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午

　　除了嘈杂的柏林，世界照常运转。当然，西德那充满恶意的竞选活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约翰逊副总统离开那天，也就是8月22日，阿登纳总理也在西柏林露面。很自然，出于礼貌，勃兰特市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职总理。从他们的合影可以看出，两个人看着不同的方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位莱茵兰老人视察勃兰登堡门旁关闭的边界时，听到的是一片嘘声，这片嘘声来自西边。

　　8月13日发生的事情给阿登纳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德国重新统一，是总理当政12年来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的；然而边界封锁让他的这个政策彻底破产。通过所谓的霍尔斯坦主义，阿登纳一直都在努力孤立东德那个共产主义政权；霍尔斯坦主义确定，西德不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唯一的例外）。通过坚持西德才是唯一合法的德国以及柏林将是德国的首都，阿登纳一直都在让统一德国这个观念保持鲜活；他还提出所谓“磁铁理论”，这个理论说，从长远来看，东德将被引入更富裕、更有活力、更强大的西德轨道。阿登纳通过这个理论向西德人民承诺乌布利希政权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乌布利希、赫鲁晓夫决心在柏林采取效果明显的边界封锁行动，而“三大”西方占领国对这个行动的反击明显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和他的部长们失去了最后的遮羞布，感到非常无助。或许就因为这一点，总理的西柏林之旅十分仓促，而且相当不光彩。

　　竞选还在继续进行。阿登纳继续宣扬保守的爱国主义，并鼓吹持续的经济成就，他的目的是要获取广大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因为中产阶级从战后的“经济奇迹”中获益良多，而他的政府对经济奇迹的出现功不可没。然而这一次，这只老狐狸并未使用他的惯用伎俩，比如那个臭名昭著、广受耻笑的“勃兰特原名弗拉姆”的演说。在哈根的威斯特戈利亚镇，阿登纳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爆发，他把柏林墙描述成“赫鲁晓夫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故意修建的”。

　　在9月17日举行的选举中，勃兰特未能击败阿登纳。这位西柏林市长及其支持者们原本希望柏林墙危机超越党派政治，成为影响国家形象和地位的大事件而帮助社会民主党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得到过工人阶级的支持。

　　然而，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只得到4%多一点的选票。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近5%的选票，从而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最大的赢家是以商业为导向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中产阶级见证了老总理政策的破产，因而对全面的左派倾向心存疑虑，又不愿把票投给勃兰特的“赤色分子”。自由民主党几乎获得全部选票的13%，所以它的决定至关重要。问题是，自由民主党早前曾宣称，不愿意和阿登纳领导的政府联盟。

　　1961年9月17日以后，西德进入混乱的新旧政府过渡期。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协议，条件就是85岁的阿登纳从政府4年任期中退出，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乌布利希在东柏林悠闲地关注着西德的混乱和西方盟国的局势，心里十分满意。他几乎心想事成。现在，东德已经牢牢地存在于苏联集团之中；边界局势一下子就稳定下来，随之，东德的人口和经济局势也稳定下来。他努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将不可能突然崩塌。

　　然而，这位经验丰富、狡黠、而且得寸进尺的政客，知道自己不能坐等赫鲁晓夫把剩下的东西送到他的手上。照他看来，剩下的东西就是：一份单独的和平协定，对东德的完全控制，最后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控进出被围困的西柏林的权力。

　　9月，两名英国下院议员参加东德的莱比锡商品交易会。乌布利希邀请他们共进午餐。这位东德领导人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显露了试图用边界武力囚禁西柏林人的狼子野心。两名下院议员关于这次行程的报告被送到英国首相的办公室：

　　乌布利希称将在年底之前签署一份和平协定，而这份和平协定是基于波茨坦协议基础之上的。该协议签署后，没有东德签证，任何人不得飞越或进入东德国家领土。“不受欢迎的人”将不能获得签证。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的飞机将不得飞越东德领土，除非有特别协定。他认为滕佩尔豪夫机场并不适合作为柏林的飞机场，如果要继续使用的话，应该由东德来控制。

