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十六章 超现实的笼子

　　乌布利希离开人世时，西柏林也发生了变化。

　　1959年，即柏林墙建造两年前，约阿希姆·特伦克纳逃离东德。为了留在西柏林，约阿希姆向难民营管理体系撒了谎，但他在难民营里待的时间很短暂。8月13日后的几个月内，有人告诉他，美国会为想去美国留学的西柏林年轻人提供奖学金。这些大方的奖学金是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这个文化交流项目是由美国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热心促成的，并被视为帮助德国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办法。

　　约阿希姆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1962年，他来到美国德堡学院学习。德堡学院是美国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在德堡学院，约阿希姆遇到了一个美国女孩，后来他们结了婚，并一起搬往纽约。在纽约的《新闻周刊》杂志工作多年后，约阿希姆开始了作家和交叉媒体记者的职业生涯，事实证明他的职业生涯漫长而成功。婚姻失败后，约阿希姆决定回到柏林。

　　1968年，约阿希姆（现在通常简写为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泰格尔机场。约阿希姆再次回到西柏林，那年他30岁。自1961年以来，金钱不断地涌入这个城市，新的建筑项目鳞次栉比。布达佩斯大街上非常现代的欧洲中心大厦让他想起了“小曼哈顿”；重要的是，西柏林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和以前相比，西柏林人似乎不再恐惧，也没那么紧张了，城市也变得更加国际化。西柏林新开了很多意大利餐馆、中餐馆或土耳其餐馆。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负责了西柏林的安全，而西柏林人也习惯了柏林墙的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西柏林经常会有示威活动，抗议保护国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正在遥远的越南推行血腥的战争。

　　已故匈牙利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非常了解西柏林，他把这个半城称为“超现实的笼子”，意指一个奇怪的监狱。有悖常理的是，那些被监禁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柏林已经和赫鲁晓夫1958年想象的那个“自由城市”非常相似了。

　　诚然，西柏林的200多万人口能够保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其富裕“老大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巨额资助。但西柏林与西德并不完全一致。西柏林有不同的法律，还有独特奇怪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因为与联邦德国腹地在经济和人口上的联系被切断，还与以前的一半城区（和以前1/3的人口）切断了联系，西柏林的的确确是共产主义汪洋中的一个小岛。

　　大多数西柏林人仍然亲西方盟国，尤其亲美。圣诞节来临之际，美国第40装甲纵队的坦克绕着施特格利茨——策伦多夫区巡游，炮塔上立着的是盛装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还携带着送给当地孩子们的礼物。西柏林人群跟随着美国坦克欢呼。在西柏林人看来，美国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会和东柏林的亲友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还是亲美的，但西柏林人不再对美国完全言听计从。20世纪60年代，东、西柏林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柏林墙修建后最初的日子里，西柏林担心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流失。准备留下来或者愿意来到西柏林的家庭和个人，西柏林市政府会支付所谓的“战栗之钱”（Zittergeld）。在西柏林，制造工业，包括电气设备、机床和服装企业，都承受着不安全和运费高昂的痛苦。过境线路成为制造工业进出西柏林的唯一途径。而且，西柏林不能生产武器装备或者军用设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流向西德，随同这些人口流向西德的还有西柏林绝大部分的制造业。

　　20世纪70年代，几乎1/4的西柏林人年龄超过65岁，这个比例是西德的两倍。相比之下，15岁以下的儿童的百分比是15%（在西德境内，约为23%）。为了稳定西柏林，西德政府给西柏林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极其慷慨的补贴；西柏林的企业可以缴纳更低的营业税；而且，西德政府还强制搬迁了一部分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政办公室到西柏林。这些措施都有力地维持了西柏林的稳定，让西柏林得以存在下去。

　　不管怎样，西柏林的人口还是在慢慢减少。20世纪60年代初，西柏林的人口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年，来到西柏林的人比离开的要少几千人，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新来西柏林的人不是传统意义上寻找工作的移民，也不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专业技术人员。西柏林不是一个能得到晋升的好地方。要想得到晋升，需要去其他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心城市，比如法兰克福（金融中心）、汉堡（媒体中心）、杜塞尔多夫（广告和保险的中心），或者巴伐利亚，那里新兴的电子产业正在迅猛发展。

　　在此期间，大批来到西柏林的人，高调的希望让别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或许他们并不是主流。他们来到西柏林只为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西柏林的租金更便宜，拥有昼夜不停的夜生活，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来到西柏林的年轻人可以避免被征召加入西德的武装部队，即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br）。根据盟国占领法，西柏林身份证可以让年轻人免于西德军队的征召令。

