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十一章 柏林的私生子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的深夜，约瑟夫·奥尔索普光临乔治亚城流光溢彩的晚宴，告诉年轻的柏林记者洛萨·罗，在他的故乡柏林发生了重大事件。约瑟夫·奥尔索普是华盛顿资深的新闻人物，从美国广播媒体得知了此事。散播出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又在柏林发起挑战；尽管有特工收集情报，但还是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这场挑战是什么，连很多身在柏林的人都不知道。

　　那个星期六的深夜，美国国务院柏林特别工作组的执勤官约翰·C·奥斯兰正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呼呼大睡，突然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打电话的是国务院新近成立的指挥中心的夜晚执勤官。他告诉奥斯兰，电传网络收到各种散乱消息，似乎共产主义正在柏林开展某种行动。消息称，东西柏林边界的过境通道正在被“封锁”，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东德以前也曾临时限制过大柏林区域内的跨境交通，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引起奥斯兰的警觉。他只告诉值夜官随时保持联系，然后继续酣然大睡。

　　华盛顿时间星期天早上4点左右，也就是西柏林时间星期天上午10点，夜间执勤官再次给奥斯兰打来电话说，军方消息已经证实这是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彻底封闭。不过，让人非常惊讶的是，“玫瑰行动”开始整整10个小时之后，华盛顿才得知这一消息。奥斯兰立即电话通知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波恩大使馆前高级官员法兰克·凯什。他现在负责柏林特别工作组，因为德国问题专家马丁·希勒布兰德正在休假。凯什说，他要送他的家人去机场，需要几个小时，但他承诺晚些时候一定到场。

　　很快，五角大楼在国务院的联络官舒瓦特上校来了。他们不断地与欧洲电话联系。然而，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却不能做，那就是给柏林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打电话。原因是这条电话线路正好穿过东德领土。在这条线路上的任何交谈都只能用普通语言，而且毋庸置疑地会被东德情报部门记录下来。6点，黎明的曙光照亮整个华盛顿。奥斯兰拿起电话，接通白宫执勤官。关于柏林事件的消息终于传到了白宫，但那位执勤官却不愿意去叫醒整个周末都在科德角度过的总统。这位白宫官员向奥斯兰保证，他会在一个更礼貌的时间告知肯尼迪。而他所谓的更礼貌的时间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钟。

　　此时，柏林已是星期天的中午。“玫瑰行动”已经开展整整12个小时，而美国总统对此仍一无所知。执勤官对叫醒总统感到迟疑，并不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仆人不希望触怒主人，而是因为总统身体状况欠佳。肯尼迪在世之时，他的公众形象堪称年轻人的典范，阳刚、健康、容光焕发；然而在其死后，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象。他年轻的时候就饱受爱迪生氏病的折磨，这种疾病使人的自身免疫系统不断受到破坏，同时还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如胃病、浑身无力、精神抑郁、关节和背部严重疼痛。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肯尼迪一直都在接受药物治疗。在1961年夏天，他的健康问题变得尤为严重。那段时间，他的私人医生每天为他注射两到三次的强效麻醉剂普鲁卡因来缓解疼痛。通常，爱迪生氏病的常规治疗是注射药效较弱的可的松。同时，总统还要服用麻醉剂来应对结肠炎、体重下降（睾丸甾酮），和失眠（利他林）。1961年8月9日，肯尼迪抱怨自己的“肠道不舒服”，“腹痛”，“痢疾”；8月11日，星期五，凌晨5点，他就因为剧烈的腹痛醒了过来。一名后来审核肯尼迪总统病历档案的医生评论说：“他服用麻醉剂，所以身体虚弱。”

　　在那个不祥的星期天，到处都在通过电话传递柏林的消息，而美国最有权力的民选官员却在熟睡。在夏季炎热的三伏天，总统喜欢呆在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庄园内。那个星期天早晨，一名小官员正和美国第一家庭在那里欢度周末。天气很好，他们打算一会儿之后乘坐肯尼迪的豪华游艇“马林号”来一次家庭旅行。

　　每年的这个时候，总统通常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华盛顿前往科德角。他先乘坐直升机到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在那里换乘飞机直抵科德角。每天早上，肯尼迪总统的高级军事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顿少将都会交给他一个文件夹，里面是CIA对当天世界各个地区事态发展的情况汇报；而离开华盛顿之前最后那个星期五的早上也不例外。这个文件夹就是通常所说的总统“审核单”。查看这个审核单是肯尼迪总统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最新的情报会与其他被认为重要的材料一同送到海恩尼斯港，以保证总统能及时了解最新发生的事件。紧急信息则由白宫电传给海恩斯港游艇旅馆的地下室，那里专设有一队美国通信兵，以便在夏天可以及时处理电传给总统的紧急信息。

　　8月13日，星期天，科德角一个明媚的早晨，天空湛蓝，阳光和煦，总统终于苏醒。尽管白宫执勤官作出过承诺，但直到此时关于柏林局势的消息依然没有送到总统手里。当肯尼迪和家人动身前往海恩尼斯港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做弥撒时，也还没收到消息。不到一个小时，肯尼迪一家从教堂返回，立即登上马林号游艇。他们将前往格雷特岛，在那里与美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及夫人共进午餐。

　　没多久，留守肯尼迪家族庄园的克利夫顿将军发来一条无线电信息。华盛顿也发来一封电报：柏林正在被封锁。克利夫顿将军建议总统返航。

　　马林号立刻掉头。肯尼迪在家族庄园码头下船，克利夫顿将军在发动的高尔夫机动车内等着他。总统坚持让第一家庭继续起航前去赴宴。于是克利夫顿将军立即将电报呈给总统，并为他驾车穿过沙丘直向家族度假别墅驶去。总统到达别墅后与美国国务院通过电话，旋即同国务卿腊斯克讨论柏林的局势。

　　这位国务卿因其冷静和高深莫测的语调而获得了“佛陀”的诨名。他向总统解释说，他认为谈判很重要，这样可以倾听对手的“弦外之音”。总统问他苏联人到底要干吗。腊斯克说，很明显他们在采取军事措施，但仅仅是防御性的。没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企图吞并西柏林。

　　这才是最主要的！现在，要为进出东柏林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门儿都没有。

　　腊斯克和他的助理以及总统身边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就是尽量把这个消息的影响力降低，至少从公共的认知角度看应该如此。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邦迪以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通了电话，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一方面，没有人愿意示弱或者显得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让苏联和东德采取的这些行为成为战争导火索或类似的东西。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作出某种官方的反应。当时，瓦尔特·罗斯托正在华盛顿，他协助组建了“时事观察室”，并让奥斯兰起草新闻稿。新闻稿直接电传身在海恩尼斯港的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这样，塞林格就能够及时应对媒体的提问并作出必要的声明。

