明，为了部落的繁荣昌盛，以廪君为首的族民为了扩充地盘，拓展疆土，又由武落钟离山沿清江而上向西进发，在进发途中遇到了“盐水神女”，初由氏族之间的和平谈判发展到后来的武力格斗，但最后以“盐水女神”部落失败而告终。这里有几个古地名清楚地告诉我们廪君部落西迁的情况，所谓“从夷水至盐阳”，即清江，但肯定在武“夷水”“盐阳”暂无法考证，落钟离山以西。据研究巴族史的重庆管维良先生考证，其地当在恩施东四十里。再说“盐水”，据《水经注·夷水》“夷水有盐水记载：之名”。在清江中游长阳渔峡口镇西有“盐池温泉”，又有盐池河。

　　清道光《施南府志·沿革》引《荆州图》记：渔峡口镇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水原出盐”。现渔峡口镇龙王冲村还有（省级文物“盐井寺”保护单位），此寺原名传庆寺，始建于唐，后陆续增修，至清初已达九十九重规模，香火鼎盛，为该县西一大佛教丛林。后屡受战火，又因年久失修，规模日渐缩小。此外，位于渔峡口镇东0.5公里的香炉石遗址，是一处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址。专家们认为，此遗址可能与历史记载的巴人廪君有关。还有学者考证，“香炉石遗址就是我国巴人第一次所建‘夷城’的所在地”。

　　据各类有关史籍记载，古时清江航运，从下游沿清江而上顶多也只能到达清江中游地段的长阳县资丘镇，然后再由陆路向清江上游进发。毫无疑问，当时廪君巴人部落沿清江向上游开发，那时就应该有了陆路。清江中游的巴东段约30公里，礁石“因滩多水急，密布，不能航行船只”，仅“涨水则可流放木排，搭载生猪、黄豆等至宜都出售。”故当时的巴人“廪君”所率部落族民沿清江向上游迁徒至资丘后，便必弃船陆行而上。联想到在清江中上游地区的巴东、恩施考古多发现有商周时期人类居住遗址，且遗址占地面积多在数千平方米以上，文化层多在1.5米以上，故可推断，夏商周时期，清江中、上游的沿江岸边应有陆路往来行走，而清江中、上游部分路段这时期应与三峡南岸入蜀陆路古道相通。据文物调查资料，在清江上游恩施市的罗针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长阳县榔坪镇关口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长阳县贺家坪镇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据此，我们推测，三峡南岸入蜀古道上的部分路段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往来行走了。

　　东周时期，巴蜀屡屡攻伐楚国，除走清江水道外，也曾常走清江的陆路东下通道。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兹方，即今湖北省松滋县，《史记·楚世家·正义》“荆州松滋县，古兹也，记载：即是楚兹方也。”之后，楚国迅速调集了优势的武装力量，对巴蜀联军展开反攻，战争结果自然是以巴蜀联军败退而告终。据说今湖北省松滋县的“巴复村”，就是因为这次使巴人败逃的战争而得名的。巴蜀联军败退仍从清江古道沿路返回巴故地。为防巴再次东下伐楚，楚特在巴蜀伐楚的必经之道上的长阳巴山峡（也有的认为是州衙坪）设“扞关”拒巴蜀，这说明当时巴蜀联军的行军路线在清江上游的部分路段正是走的三峡南岸古道。《水经注·江水》“江云：水自江关东径弱关，捍关，盖大江出三峡，经弱关，江沱出佷山，经扞关，划然两道。”《水经注疏》（卷三十七）说“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这是说清江（夷水）源出四川奉节（鱼复）。言清江源出四川奉节当不可取，经考证，清江当源于利川西部海拔1400余米的齐岳山麓。沿清江而上至利川，河流的海拔高程数据是：清江出口处的宜都（按吴凇口高程）为48米，长阳资丘（清江中游下段）为127米，巴东野山关（清江中游中段）为250米，恩施东部绵羊口（清江中游上段）为262米，恩施西部与利川交界处（清江上游下段）为830米，利川三渡峡（清江上游上段）为1089.5米，利川市西部齐岳山西边的都亭山麓即清江源头为1430米。再看长江三峡段海拔高程数据：西陵峡出口处的宜昌东部艾家镇为43.8米，秭归归州镇为57米，巴东红庙岭66.8米，巫山上断子溪为70米，奉节为80米。显而易见，从海拔高程看，由80米往上要翻过海拔高。

　　“夷水出巴郡复鱼县江”达1500米的齐岳山脉至夷水，这自然是不现实的。不过，位于齐岳山麓西侧的利川谋道镇、建南镇均有向北注入长江的河流，如发源于齐岳山西侧的建南河、龙水河，都是北流注入长江的。沿建南河、龙水河岸均有入蜀的大道，如位于建南河支流谋道镇铜锣村古道上的“铜锣关”，这是“古代来往于楚蜀的重要隘口”，后人（清代）曾在这一重要隘口处刻下“铜锣关”匾以为纪念。据分析，古时的巴蜀人为避三峡之险，走陆路进入建南河，翻过齐岳山麓便进入夷水源头的利川，再从利川沿清江而下，或沿三峡南岸古道向东便进入荆楚大地，这都是可行的。

