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四章 封锁

　　尽管英、美和苏联曾经是盟国，但到1947年中期，他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只是为了“牵制”苏联。1947年6月，寒冷的冬季让久经战争摧残的欧洲屈服了，杜鲁门总统的新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将军宣布了一个欧洲复兴援助方案。这个方案的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RP），史称“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向杜鲁门总统提议美国延迟从欧洲撤军，同时还提出一个欧洲援助方案，即对愿意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支援。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巨额投资，意在诱导私人企业投资，而刚刚饱受战火的欧洲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求正在高涨。而此时的英国，正忙于应付可怕的严寒给英国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管理英国控制的德国占领区，同时还要资助希腊王室政府镇压共产主义者的叛乱。

　　美国起初的设想是依靠英国去保持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然而，昔日的世界强国已经雄风不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真正地跌入了低谷。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已经快要触摸到最高权力。不管是“二战”的“胜利”国还是战败的德国，失业和饥饿仍在四处蔓延。对于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遭受经济大萧条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重创之后，对于病患中的欧洲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再是灵丹妙药；共产主义对很多西方人，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面对这种局势，斯大林开始大力宣扬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战果以及共产主义的诱人前景。

　　在德国，许多非共产主义者也谴责让希特勒可以青云直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他们认为纳粹政权正是大商业和反革命之间的邪恶联姻。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千年帝国”，必须摒弃资本主义。乌布利希和苏联人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过去的反感与憎恶。战后仅几个月，他们便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他们的口号是：把“贵族地主”的土地分到农民的“手中”）。在苏联占领区，大约一半的大公司被收归国有，作为对于大资本家成为纳粹帮凶的惩罚。

　　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受到小农场主的欢迎，然而绝大多数赞成土地改革的人或许并不了解苏联的历史。1917年，列宁呼吁“一切土地归农民！”并在俄国农村竭力寻求支持；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那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蓦然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了。如果他们反抗，那么他们和家人就只能挨饿。在乌布利希控制的王国里，情况不会截然不同，这点农民们很快就会发现。

　　在苏联占领区，政府机构很快辞退了以前的纳粹官员，一种冒进的反法西斯情绪被激发。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左翼理想主义者，不以为然地目视着柏林的西部，在那里，英美国家依然非常乐于让那些前纳粹官员和专家管理日常事务。很多德国人错误地认定，只有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才是真正反法西斯的，亲苏的德国似乎能够确保极右翼不会再次将这个世界卷入战争。

　　争取民心的斗争在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继续进行着。尽管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对象。也包括苏联占领区、民主力量极其脆弱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然而，这项援助计划却被严重地歪曲了。在华盛顿，人们都相信斯大林不会允许东德和他刚刚拥有的那些附属国从这项援助计划中获益，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联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马歇尔计划，同时还策划了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1948年3月的布拉格政变。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侮辱性的政治话语来回应马歇尔援助计划。这种情况表明冷战已开始形成：

　　在（德国）西部，工业被纳入一个威胁和平的集团。那些德国公司的老板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权力，他们没有为了和平而振兴德国经济，与此相反，他们却建立一个反动分子和好战分子的新权力中心；他们不是决意要培养工人力量和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为外国和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而让工人成为了工资的奴隶。

　　在苏联占领区，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主席雅各布·凯萨尔鲁莽地表示愿意在苏联占领区接受马歇尔计划，却马上就失去自己的职位，并被迫飞往西柏林。人们以为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党派都是独立的“政党”，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947年3月，共产主义领袖威廉·皮克带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共同主席奥托·格罗提渥一起去拜见斯大林。其目的只是为了请求斯大林准许他们把弱小的德国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国家。

　　斯大林阻止了他们。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他此时还幻想能建立一个统一而亲苏的德国，甚至是苏联直接控制的德国。当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们抱怨西方盟国还在柏林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们：“让我们竭尽所能，或许能把他们赶走。”