　　新闻稿中没有谈及“墙”或类似的东西，只说到东德“采取了一些行动，以遏止逃向西柏林的难民潮。”东德的行动被看做是那个周末之前采取的恫吓行动的继续，针对的是从波茨坦和东柏林来的游客，其目标指向则是“边境跨越者”。新闻稿的主要策略就是否认西方不择手段地“诱发”东德难民潮，将难民潮出现的原因归结到“东德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苏联针对西柏林所采取的行动”。由此，塞林格继续采取进攻态势，指出东德采取的此类限制手段“直接违背”了四国协定，表明“苏联被迫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无法与自由社会竞争。”

　　在与总统商讨并获得批准后，国务院的正式回应甚至避开此类安抚性的言辞，只是简单地宣称，此次行动并未影响到“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以及进出西柏林的权力”，尽管此行动违背了现存之协定，将会导致“通过合适渠道发起的强烈抗议”。

　　苏联的坦克或许潜伏在柏林郊外；手握机关枪的士兵或许在藐视人权和整个世界；西柏林民众或许正聚集在边境区域进行暴乱；史塔西或许正忙着大力压制执拗的东柏林人的反抗；但是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反应只是礼貌的陈词滥调。

　　毫无疑问，“玫瑰行动”是丑恶的，肯尼迪必须极其小心地对抗它。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位需要这样做的国家领导人。其他主要的西方领导人甚至更不想与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制造的阴谋正面抗衡。

　　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柏林墙危机发生之时，他正在伦敦以北数百英里之外的约克郡博尔顿修道院。每年夏天，他都要去参加松鸡狩猎季节的开幕式，1961年的夏天也不例外。8月12日，星期六，麦克米伦在侄子德文郡公爵的陪伴下，正不遗余力地用火枪猎杀松鸡。德文郡公爵家财万贯，除了博尔顿修道院外，还拥有很多的财产。听到柏林传来的消息后，首相觉得没有理由停止自己的狩猎活动，8月13日他继续这种消遣。

　　与此同时，71岁高龄的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将军，最后一位依然在职的“二战”期间盟国领导人；从1958年开始，再次担任法国总统。柏林危机之时正在巴黎东南部（事实上，在东南很远的地方）科隆贝双教堂的乡间别墅内休息。戴高乐对柏林事务似乎也很随意，直到第二周的星期四，即8月17日他才返回巴黎。

　　这种谨慎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冷漠，在处理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的行动时，这两位领导人还有其各自不同的因素。

　　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在加速下滑，甚至连传统的帝国主义保守派也已经意识到要削减开支，适应新的形势。每次谈及英国军费预算问题，气氛都会很烦躁。以至就在柏林危机出现之前，英国国防部长哈罗德·沃金森已经开始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要大量削减英国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驻军。

　　按照计划，英国武装部队征兵制会在1962年初废除；相应地，英国驻西德莱茵部队（BAOR）也会在1962年底由原来的52000人减至44000人；英国部署在柏林占领区内的3500名军士也会减少。尽管美苏之间时常会相互进行武力威吓，尽管在维也纳峰会上出现了明显的失利，但是在8月13日之前，伦敦的态度都颇为低调。麦克米伦以其固有的讽刺口气描述1961年6月伦敦统治精英中存在的普遍情绪：“我依然认为我们更可能会破产，而不是被打败。”

　　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问题。在中东，新近成立的激进的伊拉克共和国在铁腕人物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领导下，与英国对抗。卡赛姆宣称科威特酋长国属于伊拉克共和国，并在6月花大部分时间将军队调往干燥的边境区域。科威特酋长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石油丰富）受到英国的保护。伦敦不得不匆忙从德国、塞浦路斯和本土抽调部队去科威特这个火药桶。如此重大而且是临时的调集人员和设备，包括舰船和飞机，所产生的费用，让英国财政雪上加霜。

　　麦克米伦的外交官们几近疯狂地忙着安排阿拉伯国家联盟来接管对科威特的长期保护任务，而英国士兵们也在50摄氏度（华氏120度）的高温天气里挥汗如雨地对抗着巴士拉沙漠南部神出鬼没的伊拉克军队。

　　因此，在8月13日以前，柏林并不是伦敦优先考虑的事务。看上去这更像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非全球战略的考虑。过去几年，英国一直深陷在西德问题的困境里。伦敦希望波恩可以分担更多的英国驻军费用，因为他们以前是占领军，而现在又是替西德防范东方攻击的第一道防线。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敏感点。7月中旬，在讨论假设苏联再次封锁柏林时的应对方案时，麦克米伦气急败坏地宣称，对于新的空投物资所带来的任何花费，英国“应该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再掏一分钱”。

　　所以，柏林问题是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国防部长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以后与麦克米伦的一次私人交谈时说：

　　照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我相信，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外汇的角度，我们再也无力维持目前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水平。因此，撤军或缓和国际关系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和平事业，还能满足我们自己特别而迫切的需要。

　　麦克米伦潦草地评论道“同意你的看法”，还说，“我想外交部长（For Sec，推测为外交部长）的看法也会一样。”

　　另外一个战线拉得过长的前帝国——法国，还有数万军队陷在与阿尔及利亚残酷的游击战之中，而其中绝大多数军士都是年轻人。阿尔及利亚人希望从法国独立出来，法国想在温泉小镇埃维昂同对方和谈，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戴高乐的这个让步导致他的部分军队和阿尔及利亚白人定居者发起公开的叛乱。而停火协定要在来年的春天才能达成，到那时一切都晚了。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份”还处于血腥的暴乱中，要真正抽调军队支援驻扎在德国的45000名士兵（其中有3000人驻扎在柏林军工复合体卡捷尔·拿破仑的军事基地）显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不像麦克米伦那样头脑冷静（而且囊中羞涩），戴高乐的法国准备好了为“正义”而作出重大的牺牲；然而很快就会清楚，这种准备并不适用于柏林统一的问题。1961年5月，在美国总统途经巴黎去见赫鲁晓夫的路上，戴高乐以慈父般的口吻告诫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要立场坚定”，不要被赫鲁晓夫蒙蔽了。戴高乐倾向于对柏林问题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取悦西德民众，另一方面，依照他的经验，这是对付苏联及其傀儡（他对东德政府特别鄙视）的最好方式。然而，仅仅几周之后，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就告诉英国国防部长，法国人不准备“为柏林而死”。

　　法国的统治精英私下觉得柏林以及德国现有的分裂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最近一份法国官方出版物中微妙的表示）戴高乐认为“不要让德国人的希望破灭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位伟大的法国人，诺贝尔奖得主、戴高乐的传记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后来说了一句经典的俏皮话，“我太爱德国了，所以想要两个。”只有试图损害现存的盟国占领权，当然主要是法国的占领权时，才能让戴高乐拔出他的宝剑。