　　战国时期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巴国名将巴蔓子为解除国家内乱，曾走三峡南岸古道入楚向楚王室请兵。《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有乱，许以三城。“周之季世，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便请城。蔓子曰：克弭祸难。籍楚之灵，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用！’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巴国内政出现动乱，王室不能平息，故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巴王室不得不派出忠臣巴蔓子将军速去友邻楚国请兵相助平乱，自然入楚请兵最近的、最安全的路线就只有走三峡南岸陆路古道了（或许是当时遇上三峡涨水不能通行，或是滑坡水道受阻等）。很快，楚国便派出大军随巴蔓子将军沿三峡南岸古道返回帮助巴国王室平息了这场暴乱。这里要强调的是，巴蔓子本身为利川人，对三峡南岸入蜀往楚的陆路、水路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若走清江水路，则弯道多、险滩多、河道浅，且还要考虑打造或征集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等重重困难，毫无疑问，走水路并非理想。故最佳选择路线应是楚国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跟随巴蔓子将军走三峡南岸陆路进入巴国内地，助巴王室平乱。叛乱平息后，巴蔓子为护卫国之疆土而又不失信于楚，遂自刎而去，并将头授使以谢楚。巴蔓子的这种爱国壮举，深受巴人和楚人的敬爱，故巴楚两国都为巴蔓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明一统志》记载：“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蔓子死后，巴国葬其身于清江《方舆胜览》记载：县西北都亭”。又据（卷六十一）“施州（今恩施）有巴蔓子庙”。巴蔓子曾取利川古道去楚国请兵，后又带领楚国骑兵队伍再又由此古道返回巴国参加平息动乱事件，巴蔓子平乱以后以身殉国，巴国人民特将这位爱国将军的身体埋在入楚古道上的利川都亭山上。有关史志中说，巴人将这位爱国将军的身体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了（今利川鱼龙小山）。汉以后对三峡南岸入蜀古道记载就更多了。三国时期，蜀汉先主刘备为夺取荆州，报关羽被害之仇，亲率大军东下伐吴，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公元222年）吴黄武元年，刘备率“蜀汉章武二年，军伐吴，水陆兼进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今宜昌），列数十屯，先主（刘备）乃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从巫峡至归州渡江至江南，沿山道至长阳踏上南岸古道东行抵达夷道城西的猇亭，与吴军陆逊在猇亭摆开战场，后被陆逊攻破，蜀汉刘备败退仍走南岸陆路古道经长阳至秭归，还至奉节白帝城。

　　又据有关史志记载，古夷陵城之江对岸即是古书中称谓的“芦林古渡”。渡口虽说并不太大，但却是古时夷陵通往施州（今恩施）和西南的必经之地。宋范成大的《吴船录》“对江渡，中记云：即登峡山陆路之始也。向余入蜀时，以涨水不可溯，自此陆行，备尝艰厄。”这是说县城（夷陵）对江渡口，就是登峡山入蜀的陆路起点。以前我入蜀的时候，因为江水上涨不能乘船上行，就是从这里走陆路而去的，沿途尝够了艰难危险的滋味。明雷思霈的《荆州方舆书》中载述：（指宜昌市对江）东流注于江……。由此山“西有姜诗溪水出焉，而西数里，楚入蜀道也。山皆碴磴斗绝造，容人左担不可复易，还二分垂在外，若九折羊肠，一步一足息每夏月，滟滪、瞿塘多不可渡，而起陆。”这也是说入蜀的陆路是从古夷陵城江对岸的“姜诗溪”起步西行的。在此陆路上行走是相当的艰险。

　　明清时期，三峡南岸古道被称为骡马大道，即宜昌→朱市街→桥边→土城→赤土垭→高家堰，长约30公里，由高家堰去施南府，从施南府再前至利川，北去万县再折向西去成都，向西通石柱直去重庆。从驿铺的记载情况来看，由渡口西行地段，古人称河西铺，《宜昌府志》云：去城一百五十里，小“渡江以西界为断，原分卷桥、溪、桃花、泥水、望州、老龙六铺，今并为一。东连大江，南连五龙，西接长阳、归州，北抵大江。”尤其这一路段上，桥梁也较多，如从宜昌江南朱市街至长阳高家堰路段，就有卷桥仙寿桥、至喜桥、孙家桥、普济桥、游南桥、土桥、……从长阳高家堰向西行至榔坪关口垭入巴东，路段长约70公里。等桥星福此路段古时多是经点心河而上至白沙驿再向西南至青林口到贺家坪的，20世纪70年代改道由点心河直至贺家坪，从而避开了白沙驿。古时这一路段较荒凉，故曾被称之为“百里荒”。对这段所谓“百里荒”路段，有的史志中说“明初傅友德率军入蜀时始凿山填壑，拓成大道。”此说可能有误。如前所述，在这条古道上曾发现有较多的各时期古文化遗迹，年代可直接追溯至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时期，东周时期的巴人青铜器、汉代的人类居住遗址等亦多有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蜀汉刘备亲率大军出蜀、入蜀，也都是走的这条路线，这说明该路段原来也够宽敞且可行军，只是后来有所荒废而已。据此，我们认为，明初傅友德率军入蜀时只不过是在原来的路基上进行了维修，或是扩建罢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局部路段有重新改道的可能。因此，说此路段（指百里荒）系明初傅友德始“拓成大道”，不太切合实际。至清乾隆季年，本地人向土鸿等又以青岩沟段路坍山险，募集资金，将其补建。知县杨于果为之撰词立碑于馒头嘴，词称“平治通路，此亦为证之一端，有司之专任”。总之，在考古发现的这么多与三峡南岸古道相关的各类古文化遗迹面前，再加上上述相关文献史籍记载的佐证，此路段亦为三峡南岸入蜀古道之一理当无疑。