　　正是乌布利希这种无所顾忌，导致美国和苏联武装部队在柏林大街上直接发生冲突，再次将世界推到战争边缘。

　　1961年10月22日，星期天，边境封锁已有10周，美国代表团副团长艾伦·莱特纳及其夫人乘车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车上挂着美国占领军部队的牌照。他们计划去东柏林观看一个捷克戏剧团的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15分。

　　过去16年，西方盟国的军事和民事代表已经习惯随意往返东西柏林。务实的英国人为安抚东德军官，会向他们挥舞手中的身份证件（尽管他们不会下车），然而美国人一直都顽固地拒绝出示任何证件。这种常规行动就要受到挑战了。当莱特纳夫妇在东德岗哨前减速后，并没有挥舞身份证件，于是东德的交通警察把他们拦下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

　　几天前，一队级别较低的美国官员经过东德哨岗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莱特纳是预先就收到过警告。但他拒绝出示任何证件，如果有谁想要质疑莱特纳的身份，必须由合适的占领国代表来做，而不是一个东德警察，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东德这个政权。莱特尔要求叫一名苏联军官来解决问题。

　　35分钟过去了，苏联人依然没有出现。莱特纳决定驱车进入东柏林，他驾驶着汽车绕着粗陋的边境障碍行驶，这是为了防止车辆逃跑而设置的。当他驶入苏联占领区40码左右的时候，被一个东德巡逻队拦了下来。他坐在车内，被全副武装的边界警卫包围，无法动弹。

　　总统在柏林的私人代表，克雷将军，这时已经得知消息。作为肯尼迪的私人代表，克雷将军来柏林已有两个月了，在此期间，他一直在敦促华盛顿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还批准美国军车进行“破除柏林墙”的演练，训练军队以应对新建的边界被破除的可能性。然而，他只是一位挂名领导人、号召人。在克雷被派往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之前，华盛顿就有很多人为他的激进倾向担心。他们的担心即将得到证实。或者似乎是这样。

　　晚上9点，莱特纳已经抵达边界1小时45分，美国驻柏林军队的宪兵司令罗伯特·萨博克命令斯塔兹中尉带领8名美国宪兵，进入东德境内。

　　带上刺刀，护卫队越过白线进入东柏林。他们越过边界屏障，来到莱特纳的车旁，后者还在车里坐着。他们徒步护送莱特纳先生，车缓缓驶过沉默的东德边境护卫，往东柏林的方向前进了一小段距离，再回到西柏林。

　　然而外交家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这件事情，他让夫人在西柏林岗哨处下车，自己又开车进入东边。他被拦住，不过这次，东德交通警察被迫眼睁睁地看着斯塔兹中尉和他的宪兵以及莱特纳一起去到莱比锡大街，深入苏联占领区200码，然后返回。几分钟之后，一名苏联军官终于出现在东德边界。罗伯特中校已经向他发了一份官方抗议。10：20左右，莱特尔再次经过边界，这次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他完成在莱比锡大街的巡游后返回。一些跟在他后面的西方盟国的民事车辆，也未受到骚扰。

　　莱特纳先生没能去成剧院，但是原则已得到维护（这倒具有一点戏剧性）。他认为自己有权不受检查地进入东柏林，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帮助下，他做到了，虽然他只待了一小会。为了强化这一点，克雷还派出4辆坦克出现在查理检查站旁美国这一方。

　　不久，苏联通过发言人宣布，莱特纳事件的责任在东德一方。

　　事情结束了吗？不。这是一种担忧，或许也是苏联和东德政府之间不和谐的征兆。第二天，东德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AND）就代表东德内务部发表声明：以后，所有身着平民服装的外国人，通过边境时都必须向东德官员出示身份证件。

　　对此，克雷将军并未发表公开声明，但私下里给国务卿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强调了不屈服于东德阴谋的重要性。

　　我相信，（他写道），东德会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要求所有由未身着制服的士兵驾驶、挂美国汽车执照的人员出示身份证件，要求所有盟国人员出示身份证件是他们的第一步。随后必然会取消西方盟国在东柏林的一切特权，只拥有和其他外国人一样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进入东柏林的权利上，美国占领军的军官只和一名比利时游客一样多，而这完全否定了四个占领国在前德国首都享有特权的理念。