　　在那个8月的星期天，小心谨慎的评论通过电话线往返于海恩尼斯港。这些评论暴露了肯尼迪及其助手的怯懦。美国政府正走在一条外交的高空钢丝上。这种谨慎不仅反映了对付苏联及其傀儡时的复杂性，同时还反映了处理西方盟国关系时的复杂性，后者有各自不同的需要、能力和国家目标。和赫鲁晓夫的卫星国家不同，欧洲民主国家不可能在恫吓之下去迎合支配自己的超级大国的需求。只能说服西方盟国采取一致行为，而且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说服它们。

　　在柏林墙修建之前，美国政府及其智囊团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些问题。7月22日，瓦尔特·罗斯托在呈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单总结了这些问题，而它或许影响了三天后肯尼迪的电视讲话，使得总统讲话恰如其分的强硬。备忘录取名《柏林问题制高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它认为，如果可以的话，美国应尽可能地带领盟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尤其是西德与法国，并未提及英国），而同时，必须准备好在有必要的时候独自前行。这就是制高点。罗斯托冷冷地补充：“你会想到加里·库柏独自对付歹徒的场景吧。”

　　尽管理解欧洲人在经历两次伤亡惨重的世界大战之后不愿意再冒战争的风险，罗斯托还是指出了这个毫无争议而且令人不快的事实：“……苏联最终关注的是美国，美国的意志和力量……最终格局将主要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或者不采取什么措施。”他接着说：

　　或许我错得很离谱。或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以及对西柏林人民无法回避的道德承诺会让我们走到一起，一起经受最后的考验。（当然，或许危机会在相对更早的时期消失）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的内心一定要准备好应对这种孤军作战的可能。当危机平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平静地接受它。

　　美国不仅要应付西方联盟中的大国，还要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较小的成员国，比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甚至袖珍国家卢森堡等等，虽然它们没有在柏林或者西德驻军，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中都享有投票权。

　　这些较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有理由辩称，在柏林问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中，和那些直接牵涉其中的国家一样，他们也会受害。所以，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回应8月13日的共产主义挑衅时，他们也应该有发言权。白宫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不得不问的相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靠核武器的威慑作用阻止了苏联对西欧的全面进攻，那么，在处理赫鲁晓夫及其谋臣采取的更加阴险的蚕食战略时，核武器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做事有系统的人，他是从福特汽车公司直接进入政府部门的。他喜欢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在白宫就职之初，他就惊恐地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居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政策升级机制，或者至少没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灵活回应机制。之前的政策似乎是这样：大体上说来，就是先将少量常规军事力量投入战争，直到战况对我方不利（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数量无法与苏联相比，所以用常规军队作战的话北约可能很快就会败下阵来），然后，再将核武器派上用场，给世界带来可怕的后果。

　　这一不怎么样的政策，只适用于处理北朝鲜与南朝鲜这一类的情况；也就是说，适用于东西方附庸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在面对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在柏林实施的狡诈而且不可预测的伎俩时，这个政策就派不上用场了。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要有新思路。一定要仔细确定战争升级的幅度，尽可能地推迟使用核武器，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冲突，从而避免核战争。如此一来，增加美国常规军的数量就很必要了，因为这样西方国家不会立刻被打垮。这一政策表明自1945年以来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核武器应用”政策已得到部分逆转。

　　国防部长的观点让他和其他的军队高级指挥官之间生出罅隙，特别是与美国空军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之间。自1956年来，诺斯塔德将军就是美国驻欧洲军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ACEUR）。这位体格高大、轮廓鲜明的将军，出生于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其父是一位路德教派的牧师。他是由战时的上司——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1961年，他53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外交官。他认为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重申常规武器的重要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照诺斯塔德将军的推论，只有敌人知道我们会在战术和战略的层面首先考虑核武器，如果必要的话，也会在战争初期就使用核武器，对方才会被有效地震慑住。

　　不仅如此，诺斯塔德将军也倾向赞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洲成员国的意见。那些欧洲成员国认为核武器的使用是一种共同责任，而这种观点却并不为华盛顿所赞赏。没人把这些放在心上。

　　基于这些理由，如罗斯托推断的那样，在未来的几天或几周内，孤独的“制高点”会成为事实，美国会被迫接管柏林。

　　当然，这取决于苏俄和他们的东德同志接下来要做什么。

　　共产主义者最初呈现在普通柏林市民面前的行为是极端而灾难性的，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经过小心判断的。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交通依然是畅通无阻的；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并没有遭到特别禁止。按照东德政府的规定，东德人要想进入西柏林，只要拥有许可即可。事实却是，那些许可证不会轻易给予普通人，而只会给予少数东德政府机构人员（apparatchiks）。用国际术语来说，这种手法就是一种策略。重要的是，西方不能说他们的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为只有那些试图从苏占区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才受到了影响。

　　正如共产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西方政府立刻而且是充满感激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西方政府的看法，与上述事实同样重要的是驻东柏林以及东德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所做的观察。

　　“二战”尾声，军事代表团作为盟国军事管制政府之间的联络机构出现，而其机构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情报官。军事代表团名义总部就在东柏林之外波茨坦华丽的别墅之内，其实，代表团的大多数职员都住在西柏林，而在西柏林之外开展活动。苏联军事代表团同样把总部分别安置在西方盟国的三个占领区。这些军事代表团成了“流动现场视察队”。他们既不在东德“搞间谍”活动，也不积极地实施颠覆活动，只是简单地视察对方不希望他们看到的，然后再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自己的上司。

　　在军事代表团存在的几十年时间内，他们开展的行动包括搜查苏联和东德军队的废物处理区，包括粗心的军队文职人员丢弃的一些文件碎片、报废的设备，和卫生医疗人员丢弃的（报告里微妙地称其为）“医疗废物”，所有这些都会被带回西柏林进行分析，得出一些关于冷战敌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其他的线索。甚至连军事车辆经过的未铺路面的道路以及留下的痕迹都要仔细检查，以确定车辆的重量和类型，以及适合路径的特征，以获知对方部队行动的规模和组成。代表团甚至也会监视史塔西的镇压活动，进入霍恩施豪森“禁区”进行常规偷袭。

　　军事代表团的官员和他们的司机经常要与苏联和东德军事当局玩猫和老鼠的游戏。苏联和东德军事当局（通常非法的）尽力设置一些限制靠近的区域，威胁代表团成员不能靠近。应当补充的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在盟国军事占领区的三个总部，也从事着同样的勾当。东西方能相互容忍彼此的官方间谍，因为双方都能从这样的默契中获得好处。