　　由长阳榔坪镇过关口垭越八字岭便进入巴东县南的“江南重镇”野三关镇，野三关是施州东部的陆路门户。在野三关东北处318国道北侧有故县坪汉代遗址、大甘坪汉代遗址，在遗址的后山崖上还发现有古代悬棺葬（即崖墓）。据说，古时这里的居民多以打猎为生，后至北宋年间，县令寇准曾来此视察，劝土人弃猎从农，故后人特在此建“劝农亭”以作纪念。1730年，县衙将原设在野三坝的“野三巡检司暑”迁到劝农亭，从此劝农亭之名遂被“野三关”取代。从野三关再往西行约25公里便是大支坪镇地界，大支坪古为陆路交通要道，由北而来的巴石公路在此与318国道交会后西行至建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支坪始设报房，接转施南、利川及野三关的电报（有线话传）。在大支坪曾出土过东周时期的青铜于，可见古人在这里活动的历史之久远。

　　除在有关史志中能翻阅到一些关于江南古道的历史记载外，另在江南古道上还分布有一些古碑刻，其中有不少碑刻就是当年修筑古道后立下的碑刻。如南宋时期刻于恩施市七里坪旧州城南门口的摩崖石刻，其文曰：路行“渐入佳景，宋咸淳丙寅季冬，郡守张朝宝平削险巉，拓砌此路，以便行役。”又立于建始县高坪董家垭古道上的《拟修巴东建始恩施三邑山路记》（清道光丁酉十有七年）碑，碑文记云：“自宜昌至施南千有余里，山高寻云，溪肆无量，登涉之险，倍于蜀道……尤可异者建交界之野三河为施郡出入要道，每遇夏秋山水泛滥□揭艰难，附近居民往往借渡船为需素计，行人病之。又自建始广福桥达宜郡天门坡取道较近而崎岖窄径，行走尤难，恩施康先之秀才呈请于野三河建石桥，已集兴工，其广福桥一路，亦独力平治之千余里。”又如建始县城东南古道上的《太平口道路碑》（清光绪三十年），“此道东达荆汉，（奉）川禁通衢，碑文记曰：北望凤巫，业城门户，峰燧不鹜。数百年太平之城，风雨无阻。千万往来之途，剪碍道之荆榛，宜行方便，除当途之丸石，共庆荡平。自太平口以及马水河凉风垭一带，素属崎岖，行旅多□趄之苦。况多险隘舆马有似跌之虞。余等开门见山，望洋兴叹，用以集腋成裘，襄兹便举。暂由太平口修至太平山，七里之遥，事虽小补，或可开先路，志在远□犹冀步其后程。道有同登，功由渐进，前程远大，切望于仁人君子。”再又如恩施市龙凤镇大转拐村在花石板干洞槽石板古道边的《流芳万古碑》（皇清嘉庆十二年），碑文记录的是修筑马石坝至鸡心笼路段的事情，碑文曰：“……今我马石坝至鸡心笼之路虽非通都大邑之要道，而亦平万归市之期。或晴或雨，往来者莫不叹其难行。我等被皇王正之化，宜悉荡平正直之道，故择其路之极崎岖者遂为修之。”正是因为江南古道的重要，民国年间再次对古道进行了整修，在建始县高坪董家垭立有《整修施宜驿道记》（民国三十六年立）的石碑一通，碑文云：由于“施宜驿道为鄂西交通动脉，沟通经济文化厥甚。伟抗战以还，军运浩繁，商贾辐辏，飞刍□粟，贡献特巨。乃因迭遭破坏，年久失修，崎岖之处甚多。”路况极差，故民国三十六年夏，政府用大量资金对此段道路进行了整修，“惟奉拨工款仅法币七百五万。”“建始一段长达十华里。”

　　据记载：工资料款不敷甚巨。古时这类有关修筑道路的碑刻在施宜大道上还有多处，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树立在施宜古道上的这些碑刻文字向我们叙述着古往今来这一地区的劳动人民为发展经济，战天斗地，逐步改善交通条件，修筑古道的艰难历程。