　　克雷表示，“他非常担心赫鲁晓夫会把进出柏林的控制权全权交给东德，这很可能引发战争。”这是非常准确的预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预测的准确性。然而，和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不同的是，他认为这并不表明东西方要进行会谈，而认为这是“在当前局势下”拒绝与苏俄进行谈判的原因。只有苏联同意以保持柏林现状为基础，会谈才能继续。他提议，只有这样，赫鲁晓夫才会“被迫摊牌”。

　　克雷希望立即知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与此同时，他说自己不会在同一天（10月24日）考察东德，但觉得在第二天（10月25日）这样做是很重要的。

　　那么，还有24小时的时间。将军不会坐以待毙。10月18日，在美国人进入东柏林遭拒之后，克雷将军寻求并获得了新的授权，以便应对可能的共产主义者关闭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的行为：

　　经白宫批准，倘使东德使用让人无法接受的证件查验或者竖立实物屏障关闭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入境点，USCOB（美国柏林指挥官）获得授权采取如下行动：

　　（1）动用2到3辆坦克强行破除障碍，拆除任何阻挡入口的障碍物；

　　（2）坦克完成使命后，应立即撤回，并停靠在附近的西柏林区域。

　　（3）主要指挥官或USCOB应立即致电卡尔斯霍斯特，抗议东德（GDR）的行为，并要求同苏联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目的是确保可以安全通过边界。

　　媒体声明将以最快的速度在柏林发布，就盟军武装力量摧毁东德非法设立的屏障作出解释；同时还要向苏联指挥官提出抗议；西方盟国要继续让苏联负责确保盟军可以无限制地在东柏林自由进出。

　　如果苏联拒绝就东德步步为营的行为采取任何措施，那怎么办呢？问题的答案仍未揭晓，或许是故意的也未可知。克雷将军是罕见的意志高昂的现实主义者，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

　　然而同时，并不是只有西方盟国的政治家才觉得柏林局势如此麻烦、如此危险。在几百英里外的东边，共产主义世界也未能就柏林局势达成一致意见。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苏联的5000多名代表和80名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他们对大会致以敬意，并戒除骄躁之气。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赫鲁晓夫权力的顶点。经过紧张的施工，国会大楼于几天前竣工。国会大楼用大理石和玻璃修建而成，而会议就在这巨大建筑物内召开。

　　四年前打败“反党”集团之后，赫鲁晓夫巩固了在苏联的统治；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升空和宇航员的上天，让苏俄的威望与日渐增。相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再那么专制，人民拥有更多的生活消费品。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大步向前。得益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的影响才扩展到了美国家门口。就在几个月前，即1961年4月，美国新总统试图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挑起反革命活动，但屈辱地失败了。在大会的开场演说中，赫鲁晓夫宣布他的宏韬伟略：要在1980年前“建成共产主义”；并再次向全世界宣布对“国家解放”运动的支持。

　　这位苏联领导人踌躇满志，但是他也被一些问题困扰，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毛泽东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过分谴责。赫鲁晓夫没有直接抨击由外交部长周恩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而是对中国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伙伴阿尔巴尼亚发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由恩维尔·霍查，一个奇怪的领导者。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号召推翻霍查的统治。当时的情况是，赫鲁晓夫刚愎自用及其高度专断的农业政策都存在潜在的问题，他热衷于种植玉米，并认为农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

　　此外，还有从未停歇的德国危机。

　　整个世界一直以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将会发表关于德国问题的胜利声明。8月13日东柏林修建的边界障碍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苏联领导人将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面前，就德国问题再次重拳出击，或许是最后一击：通过与东德签署单方和平协议，让西方最终陷入困境。

　　不过他们都失望了，其中最失望的要数东德第一书记、部长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同志。在此之前，他几乎都是心想事成。

　　10月17日，代表大会开幕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经在事实上废除了对西方的最后通牒。此时，他已不再指望在1961年底前与东德签订单边和平协议。但他否认彻底放弃该目标，还对乌布利希及其政权大加表扬，不过他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

　　第一个将赫鲁晓夫同意建立柏林墙的消息通知给乌布利希的是柯维特辛斯基，苏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解释了苏联领导人的看法：

