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序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是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20年前那个戏剧性的夜晚，象征着德国分裂及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分界线的柏林墙轰然倒塌，表明冷战完全结束了。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20年的时间也就恍然一瞬。作为个体的人，在我们庆祝2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太多的东西可供展望，或许我们会首次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回顾。20年前，冷战结束了，如同我们个体的人一样，现在冷战后的世界也进入了成年期。

　　1989年，以苏联为主导的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崩塌，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表面的胜利。我之所以说“表面”的胜利，因为巧合的是，现在这种制度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尽管这种巧合让人不快。20年前，这些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没有露出任何端倪。

　　现在，我们不仅要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还要继续曾经的梦想。现在的生活依然让人焦虑，而且有时依然让人摸不着头脑。对于那些曾经期望甚高的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带给他们好的感觉。

　　或许我们真的会怀念冷战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们的确面对着核毁灭的持续威胁；然而，如果我们能忽略这种威胁（当时大多数人的确能忽略这种威胁），相对来说，当时的生活更安定，变数更少。而且东西方都一样。

　　现在，统一的德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东德之痛”的现象。东德人还怀念着那种简单而安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有保障的工作，国家分配的住房，快乐的青年营，官僚统治的社会，却真的非常稳定。当那些出生于前东德时期的人抱怨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候，他们的西德同胞就会称呼他们为“爱抱怨的东德佬”（Jammerossis）。当然，作为回应，东德人会轻蔑地称呼他们为“无所不知的西德佬”（Besserwessis）。尽管东西德已经统一20年了，西德人依然会直白地训斥前东德同胞不愿努力工作，不愿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一味地依赖国家来照顾他们的一切。双方都创造了一些陈词滥调，然而，这些陈词滥调却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至少反映了双方在世界观方面的真实冲突。这种冲突植根于东西德分裂时期双方不同的经历。

　　东西德人经常会为这样的冲突发生争吵。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最近在前东德所辖的地方开了一个文学会议。东德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嘲讽地宣称（当然，他的话并不是事实），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西德人为前东德的重建出过一分钱。他的话立刻招来了一个西德人的谩骂。这个西德人也是媒体人士，而且更加有名，他驳斥了东德人对于西德人的错误看法。这是东西德国佬之间一场经典的口水战，更有趣的是他们居然丝毫不顾及台下坐着的众多听众。第二天，我遇到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碰巧他也见识了这场口水战。他苦笑着说：“作为一个关注东西德人的英国人，你当时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调查两个原始部落的争端。”当时，我没来得及告诉他一个事实。如果他看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因英国政府分配政府税收而进行的争论，他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想，不管怎样，东西德人都无法否认一件事情：在1990年的竞选中，即东西德统一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科尔总理许诺要“振兴”东德，可是他顶多实现了部分诺言。21世纪初的经济低迷时期，1989年后才引入东德的新工业并没有显示出稳定的迹象。比如，在我非常熟悉的德累斯顿，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前东德所谓的财富“地标”中心，人们期望甚高的微芯片工业也遇到了麻烦。2009年3月，一个主要的芯片生产商——奇梦达，已经落入破产企业管理人之手，而且，“重组”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传统的汽车工业中心，比如埃森纳赫和茨维考，虽然它们曾经成功转产，从生产东德的特拉贝特牌汽车和瓦尔特堡牌汽车转而生产大众和欧宝，但依然存在一种危机意识，并且这种危机意识已经蔓延到了当地的汽车零配件工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年来，德国重新统一后呈现出来的特点反映了整个世界的现状。在很多方面，冷战时期那个冰冻的世界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体制对抗的边缘，尽管存在坚冰，局势却非常稳定。当坚冰融化，洪水泛滥，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融化的坚冰也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现象，如极端伊斯兰教和新纳粹主义。穆斯林世界中的基地组织，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集团，俄罗斯的“爱国者”和德国的国家民主党，这些都是整个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

　　让人不安的是，和20多年前比起来，极端右派亚文化在前东德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在极端右派团体中，15岁以下的男性成员比例正在逐渐增加，尽管他们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冷战都非常陌生。其中大约有1/40的成员承认自己加入了这样的极端团体，还有1/7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极端”仇视。诚然，在统一后的德国，年轻人暴力行为的整体水平有所下降，而且年轻人的教育水平越高，这种偏执的态度就越少，但现状依然让人非常担忧。