　　1947到1948年，柏林西部地区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矿区开始采矿，工厂开始生产。尽管生活依然非常艰难，但挨饿的德国人已经不多。政治局势（尤其是英法之间）也在慢慢改善。但是工业产值仅恢复到战前的50%，购买力依然极其低弱。

　　与此同时，很多商品在市场上仍无法买到。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以前的帝国马克仍然是官方货币，却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流通价值。部分原因是苏联控制了旧德意志银行的印钞厂，并且开始加紧印刷纸币，仿佛害怕马克很快就会过时一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过量的纸币肯定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胀；果然，帝国马克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家以香烟作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这种现象居然在德国出现了。既然无法创造一种依靠武力的计划经济，那么如何才能让生产者出售自己的货物，又如何说服消费者去购买呢？答案是，创造一种有价值的货币。

　　1948年3月到4月，随着内部协商的失败，苏俄退出了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意味着德国的统一管理将会完全瘫痪，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当然，此事也有好的一面，从此，西方盟国可以不用再考虑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和政治需求了。西方盟国非常乐意如此。

　　1948年4月，国务卿马歇尔在柏林会见了美国军事长官卢修斯·克雷将军。他向克雷面授机宜，如果想让占领区不再成为管理国的负担，在共产主义面前也不那么不堪一击，那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社会制度。

　　英国和美国已经在他们控制的柏林西部区域创设了“美英占领区”，即自由贸易区。此举遭到了法国和苏联的反对。人们本来以为苏俄会支持建立统一的德国政府机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本来以为法国会反对建立这样的统一机构，但迫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法国逐渐加入英美的圈子。1948年6月1日，法国放弃了对鲁尔区和莱茵兰地区所有权的独占。“英美占领区”最终成为“三国共同占领区”。

　　6月18日，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它影响的不仅有德国的经济历史，还有冷战的进程。

　　在柏林西部，英国、美国和法国开始回收流通中的帝国马克，并给占领区内的每个人都发放40新德国马克（D-Marks），很快又追加20新德国马克，用于更换市民手中的60旧马克。这些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周的收入。使用新德国马克之后，所有的交易都将按照1：1的比率进行。新德国马克也在其他地方流通，但要依据当地的货币种类和公共债务来确定兑换比率，通常的兑换比率为10：1到15：1.新德国马克的使用让名义上的存款消失了，但购买力却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了。

　　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盟国的这次冒险行为是成功的。就像变魔术一样，使用新德国马克的第一天，商店里面就有货物出售了。1949年，德国西部区域的工业产值增长24%，1950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加12%；年平均增长率也提升到15%。

　　对于西方盟国违反波茨坦协议的种种措施，苏联暴跳如雷，却无能为力。于是，6月23日，西方盟国宣布将新德国马克引入柏林（仅在柏林使用，所以新德国马克上套印了字母“B”）。对苏联来说，这种行为简直太过分了。他们终于为采取激烈举措找到了借口。

　　对于想要旅行的盟军职员和柏林人来说，苏联给他们设置的障碍已经够多了。盟国的飞机经常受到苏联飞机的干扰和威胁；火车被故意改道，绕过柏林西区；市政道路交通被禁止；在苏联和盟国占领区的边界，旅行者经常遭到长时间扣留；得到苏联授权的报纸还报道了急剧增加的抢劫、偷盗和黑市活动。据称，来自柏林西部的“数千名挨饿者”受到“犯罪分子和苏联占领区内驱逐出境的法西斯激进分子”的蛊惑，正危及苏联占领区内的食物供给。

　　就在货币改革的第二天，苏俄宣布，通往德国西部区域以及柏林西区的铁路因为“技术故障”需要立即关闭，具体情况需等候通知；易北河大桥由于维修而暂停使用，而该桥是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必经之地。突然之间，柏林西区的交通全部瘫痪。几乎同时，德国东部的发电厂宣称燃料短缺，立即停止向柏林西部区域供电。

　　1948年6月24日午夜，柏林封锁开始。

　　苏联和东德原本希望通过此举让西方知道柏林问题会导致一场灾难，然后他们再以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胜利将这一冲突体面地结束。