　　8月12日晚上和13日白天，三个西方代表团非常忙碌。他们利用自己可以随意进入东德的特权，跟踪东德秘密警察和军事单位，拍下军事部队、军事建筑和军事车辆的照片，并对这些东西进行初步分析。

　　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这些坚韧不拔的情报官员，在“玫瑰行动”开始几个小时之后，西柏林的西方盟国代表们就知道了两件事情：其一，东柏林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和平；其二，尽管苏联军队包围了柏林，但是这个包围圈的重点看起来只是为了防御，不是进攻。冷战时期，间谍活动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令人好奇，也常常被人们忽略。那就是间谍活动可以消除恐惧，也能引起警觉。在边界封锁后的几天内，在东德的西方官员和特工正确地辨别和分析了苏联的意图，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8月13日晚上，英国驻柏林军事指挥官德拉康姆给伦敦发了一封电报指出，苏联的两个师部署在通往西柏林的道路上，采取的是防御姿态，“防止边界区域居民大规模冲入西柏林。”

　　艾伦·莱特纳和法国驻柏林的军事长官也作出类似的评估。

　　新闻工作者，包括那个在美国出生、德国长大的RIAS广播电台主任罗伯特·洛克纳在内，在边界封锁行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进入东柏林，亲眼目睹并报道了跨越边界区域的悲剧，有时也是喧闹的场景，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新闻工作者的机动性很强，语言更流利，而且在当地的人际关系更好，相对于外交官来说，他们更能判断东西柏林的气氛。

　　这种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员在华盛顿和海恩尼斯港的政府当决策人员会有极大优势。迪安·腊斯克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二战”前在柏林学习过很短一段时间；在战时的东南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他既不喜欢，也不假装懂得德国人。那个时候，在美国国务院欧洲部，了解（甚至喜欢）德国人的专家非常少。信息缺乏导致的一种敏感裂痕，短期，甚至长期影响着美国同西柏林及西德民众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西方政府和媒体都提倡德国重新统一的合法性，强调西柏林对于德国统一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呢？让西柏林人感到厌恶的是，封锁边界很明显是分裂德国的第一步，而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对此却懦弱地保持沉默。

　　8月13日星期天，西方盟国军事指挥官没有提出正式的抗议，国务卿腊斯克对此负有责任。

　　在与勃兰特市长会面之后，三个盟国指挥官和他们的军事及民事顾问一起坐下来权衡利弊。他们讨论起草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并且可能送往高尼夫元帅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总部。然而，法国驻柏林的军事长官拉科姆将军坚持，在征得法国政府同意之前，自己不能签署这样直接的抗议，这让他的盟国同事异常恼怒。法国外交部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假，和其他的巴黎人一样，外交部长麦考维·德·梅维尔本人也在休假，所以这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到了下午，指挥官们同意了一个基本文稿，并觉得该以新闻稿的形式发表。这就表明仅仅是间接抗议，并未提及任何对抗措施；但这至少表明西方盟国会与西柏林人共进退，这比无所作为要好很多。拉科姆将军表示，在没有与外交部的上司沟通之前，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于是，开始起草新闻稿。

　　正在这时，福瓦·科勒大使，迪安·腊斯克的欧洲事务特别助理，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要求与艾伦·莱特纳通话。尽管电话线路是公开的，肯定会被苏联和东德窃听，他们还是在电话里讨论着国家大事。莱特纳提到盟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计划发表一份新闻稿，作为事后总体声明，谴责苏联和东德的无耻行径。在等待各自政府的授意之前，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

　　科勒让莱特纳通过电话把声明读给他听，这位美国在柏林最有权势的民事代表照做了，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几乎可以确定也为了史塔西和克格勃。听他读完后，科勒停顿了一会后，以其柔和却坚定的俄亥俄口音说：“国务卿就在这里；我要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

　　莱特纳忍耐着3000英里之外漫长的沉默，终于，科勒回来了。“国务卿给你严格的命令，艾伦，不要在柏林发表任何声明。”科勒接着说，“这件事你别再继续做了。关于这个事件的任何声明都应该由各国政府来发布。事实上，下午我们就要发布声明。”

　　这个“声明”就是国务院发布的那则极其谨慎的新闻稿。审核这个声明后，腊斯克就离开国务院，去看棒球比赛了。

　　除了一种奇怪的，想要抢先发布声明的欲望之外，腊斯克这个基本毫无意义的声明并不比身在柏林的盟国各军事长官的声明更重要。指挥官们发布的非正式抗议，不管多么没有约束力，没有威慑力，然而，作为身在柏林行使军事和政治权力的父母官，他们的讲话或许能为西柏林的士气带来积极的影响吧。

　　而华盛顿不愿作出承诺带来的后果只能是西柏林人和西德人慢慢堆积的愤怒。

　　如果西方同盟国忍气吞声的话，那么德国人就有理由认为盟国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这是一个真正让人忧心的问题，需要一个真实而坦诚的答案。

　　如何提供这样一个答案呢？

　　柏林人是幸运的，就在那个周末，他们需要的帮助来到了。杰出的美国舆论制造者，爱德华·R·默罗来了。

　　53岁的默罗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广播记者，1940年，他在遭受围困的伦敦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回报道；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他继续在欧洲前线报道战争。因为这些事情，他久负盛名。1961年初，肯尼迪把他挖走，并让他负责很有影响的美国新闻署，使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信息和宣传阵地的急先锋。走马上任，默罗就开始到遍及整个世界的信息王国的前哨站视察。8月12日星期六，这位伟大的广播记者恰巧来到他的最后一站——柏林。

　　自那以后，阴谋论者就断言默罗出现在柏林不是一种偶然，那“证明”西方、至少美国是预先知道边境封锁的消息的。更有甚者，认为整个边界封锁工程源自美国政府和苏联独裁统治当局之间的一个秘密协定，牺牲德国以创造中欧的稳定。要不为什么美国第一流的宣传者会正好在那个时候来到柏林呢？显然是为了策划一出宣传剧，以掩盖华盛顿背叛柏林的真相。

　　随着事情的真相逐渐大白，阴谋论显然是无法解释通的。招待默罗的东道主正是有美国撑腰的RIAS电台主任罗伯特·H·洛克纳，作为一个老到的新闻工作者，8月12日的整个晚上，洛克纳都在密切关注着东柏林和西柏林发生的事件。当他回到RIAS电台总部的时候，筋疲力尽的洛克纳在那里见到默罗。他们讨论是否应该改变星期天的预定计划。洛克纳原计划在星期天中午邀请他认识的一位东柏林学生来吃午餐，让默罗了解一些“那边”的“内幕”消息。然而边境关闭了，这个计划自然就流产了。不仅如此，他们本来计划在星期天晚上为默罗举办一个鸡尾酒欢迎会，让这位刚刚上任的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有机会见到本地的广播播音员、媒体工作人员、军事和民事官员。现在，他们还应该继续这种似乎很俗气的社交活动吗？

