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二章 赤色分子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柏林已经成为欧洲第二大城市。德意志统一之后，德国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种建筑鳞次栉比，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财富急剧增加。一切都表明，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猛的城市，堪与美国的旧金山或芝加哥相媲美。

　　用幽暗的灰石建造的大住宅区，从柏林的中心地带向外蔓延，主要是向东延伸。这些灰石住宅是同心院落，庭院内部光线幽暗，空气流通不好，而且房间较小，所以价格很便宜。这样的灰石住宅就是人们常说的租赁房（Mietskasernen）。在西边，远离历史中心的地区，小康市民居住的郊区已经蚕食了农用土地，并吞了环城的湖泊景观。这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希望拥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绿色植物。在格鲁纳瓦尔德、威尔默斯多夫、策伦多夫这些地区，漂亮的别墅群很快就矗立起来。尽管这些别墅的风格不那么炉火纯青，但别墅本身却极豪华壮丽，要么是殖民地风格的古典别墅，要么带有中世纪要塞似的塔楼。

　　俾斯麦长期（1871-1890年）把持着德意志帝国第一总理的职务，亲眼见证了19世纪中叶迅猛的自由之火最终是如何被扑灭的。自由之火被扑灭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加入了俾斯麦的反动阵营；为了澄清自己，他们自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而中产阶级则十分乐意用选举权来换取财富、权力和特权。他们对后者的需求更甚。

　　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国会，即帝国国会。俾斯麦的计谋就是让全国的男性选民都可以参加国会的选举，这样，选票就会变得很分散，民主也会很肤浅。除此之外，俾斯麦还有杀手锏：国会议员不能对帝国政府说三道四，因为帝国政府成员的选择和任命完全是皇帝的特权。如此一来，无论哪个派别在议会获得多少席位都无足轻重。这种独裁政府和民主的杂合形式是俾斯麦的独创。

　　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步伐在持续加快。一支庞大的国家军队建立起来了，它以普鲁士军队为原型，以征兵制度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个德国男性都可能被征召入伍。这个新制度，狡猾地将自由主义概念中的“保卫家园”偷换成了加强专制独裁。

　　身着制服的军官声望很高，而且还享受多项特权；不仅在小小的驻军城镇如此，在柏林这个大都市也是如此。或许军官不能再像18世纪那样可以当众鞭打士兵；但他们可以在商店排队的时候随意插队，也可以在拥挤的饭店内抢占饭桌。这些特权让德国的军官愈加骄横，而且常常让来访的外国人惊诧不已。

　　1914年的柏林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型的屯军地，还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之都和工业中心。在电子和化学工业这些活跃的新兴制造行业，柏林已经变得举足轻重；“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很快就超越了英国，并在机床和钢铁制造领域领先英国；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最高效的工业强国，在全世界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德国的文化和新闻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并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地区。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20世纪初期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德国和欧洲，会演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灾难呢？

　　德意志帝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症，这是事实。英法也有类似的恐惧症。“德雷福斯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德意志帝国的侵略性和德国的这种不安全感。但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让人不快的过度的爱国主义行动，城市成为各种如害虫般肆虐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焦虑的滋生地。德国的确是黩武的，但英国早期的童子军运动（1907年由帝国的一位副官创立）又该作何解释呢？因为这也是专门对男孩儿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体制。

　　事实上，面对民族主义者的仇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制衡力，并成为德国国内一股巨大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工人，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也越来越多。因此，工人急切地期盼着能够拥有自己的领导机构。社会民主党（SPD）应运而生。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5年，是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凯尔·哈尔蒂看来，英国劳工党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辉煌；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人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并且在帝国国会中拥有数十个席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创建了大量的俱乐部、辩论社团、自助团体、工会、福利机构等，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它们俨然已经成为“国中之国”。