　　问题在于250万西柏林人能够坚持下去吗？柏林城内的煤炭储备只能维持约45天；当然，城内还储存了相当数量的柴油、煤油，以及少量的汽油。然而，柏林的工厂需要的原材料都靠从外地运来。自1945年以来，西方盟国被迫要养活盟国占领区内的柏林人，他们非常清楚养活西柏林市民需要多少东西：每天都需要641吨面粉、105吨谷物、106吨鱼肉、900吨土豆、51吨糖、10吨咖啡、20吨牛奶、32吨肥肉以及3吨酵母粉。

　　而6月24日之前，柏林城内大多数的电力供应都来自苏联占领区。即使在实行能源配给之后，柏林城的用电缺口依然无法指望从德国西部地区的电厂补上。英国占领区内的柏林西区电厂，曾经为柏林提供1/4的电力；但在1945年6月，这个电厂被苏俄拆除。直到1948年4月，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就德国重建计划已经谈了三年，仍毫无结果，于是英国决定自己单干。电厂还没有开始修建，水陆交通却已全被切断，怎样才能把钢材、水泥、其他原材料和机械运到柏林呢？

　　苏联加强封锁的同时，美军计划与执行长官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正在欧洲视察。魏德迈将军曾于1944至1945年任中国战区指挥官，所以他很熟悉历史上那次非常著名的空运给养：盟国飞机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为在中国南部和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给养。魏德迈将军认为柏林也可以采用空运的方式，并推荐了一个合适的空运组织者——一个飞过“驼峰”航线的老兵，威廉·H。滕纳中将。

　　历史上关于空运的记录总是零零散散，但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空运，或许大家都有所耳闻。1942年，苏联的冬天异常寒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后期，纳粹德国军队被苏联红军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给养极度匮乏。纳粹德国空军指挥官赫尔曼·戈林夸下海口说，自己能用飞机给在严寒中遭受重重困难的德国军队提供足够的给养。但是他遭到了惨败，还由此直接导致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最耻辱的失败之一。

　　1948年，西方盟国的空运形势比“二战”中的纳粹德国空军更有优势：他们有两个设施还算齐全的飞机场（英国占领区的加图飞机场和美国占领区的滕佩尔豪夫飞机场）；有愿意提供支持的民众；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明显，他们的飞机在运输途中不会遭到攻击。

　　恰恰相反，俄国人似乎一直坚信西方盟国不可能通过空运来为柏林提供给养，而且他们的乐观也并非毫无道理。滕佩尔豪夫飞机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货运机场：它的周围都是郊区，在降落跑道的两侧还有一些七层楼高的建筑。加图机场位于柏林的边缘地区，而且长长的哈弗尔河河道把机场和英国占领区几乎完全隔开。

　　如果盟国不采用空运为柏林提供给养的话，基本上他们只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柏林的封锁。其一就是盟国军队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打通前往柏林的道路；如果苏联选择回击，那么肯定会引发一场战争。其二就是向苏联屈服。前一个办法太冒险，后一个则意味着屈辱的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将会在全世界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何空运补给立即开展起来的原因。既然不能选择战争，而屈服又根本不可能，那么解决柏林给养问题的唯一选择就只有空运了。

　　最近一次类似的空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那几天。“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军依然围困着荷兰的一些区域，而这些区域的人民则经受着饥饿和物资匮乏的折磨。英国皇家空军（RAF）决定为这些区域空运给养。在1945年，要在两天的时间内空投1560吨食物，必须出动650架次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那个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随时可以进行全民总动员，而且可供使用的飞机数量庞大；只要接到通知，那些飞机就可以很快起飞前去执行任务；最重要的是，为荷兰提供给养的那次空运得到了公众的鼎力支持。到1948年，空军的数量缩减到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大量的空军飞机已经报废或转为民用。现在，要想对柏林进行空投，必须要在一些国家进行类似的全民动员；而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国家正在竭力养活自己的国民。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的空投对象是柏林，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城市——纳粹柏林。