　　欢迎会按计划进行。或许会有人认为他们“只顾取乐，对大事漠不关心”，但默罗与那些人进行的有用的接触能够补偿这一切。而且，不管怎样，为什么要让瓦尔特·乌布利希影响美国人和他们快乐的鸡尾酒会呢？

　　在此期间，洛克纳首先带着默罗来到西柏林边界，在那里观看边界封锁的进程，以及愤怒或垂头丧气的西柏林人。之后，他们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

　　我们首先去了边界西边的勃兰登堡门，还去了那时依然存在的著名的阿德隆大酒店的后翼。酒店就在勃兰登堡门的旁边，透过开着的窗户，我们可以听到榔头敲打酒店大门发出的巨大噪音，还有成百上千名反抗他们的西柏林人的怒吼。喝着暖暖的、低劣的东柏林啤酒，默罗想起战前他作为记者多次来到柏林的情景。

　　对于这两位“身在现场的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忙碌的下午。随后，他们顺路造访了影响巨大的德国报业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总部，那是威尔默斯多夫区贝纳多特大街旁一栋恢弘壮丽的别墅。施普林格的小报《图片报》是德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也是后纳粹时期保守主义很有影响力的喉舌。

　　施普林格谴责美国的被动，“你将不得不清除这个屏障，”他断言。“我保证苏联会接受的。”照洛克纳看来，这位美国新闻署署长好像被施普林格的话打动了。

　　现在默罗相信自己应该警醒美国认识柏林的局势了。他给华盛顿美国新闻署的助理唐纳德·M·威尔逊打电话，敦促他尽快撰写关于边界封锁的信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种丑恶的行径，而且要快。威尔逊遵从了，毕竟默罗是老板。和许多人一样，威尔逊也认为封锁边界的措施是暂时的。然而，电话线那端言辞的激烈让他感到震惊。平素，默罗在其判断和行为方面都是处变不惊的。

　　洛克纳坚称，默罗也联系过白宫。他从高级专员公署举办的欢迎会上溜出来，在莱特纳的卧室与肯尼迪通电话。他向总统强调柏林局势的严重性。尽管还不至于引发战争，但如果西方无所作为，会对西柏林的士气造成破坏性影响。或许正是默罗形象的描述和新闻工作者的分析让肯尼迪明白，他应该采取比腊斯克和国务院目前赞同的更加果断、或者至少更加明确的措施。

　　这一切应该发生在海恩尼斯港星期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那时肯尼迪刚刚与政府的其他官员通完电话，并且批准了针对边界封锁最初发出的许多柏林人看来软弱无力的回应。

　　与此同时，3500英里外，驻柏林美国高级专员公署内举办的欢迎会还在继续；更多的消息不停地涌来；边界区域出现更多的抗议人群；勃兰特市长发表重要讲话。阿登纳总理的重要盟友、西德联邦议会主席尤金·葛斯坦迈亚从波恩火速赶到柏林。一个资深的西德情报官员靠近洛克纳。这名情报官员与洛克纳是朋友，他非常沮丧，把洛克纳拉到一个角落。“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不是吗？”他悲叹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太差劲了，居然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

　　整个下午，勃兰特市长都在边界区域视察。下午6：30，他向西柏林市议会致辞。他非常准确而且全面详实地陈述，东德无缘无故地将东柏林封锁起来的行为违背了现存的协定。他呼吁西方立即行动起来，抵制东德的行为。在讲话中，他用“黑暗力量”和“劳改营围栏”来指称穿越柏林心脏的边界屏障。他强烈要求西方盟国增援他所治理的这半个城市，因为它正在遭受围攻。事实上，勃兰特市长呼吁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向东方表明，美国正在严密的关注发生的事情，西方盟国对此是认真对待的。勃兰特还呼吁自己的民众保持克制，不要挑衅，不要给敌人口实，让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实施暴行。

　　勃兰特的演讲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热情，也展示了这位成长中的领导人的卓越风范。他表达了柏林人的愤慨和痛苦，同时又疏导了人们的感情，让他们不至于采取徒劳的报复行动。然而，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领导人的演讲词。他只是一个市长，他唯一的武器只有语言。

　　据说，肯尼迪在第二份“审核单”中看到勃兰特市长的演讲词时，他非常不舒服。“看看！”总统怒发冲冠，读着勃兰特的要求，说：“他以为自己是谁？”

　　8月14日，星期一，天亮了。边界东面依然站满东德军队。对于乌布利希政权来说，最大的担忧就是大量的“边界跨越者”会试图跨过边界，潮水一般涌向西柏林。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警力稀少的地带或者是运河、湖泊这类还没有封锁的地带，有一些人越境。但是，相对于东德政权已经震慑到的人的数量来说，这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从科德角返回华盛顿后，肯尼迪与助手们召开会议。总统刚刚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官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反对增加柏林的驻军。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他的主张或许是对的，但柏林危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危机，甚至根本就不是军事危机。上午的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但并没有决策出什么务实的措施。虽然隐约谈到表明立场的行为，但是政府依然不准在柏林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发表声明。尽管默罗从柏林发来的重要报告影响了总统，但他仍然在意他的行为不能被大西洋对岸的任何人迫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勃兰特的新闻发布官埃贡·巴尔日后评论的那样，现实仍然是“肯尼迪老大哥和勃兰特小弟”。

　　尽管有默罗的警告和“柏林黑手党”的请愿，“肯尼迪老大哥”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肯尼思·P·奥唐奈尔，曾经是波士顿·爱尔兰政治机构中的重要人物，现任总统的“特别助理”，在第一次早会结束之后，听到总统对这件事情的总结：

　　“如果赫鲁晓夫真正的意图是要占领柏林，那他为什么还要修建边界墙？他只需占领整个城市，根本不需要什么墙。这是他摆脱困境的一个手段，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毕竟一道墙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

　　他身体往后倾，靠在椅背上，用手指轻轻地敲着牙齿，这是他思考时的一个习惯动作。然后他说：“柏林危机到此结束。恐慌的是另一方，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什么也不做，因为除了战争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就此结束吧，他们是不会占领整个柏林的。”

　　总统的结论是纯粹、冷静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英国政府更不情愿听德国人发号施令，8月14日，英国驻西德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爵士给伦敦发电报，质疑西德政府对于边界封锁事件的反应，因为后者宣称这是苏联和东德吞并西柏林的一个阴谋。斯蒂尔在写给伦敦上级的信中说，这种观点“与当前明显的事实并不一致”。“西德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并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在捍卫政治立场。”他继续写道：