　　三、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

　　在前面两部分中，我们已就三峡江南古代陆路起止点及线路大致上是沿现在的318国道西行至蜀地（今重庆）万州的事实做出了论述。对于这条进入蜀地的三峡江南古陆路所经过的市、县、区的主线路及线路附近地区和部分支路路段，省、市、县的文物干部曾经进行过无数次的调查，其中大规模的文物调查就有四次。首次调查是1975年为配合“川汉天然气管道”公路建设进行的，此后有1982年、1983年的文物普查及1989年的文物复查，2002年配合“沪”（上海）蓉（成都）国道（高等极公路）建设、“忠”（忠县）武（武2003年配合汉）“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2004年配合“宜（宜昌）万（万州）铁路”工程建设，先后又进行过两次调查（2003年调查后因部分路段改道，故又进行了一次调查）。最后一次的调查不仅针对铁路沿线进行，而且对江南古陆路沿线也一起进行了调查。前面介绍的有关在三峡江南陆路大通道上考古发现的一些古文化遗迹，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在这几次文物调查中发现的。不仅如此，为配合上述诸工程建设的施工，文物部门还对部分古遗址、古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在我们拟根据在这条陆路大通道及其附近地区调查发现的各类古文化遗迹，以及考古人员对部分古遗址、古墓地发掘的资料，再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和一些古地名及民间传说、掌故等情况，做如下结论性论述。

　　1.江南古道始筑年代

　　如前所述，从清江中下游地区的长阳、巴东段沿岸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人类居住遗址的情况看，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多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在部分地区就已经开辟了陆路通道。夏商时期巴人部落首领之一的“廪君”，曾率领本部族族民溯清江而上至资丘，然后弃船陆行至长阳渔峡口，并在那里建筑了“夷城”。

　　可以想象，城市出现后，各地的部落人民通往古城或进行文化交流、或进行商贸交易、或进行部落战争等，都应有陆路可行。尤其是清江流域，当舟、船不便通行时，人们就必须开辟陆路交通。由此应能推测，夏商时期陆路古道已初具雏形。而发现于清江中上游地区的巴东、恩施、建始的10多处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厚多在1.5米以上，不仅如此，有的遗址时代从商代开始一直到汉代都有人类居住。此外，在清江河流域的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利川等地也都出土有东周时期巴人青铜器。由此可见，商周直至汉代，清江中上游地区的陆路交通已粗具规模。

　　2.古人对江南古道路线的选择

　　前面言及，早在新石器时代，清江中游的巴东、建始、恩施、利川就已有了陆路通道。那么，人们又是怎样沿着这条天然的河道——清江向上游开发的呢？就清江流域分布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来分析，陆路的开辟要早于水陆。这条古道行程路线很明显，人们主要是沿河流走向开发的。巴人廪君所率部族人民也是沿清江向上游开发的。进程情况，一是可走水路，二是可沿清江河岸向上游走陆路，尤其是一些舟、船不能航行的地方，必弃舟、船陆行。因此，古人沿清江开发的路线是比较容易的。

　　再看三峡南岸古道的开发路线，即首起三峡出口处的宜昌点军姜诗溪，尾至利川市谋道苏拉口这条全长约500公里的陆路古道路线。这条陆路古道的路线是从宜昌城区江对岸的点军出发，沿着桥边河西上至土城后翻过赤土垭进入丹水边的高家堰，再沿丹水而上至贺家坪过堡子垭口。堡子垭口往西则是榔坪河，沿榔坪河西下至关口垭、界碑岭后就进入巴东野三关古镇。从野三关镇东部的大龙垭至西边的野三河，此段路线多是沿山势过山凹、坪、坡等而西行的。过野三河后至建始红岩镇，此段与巴东段古道一样，主要是沿山谷、山川、沟槽继续西行。从恩施东部崔家坝至西边罗针，此段多山川、峡谷及坪坝。自罗针再往西，经无数道山湾后到达利川团堡，进入利川盆地，然后这段古道可沿清江南侧西行，过利川市区至石坝镇后则要翻过自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齐岳山麓，过齐岳山麓后再沿齐岳山西麓至古镇谋道，由古镇谋道往北沿磨刀溪经苏拉口后便进入重庆市万州界。这样，贯通东西约500公里的江南古道全程就基本清晰若见了。

　　总之，江南古道路线在东部的宜昌、长阳段，除几处垭口外，多是沿古河道前行的。而西部的巴东、建始、恩施，因河道、溪流多是自北向南走向，且这段路线，高山峻岭，古人入蜀只能沿山脊、山川、谷地、河槽等，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艰难地开发西行，从而逐渐开发出千余里的楚蜀古道。