　　令人惊奇的是，英、美居然办到了。尽管法国并没有积极参与这次空投行动，但他们还是积极配合在法国占领区快速修建了一个新的飞机场——泰格尔机场。泰格尔是西柏林为数不多的开阔地之一。然而，有一个障碍必须清除，那就是苏联人正在使用的“柏林电台”广播塔，那是苏联在柏林的喉舌。

　　起初法国本想就此事与苏联谈判，但苏联人的态度非常蛮横而坚决，于是法国占领区的指挥官吉恩·戛纳瓦将军命令手下人直接把炸药绑在广播塔的基座上将其炸毁。科蒂科夫将军对戛纳瓦将军大发雷霆，质问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借助于炸药和法国工兵，我的朋友！”戛纳瓦将军冷静地回答。来自柏林西部区域的17000名万名市民志愿者帮助修建了5500英尺长的跑道，而修建跑道用的上千万块砖是他们从战时损毁的瓦砾堆中挑拣出来的。1948年11月5日，第一架运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泰格尔机场。

　　关于这次空投行动，英、美都有自己的行动代号。美国人的代号是“食品行动”，而英国人的代号先是“尼克尔”，后来是“卡特帕特森”（一家非常有名的英国货运公司）。到1948年7月，英美一个月就可以空运69000吨物资。

　　不过刚开始空运的时候，局面有点混乱。8月13日，大雾，一架C-54巨型客机在滕佩尔豪夫机场滑出跑道，着火了；其他飞机因为错误着陆而爆胎，致使后来的飞机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后来，特纳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飞机在朦胧的大雾中像灰色的怪兽一样上下颠簸，机上的飞行员非常恐慌，他们牙齿打颤，惊慌地呼叫，努力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机场地面上的交通开始拥堵，一些飞机冲出装卸线，爬上装卸用的传送带，却因为害怕和天空盘旋的飞机相撞而不敢起飞。

　　机场控制系统专家特纳逐渐让一切都恢复了秩序。到1948年10月，西方盟国每月的投送量已经上升到147581吨。1949年4月，一天就可以投送7845吨，而4月份的投送量相当于全年投送量100万吨的1/4.到复活节的时候，每过62秒就会有一架满载物资的飞机在西柏林降落。

　　柏林空投行动的组织堪称一个壮举，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要是没有成千上万的柏林人提供帮助，这样的壮举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忍受着物资匮乏和短缺引起的各种身体不适，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物资的装卸和分配工作之中。

　　参加柏林空投的西方机组人员都赢得了柏林人的欢呼和鲜花，而且这些英美飞行员也都成了名人。盖尔·S。哈尔文森中尉在空投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地上有些小孩在望着他的飞机，一开始他只是不经意地把手绢里包着的糖果洒向地面的小孩，后来居然因此而成了广受柏林市民欢迎的英雄。从此以后，西方盟国的飞行员在快要着陆的时候都会向街道投撒一些糖果和巧克力。然而几年前，同样的飞机向柏林投送的都是致命的炸弹；现在为感谢他们带来的生活必需品，柏林市民亲切地称他们的飞机为“葡萄干轰炸机”（Rosinenbomber）。

　　事实上，苏俄人从未袭击过西方盟国的飞机。斯大林并没有打算挑起战争，不过他的牦牛战斗机（Yak fighters）却做了很多挑衅的动作，尽管这些动作并不会真的挑起战争。他们常和飞进柏林的盟国飞行员比试胆量，挑衅地高速靠近西方盟国的飞机，还在他们航行的空中走廊附近做着各种危险的特技飞行动作。除此之外，苏联红军还用探照灯让盟国飞行员眼花缭乱，发出各种频率的无线电波进行干扰，甚至用他们的防空火炮进行“演习”，他们演习发射的炮弹离空中走廊非常近，这大大地增加了盟国飞机的危险。

　　几个月的封锁让柏林的一些事情悄然改变。柏林人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盟国对他们的关心，一股对美国的热爱浪潮席卷柏林。美国俚语、美国电影和美国音乐在柏林变得广受欢迎。