　　我必须说，我个人一直都在思考东德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封锁边界。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都在担心西德和西方盟国的制裁，以至于迟迟不能动手（正如去年冬天那样），但是过去一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人逃往西德，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我认为，重新让东德人自由地离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因此，我们应该尽快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极其谨慎地确保我们和他们一样，把这个事件看做是我们的胜利。

　　英国大使直接明了的怀疑，反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们的看法，东方并没有打算要吞掉柏林。东方只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重新整理柏林的局势，尤其是为了确保东柏林的安全。只要东方的行为止于此，那么盟国就不会采取军事对抗策略。唯一的例外是法国，他们另有打算。尽管巴黎对于德国的统一持一种冷淡甚至敌对的态度，然而，他们非常热心于把西德从美国的怀抱之中撬出来，绑入法国联盟。看似支持柏林的“强硬路线”，实际上只是戴高乐的一种策略，他要不花任何代价就受到波恩的称赞。

　　不管怎样，时间在流逝，而毫无作为绝不是好办法。在柏林，西区民众的义愤情绪正在高涨，示威在继续。德国大众媒体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和尖锐。

　　或许是受到默罗的鼓舞，威利·勃兰特决定直接与美国总统联系。他决定，自己必须要向这个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挑明，当前的局势是多么的危急。勃兰特让埃贡·巴尔起草一封信给肯尼迪。

　　这封信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勃兰特小弟和肯尼迪老大哥”之间的尴尬局面；其次，或许更重要的事就是西德境内正在进行大选。勃兰特正在竞选总理，而与肯尼迪建立直接关系将会向一些人表明，美国政府是支持他这个候选人的。

　　德国国内的竞选活动曾经、今天依然处于一个相当粗野的环境。边界封锁还不到48小时，阿登纳就针对勃兰特提高了自己的竞选赌注，暗中则针对肯尼迪。在8月14日巴伐利亚的选举集会上，这位老人残忍地指出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又名弗拉姆”。

　　一语道破双关。话语中包含的侮辱其一是提醒听众维利·勃兰特原来的名字是赫伯特·弗拉姆，出生于吕贝克的一个单亲家庭；其二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位伟大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将以现在的名字名留青史，而事实上这个名字却是他在挪威政治流亡时用的一个假名（nom de guerre）。在挪威，勃兰特与一个当地的反法西斯组织一起工作，直到1945年秋天才回到德国，而那时他甚至还穿着挪威军官制服。阿登纳在提醒自己的支持者们（尤其是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明确两件事情：勃兰特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私生子，且据谣传，在“二战”期间还是一个反对德国的“叛徒”。

　　这位老人采取的强硬态度让勃兰特深深地受到伤害，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市议会的一次晚间会议。

　　与此同时，作为他深受伤害并且灰心丧气的上司的代表，巴尔还在继续起草给肯尼迪的信。对于东德已经竖立起来的“边界防卫”，西方盟国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必须得做点什么。星期一的午夜，也就是第一批建筑工人到达边界区域48小时之后，柏林就要变成分裂城市的第三天。时间没有袒护希望逆转这一进程的人。

　　带着后见之明，在一次采访中，洛克纳讲述的事情让勃兰特和“柏林黑手党”伤心不已：

　　当时，在各种各样的事后剖析中，我们想，哦，天啦，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而其中一个不切实际的画面就是，我们立刻就派出坦克去除掉那些带刺铁丝网——边界墙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只是把带刺铁丝网放置在边界的主干道上——与此同时，（我们）立刻公开地打电话给苏联人，“我们注意到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你们都没有人值班，所以我们只好擅自行事。你们的东德走狗在这里撒野，很明显他们骚扰了整个柏林的自由交通。因为找不到你们，所以我们就冒昧地代表四个占领国清除那些阻拦交通的蠢东西。”

　　当然，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二星将军们都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必须要同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协商。那个时候，即1961年，德国人还不能被漏掉。而在一个周末的时间，要进行四国政府的协商根本不可能。而如果后来才实施这样的措施，又很可能会引发战争或类似的冲突，因为这样的措施只能在向苏联求助的幌子下实施，而且只能在事发当晚和那几个小时之内才行。

　　8月15日，星期二，一周工作在继续。每过一个小时，只要没有对东德修建的边界墙发起挑战，就是更加承认它的永久存在。

　　边界西侧骚乱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采取行动。西方盟国在柏林的军事长官终于发出了期待已久的抗议照会，并由三国联络官递交到苏军驻柏林总部，盟国苏联在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安德烈·I·索洛维耶夫上校。照会谴责东德竖立“任意边界”；抱怨东柏林成为“武装阵营”，违反了柏林人自由出入境和就业的权利。它总结道，“我们必须抗议8月13日的非法措施，敦促你们执行相关协定。”

　　当然，索洛维耶夫上校注意到抗议中没有包含要求撤除边界墙的最后通牒。

　　在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8月15日上午10：45（德国正是下午），柏林指导小组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尔森，爱德华·默罗的副手，以及总统的一群助手，包括马克斯维尔·泰勒和麦克乔治·邦迪。

　　由于总统出席，这成了重量级会议，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肌肉紧张。他们探讨的不是如何逆转边界封锁的局面，而是如何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根据会议记录，相较于肯尼迪在与奥唐奈尔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腊斯克对现实局面的态度甚至更直白：

　　国务卿指出，尽管边界封锁是一起最为严重的事件，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使解决柏林问题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减缓德国和柏林的愤怒情绪，它的出现，是由于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提出抗议。然而要我们知道还应该做什么真的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重要事情和次要事情。”腊斯克宣称。

　　再一次，没有对苏联及其同盟进行制裁的声明。事实上，在这次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上，商务部长提议美国应该停止向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援助食品（此类与波兰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是经过讨论，认为这样的声明是不智之举。抵制东德巨大的国际贸易窗口莱比锡博览会的提议也同样被否决。限制颁发东柏林人访问西柏林需要的文件——临时旅游证件（TTDs）也遭到否决，这种证件一直以来几乎都是自动颁发的。只有一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那就是增加柏林的美国驻军，尽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烈反对。此外，还要加大舆论攻势。罗伯特·肯尼迪尤其强调在舆论领域要加大力量。

　　整个世界依然不能确定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究竟要做什么。前一天召开的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使用的称谓是“围栏”而非墙。然而，到了晚上，东西德的电话线路突然中断，邮递服务也受到限制。

　　东柏林封闭起来的第三天真正的正式表态就是，华盛顿的官员们精力充沛地向媒体发布了简要消息。《纽约时报》如此报道：

　　今天，肯尼迪政府开始将东德封锁东西柏林的边界描述为东德人戏剧性地承认失败。

　　最高当局在此明确表示，当前，对于东德人在柏林的行动，盟国能作出的反应仅止于此。当局认为，只要西方进出这个分裂城市的权利还受到尊重，那么抗议和强势的舆论宣传就是他们进行反击的首要形式。