　　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国情不一样。不管怎样，德国不可能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一样会解体，相反，比利时和英国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冲突不是植根于任何深入或长久的历史分裂（事实上，还没有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裂痕大）。19世纪德国统一之前和之后，从传统上来说，这种源远流长的强烈冲突并不是基于东西冲突，而是基于南北冲突。17世纪的城乡差别、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以及“30年战争”加剧了德国的冲突。总的来说，出生在东德而现在已经成年的一代人认为，柏林墙只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谈论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们有一种希望，正如已故的维利·勃兰特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评价一样：“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要共同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这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东西德人之间的分裂很可能会更多地反映在一些传统的标志上，如阶级、宗教，以及可自由选择的政治信仰。

　　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虽然德国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统一的德国并没有出现极左或极右的征兆。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传统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丧失了少部分的民众支持，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则丧失了大量的民众支持。当前，这些传统的大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治理着这个国家。在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出生于东德）的领导下，这个“大联合”政府将一直持续到2009年9月的选举。值得一提的是，绿党还是拥有大量的选民。

　　现在，特别应该关注的就是新近成立的“德国左翼党”（Die Linke）。这个党派纠集了前东德共产主义政党统一社会党（1989年后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而后成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左翼党）的剩余者（德国劳工与社会公正党）。左翼党的领袖是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因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中立，加上执行所谓的反劳动政策，奥斯卡·拉方丹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成为左翼党的领袖。左翼党还是比较成功的，在2005年德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3个席位，成为德国第四大党；然而，新近的民意测验表明，左翼党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和后果让我们又想起了柏林墙的启示。

　　左翼党经历了尴尬的诞生过程，而且现在依然不确定它究竟代表什么。一些人认为，特别是前东德共产主义政党的老党员认为，这个新成立的左翼党就是前东德执政党的继承者。在左翼党内，剩余者成立了“党中党”，名为“共产主义平台”。前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东德二号人物、前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和颇受争议的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埃贡·克伦茨，到处做演讲，签名售书。他们当然不会对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讲述东德存在的问题，只会说东德的好。随着冷战后资本主义宣扬的东西逐渐丧失吸引力，东德曾经宣扬的那些过时的东西又被重新翻找出来。柏林墙和东德的顽固支持者们又开始粉墨登场。

　　左翼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已经告诫过左翼党，仅仅依靠这种书呆子似的“我告诉过你吧主义”（Besserwisserei），他们根本无法应对当代世界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柏林墙倒塌已经20年了，可是这个统一社会党的继子依然十分忠诚于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的党、史塔西，还有柏林墙。在曲折变幻的政治道路上，左翼党是保持其强硬和压制的策略呢，还是寻求新的途径？在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德国人面临的抉择非常明显：是继续沉溺于“东德之痛”呢，还是抛弃柏林墙这个幽灵，大踏步地前进？

　　弗雷德里克·泰勒 2009年4月

　　1961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刚刚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顺利步入13岁，跨入青春的门槛。然而，我家却阴云密布。父亲的身体很不好。据我所知，抽烟是他唯一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已经夺走了他一侧的肺。表面看来，他已经从18个月前的手术中康复了，然而那个夏天，他的身体又再度虚弱下去，只能卧病在床。为了不让他寂寞，我常常去床边和他聊天。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因为我们讨论了星期日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但却不是好兆头。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我们的邻居是护士，听闻父亲的心脏病发作，她急匆匆地跑过来。透过半开的卧室门，我瞥见她正在压他的胸部。然后，她走过来温柔地告诉我们去楼下玩。后来医生来了。为了不让我们无聊，有人给我们打开了电视机。闪烁的黑白画面显示的是一个城市，愤怒的人群、挎枪的人、带刺铁丝网，还有几辆巡逻车。和那些黑白图片一样，我的记忆也有一点模糊。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决定撰写本书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对我而言，柏林墙不仅与当时及目前的世界态势有关，还让我有一种强烈的终结和分离感。在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天，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终结了，而上千万人生活中最困难的部分却开始了。不同的是，我在那一天遭遇的不是经济上、地理上，或政治上的困难，而且，它压根儿就和柏林墙扯不上一点儿关系。