　　从与东德签署的单边和平协定来说，柏林墙本身就大张旗鼓地埋葬了签署单边和平协议的希望。柏林墙修建之后，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乌布利希将签署和平协议看做得到国际认可的途径。对我们而言，国际社会对东德的承认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看来，不管怎样，东德都会得到承认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边界封锁之后，西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东德。事实也确实如此。

　　乌布利希并没有事事如愿。赫鲁晓夫几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遇到的麻烦远远没有他想象的多。西方已经表明，可以忍受分裂的柏林和封闭的东德。赫鲁晓夫意识到，过分的要求会与西方发生冲突，并可能引发战争。通过在西柏林庞大的特工网络，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克雷已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基地，训练部队拆除水泥墙，而且拆除的模型墙与新近修建的边界墙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进一步激怒美国人呢？

　　更重要的是，尽管8月13日之后美国一直在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但美国并没有作出多大的让步。针对“乌布利希问题”，肯尼迪最近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

　　如果西方的重要利益被置于东德这个反复无常的政权手里，那么这个区域将会……不再太平。乌布利希先生在该问题上的声明与您的保证，甚至与他自己的保证都不一致。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不希望该区域一直处于疑虑、紧张和紧急的状态，而这将会造成双方部署更多的军队在边界两旁。

　　这封信或许在克里姆林宫产生了反响。赫鲁晓夫降低和平协议热度（并准备将它置于次要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在3月到10月间，乌布利希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将进出西柏林的权力交给东德领导人是非常不明智的。只要苏联保持着维护四个占领国在柏林权力的表象，同时暗地里在各方面支持东德政权，就能把握最终的控制权。否则，莫斯科就得听从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意愿，并且必须由他来制定政策。

　　10月22日的边界事件发生时，乌布利希本人已在莫斯科待了一个多星期了。艾伦·莱特纳在查理检查站被滞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乌布利希是否应该对此负责我们无从知晓。然而，不论是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过境点命令莱特纳出示身份证件，并且在这位美国外交官要求传唤苏联军官之时加以拒绝的那个人一定知道，自己正在酝酿一场危机。他一定认为自己在按领导的意志行事。

　　尽管乌布利希在莫斯科的寓所里一直同东柏林保持联系，但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采取过任何举措来废除那个决定。随后德意志通讯社（AND）发表声明，对于身穿平民服装而试图进入东柏林的盟军人员，东德当局将会继续严查；而这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受到了最高阶层授权的。

　　10月25日，星期三，克雷决定再次“测试”东德。上午9：25分，一个美国民事官员驾着一辆挂着美国军用车牌的小车经过检查站。东德人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他严词拒绝了，而他要求见的苏联军官也没有出现。一名美国军官现身，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小时内东德人不允许该官员通过，他们就会用武力打开一个通道。

　　10点左右，附近出现了美国坦克。不一会，10辆坦克就轰隆隆开上了弗里德里希大街。坦克停在离检查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没有关掉引擎。苏联人的报告中提到，开在最前方的两辆坦克，前端装着推土机推土铲。检查站附近还有数辆吉普车和4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的装甲输送车。

　　时钟指向12点50分，事情发生已经三个半小时了，5辆吉普车出现，每辆吉普车上都有4个全副武装的美国人。如同前一个星期天晚上护送莱特纳一样，吉普车护送着小车进入东柏林。他们再次将小车护送到约200码远的地方，然后回到美国占领区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两架美国空军直升机在该区域上空盘旋。

　　当天下午2点钟，坦克撤离弗里德里希大街，但是美国在柏林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在里希特菲尔德营房，坦克在练兵场上排开。装甲部队被派往德莱林登的高速公路检查站。装甲运兵车出现在靠近边界的提尔公园。

　　几分钟内，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高尼夫元帅就知道了一切，而高尼夫元帅此时正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他立即命令苏联军官驻守查理检查站对面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过境点。苏军指挥官索洛维耶夫上校，被指示接待他的美国对手。

　　指挥官之间的会面未能缓解危险的局势，索洛维耶夫无法再次以“误会”为借口敷衍了事。由于公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苏联再也无法否定东德的行为让它颜面尽失。于是，索洛维耶夫采取迂回政策，一方面抱怨美国人的顽固，另一方面又指出身着制服的盟军人员就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明。10月22日发生在检查站的事件被描述为“极明显的武装挑衅行为”。