　　合乎情理。第一段所表达的路线正是一开始皮埃尔·塞林格发给海厄尼斯港的电报中最初提议的东西。第二段的内容非常坦率，代表了现实情况，那是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害怕听到的字眼。他们目前的忧虑很容易演变成迷茫的愤怒，而这会激发他们的反美情绪，最后导致恩将仇报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谁能否认“柏林黑手党”和德国友人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正确的呢？除了防御之外，东方在心底难道就不会想要更多吗？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甚至在封锁边界的最初几天里，东德人就已经在得寸进尺了。

　　在那个星期天匆匆几小时起草的最初的宣言中，东德人向全世界保证，边界受到“保护”后，除了“破坏分子”（provocateur）和类似的人士外，其他人进入东柏林不会受到限制。然而就在“玫瑰行动”的当天，个人就被禁止进入东柏林。8月15日，威利·克莱斯曼，西柏林克罗兹堡区的区长，试图驾车进入东柏林，但被以潜在的制造事端者之名拒绝。这位生活阅历丰富的社会自由党人士是人们熟知的“得克萨斯州的威利”，因为他在美国旅行期间，被授予美国圣安东尼奥市的荣誉市民。他准备给那些住在东柏林但在克罗兹堡区工作的“边界跨越者”发钱，因为边界封锁，这些人不能来领取自己的工资。

　　很快又出现了其他情况。有时，不受欢迎的旅行者不能进入东柏林。东德可以随意解释“破坏分子”这个词。

　　起初，为了防止西方对封锁边界行动的暴力反应，东德人的这种强加是温和的。西方机会主义者就此松了一口气，并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一直影响着他们应对这场危机的策略。

　　然而事实证明，第一印象其实是具欺骗性的。接下来还会有针对西柏林和盟国的进一步挑战。这些冷酷的步骤在有计划地升级，东德会吞并西柏林吗？难道他们只是企图让盟国在不可避免的谈判中永远都处于防守状态，而让赫鲁晓夫在强势位置上发号施令吗？从一开始，这种不确定性就困扰着西方的决策者们，并将在整个危机中持续困扰他们。

　　8月16日下午（华盛顿时间），维利·勃兰特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以电报形式（通过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莱特纳）送抵白宫。这位西柏林市长把信的内容描述为“私人的非正式信件”。

　　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不可能忽略勃兰特信中对整个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政府的露骨批评。

　　“东柏林政府的非法主权”，市长在信中告诉肯尼迪，“是由于西方的疏忽而得到认可的”，说到过境点的数量和对进入东柏林的限制，他写道，是由于盟国一方的“不作为和纯粹的防御政策导致的”，而这会导致西柏林人的信任危机，还会“增加东柏林政权的自信心。今天，东柏林政权已经在报纸上鼓吹其军事力量的成功”。东德已经取得了其计划第一阶段的胜利：孤立并隔离西柏林。第二阶段的成功是早晚的事，而其计划的第二阶段就是要将这座岛城变成孤立的“隔都”。如果第二阶段获得成功，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民众不是逃往西柏林，而是从西柏林逃走。西方应该主动让苏联站在联合国的被告席上。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三个占领国应该放弃四国共治的幻想，不管苏俄人想要怎样，都应正视保证西柏林的自由和安全。

　　勃兰特之所以会使用这种尖锐的言辞，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事实：长久以来西方世界都拒绝和赫鲁晓夫商谈关于后者提出的和平协定计划，现在边界封锁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方会突然急切地希望与东方进行谈判。

　　我……此时不无伤感地想起那些拒绝谈判的声明，当时谈判是完全不会有压力的，因为我们与苏联平起平坐。现在我们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而且我已经听说我们将无法拒绝谈判。

　　在信的末尾，勃兰特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增加驻柏林的驻军，并将此作为西方决心的象征。

　　这种语气本来适合同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开诚布公的交流。然而，这封信出自中欧的一位市长，尽管这位市长本身非常杰出，然而信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所以这封信的莽撞或者是傲慢让人觉得吃惊。

　　更严重的是，勃兰特让肯尼迪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当天晚上，也就是华盛顿政府刚开始其白天工作的几个小时之后，他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的民众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并将他写给肯尼迪的信公之于众。

　　勃兰特告诉庞大的集会群众：“我们勿须恐惧，今天我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柏林需要的不只是话语。柏林期待的是政治行动！”

　　台下掌声如雷，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是柏林人希望听到的话语，或许也是整个西德选民希望听到的话语。

　　然而，对于勃兰特的演讲和信件，肯尼迪的直觉反应就是前者的目的是成为西德总理。自出生以来，这位总统就生活在波士顿政治圈那种尔虞我诈的氛围中。不管什么事件，无论多么悲惨，都是政治竞选的提神剂。“那个柏林的私生子”，他认为，居然决定用边界封锁的悲剧作为竞选花招，以牺牲美国为代价。

　　从广义上来说，勃兰特无疑是在耍政客手腕。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他需要表明自己能维护柏林和德国。作为西柏林市长，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需要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一名政治家为了一项必要行动而心怀多种动机，这种行为在民主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不仅如此，柏林的媒体也变得恶毒起来。8月13日下午，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向默罗坚持如果西方回击带刺铁丝网的话，东方就会退缩。这位媒体大亨显然对盟国忽略他的建议感到非常不满。8月16日上午，施普林格在《图片报》上用头号大标题抨击西方的不作为。“西方无动于衷！”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此怒吼。“肯尼迪总统保持沉默……麦克米伦在打猎……阿登纳则在谩骂勃兰特。”另一份报纸称高尼夫元帅在8月13日之前就提醒过西方盟国军事指挥官们关于边界即将被封锁的事。这立刻遭到否认，但是焦急和日益失望的西柏林人成为了谣言的信众。

　　于是，勃兰特不得不排解这种消极和挫折感，舒缓由其带来的后果。他的讲演确实是兵行险招，但至少从眼前目标来说，他大获全胜。

　　至于勃兰特是否也知道他的那封信和演讲会在白宫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那还不是很清楚。他之所以写那封信，不仅是受到德国同仁的鼓舞，还受到了艾伦·莱特纳和埃德华·默罗的鼓励。艾伦·莱特纳和埃德华·默罗刚刚成为“柏林黑手党”的临时成员。柏林的不安氛围需要清除，而用清楚的言辞表明这个城市所处的困境会让华盛顿从8月的麻木中回过神来。不管是否能够预见到这封信会让总统不悦，勃兰特的这封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维利·勃兰特或许偶尔会缺乏判断，但他从来就不缺乏勇气。