　　我的父亲在楼上呆了一会儿。我想他们可能害怕移动他。那天深夜，我再次见到了父亲，还是通过一道半开的门，但这次我是在进入自己卧室的时候看到的。救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他下楼。当时他还很清醒，正在环视四周。他看起来很严肃，却很安静，或许在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医院之后，他的冠状动脉梗塞再次发作，这回发病要了他的命。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是1961年8月14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即8月13日，星期天，我看到的粗略画面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柏林墙”。柏林墙把一个大都市一分为二，亲朋故友离散，家人咫尺天涯。从那一天开始，父亲和我也阴阳两隔。父亲和我之间的屏障黑暗、神秘、永恒，而柏林墙则是野蛮的、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丁点儿的神秘感。后来的事实表明，柏林墙并不是永恒的，尽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四年后，即1965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柏林。看到柏林墙的一刹那，我恍然感觉到，终我一生，柏林墙都会矗立于此。当时我只有17岁，一年之后，我参加毕业考试，各科的成绩都是“A”。我开始学习德语是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后来，学校组织的一次旅游让我有机会首次来到了柏林。在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城市正在被分裂，而且我还记得1961年那个晚上看到的那些画面；然而当我真正来到这个城市之后，所有记忆中的黑白图片立马变成了彩色。此前，我一直在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城市应该和无声恐怖片中的景象一样，具有一种阴森而慑人的特征。当然，伦敦是完全不会有这种特征的。在柏林，我看到了很多炸弹造成的大坑洞，那些大坑洞原本是一些建筑。此外，我还看见一道边界屏障穿越了整个城市，边界屏障是用水泥块和带刺铁丝网建成的，如同临时草草搭成的一样，看起来摇摇欲坠。

　　照我看来，我们住的饭店更像一个客栈。饭店位于西柏林克罗兹堡区阿斯卡赫尔广场的一角。这个广场曾经恢弘壮丽，战争期间的轰炸毁掉了广场的一大半，而当时并没有重建。饭店对面是安哈尔特火车站的入口，可惜已被炸毁了。安哈尔特火车站曾经是柏林最大的火车站，然而，1945年2月3日，美国的大轰炸彻底摧毁了这个火车站，连带着炸毁了那个片区的很多建筑。离饭店200码外的地方就是柏林墙，不远处还有一个专为外国人设立的边界过境站，即闻名于世的查理检查站。

　　饭店附近有一个木头搭建的平台，一架梯子通往这个平台。在木头平台上可以看到“东边”的景象。那时候，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莱比锡大街和威廉街上破旧的建筑，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政府区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栋建筑就是赫尔曼·戈林的空军部大楼。大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东边的一切看起来都乱七八糟，一片死寂，没有人走动，人行道的石头缝里和水泥街面的缝隙中都长满了蒿草。

　　我们一行12个人，由和蔼可亲的德语老师基特森先生和当年的德语助教、一个快活优雅的奥地利大学生一起带队。这个奥地利大学生走路的时候会轻声地哼调子，突然地跳上一小段舞蹈；只要习惯了，你还是会觉得他非常亲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旅行显然就是一次受到赞助的政治教育旅行。

　　现在我依然能够回忆起来，我在西柏林第一眼看到德国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和那些刻板的“德国人”（即“二战”电影中的德国人）非常不一样，这让我非常惊讶。在西柏林，很少有人穿制服，大多数人都穿着休闲服饰，头发的颜色比大多数英国人更黄，皮肤的颜色更粉。然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们都很正常，这甚至让我有点失望。当时我掌握的德语很有限，但还是能听懂一部分。和伦敦人一样，他们也有一种莽撞的幽默感。我们去观看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柏林歌舞表演。其中有一支歌曲是三个女人一起演唱的，曲名是《三个女学生》；三个女人都穿着透明的雨衣和鞋跟很高的高跟鞋，或许她们是从奥格斯堡大街来的职业女郎。我甚至还听懂了几个笑话，其中的一个笑话让观众笑得打跌。笑话的大意是说，她们最繁忙的时候就是西德议会在柏林召开的时候。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柏林人是从来不留情面的。毕竟，柏林人并不因彬彬有礼而闻名。

　　穿过障碍进入东柏林之前，我们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些蛋糕，还闲聊了一会儿。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年轻人，而起初我以为他是美国人。他留着平头，穿着领圈顶端钉有纽扣的衬衫，戴着角质眼镜。他给我们讲话的时候说的是纯正的美语，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地道的西柏林人。他告诉我们，在到达东柏林住宿地方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在那个街区闲逛的话，一定会看到丑恶的柏林墙。建造柏林墙的人或许并不认为它很丑恶，因为对他们来说，自由非但不重要，简直非常有害。

　　一天早上，当我们一行人通过边界进入东柏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成年了，甚至还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蓦地，我想起了父亲，二战期间他在北非沙漠服役，尽管敌对的德国人努力想要打死他，但他却很喜欢和尊重那里的德国人。他非常渴望德军在北非沙漠的指挥官隆美尔将军是属于盟军一方的。驻扎在阿拉曼和海岸线一带据点的德军士兵都是一些正常而且普通的德国人，非洲军团的德国人和那些让人讨厌的盖世太保或党卫军不一样。在东部前线和被占领的国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灭绝人性，犯下了很多恐怖的罪行。在我看来，父亲记忆中那些普通的德军士兵或许就和西柏林人一个样。