　　3.古道发挥的历史作用

　　（1）用于古代驿传。驿站、驿铺在我国设置的年代较早，这在我国古代文献史籍中多有记载。《韩非子·难势》篇说：

　　“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以日致也。”这是说，选用良马，驾上坚固的车，每隔五十里设一个驿站，到站就换上新的马车，接力传递。而驿站又是在驿传的基础上设立的，我国最初期的驿传多是由专人完成的，如吕思勉先生的研究称：“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后来随着驿道的延伸，又考虑到路途的安全，这才在一些必要路段设立了驿站，供来往驿传者食宿。东周时期各五十里设一个驿站，汉代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唐代发展了秦汉以来的邮驿传舍制度，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约每三十里便设一座驿站，每驿皆置驿长一人，主管驿务。三峡南岸古驿站、驿铺并非与以上所说制度一样，每五十里、三十里设置，这主要是受地理条件限制。此古道为山道，自然所谓驿站、驿铺只能根据地理环境来设置，有的设在集镇、有的设在关卡隘口处。如就宜昌江对岸的河西而言，即是渡江以西界为断，去城一百一十五里，古有卷桥、小溪、桃花、泥水、望州、老龙六铺，后来改为一铺，即河西铺。又如从长阳至东湖（今宜昌）驿运线，起于长阳县前铺，西北去7.5公里至赶牛铺，又10公里至偏岩铺，又15公里达东湖鲁家坝铺，总计32.5公里。位于长阳贺家坪镇的天里铺、白沙驿等皆是古代重要驿站，尤其是白沙驿，是古时北通三峡归州，西通恩施的重要驿站。明代黄辉路过白沙驿站时，见无人管理，触景生情，便写下了“山驿冷荒荒，昏烟带叶黄。窗交蛛网月，垣隙虎蹄霜”的诗句。这说明在明朝的某一时期，此驿站曾停用过一段时间。

　　由长阳西去巴东野三关、大支坪，建始高坪、红岩寺，恩施南里渡、崔家坝、龙风镇、罗针田、方家坝，利川团堡、凉雾、石坝、南坪、建南、谋道等镇，古时都曾设置过驿站、铺递、邮政代办所等。除上述所谓驿站、驿铺、驿传等以外，清代末年，由于电报业兴起及发展，随之，汉渝电报线干道开通，又在江南古道上的巴东大支坪始设报房，报房负责接转施南、利川及野三关的电报。清光绪三十三年，宜昌邮界总局又曾在巴东野三关设置了邮政代办所。据《宜昌县志》记载，宣统三年，宜昌至万县段邮路是先沿施宜大道，经长阳、巴东，由野三关进入建始境内的高店子、三里坝至建始县城，再由建始北上至巫山庙宇槽，出代溪抵达夔府。如今武汉至重庆方面的邮件，每天都有数辆邮车专门运输，邮车由武汉出发，途经宜昌，再沿三峡南岸古道（现318国道）运抵重庆。

　　（2）商旅运输及行人往来。古代无论是政府官员、兵士，还是商人、行客、村民等，皆因为避三峡之险，多是由宜昌渡江陆行进川的。明清时期，江南古道被称为“骡马大道”。大道多用石板铺成，晴雨可通，道上成群结队的挑夫、背脚、马帮等穿梭来往。不过，此道虽说被称为是“施宜大道”，但有的路段还是相当艰难的，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云：（指宜昌城区长江对岸）即登峡山路之始“对江渡，也。向余入蜀时。以涨江不可溯，自此徒行，备尝艰厄。”清李拔到此古道后称是“冲忂要津，纵横交错。商贾络绎，往来奔会，踵相接焉。其地皆崇山复岭，鸟道羊肠，逼窄陡峻，莫可攀跻。予积事之明年，即次第增修宽大，而陡峻如故。”抗日战争时期，宜昌至贺家坪、野三关、恩施的路段更是挑夫、背脚、军运骡等日趋浩繁，规模空前。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江南古道担负着交通往来的重要使命。

　　（3）战争中对军队进行往来输送。夏商时期，巴人廪君曾率本部族人民在清江中游与诸部落进行战争，最后获胜，被诸部落拥为“君长”。东周时期（楚肃王四年），蜀军自川东入清江东下伐楚，走利川，经恩施入清江，取楚兹方，后被楚人打败，其后楚人又在清江下游的巴山峡设“捍关”。三国时期，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下伐吴，由秭归至江南古道东进，取道长阳至陆城与吴军作战。《三国志·蜀志》记载：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章武二年壬寅春二月，缘山载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待中马良安慰武溪蛮夷，咸相率响应。”后被陆逊所破，复走佷山道败退鱼复。据《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照宗天复元年，王建攻下夔、施、忠、万四州，此后施遂为蜀所据。《宋史·太祖本纪》记曰，乾德三年正月己酉，蜀王孟昶降，癸巳刘光又取夔、施、忠、开四州。据《元史》相关记载，元代一名怀远大将军，曾奉命率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余人戍施州。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徐部将明玉珍称帝于重庆。不久，明玉珍率部入利川，改施南宣抚司为施南宣慰司。傅友德曾率大军入蜀，走江南古道，并对长阳古道百里荒段进行了整修拓展。明末清初（崇祯七年至十六年，即1634—1643年），张献忠率十万众，自楚入蜀，由巴东过建始途经古道，沿途杀官济贫，人民从之者众史载“十七年，张献忠贼首，大躯荆民入蜀，路过建始。”即记此事。清石达开“天京事变”后，曾亲率部数万大军自湘西入鄂西，进攻利川，同年四月曾国藩令总兵郑阳和、朱开升率湘军追至。八月，石达开率部离去。清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军由四川奉节进入利川，被乡勇士民围剿战死千余人，被俘40余人。嘉庆二年，长阳覃桂耀、林之华领导白莲教农民起义军1万多人转战巴东、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奉节白莲教起义军万余人，曾转战利川，利川战事失利后，又退回奉节。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从来凤进入利川坚持斗争数月后北上入蜀。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十军、第二野战军十一军、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均集结宜昌地区，进军鄂西南，自古道西进解放建始、恩施、利川等地。