　　10月25日下午，更多的美国民用车辆被护送进入东柏林，并在东柏林稍微转悠一下才回到西柏林。东德人竭尽所能地让事情变得更棘手，有一次他们甚至让一辆车开出公路的边界，而那时一辆美国民事车辆及其武装护送队——一辆载满士兵的吉普车和两名手持刺刀步行的美国步兵——刚刚完成其东柏林的短暂巡游，正慢悠悠地返回检查站。其中一名步兵护卫威胁要向迎面而来的车辆的挡风玻璃开火，这才避免一场蓄意酿造的交通事故，从而也避免了东德以此为借口限制美国司机在东柏林的活动。

　　夜幕降临，东德人用明亮的探照灯照射西方观察员，让他们无法看清东边的情况。美国人在自己的坦克上安装大功率的探照灯反击。10万烛光亮度的光束足以让东德交通警察们头晕目眩，他们被迫转身离去，并撤到他们的护卫小屋。不久，他们就熄灭了自己的探照灯。

　　当天晚上，事态进一步升级，出现一批没有任何标识的坦克，它们朝着菩提树大道的方向驶去。坦克驶进一个被轰炸损毁的区域，那里曾是普鲁士王储的宫殿。第二天早晨，一名会说俄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以外交官的身份作为掩护，奉命前往查看局势。他朝其中一辆停着的坦克走去，当一名士兵从旋转炮塔下钻出来时，他用德语问他到卡尔斯霍斯特怎么走，这名士兵茫然地望着他。当美国人又用俄语问了一遍时，他被报以友善的微笑，并被告知了详细的方向信息。

　　查理检查站几百码开外的地方，共停着33辆苏联坦克。10月26日一整天，这些坦克都停在那儿。

　　这是苏联装甲车辆多年来首次出现在东柏林的限制区域。即使是在8月13日边界封锁的时候，苏联的装甲车也只是停在后面掠阵，而让东德国家人民军（NVA）出现在柏林城内的潜在前线。现在10辆40吨重的美国坦克和5辆装甲运兵车聚集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整装待发。此时，英国也决定表明态度。据美联社报道，他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部署了3辆反坦克大炮，瞄准苏联坦克停靠的区域。

　　局势真的变得危急。

　　下午3点，美国人决定再次对边界进行“测试”。坦克朝边界的方向开去，3辆坦克正好压在边界线上，大炮对着东柏林。随后，一位美国平民开着一辆蓝色的德国产福特陶奴斯牌汽车绕过路障，那是东德人用来减慢车速的。他继续朝东柏林前行，但一会儿就被拦了下来，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他在汽车里待了会儿。随后，美军宪兵司令萨博克上校再次出现。他穿过边界哨岗，从东德边界警察身边走过，一头钻进福特汽车。

　　“我们离开这儿”萨博克告诉司机。司机调转车头，但是还未等他们回到边界线就又被拦了下来。此时，这一带已经挤满了成百上千名看热闹的市民。这儿发生的闹剧成了当地人和国际媒体最感兴趣的娱乐节目。萨博克把头伸出车外，要求叫一名苏联军官来，东德交通警察上尉告诉他这要由他的上级来决定。

　　“你这是拒绝”罗伯特抗议道，他指着马达轰鸣的美军坦克说：“告诉你的头儿，我们开过来了。”

　　3辆载满身穿防弹衣、手持刺刀的士兵的吉普车，护送着福特陶奴斯汽车进入东柏林。当他们抵达最后一道屏障并顺利通过后，吉普车便离去了。载着司机和会说俄语的宪兵司令的手下，这辆福特车绕东柏林巡游了5分钟左右，随后返回检查站。在要到达检查站时，东德人再次拦住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美国人再次拒绝。

　　“这简直是世上最无礼的国际挑衅！”一名东德军官咆哮道。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宪兵司令的手下说道，“你们并没有得到我们的承认，上帝从没允许我们那样做！”

　　随后司机用事先计划好的方式闪烁车头灯，吉普车旋即冲上前，护送汽车返回西柏林。与此同时，一辆从东柏林方向来的满载英国员工的小车正经过哨岗。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身份证件，被允许通过。这看起来就像一出闹剧，尽管可能是致命的闹剧。