　　在东德设立的检查站，我第一次见识了身穿制服的东德人，他们的态度和神情让我震惊。生硬、冷漠，不停地盯着护照上的照片和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重复；还有一些人在用德语厉声地讲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后来，我意识到或许他们也是从萨克森州调来的，而适应他们的方言需要时间。通过检查站后，我们调整了僵硬的姿势，让自己可以更舒服一点。而后，我们来到了东柏林光秃秃的无人区，在无人区内连块广告牌都没有。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回头去证实那些边境警察是否还在盯着我们。

　　东柏林到处都有穿制服的人。他们穿着长筒靴，头上戴的帽子非常怪异，就像是纳粹国防军的煤油桶帽子和苏联红军经典的40号头盔的杂合物。

　　我们那次旅行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些历史。东德人在开始修复一些美丽而古老的新古典建筑，而且，他们对于这些古典建筑也带着一种崇敬的心理。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者是不可能有这种心理的。到了晚上，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广场上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内。亚历山大广场是东柏林的心脏地带。这栋建筑很新，室内的墙上挂着毕加索壁画的巨幅赝品，建筑的名称是“教师之家”。让我们入住“教师之家”，我当时以为是带队老师基特森先生开的一个玩笑，也许是他的职业特性让他选择了这个饭店。“教师之家”有一个饭馆和一个社交厅。我们在饭馆内吃了晚饭。关于那顿晚饭，我实在没有什么印象，然而有一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偷偷地喝了一杯啤酒，尽管当时我还不到18岁。

　　在“教师之家”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出房间，下楼准备离开，突然遇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他穿着东德军服，上面有巨大而装饰华丽的肩章，在20码之外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肩章上标志的特权，当然他还穿着必不可少的长筒靴。他用浅色的眼珠盯着我，咆哮着指责我。我有限的德语居然能够听懂，他的大意是说，我是一个颓废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而且我的头发太长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我的这种形象亵渎了军人。如果我生在他的国家，他会立马处置我。哦，是啊，他知道怎样让我变成一个男人。

　　一个事实微妙地破坏了他那咄咄逼人的军人效应，很显然，他宿醉未醒。他臂弯里挽着的一个女人，头发染成黄色，就算是我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不管怎样，这种经历还是非常可怕。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是沉默，他误以为我很傲慢，于是这个东德的军事长官又徒劳地谴责了我几分钟。当时，他已经说到打算给我做某种发型，而他身旁那位看起来像芭杜的女人正在用力拉他的袖子。这一切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某种信息。

　　最终，我们安全地离开了“教师之家”。我想，基特森先生或许有一些外交经验，因为战后他曾经在德国经常与军队打交道。或许是那个黄头发女人努力说服了她的伴侣，相对于威吓这些皮包骨头的英国小孩来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时期的英国小孩总认为自己就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五名成员，所以总是刻意地去模仿他们。到了午夜，访问通行证到期了，我们走出了东柏林的边界控制区，回到西柏林。在柏林墙存在的日子里，访问通行证到了午夜就会失效。进入西柏林，在离我们所住饭店还有几百码远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当时，我们大声地咒骂了东德政权，很庆幸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不快的经历了。

　　作为一个学习德语和德国历史的学生，后来我又去过柏林两次。在1972至1973年，为了撰写一篇关于“一战”前德国极端左派的论文，我去了东柏林。相对于上次的东柏林一日游来说，这次有更多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8年之后的历史材料大多都在西德，但关于一战的灾难及1918年之前的多数史料还存放在东德的档案馆内。为了查找资料，我只能去东德，去那里待几周甚至几个月。

　　在东德进行休闲一日游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很多外国人都这样；然而要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神圣的领土上待一段时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我必须从东德政府机构获得一个居住许可证。有了这个许可证，我才能去东德的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获得居住许可证的过程非常繁复，非常折磨人。

　　庆幸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西柏林，他可以陪我一起去申请居住许可证。我们艰苦跋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为了申请居住许可证，我们总共通过了弗里德里希大街过境点两三次，前往亚历山大广场“教师之家”对面的警察总局。在警察总局内，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队，感受着这个工农国家对想要来此旅游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厌恶与怀疑。我还记得我前面站的是一个四肢瘦长的南美洲人，他看起来很快乐，也很天真，因为他居然试图从东德政府获得许可，让他的自行车，他的踏板自行车，可以穿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去布拉格。哈哈！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东德官员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间谍，你一定是个间谍。许可证申请当然被拒绝了！