　　4.古道发展的历史过程

　　（1）从渡江涉溪到木桥、石桥再发展到钢筋混凝土的大桥。最初期的原始人类过河、涉水，多是握杖从水浅处涉过，也有的是用石块放置于河道较浅处以渡之，这类描述远古人们过河涉水的古文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屡有发现。浙江河姆渡遗址地层中曾出土一柄距今7000年前的木楫，这是目前我国所知年代最早的木楫，它表明我国造舟的历史可追溯至7000年前。三峡江南古道上溪、河、沟、谷密布，古时人们行至于此，或是选择最浅处握杖而过，或是用石块垒砌垫脚而过，或是在溪河、沟槽最窄处两端垒砌几块石头，然后在其上放置几根树木过之，这就是我国最早、最原始的桥了，再后来开始修建木桥。

　　江南古道上的桥很多。从宜昌渡江后的河西铺曾有卷桥、仙寿桥、至喜桥、孙家桥、游南桥、土桥、福星桥；长阳有木桥溪、丁公桥、万寿桥、冷水桥；巴东有劝农亭桥、支井河桥；建始有普济桥、永寿桥、广福桥、福寿桥；恩施有金龙桥、万寿桥、永兴桥、罗针田桥；利川有石板滩桥、南门桥、天生桥等都是江南古道上较有名的古桥。这些古桥中有木桥，也有石桥。据有关史志记载，仅利川就有古木桥11座，古石桥66座。现今江南古道上的有些古地名就是以过去的古桥命名的，如宜昌卷桥河、长阳木桥溪、丁公桥等仍沿用古时的地名。不仅如此，有些古桥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总之，江南古道上的桥梁最早的当是木桥，后来为石桥，还有的则为木、石混合砌筑。

　　建国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昔日屹立于江南古道上的一座座古桥多已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318国道”。

　　（国道多数路段是在原江南古道的基础上修筑的）时已不复存在了，有的仅残存着基址。而取而代之的，已是承受力强、坚固耐用、造型美观的钢筋混凝土桥。从现猇亭过江至江南古道有新建的双塔单跨钢筋梁悬索桥，即“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此桥跨度在我国已建的悬索桥中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17位。又从宜昌城区过江至江南古道也有新建的斜拉铁索桥，即“宜昌夷陵长江公路大桥”。此外，在巴东与建始交界（界河）处还有“野三河大桥”。建始境内有塘河桥、落水洞桥。恩施境内有南里渡桥、万寿桥、永兴桥、罗针桥。利川境内的东门大桥（全长94米，桥面净宽9米+1.5Ч1.5米）、西门大桥（全长128.14米，桥面净宽7米+2Ч1.5米）等等。

　　上述材料可以反映出三峡南岸古道上的桥梁演变历史，其大致是经历了先是手扶木杖、垫砌石块涉江，然后有建修木桥、石拱桥、钢筋混凝土双曲桥和T型板梁桥及立体交叉桥、钢筋梁悬索桥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2）从羊肠小道发展成大道再到现代化宽阔公、铁路。大约在商周时期或者更早，古人就开始在江南古道上跋涉了。那时，人们多沿着蜿蜓河川、山谷、山脊、缓坡等地艰难地迤逦而行，他们翻山越岭、过河涉溪，从而踏出了一条羊肠小道。东周至汉代，江南古道已发展成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道了。考古工作者在江南古道及附近地区调查发现的一处处汉代及其后的居住遗址，其占地面积多数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如位于长阳县榔坪镇皮村的石院子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址，其分布于榔坪河南部缓坡地带，20世纪60、70年代修建318国道时，公路由东向西从遗址北侧穿过。遗址沿古道自东向西几百米长的公路（南壁）断面上都发现有文化层，文化层中的包含物相当丰富，当年建筑房屋的板瓦、筒瓦随处可见，这些似乎诉说着此地曾经的繁盛。历史再发展到宋代时，为方便榔坪河两岸人们的往来，寇莱公指令在此建筑了“冷水桥”。可以想象，当时这里应是一个小集镇，或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一些民宅、房舍、商铺皆沿江南古道而建。汉时及以后历代曾在这里设驿站也应是极有可能的。