　　1881年，总理俾斯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综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个体制由国家直接指导和控制。俾斯麦创建这个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俾斯麦说服德皇批准了一个有捐助性质的社会福利计划，保证工人不会因为生病或年老而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他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广大民众继续支持德国的独裁政府。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体制，比其他国家早了几十年。然而在引入这个福利体制的同时，俾斯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让德国不仅要在俾斯麦的总理任期内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在他离任之后的几十年内同样如此。这位铁血总理不仅试图阻止日益膨胀的社会主义运动，还要镇压它们。在他眼里，社会主义运动者是“老鼠……应该完全消灭”。

　　1878年，德国皇帝两次遭遇暗杀，俾斯麦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对受人尊敬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大加讽刺，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的弑君者；并指使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根据紧急法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被禁，办公室和家被查抄，激进分子和报纸的编辑被投进监狱，或被迫流亡（主要是流亡到美国）。然而，让俾斯麦大为恼火的是他无法阻止社会主义者推举代表参加选举，也不能阻止他们成立工会。根据德意志帝国法律，只要工会不从属于非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自由地成立工会。

　　禁止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1890年。在此期间，35名社会主义者，俾斯麦所谓的非法运动的代表，依然挑衅性地出席了魏玛国会。事实上，俾斯麦的镇压让社会主义运动更强大、更无畏、更自力更生了。12年来，俾斯麦一直都想力挽政治狂澜，但终以惨败收场。

　　1888年3月，还有几天就到91岁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驾崩。他的继任者是一位热忱的自由主义者，而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来源于他的妻子，英国公主维多利亚。让人悲哀的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之时就已经身患喉癌，在位仅99天。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将会统治德国30年，并带领着这个繁荣、统一、充满活力的国家走入无法想象的灾难。威廉二世相信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所以德国应该代表神意统领世界。在他看来，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威廉二世继承帝位时只有29岁。年轻的威廉二世头脑敏捷，但偏执、顽固、反复无常，患有一种特别的焦虑症；而这种焦虑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国家的一种不安全感。

　　新上任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认定，自己不仅应该当政，还应该名副其实地统治德国。登上帝位两年之后，他就逼迫俾斯麦辞职，同时还废除了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微妙的联盟体系，尽管这个联盟体系让奥地利、俄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法国从1870年战败之后，就聪明地把自己安全地孤立起来了。威廉认定要让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拥有和英国抗衡的海军。

　　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威廉“成功”地让自己的对手都结成了联盟。1894年，法国和俄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几年之后，两个古老的欧洲宿敌——英国和法国结束了几百年来的彼此仇视。他们签署的协议解决了殖民地争端问题，而这个协议直接导致了两国间的结盟。最终，英、法、俄三国同盟形成了。到了1914年，为了对抗三国同盟，位于中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也结成了联盟。

　　德国皇帝言辞浮夸，常常给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而且，皇帝在各国也声名狼藉。他从来都不知道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很多德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被众多新兴的极端民主主义者淹没了。极端民主主义者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柏林繁荣的郊区，包括军官团体、学术精英，以及那些拿着高薪的工人阶层，特别是那些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雇员。

　　德国的政治局势矛盾重重。德国皇帝鼓励和支持德国民族主义右派掌握政府机构，而人民大众却广泛地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1912年1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魏玛帝国国会选举中35%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柏林、汉堡、鲁尔以及萨克森这样的大城市都成了社会主义红色的海洋。

　　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的成功并没能缓和德国的国家政策。因此，右派认为，更有攻击性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才能缓和他们在民主方面的分歧，而这样的政策也会得到统治精英广泛的支持。右派人士暗暗地嘟哝德国被充满妒忌心的竞争对手给“包围”了，抱怨犹太人靠不住，抱怨他们在对传统权威“挖墙脚”；还说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战争才是解决德国内部分裂的好办法。

　　1912年的国会选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深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在社会民主党被俾斯麦宣布为非法的时期，奥古斯特·倍倍尔一直在顽强地和俾斯麦进行对抗，并且坚持列席德意志帝国国会30年。那个时期，他每天都要受到“爱国”当权派的侮辱和蔑视。然而，在这次选举获胜后的议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危险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让人恐惧的预言式的演说：