　　那个蛮横的守门人对我也不再礼貌了，好在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官方工作。最终，我获准在波茨坦待三周，而波茨坦就在西柏林以西。为了要在波茨坦待三周，我必须把自己的西方货币兑换成可能一文不值的东德马克，而这笔钱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是小数目；而且我还需要预订一个旅馆，当然，这个旅馆只能由东德政府当局选定。为此，我不得不预先用西方货币支付，然而汇率居然高得离谱。

　　尽管波茨坦与西柏林的万塞区仅仅隔着一条哈弗尔河，准确地说，只需要在桥上步行32秒我就可以从西柏林到达波茨坦，然而我却被禁止从那座桥直接去波茨坦。我必须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乘两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东柏林的东部边境，然后换乘另外一趟火车，经过漫长而缓慢的旅程，绕着柏林整个城市的边缘走一圈，然后才会到达波茨坦。我的手里挥舞着许可证，而这个许可证可以保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可以踏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土地。让人奇怪的是，在西柏林也能看见那个档案馆。午饭时间，我暂停档案馆内的查找工作，步行去馆外美丽的湖畔公园。公园内风光宜人，然而随处可见警示牌，武装边境警察开着摩托艇在巡逻，带刺铁丝网装饰着附近的格利尼克桥。1961年8月13日，这座桥梁被关闭，当然也有例外，东西方在进行声名狼藉的间谍交换之时就会使用这座桥梁。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规则遍天下的国家来说，这真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随处可见。后来，我还去东德旅行过几次，而其中一次是因为要去各处查阅文件。这些文件保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大档案馆内，位于梅泽堡区，就在哈雷区的郊区，柏林以南200公里。那年夏天，还有一群西方学生也在那里做研究，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都聚在一起。我们在沉闷的当地小旅馆中吃便餐，喝着十分便宜的啤酒，和当地人聊天。这时，我开始对这里的人民产生了一种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和我们一起喝酒的通常都是洛伊纳化工厂的工人，这是当地最大的工厂。喝酒的时候，工人会公开地告诉你可怕的污染，工厂管理人员的傲慢，工厂内的劳动定额和规范，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抢夺，这些都和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独立于政府当局之外的工会或调查性新闻采访，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可发现的均衡力，以及其他任何恶行和不端行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都是完全不存在的。

　　他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25岁以下的人，就是“你知道滚石乐队吗？”我的回答是：“对，当然，我家里就有几张他们的唱片。”然后就是停顿。一会儿他们会说，“不，我的意思是你认识他们吗……”

　　对于大多数东德人来说，他们很渴望交谈，然而东德人在交谈的时候，总会看着不远处。在开始谈话之前，他们匆匆地向四周看看，看看是否有陌生人在注意，然后才会开始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通常都是抱怨，抱怨他们在商店里买的东西质量低劣，因为质量好的东西都拿去出口了，为了交换坚挺的西方货币。几乎很少有人提及“强权”政治。之后又是凝视着不远的地方，这种凝视的表情经常出现在那些小国家的人的脸上；他们没有任何出路，在这样一个国家，表达不满或轻微的漫游癖都有可能会被当做叛国。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是很好的。我在梅尔斯堡的旅途中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本来只能待在这个区，因为签证规定如此，但就像是70年代那些傲慢无礼的小伙子一样，周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忽略了签证上的规定。我们挤上一列火车，经过一天的非法旅程，来到了德国的文化之都——魏玛，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幸运的是，在魏玛有一些旅游者，所以我们才没有那么显眼。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检查我们的签证。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搭乘火车返回梅尔斯堡之前，我们停了下来，不假思索地走进了这个城市最好的饭店——大象饭店（有大象的标志）。进入饭店之后，我们来到地下室点晚餐。

　　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国营单位中无精打采的服务员，很显然，他们经过了特别训练，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等了很久才等到喝的，又等了很久才等到菜单。渐渐地，我们注意到角落里有一群不怎么显眼，但有点吵的中年人。他们松开了领带，把便宜的套装上衣搭在椅背上。服务员对他们提出的每个要求都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加以满足。只要那些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发出响声，服务员都会满面笑容地走过去；而且他们的评论总能让服务人员笑容可掬。很显然，服务员是在巴结他们。

　　欢迎来到柏林墙，希望本书能解释这个封闭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血与沙、带刺铁丝网和混凝土形成的；能够解释在半代人的时间内，这个封闭的世界如何经历着恶臭的繁荣；还能解释在一个无法预测也不可预知的快乐的夜晚，柏林墙又是如何倒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