　　就像一位年长的柏林人在《纽约时报》上说的那样：“在8月13日他们分裂这个城市的时候以及把你们的过境点减少到一个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行动起来，现在你们还在坚持什么呢？”

　　苏联决定不再让美国人继续这种欺凌。第二天清晨，即10月27日，在美国人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东柏林之后，苏联派出10辆坦克。高尼夫元帅已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对话，这位领导人告诉总司令可以针尖对麦芒地部署同样数量的坦克到边界，但是不能开火。

　　赫鲁晓夫再次展示了令人奇怪的冲动与精于算计的混合，既进行了挑衅，又把握了尺度。他还在忙着那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再次对斯大林进行公开谴责。而这次谴责直接导致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1953年与列宁合葬的陵墓，尽管当时会议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继续谴责引起了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守旧组织和个人的不满。

　　为了向东西方的敌人展示自己的力量，赫鲁晓夫下令继续进行核试验。会议第一周里，10月23日，一个重达3000万吨级的炸弹被引爆；10月30日，会议接近尾声时，一枚更重的核试验炸弹从新地岛上空7英里多的高空投入冰封的巴伦支海。爆炸产生的巨大闪光能在700英里外的地方看到，腾起的蘑菇云升到50英里的大气中。尽管冷酷地展示其摧毁世界的力量，冷酷地分裂柏林，赫鲁晓夫与西方对决中所谓的失败还是一个幕后问题。而大会还未结束，中国代表团就离开了。北京谴责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尽管中苏分裂多年之后才完全公开，但在1961年10月就已成为事实。

　　因为正在实行改革和反斯大林的路线，赫鲁晓夫无法在像柏林这样的重要外交事务上示弱。所以，他采取了强硬手段，命令高尼夫以武力对抗武力。双方都派出了10辆坦克，隔着边界对峙。美军坦克的引擎声不绝于耳，其中装备有推土机推土铲的坦克尤为醒目。美军直升机不停地掠过检查站上空，并在东柏林上空进行巡视飞行，全然不顾东德和苏联的抗议。

　　克雷获悉那些坦克确实是苏联人的坦克，于是立刻就有了宣传优势。“事实就是，苏联坦克出现在现场了。”他在达勒姆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表明，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骚扰事件不是自封的东德政府自己所为，而是经过其苏联主人授意的。”

　　当时以及之后多年，克雷的观点，即苏联人发动查理检查站对抗是为了羞辱美国，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然而，根据后来几十年的情况以及逐渐解密的文件资料显示，实际情况很可能不是那样。再一次，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受到乌布利希反西方立场的胁迫，还有点过头。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将装甲部队引入东柏林并不代表冲突升级，而是想从东德手里收回危机控制权。

　　对峙持续了16个小时，尽管那天晚上“很冷，天还下着毛毛细雨。”那是冷战期间美军和苏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对峙，双方都全副武装，如果任何一方轻举妄动，便会引发战争。正如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非常谨慎地向中央委员会指出，此次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全世界，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战斗机和战舰都处于全面备战状态。在查理检查站的对抗期间，北海部署了4艘核潜艇，潜艇上装备有北极星导弹；马利诺夫斯基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每艘潜艇上都有16枚原子弹瞄准苏联境内的目标。

　　谁会先退步呢？

　　不是乌布利希。此时，乌布利希还在莫斯科，他通过自己最信任的拥戴者、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赫尔曼·马特恩向东柏林政治局发出一系列措辞严厉的电报。10月27日，当所有的坦克都部署到位的时候，他告诉马特恩要低调处理西方三大国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对抗，目的是稳定东德国内的消费。美国军事长官沃森将军的抗议和索洛维耶夫上校的回应并没有出现在东德的媒体上。媒体保持着克制，没有以“夸张的方式”抨击西方，因为正在酝酿其他措施；在此关键时刻，乌布利希不希望进行不必要的挑衅。然而，“要求三个西方占领国文职人员出示身份证件的命令必须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不向美国人屈服。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接到命令，要在3天之内组建一道宽度与整个弗里德里希大街一致的钢铁屏障，并在接到命令的时候立刻安装此钢铁屏障。