　　唐宋—明清时期，江南古道又有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宜昌至恩施古道，被古人称之为“施宜大道”。古时官方、民间都曾主持过对古道的修筑，新建、维修、线路改道等。如前所述，南宋时期，施州郡守张朝宝曾主持过对恩施市七里坪道路的修整。又如明傅友德率军入蜀走此路时，曾对长阳贺家坪段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和拓展。再如清道光年间，恩施康先之等捐款对建始、巴东、恩施的部分路段进行了修整，此次修整还在巴东与建始交界处的野三河上修建了“普济桥”（在此地原有“万寿桥”）。清光绪年间，对建始县的太平口以及马水河凉风垭路段进行了修整。清嘉庆年间，恩施龙凤镇乡贤解囊捐资对龙凤镇马石坝至鸡心笼道路也进行了修整。历史再往后发展到民国年间（1935年），开始修筑巴东—恩施全程210公里的公路，该公路从长江边的巴东县城关至界碑垭处接“施宜大道”，此路称“巴石公路”，这是江南古道上最早的一条公路。1936年，省政府建设厅派一辆小型汽车试路，此为江南古道上的第一辆汽车。20世纪50年代在长阳始修龙舟坪—宜都红花套的公路，并延伸至王子石。那时，整个长阳县仅有汽车两辆。20世纪60年代，江南古道长阳段先后陆续修筑完成，并通车，然公路路况很差。20世纪70年代，川汉公路（318国道）修建，江南古道上的部分路段改道取直。

　　上述历年来修筑的公路，多是在原江南古道的旧址上修筑的，现正在建设的现代化高等级公路“沪蓉国道”虽说仍是走此路线，但因要尽可能减少公路的弯道，故相当部分已改线，公路所到处即遇山凿洞，过水架桥，故此公路基本上是以洞、桥为主，其建筑工艺和现代化程度已非前述公路所能比。另外正在修建的宜万（宜昌—万州）铁路，大致路线也是走的江南古道，有的路段几乎是与江南古道并行西进，只是铁路与沪蓉高等级公路一样，多是以架桥、穿洞、取直线行走罢了。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江南古道的交通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主道以外的支道构建了三峡古道交通网

　　我们通过调查并结合有关史志记载获知，在三峡南岸古道中宜昌点军姜诗溪至利川谋道苏拉口的入蜀古道主道外，还有一些支道，这些支道构建了三峡古道交通网。以下我们按由东向西的顺序主要介绍以下十一条支道：

　　支道一，古周古道（即从长江南岸的宜都红花套向西至长阳高家堰处与从宜昌至恩施的江南古道交会）。在该路段的长阳偏岩处有南去津洋口、至五峰、至湖南的古道。2002年，文物工作者在长阳县白氏坪村（古周公路的北侧）坟院包发现有西周、东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在刘家坳即古周公路南侧发现有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古墓群和东汉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在偏岩处马刀子坪发现有汉至六朝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明清时期的墓葬发现的就更多了。

　　支道二，由宜昌江南点军至土城、车溪，从车溪河谷而上至马鞍山（在马鞍山凹口发现有清代维修古道的功德碑四通）、落步埫、望州铺（发现有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古遗址）、白云山、天里铺、白沙驿。由白沙驿向北可到长江北岸的归州，明清时称此路为归宜驿路。由白沙驿西行至青林口，至贺家坪与入蜀的江南古道交会。

　　支道三，由长阳堡镇向北至滴水岩、板桥、杨林桥（在这里发现有战国时期青铜虎钮于四件、铜釜1件）、芝兰（在槐树坪村发现一处汉、晋时期的古遗址）、周坪（在怀抱石村一周代窖藏坑中出土三件铜甬钟）、荒口坪、腰店子、观音阁、窑湾溪，经东门头再向西北渡江至归州城。又从堡镇（堡子里）东南行经大长冲、二五棚、杨家溪，经刘家坪抵达清江北岸鸭子口，这是古代长阳至秭归的主要干道之一。

　　支道四，由江南古道长阳榔坪沿龙潭河经香炉山，至马家岭、二道卡、头道卡、两道口、陕西营经沙镇溪，东下进入归州城。古为鸭子口至秭归线，秭归段称“沙长人行道”。

　　支道五，由江南古道巴东县石马岭往北至县铁厂荒、至北界、至野花坪、至绿葱坡接施巴大道（恩施至巴东）向北进入信陵镇。由江南古道向南至野三关，至南潭河，至杨柳池经金果坪后进入鹤峰。古称此道为“绿金大道”。（绿葱坡至金鸡口）全长约260华里。

　　支道六，由江南古道巴东界碑垭向北至耀英坪、绿葱坡、茶店子，经马鹿池至信陵镇（巴东县城关）江边码头。由界碑垭至恩施，古称此道为“施巴大道”。此段（巴东段）全长约80公里，路面宽约2米。清光绪二十三年由宜昌、施南两府在后来小道上共同修建。