　　除了头顶上空运货机发出的令人振奋的轰鸣声，西方占领区内还新组建了强有力的新闻媒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美国占领区广播站（RIAS）。因为苏联拒绝同其他国家共用“柏林电台”，美国只能自己建电台。1946年9月，美国占领区广播站成立。管理美国占领区广播站的是美国新闻署；站内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德国新闻业人才和艺术人才。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装备有20000瓦特的无线电发射机，可以保证每天24小时连续播送节目。其播音室位于肖恩博格的库夫斯坦纳大街，这样，苏联控制区也能很好地接收到广播讯号。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还在巴伐利亚东北部的霍夫装备了一台辅助发射机。在这台辅助发射机的协助下，广播站的节目可以传送到德国重要工业区——图林根与萨克森，而这两个工业区位于苏联占领区内。

　　美国占领区广播站除了拥有彼得·舒尔茨、理查德·洛温塔尔、尤根·格拉夫和艾根·巴尔这些果敢的记者，还有高质量的娱乐节目，这些节目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这些娱乐节目中，最著名的就是讽刺滑稽短剧《岛民》（Die Insulaner）。这个短剧嘲讽了位于苏联占领区的柏林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柏林的艰难处境。到1948年，80%的柏林人都在收听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尽管经常受到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的干扰，但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在苏联占领区内还是拥有大量的听众。

　　对柏林人的生存来说，外援空运至关重要，但柏林城内的娱乐生活也同样重要，所以，柏林市民认为，美国占领区广播站同空运一样至关重要。

　　从1946年开始，柏林的市议会就在“红色市政厅”内召开。这一名胜古迹，有一个230英尺高的塔楼，矗立在苏联占领区的亚历山大广场附近。它于1870年建成，由于建筑材料采用的是红砖，故而得名“红色市政厅”。但这个名字与政治没有丝毫联系。

　　1948年6月，新德国马克引入之后，统一社会党组织了示威游行。市议会内部也出现争执。一个月之后，更大的危机爆发了，大多数议会代表要求结束封锁。苏联通过媒体回击，指责这些人犯了“反人类罪”。同时位于柏林东部（苏联控制区）的柏林市财政局冻结了市议会的银行账户，致使柏林市公共机关的工作人员无法拿到自己的工资。8月4日，警察局长马克格拉夫的副手约翰尼斯·斯达姆宣称他要在西柏林成立新的警察局，邀请所有的警察和他一起走。很快，3/4的柏林警察——2000人中的1500人——和他一起在柏林西部建立了新的警察局。

　　然而，马克格拉夫和共产主义者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柏林的东部区域。8月26日，柏林市议会召开，会场外出现了一大群咄咄逼人的统一社会党支持者。他们挥动着红旗，高呼各种口号，比如“打倒破产的市议会！”“拒绝马歇尔计划！”“禁止修建新飞机场！”统一社会党要求取消市议会，用一个特别委员会代替市议会。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是采取紧急措施，与“伟大的苏联”合作。

　　当晚，30000名反共产主义柏林人聚集在德国国会大厦前的空地上，倾听恩斯特·罗伊特发表演讲：

　　我们柏林人已经对共产主义说“不”了。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要用尽一切力量同共产主义斗争到底……市议会官员、市议会，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柏林人将合力筑成一个抵抗共产主义潮流的大坝；面对我们的大坝，共产主义的红色潮流将只能颓然退去。

　　第二天，另一群危险的统一社会党支持者聚集在“红色市政厅”外。很明显，马克格拉夫手下的警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代理市长弗莱登伯格博士努力想要苏联承诺保证市议会的安全，但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复；同时，非共产主义市议员的观点也发生了分歧。右翼希望能在西柏林的安全区域召开市议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则觉得他们应该继续在东柏林工作，直到无法再继续下去为止。最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被采纳。市议会宣布，下一次市议会将在10天之后的9月6日召开。