　　索洛维耶夫上校（包括乌布利希）曾明确地向西方国家宣称，边界控制是德国人民警察的义务。他对挑衅性地进入东德的行为表示抗议，他已经宣布了对抗措施。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召见了美国大使汤普森，向他传达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声明。

　　实际上，尽管事情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乌布利希不知道的私下一些不同的事情已经准备就绪。

　　据克雷说，那天晚上他与肯尼迪通话时，总统问他是否有些紧张。

　　“紧张？不，我们在这里一点都不紧张。”克雷还记得当时的回答，“如果有人感到紧张的话，总统先生，那应该是在华盛顿的人。”

　　国务院的一些胆小鬼和国会中的自由派人士曾经强烈反对任命克雷为美军驻柏林指挥官，而且仍在继续批评克雷在柏林墙事务上的边缘政策。克雷将军对他们的讽刺并没有让总统生气。

　　在与柏林通电话的整个过程中，肯尼迪都把脚搭在办公桌上。“很好”，他对克雷说，“这里可能有很多人感到紧张，但我没有。”

　　总统无忧无虑的原因很简单，他几乎已经肯定地知道缓解紧张局势的行为正在进行中。肯尼迪总统的哥哥罗伯特与格奥尔基·波沙科夫私交甚好；后者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风度翩翩的新闻参赞，他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与莫斯科的最高领袖联系。实际上，波沙科夫是苏联军事情报处（GRU）的上校，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只是掩护，而美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10月27日的坦克对抗事件让形势一触即发，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就与其朋友波沙科夫取得了联系。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间就开始来回传递信息。

　　因为相关材料仍未解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材料的具体内容。我们知道的是，第二天早上10：30，赫鲁晓夫跟仓促返回柏林的高尼夫元帅通话。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显示，高尼夫告诉他查理检查站的局势依然没有变化。他告诉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人撤离，然而双方坦克机组的成员偶尔会钻出坦克，四处走动，以便驱寒。

　　“高尼夫同志，”赫鲁晓夫说，“我认为你最好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撤出边界。不要让他们开得太远，只要离开对方的视线。把坦克部署在支路吧。”他补充说，“美国人让自己陷入窘境。我确定他们正寻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吧。我们撤出坦克，他们也会跟着撤出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苏联坦克撤离后20分钟或半小时，刚好是确认最高指示所需的时间，美国人的坦克撤退了。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说这个决定是突然而至的灵感。他决定撤退，是因为直觉告诉他，美国人也会照做。实际上，在10月8日至27日期间，肯尼迪总统通过罗伯特·肯尼迪与波沙科夫之间的联系已经给出了这个建议，而且，白宫还许诺将缓和柏林的边界通关问题。现在，赫鲁晓夫不用再担心面子问题，他知道一旦苏方撤出坦克，另一方也必定会作出回应。

　　在10月27日和28日美苏坦克对峙期间，伦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力避免因为进出东柏林的权利问题引发战争。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文职人员进入东柏林的时候，会按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因此，伦敦对美国的同情极其有限。而且，英国认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应归咎于法国。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一名助理做的备忘录证实，“法国人曾被抓住携带非盟军人员跨越边界，尽管这些人乘坐的是官方汽车。”

　　看过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关于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报告后，首相在报告的边上涂写了一些评论。“外交部打算如何处理此事？”麦克米伦问道，“这非常危险，”他想知道英国还会与“这种幼稚的胡闹”搅在一起多久。

　　伦敦很少有人认为应该采取强硬路线。10月27日，外交部长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与腊斯克快要达成共识”；腊斯克不希望出示证件的问题上升为显示国家实力的问题。“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尽量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与莫斯科达成妥协。”美国国内认为克雷是主要的问题。外交部长建议麦克米伦：“问题是美国大兵似乎不愿意就范。我会发一封加急电报，敦促执行该特别命令。你也可以跟总统说说。”

　　英国的实用主义（或软弱）在缓和危机方面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无从知晓。唐宁街总喜欢高估自己对白宫的影响。

　　查理检查站事件的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超级大国间的关系。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谁在柏林的街道上向谁出示证件就引发战争。唯一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重要的就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因为作为一个卫星国的领导人，特别像他这样的东德铁腕人物，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很害怕自己被忽略，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双方于1961年10月28日上午撤回自己的坦克，毫无疑问，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次日，星期天，肯尼迪总统和往常一样去做弥撒，然后飞往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出席一个官方会议。