　　大灾难将会出现……1600万到1800万各国的精英，将会携带着致命的武器，参加战斗。我相信这次大战之后将会是灾难性的崩溃（此时，议事厅内的很多人都开始放声大笑）。诚然，你们之前也嘲笑过这样的话，但灾难一定会降临的……结果会是怎样？战争之后，很多人将会破产，很多人将会遭受不幸，很多人将会失业，还会爆发大饥荒。

　　有关记录显示他的演讲被讥讽的笑声淹没了。一个右派代表高呼：“倍倍尔先生，每次战争之后情况都变得比之前要好！”

　　不到一年，这位社会主义的元老就离开了人世。在他逝世一年之后，繁荣而壮丽的柏林变成了一座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城市，一座饥饿的城市，一座绝望的城市。

　　1918年11月11日，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德意志帝国皇帝被推翻，他的臣民也不再是欧洲人嫉妒的对象。英国海军对德国无情的封锁让德国陷入了缺粮的绝境。

　　农村地区的人还可苟且过活，而大城市的人只能挨饿，其中柏林的苦难最甚。这里人口众多，远离富饶的农田；而且，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柏林就已经发生粮食危机。1915年2月，柏林开始实行面包定量供应。191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柏林人就赖以生存的食物——马铃薯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四处寻找食物，老鼠再次成为柏林人的盘中餐，这是“三十年战争”之后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1918年，柏林的肉类消费仅为战前的12%，鸡蛋为13%，鱼为5%。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而推波助澜囤积居奇的黑市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怨恨。尽管大量的犹太人在前线英勇作战，但犹太人还是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腐败的共谋。

　　结果，德国先进的技术、严明的纪律和不屈不挠的勇气都无法抗衡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的优势；特别是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德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了。1918年春，德国在西线展开了最后一击。开始的时候，德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协约国稳住了自己的战线。德国军队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战争还没有结束，但德国败局已定。1918年10月，巴登亲王马克斯领导的自由内阁开始谋求和平。11月初，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叛乱。德意志帝国皇帝流亡到荷兰，共和国宣布成立。

　　战争结束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心灵的和平。怎么会这样？那些战前自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经常扪心自问：德国军队依然在异国他乡坚持作战，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失败了呢？极端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一些人通敌卖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国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的荒谬说法。他们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国是被犹太人和革命者出卖的。

　　1920年，经过重新规划之后，柏林扩大了很多，人口也增加到了约400万。工人阶级主要居住在柏林东部，几乎都是赤色分子。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分裂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浪潮。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加入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宣称的“国内和平”（Burgfrieden）的阵营。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城市的人民开始遭受苦难，德国青年阵亡的数量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情况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依然忠诚于德意志皇帝，而且麾下还聚集了不少人，另一部分组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坚持反战和颠覆的立场。极端左派也出现了，他们与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这个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宣扬“科学的”政治暴力，其精神领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俄国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君主政体被推翻之后，德国的列宁主义者组成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名称取自古罗马帝国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然而，人数少得可怜。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叛乱部队中却有不少的支持者。柏林局势非常凶险，所以，柏林市议会决定把新共和国的政府迁往偏远小镇魏玛，于是新成立的国家就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让极端左派分子感到满意。1917年11月，列宁掌握了俄国的最高权力，而他宣扬的苏维埃专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想主义者的指路明灯。1919年1月，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成员试图在柏林发起一场类似的革命。为了击败他们，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向强大的军队求助。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社会民主党只能依赖前德意志帝国军队。

　　前德意志帝国军队及时镇压了这场起义。镇压起义之后，一群军官绑架并谋杀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其实，这两位领导人都坚决反对这次起义，但均被其他人驳回。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之后，尸体被扔进了兰德威尔运河，而这条运河就是后来东西柏林的分界线。骇人听闻的是，他们的死刑并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