　　不到48小时，勃兰特就收到了肯尼迪的回信。递交这封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出强权剧。美国总统的这封信由副总统林顿·约翰逊亲手交给勃兰特。根据总统的命令，副总统的随行是战后大人物之一：美国驻德国占领区前总司令卢西乌斯·D。克雷将军。

　　约翰逊出身卑微，是德克萨斯的职业政客；克雷将军则出生于佐治亚州的贵族世家（其父是美国参议员）。他们的搭档对柏林表示出君临天下的高姿态，甚至在勃兰特的信到达华盛顿之前这事就已经被广为流传了。

　　林顿·贝恩斯·约翰逊是国会里众人皆知的精明绝顶的人物；克雷，能征惯战的知名美国将军；然而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政治态度却和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克雷将军在其低调和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隐藏着强硬的一面，终身都是一名共和党员。约翰逊举止粗鲁，性格豪放，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就是一位好斗的民主党成员。8月15日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上，为柏林之行挑选一位军事官员的讨论看似含糊其辞，但事实上有理由相信早就“挑选”好了克雷将军，甚至或许早于选择副总统约翰逊。

　　当时的目击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对于促成这次危机中的柏林之行，“柏林黑手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詹姆斯·奥唐奈尔和玛格丽特·希金斯这两名颇具影响力的记者，是“柏林黑手党”中的元老人物，都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也都住在华盛顿；两人似乎早在8月14日就开始策划柏林之行。希金斯住在克雷将军家附近，对他很了解。她的丈夫，威廉·霍尔将军在战后曾经担任克雷将军的空军侦查参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边界封锁的消息刚一传来，奥唐奈尔和希金斯两人就立刻打电话给对方，都对国务院“调解人”看似已经掌控局面的局势感到遗憾。

　　如何提供一种平衡力量，找到一个扭转局面的人？希金斯已经通过电话与克雷探讨了此事，并了解到克雷和她一样也不太信任国务院。她向奥唐奈尔建议说，将军有可能会和他们站在一起。与奥唐奈尔谈过后，希金斯又给克雷打电话；克雷将军同意，只要能够说服政府相信柏林之行非常有用，那么他愿意去柏林完成这个使命。最后，希金斯找到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原则上接受这个想法，但令他觉得不妥的是克雷代表的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左翼分子。后来，当派遣约翰逊一起去，以便提供一种政治平衡的想法出笼时，克雷的柏林之行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情了。星期三，这两位既有权势又有超凡魅力的人选都开始积极准备。

　　8月17日上午，总统出席柏林指导小组召开的重要会议。会上同意约翰逊和克雷搭档去柏林；还批准增加柏林的驻军，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这一决定意味着要从驻扎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第八师中抽调一个战斗小分队（1500-1800人）。派去柏林的特遣部队配备有105毫米榴弹炮。这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第一次从苏联控制的领土派出炮兵作战部队，而非占领军。

　　总统作出的这两项决定都遭到了军方机构中重要人物的反对。高级官员们在这场突然到来的危机中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表现得异常谨慎，并不主张战争势头。诺斯塔德将军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依然认为，在对边界封锁的回应中，美国任何形式的增兵都意味着潜在的军事挑衅，因而是危险的。至于派遣约翰逊的计划，诺斯塔德将军表现得像是国务院中的“鸽派人物”。他发电报给参谋长莱姆尼策将军：

　　总统回复勃兰特的信件经由早年柏林危机中的英雄卢西乌斯·克雷将军送抵柏林，在我看来，此是漂亮的一击。然而，若是加上副总统这位大人物就有点过分了，可能会在西柏林激起期望，还可能会激怒那些不开心的东德人，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克雷将军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我们迫切需要的大人物。

　　然而，会议上终于出现了真正了解柏林的人物，他深知柏林民众的士气如何脆弱。此人就是大卫·E·墨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多年来担任美国柏林行动基地的副主任及主任，几周前刚返回美国。他接到命令后就离开旧金山的家，来到华盛顿。

　　意识到墨菲可能是“柏林黑手党”的成员，总统提醒说他只对西柏林民众的民心和士气感兴趣。“我们的权限还到不了东柏林”，他告诉这位中情局官员。边界封锁一事并没有讨论，也许这已被当成了既定事实。30年后，墨菲回忆他对肯尼迪提出的建议：

　　我解释道，这个问题是西柏林人的一种认知。尽管他们知道，自1948年以来，盟国已经无力抵抗苏联和东德人在东柏林的所作所为，但从内心来说，柏林对于他们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东柏林人可以在西柏林购物，看戏；东西柏林的亲戚朋友可以互相往来。尽管这些年来封锁出入境边检站的事情屡有发生，但8月13日的边界封锁还是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再加上他们认为西方不会有所作为，让很多西柏林人担忧盟国打算逐渐放弃对西柏林的保护。因此，采取措施恢复西柏林民众的信心以及重新激起西柏林人的士气是至关重要的。

　　墨菲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言辞得当的表述似乎使增兵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总统的主意已定。他要派克雷和约翰逊去柏林，立即增加柏林的驻军，并且，援军就从东德境内派出。

　　肯尼迪的这一决定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国务院和军方某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消极和安全第一的态度，转而慎重地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尽管目前这种决心大体上还只是象征性的。对于那些指责增兵是一种“挑衅”的人，克雷本人反驳道，派遣1500人的军事力量到西柏林，整个盟国在柏林的驻军人数也只有12000人，相对于包围着柏林的25万苏联和东德军事力量，这不可能表明我们要计划进攻。即使最有手腕的共产主义宣传者也无法让这样的指责站得住脚。

　　8月17日下午，约翰逊与克雷前往柏林的使命已经确定。第二天早上，肯尼迪邀请玛格丽特·希金斯去白宫参加非正式的情况通报会。他微笑着告诉她：“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不仅决定派克雷将军去柏林，还要派副总统与他一同前往。”

　　实际上，总统所透漏的信息，对于这位消息灵通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来说，是意料中的事情。她前一天晚上已经与克雷、副总统约翰逊、来自德克萨斯的国会议员山姆·雷伯恩，以及约翰逊的密友等人一起共进晚餐。席间，约翰逊被叫去接电话，收到了来自白宫的任务安排。约翰逊对此决定非常不满。他不熟悉外交政策也不乐于远行，他不仅怀疑自己前去是否有意义，还抱怨说：“到时一定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我夹在中间。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呢？”他返回餐桌后，在座的各位都在劝说他，尤其是他的老盟友雷伯恩，在约翰逊接受总统命令之前，就已经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同其他说客一样善意地劝说他欣然接受任务。

　　8月18日，肯尼迪将写给勃兰特的信准时委托给克雷将军，并附上命令，此信不得公开。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这封信不会减缓西柏林或西德民众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