　　赫鲁晓夫继续参加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两天后这个会议才结束。

　　通过电报，乌布利希继续向他在东柏林的同志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斥责他们没有在主要的地方，如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设置反坦克措施，并命令他们立即在所有过境点修建坦克陷阱，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大街，阻止“占领国”的坦克强行进入东柏林。

　　乌布利希离开莫斯科之前，曾向赫鲁晓夫抱怨他没有宣布与东德签署单边和平协议。“我不认为延迟签署和平协议会导致东德经济恶化”这位苏联领导人急躁地回应道，“我们又在旧话重提了”。

　　而对于波兰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赫鲁晓夫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会有战争，但是同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会使局势恶化……尽管不会有战争，我们也不应该恶化局势。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无所畏惧，但是我们不希望战争。

　　虽然真正危险的国际对抗已经结束，赫鲁晓夫仍然在继续他的“游戏”。在之后的两个半月，驻守德国的苏联军队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直到1962年1月11日这种警戒状态才解除。12月发生了一些针对美国官员的细小的挑衅行为，然而西方并未因此被激怒，很快，这些小风暴就烟消云散了。2月，在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上演了一幕精心设计的猫捉老鼠的空中游戏，但这只是空拳练习而已。

　　赫鲁晓夫想要告诉所有人，包括乌布利希和中国，虽然他放弃了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但他并没有让步。让柏林问题“重上日程”很容易，而且他会一直这么做。然而，他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古巴。弗里德里希大街事件一年之后，古巴发生了一次更危险的对抗，再次把人类推向核毁灭的边缘。

　　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结束，让英国人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他们仍担心美国人惯有的挑衅态度，也许会再次引发对抗。

　　11月1日呈交给麦克米伦的一份报告表述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西德人、法国人以及美国国内的一小撮力量的影响，肯尼迪也许会“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可以继续安全地进行下去”，报告中还谈到“意外战争”的风险，而这应该归咎于“克雷将军在柏林的老鹰捉小鸡游戏”。首相的私人秘书P·F·德·朱略塔，郁闷地评论：“恐怕没有人知道美国人会做什么”。

　　实际上，10月28日美国和苏联两方几乎同时撤回各自坦克的行为，对东西方来说，表示他们已象征性地承认了8月13日以来的现状。从那天起，美国人不再让他们的文职人员强行进入东柏林，东德或苏联也不再试图封锁入口，危机结束了。

　　新的调查揭露了弗里德里希大街危机背后更多的秘密，现在有一种强烈的猜疑，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顶着压力放弃单边和平协议意味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但同时还意味着德国和柏林将不得不吞下加固的柏林墙带来的苦果。

　　这并不意味着东方“胜利了”。西方盟国在西柏林的继续存在，以及从陆路和空中进出西柏林的权利都得到认可。东德得到的酬劳就是围墙。在赫鲁晓夫放弃和平协议的计划之前，莫斯科和东柏林都把柏林墙看做是一个临时举措：仅限于带刺铁丝网，而且在某些地方也仅是简单的水泥屏障。毕竟，一旦和平协议签署，东德就不会再控制东德与西柏林及西德之间的往来活动，那么柏林墙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这一直是乌布利希的梦想，当然也是赫鲁晓夫的梦想。

　　长久以来，柏林墙都是东方宣传的死穴。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向世人宣告一个简单却是毁灭性的声明：苏联和东德在柏林与资本主义者面对面的竞争中，失败了。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都不得不带着这种永恒的无声谴责生活下去，直到某位苏联领导人再也无法或不愿忍受为止，但这是半辈子后的事情了。

　　这样说起来，柏林墙不是始于1961年8月13日，那时才刚搭建起铁丝网；它是始于10月17日。那时，赫鲁晓夫放弃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会使波茨坦协议无效，同时还会迫使西方盟军撤离西柏林，并将整座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他的附属国东德。

　　1962年初，东德人开始建造那个恐怖的、精巧的防御工事，而这比简易的焦渣石水泥墙要牢固得多，这个东西，不只是一个“墙”字就能完全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