　　1920年，27岁的一战老兵、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瓦尔特·乌布利希带领一批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PD）。多年以后，他宣称，自己还在军队服役时就已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员了。事实上，在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出生于莱比锡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主义者的特征。加入新的共产党之后，他的地位迅速攀升，而且很快就表现出虔诚的信仰以及良好的组织能力。

　　1924到1925年间，第一批年轻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国际学院接受培训，乌布利希也在其中。列宁国际学院由共产国际（Comintern）创建，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国际革命的未来领袖。乌布利希对莫斯科格外忠诚，而且莫斯科的政治路线也将成为乌布利希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乌布利希说话音调很高，这是因为他十几岁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喉咙感染，而且，他的萨克森口音很重，缺乏幽默感，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这些特点都是其传奇故事的组成部分。

　　一个同辈的年轻共产党员同事恩斯特·沃尔韦伯回忆：

　　他（乌布利希）工作非常努力，总喜欢采取主动，极端理智：他没有恶习，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私交。党内没有谁和他是朋友。

　　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了一件事情，一次会议之后，几个同志一起乘火车返回，其中就有乌布利希。乌布利希一路上都在热烈地谈论政治，因为在演讲和讨论的时候已经谈了很多此类话题，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响应乌布利希。他们只想好好地享受一下乡村美景，放松身心。人人都喜欢努力工作之后好好放松，但是乌布利希却不喜欢这样。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德国共产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其中的一场会议由列宁亲自致辞，而乌布利希出席了这场会议。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只有52岁，却在那年5月中风了，还好恢复得比较快，所以能在大会上致辞。1922年12月，列宁再次中风，这次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不得已退出政坛，并于1924年1月离开人世。瓦尔特·乌布利希经常提醒同事，他曾经和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讨论过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

　　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让人担忧的迹象。一些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反对德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还选出了不合苏联心意的高级领导。面对这种情况，乌布利希协助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击。恩斯特·台尔曼是一个出生在汉堡的运输工人，对莫斯科非常忠诚，因为这次的反击，他成为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自此，严格执行苏联路线的力量又得到了增强。1927年，苏联共产党（CPSU）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制定了一项正式的共产国际政策。政策规定：任何共产主义者，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以保卫苏联作为他或者她不可推卸的职责。

　　1926年，乌布利希入选萨克森省议会；1928年，作为德国共产党的议员代表，他来到柏林，成为魏玛共和国议会的议员。

　　那次议会召开期间，乌布利希大多数时间都在莫斯科度过，因为他是共产国际中德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二次逗留苏联期间，乌布利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同时入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到德国后不久，乌布利希被选入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即精英领导集团。1929年11月，他开始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委书记。

　　至此，乌布利希已经掌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本营。在柏林市政府最新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4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地区，共产党得到的选票甚至超过了40%。乌布利希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和柏林的纳粹长官（Gauleiter）约瑟夫·戈贝尔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巅峰对决，而这些都让他成为德国最受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在街头巷尾的“限制级内战”有力地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乌布利希强烈地鼓吹政治暴力，所以，他和戈贝尔对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乌布利希只有三十几岁，但他已经成为德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最出类拔萃（Par excellence）的联络人，对红场和波茨坦广场都同样熟悉。对于瓦尔特·乌布利希来说，不管是在当时，还是30年后，柏林人的痛苦与欢乐都应该严格服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

　　1918年，德国彻底垮了。

　　接下来的几年，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的存款凭空蒸发了。1920年6月，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50马克；一年之后变成一美元兑换101马克；1922年7月，汇率暴跌为1美元兑换550马克。接着，法国侵入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并强行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经济完全崩溃。1923年6月，1美元相当于75000马克；两个月之后，1美元相当于1000万马克。到了那年秋天，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更是达到了1美元兑换42亿马克。极端右派声称这一切都怪犹太人，而极端左派则严词谴责容克（Junker）和从战争中获益的资本家。所谓容克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贵族。