　　该路全用石板铺面，并在四子河、马家坪、龙潭河、虾蟆口、马鹿池等五处添砌石墩、搭盖木桥，全路共费钱45000串。湖广总督张之洞，命于界碑垭立石碑一通，令沿途团绅、保甲、居民、店铺人等对道路“偶有损动，认真补整，以期历久常新”。施巴大道不仅是一条巴东至恩施的重要陆路，而且也是一条古代的重要驿道。支道七，由江南古道建始县城关沿（古驿道）“建巴路”至河水坪分路，经红岩寺镇往南至大石板、新场、花果坪，从花果坪向南至官口、清江中渡口，过清江至南岸景阳，再经战场坝，至官店口镇。官店口镇为长阳、资丘至施南古道上之古镇，现旧街基本上仍保留着原来的面貌，其长约400米，泥结石路面，两侧房屋多为木质平房。新街长约350米，皆沿“建枇路”而建，泥石路面，两侧房屋大多是石木结构的楼房，间有5层以下的钢混结构楼房。由官店口往南经大庄去鹤峰，县内里程245公里，此道古称“建始至鹤峰道”。

　　支道八，由江南古道恩施市龙风镇向东北而行至鲁竹坝、白杨坪、太阳河与建始县交界处的万寿古桥，又东北行至建始县城，再东北行至长梁（长梁发现有头坝堰崖墓群）、矛田、龙坪、绿葱坡镇、巴东县城。由龙凤镇向南至红庙镇（发现有古窑遗址）、恩施（有丰乐古桥“天桥”摩崖石刻、九道水风雨古桥）、宣恩（有施南宣抚司皇城）、高罗（发现有高罗土司衙署遗址、玉柱峰采矿遗址）、李家河（发现穿箭河古桥、忠建土司衙署遗址），经来凤县再向东南便进入湖南龙山县。

　　支道九，由江南古道入利川市城关向东南通喜生坡，途经李子坳（为清代利川古集市之一）、元堡。元堡为重要陆路枢纽地（在元堡有“亘古不磨”青石碑及元至清代的“忠孝土司老司城遗址”），今恩利、利咸两公路在元堡嘴交会。车辆往来，交通便利。出元堡至冷水坪、红春沟，过青岩，至毛坝（毛坝系清代利川七个大集市之一，有“毛坝，繁庶亚于团堡市”的说法。另在毛坝镇还有“步青桥”塔、步青桥等古建筑），由毛坝进入咸丰县境。又经黄金洞，至清平镇及咸丰县城关，然后由咸丰城关向西经十字路，至朝阳寺镇便进入重庆市境的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在这里接319国道。在咸丰段古道上及附近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迹有黄金洞悬棺葬、金峒土司遗址、太平沟古桥、十字路风雨桥、白岩观、甲马池镇黑池寺村虎钮于出土地点等。从发现的古文化遗迹资料看，此道早在东周时期，部分路段就已经有人们往来行走了。

　　支道十，由江南古道入利川县城往西北，途径南坪凌云古塔，至野茶坝、打杵坳往西至箭竹溪、木城，到建南古镇。该镇在“明宣德三年置剑南长官司，领于忠路安抚司。清康熙四年改为建南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为向化里，辖10保。民国时为建南乡”。建南虽地处边远，但交通便利，利（川）乐（乐福店）公路经箭竹溪、佛堂、建南镇、柏扬渡、乐福店，可达重庆管辖的石柱。由乐福店向北进入重庆万州区，过走马岭再向东北至杨柳湾经冉家山接318国道。此道上的南坪、建南自古以来一直是利川几大贸易中心积聚地。史志中记载，当时“县治及忠路县丞，南坪、建南两巡检驻地，商旅麇集”。在建南镇，现在仍保留着昔日旧街市的模样，街道宽3米，块石路面。而新建的街道皆建在市区至乐福店公路过境路段的两侧。文物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支道及附近地区发现有较多的古文化遗迹，主要有张氏家族墓地、黑洞子石碑、黑洞子石刻、七孔子崖墓群、“福”字摩崖石刻、“义渡”摩崖石刻、中部营崖墓、朱家沟崖墓、石板滩崖墓群等。

　　支道十一，由长江巫峡的巫山县南行至施州，自古以来有两条古道。

　　其一，水道（亦称“鸟飞水道”），从巫山大溪镇沿大溪而上进入湖北古道。大溪古名鸟飞水，出口处称鸟飞口。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卷三十四记载：鸟飞水注之。水出天门“江水又东，郡溇中县界，北流径建平郡沙渠县南，又北流径巫县南，西北历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谓之鸟飞口”。这段文字说明鸟飞水（大溪）既有水利之便，又有陆行山道。据说先秦时期巴族廪君部落曾溯夷水（清江）入建始一带，又沿鸟飞水道入重庆之地。宋代此古道被称为“出奇之道”。明清时期，此道为民间入建始的陆路要道。建始的麻、漆、油，运经庙宇槽180里至大溪镇，再由大溪镇经水路运往宜昌。清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宜昌—重庆步班干线开班，全程905公里，昼夜兼程，限时312小时。其行程路线主要是经长江北岸归州、西洋口、巫山、夔府、云阳、万县至重庆。但由于此路线较远，不便行走，故自宣统三年四月十七日起，宜昌至万县段改由江南沿施宜大道，经巴东野三关至建始，北上庙宇槽，出代溪至夔府，再沿江北至万县，全程525公里，限时101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