　　9月6日上午11点，“红色市政厅”外3000名共产主义者聚集示威。等到市议会议员进场后，他们就闯入市政厅。西柏林的记者遭到袭击，麦克风被抢走；一些市议员侥幸突围逃脱；另一些则被堵在办公室。对此暴力行径，马克格拉夫的警察却无动于衷。

　　共产主义者在市政厅找出46名西柏林便衣警察（跟随斯达姆一起去柏林西部区域的警察）。这些警察是来保护市议会议员的。被堵在市政厅内的西柏林议员开始逃跑，或者去市议会下属的联盟联络官办公室内寻求庇护。随后，一切回复平静。大约晚上11点，马克格拉夫的警察要求弗莱登伯格博士打开办公室的门，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封锁了整栋建筑，依次搜查各个房间，最后闯入美国联络官的房间。他们抓到一些参加市议会的议员，把他们铐起来强制带走。

　　一时间，所有在红色市政厅内的市议员、工作人员，以及西方盟国的联络官都成了人质。上半夜的时候他们试图逃跑，但市政厅周围的警铃挫败了他们的计划；现在，苏联军队加强了把守。不过英国联络官有他自己的抗议办法，那就是不停地让人去拿茶、牛奶和糖；而他的同事，法国的齐格米尔上尉也以法国人绝妙的办法进行反击。晚上9点钟，齐格米尔上尉从剧院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被堵上了；齐格米尔上尉并没有把堵路的那几个德国人放在眼里。他飞快地冲过去，撞开那几个德国人，跃进已被砸碎的玻璃门，嘴里高叫着：“这就是法国人进门的方式。”其余的法国同事手里拿着香槟，也跟着他进去了。

　　最后，应戛纳瓦将军的请求，苏联指挥官同意让在“红色市政厅”内的人质安全离开。凌晨5点钟，在市政厅内躲了一个晚上的西柏林警察和警官狼狈地爬上一辆法国卡车，而精疲力竭的德国记者和美国记者则上了另外一辆法国卡车。

　　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西柏林的安全区域了。尽管从红色市政厅到边界只有10分钟车程，但他们没走到1公里，一辆苏俄吉普就追了上来。吉普车拦住他们的去路，车上是全副武装的苏俄士兵。斯达姆手下的一些警察被拘押起来，最后被丢在萨克森豪森的前纳粹集中营好几个月。

　　军事管制总部的美国代表到科蒂科夫的办公室提出抗议，却被告知在市议会上请愿的“和平的工人们”受到了西方士兵和西柏林“黑暗卫队”的袭击（他把斯达姆手下的警察等同于纳粹党卫军）。该抗议的是他科蒂科夫。

　　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要想在东柏林创建一个民主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苏联军管局进驻东柏林的市政厅，辞退了那些非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的政府职员。就在此时，西柏林的市议员在柏林自由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新的选举将在11月举行。

　　9月9日，25万柏林人来到德国国会大厦前的共和国广场（Platz der Republic），倾听领袖的演讲。领袖号召他们抵制柏林封锁，反对任何阻止他们进行自由选举的企图。

　　接下来，示威活动先在英国占领区进行，很快就通过勃兰登堡门蔓延到苏联占领区。东柏林的警察迅速作出回应，他们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受重伤的有十几个人，需要住院治疗；还有10个人轻伤。一个16岁男孩的肚子被打中，失血过多，不治身亡。还有5名示威游行的人被东柏林警察抓获，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25年苦役。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迫于国际舆论的声讨，苏联被迫削减他们的刑期。对于这难得的仁慈行为，苏联解释说，这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只是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煽动性的”言辞的蛊惑。

　　随后的8个月，苏联继续对柏林进行封锁。但从封锁结束一直到1990年，柏林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战后的三年，盟国管制委员会以这里为基地，而且它本应是全德国的管理机构，应该考虑就德国的统一达成和平协议。但现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此后不到一年，德国就分裂成两个国家。

　　尽管分裂的最后一步还未来临，人们还可以在柏林东西部之间相对自由地行动。但假装柏林仍然是德国的首都已毫无意义。它甚至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尽管分裂还未完全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