　　1923年11月9日，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退伍军人，依靠伶牙俐齿，试图说服慕尼黑政府当局支持他打击柏林“赤色分子”的计划。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的暴动失败了。但是，社会民主党掌握的权力最终还是落到了戴着白手套的人（纳粹）手中。希特勒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的舒服日子，还写了一本混乱并蛊惑人心的回忆录《我的奋斗》（Mein Kampf）。共产主义者在萨克森州的起义遭到了政府无情的镇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相对于希特勒来说，政府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暴力激进派更加危险。

　　面对德国经济和政治的混乱，保持德国的稳定就成了头等大事。天才的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和德国政府一起努力让马克重新获得了价值，而这也让国内和国外的债权人重新有了信心。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的货币已经逐渐稳定下来；同时，由于国外贷款的支持，德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相对稳定下来。德国的艺术和科学开始繁荣起来。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帝国审查制度取消之后，柏林成了欧洲最自由最坦诚的城市；或许有人会说，柏林也是欧洲最不受道德约束的城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20年代中期如昙花一现，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5%的选票，只有区区十来个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席位，甚至比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样的小党派获得的席位还要少。

　　尽管德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几百万德国人在通货膨胀时期损失掉的财富和储蓄并没有回来。但至少他们有了工作和一些钱，所以德国又可以继续前行了。德国重新站立起来，虽然还有一点跛，但已经可以站得很直了。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也袭击了德国，对德国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严重。国外的贷款被收回，银行倒闭，出口市场（一直都是德国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严重萎缩。看起来这个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跌得更惨。就像已经转移的癌症一样，绝望再次席卷德国。

　　这次经济衰退对技术工人和白领的影响尤为严重。极端政治再次抬头。1930年9月，纳粹获得107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77个席位。1932年7月，纳粹获得230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89个席位。1932年11月，纳粹获得196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00个席位。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超过一半的代表都反对议会民主制。柏林的局势更加恶化。尽管柏林一直都有极强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但纳粹还是获得了几乎30%的选票。1932年7月，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落后多少，获得了25%的选票，而曾经独霸天下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退居第三。柏林的街道上到处都有持续的骚乱，争斗中使用的武器有匕首、指节铜套、轻武器，甚至还有炸药，这些骚乱简直就是小型内战。

　　1933年1月底，这种小型内战终于因为纳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85岁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那天晚上凝望窗外。一队人马正在菩提树下大街游行，手里擎着火炬。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游行队伍最前面那一小队正规部队，正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行。他的脸上露出了老人特有的自豪的微笑。正规部队后面跟着的一群身穿黄色制服的纳粹分子，一群街头混混，他们在游行时也未能掩盖住其拖沓和醉醺醺的步伐。总统擦了擦昏花的老眼，转向一位政府职员。

　　“嗳，”这个1914年在坦能堡战役中大败沙皇军队的老人低声说，“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居然俘虏了那么多的俄国人！”

　　在希特勒控制下，新的议会选举让纳粹成为多数党。共产党被禁止。瓦尔特·乌布利希只能躲藏起来，最初他躲藏在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家的车库里，后来成功逃脱。几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成功地逃脱了追捕。

　　荒诞的是，当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纳粹之时，几个侥幸存活下来的共产党领导者居然开始争权夺利。共产国际并没有注意到局势的紧迫性。共产国际认为，希特勒掌权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期，莫斯科坚持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垂死阶段。纳粹掌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反纳粹党派将不得不和过去一样进行艰苦的斗争。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还在四处搜捕余下的地下反纳粹成员，并把他们通通送进了集中营。承认失败之后，乌布利希先去了莫斯科，然后到了巴黎。在巴黎，另外一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建立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战”结束之后，乌布利希和其余几位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将会返回柏林，然而战后柏林的现状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在1933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柏林将会成为一片废墟，而红色的铁锤镰刀旗将会迎风飘扬在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国会大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