　　1961年，学生非常支持逃亡团队，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信仰。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团体突然转向成为激进的左派。他们不再欣赏西德“经济奇迹”带来的舒适，也不欣赏西德保守的价值观。因为越南战争，美国也不再是自由的象征。相反，与“帝国主义”美国对比，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反叛者看来，尽管东德在很多方面都故步自封，并且外部形式依然是斯大林式的，但东德并没有那么糟糕。西德激进的旅行者可以自由来去东德，东德没有泛滥的商业广告，这是他们所喜欢的。此外，东德有廉价的食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旁的书店内，任何人都可以买到内容详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东德，你甚至可以用一杯（劣质）咖啡的价格买到一套马克思著作的精装《雾月十八》。这样一个国家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另类群体一边享受着西柏林快乐轻松的生活，一边嘲笑西柏林的现存人口，嘲笑它的消费主义，明显的社会保守主义，及其对北约部队持续的感激。北约的武装力量一直盘桓在这个被围困的半城（西柏林）和周围的“工农国家”（东德）之间。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激进分子没有继续抗议柏林墙的存在，而是聚集在西柏林，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抗议美国的帝国主义，以及阿登纳和保守主义者创立的所谓战后西德原法西斯主义。诚然，许多温和的观察家也因为联邦德国未能与其过去划清界限而感到失望。西德保留了很多早期僵化的等级结构和专制态度。康拉德·阿登纳可能讨厌并且鄙视纳粹，但在1914年前，他一直是普鲁士政府的高级职员，而且在德国最后一位皇帝统治时期，他还担任过科隆的市长；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信奉教皇的绝对权威。

　　1945年后，阿登纳及其支持者建立的西德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实行法治，但这绝不是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乐园。一直以来，柏林都比德国其他地方更宽容；甚至1945年后，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成为西柏林的主流时，这种宽容依然存在。

　　同性恋在柏林至少活跃了一个世纪，并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几乎完全的宽容。《第175条例》禁止同性恋，但只是对同性恋产生了一些影响，没有完全改变同性恋的现状。1929年，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左翼和自由主义者联合政府事实上通过了废除《第175条例》的决议。几个月后，右翼掌握政权，搁置了废除《第175条例》的事宜。三年后，希特勒掌权。关于同性恋，纳粹增加了一条法令《第175条例a》。该法令扩大了罪责范围，甚至连同性双方的身体接触也是犯罪行为；而且，同性恋关系的“罪恶”一旦被发现，根据该法令，同性恋男性就有可能被实施宫刑。因为该法令，很多男同性恋者被逮捕和监禁，更有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死在纳粹集中营。

　　1945年后，西德保留了纳粹极端的《第175条例a》；而东德采用的反倒是以前不那么极端的《第175条例》。尽管东德在举办“世界青年节”之类节日时公开表示要压制男同性恋的性行为，但是东德采用的同性恋法令还是让刚刚经历过“二战”的人觉得东德更宽容。西柏林摆脱了古板的宗教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性事上，西柏林就像是一个岛国。于是，很多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涌向西柏林，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个城市。同性恋者希望能在西柏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的确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末，在东德和西德，人们不会因为同性恋触犯法律；而且直到21世纪，柏林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同性恋文化中心。

　　关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态势，战后的德国出现过一些“消灭纳粹”的活动。在西德，尽管许多人曾经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做过卑鄙的事情甚至从事过残酷的职业，但他们很快就成为西德工业、法律、国家机器和军队的精英。战后初期，盟国曾急切地想要让德国去纳粹化，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彻底清除德国的纳粹，那就意味着要清洗掉大量的德国人（绝大多数是男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曾经的纳粹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后来，冷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相对于让西德保持政治上的纯粹来说，西德运作加入西方阵营更为重要。所以，盟国对特定年龄和有用人士履历的调查并没有按照预定程序进行，或者说没有投入预定的力量去进行调查。

　　东德宣传机器常常抓住西德这一点不放，尽管这种宣传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其实，东德也有启用纳粹人员的情况。在东德的图林根州，80%的医生1945年前都是纳粹党的成员，然而东德并未全部解雇他们。例外不仅存在，而且很多。在行政和经济的一些关键领域，纳粹成员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西两个德国都不可能真正地从一张纯粹的白纸上重新开始。

　　在东德，只有一个领域完全清除了纳粹，那就是司法部门。20世纪50年代，中上阶层的法官已经全是有“阶级意识”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都是无产阶级出身，可以绝对服从东德政府的命令。纳粹时期有一个惯例，在审判前就决定政治犯的刑罚，而这种惯例在东德依然适用。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审讯你的史塔西审讯员所做的记录，你会看到他在根据你的回答写下关于判决的建议。知道这一点后，克劳斯巧妙地处理了一次最重要的审讯，所以他的判决才会减刑一半，变成四年的监禁。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柏林极端左派的纯粹主义者对于西柏林出现的好特征没有任何兴趣。对西柏林作出巨大牺牲才得以维持的价值观，极端分子表示轻蔑。这让西柏林政府当局非常生气。极端分子挑衅政府当局，而当政府当局以猛烈抨击作为回应时，极端分子就宣称西德的政府体制和纳粹一样糟糕。

　　1967年6月，伊朗统治者访问西德，也访问了西柏林。在激进的左派看来，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就是美国的走狗，于是他的来访就成为大游行最好的借口。后来，大游行演变为暴力示威。在与警察的对抗中，一名示威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警察开枪打死。暴力示威进一步演变成骚乱，骚乱持续了几天。此后，许多左派人士相信，在西德，他们面对的是希特勒的继承人，因此任何挫败当权派的做法都是合理的。

　　骚乱中，美国的象征，如动物园火车站附近的美国文化中心，即所谓的美国之家（Amerika-Haus），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之家一直都是极端分子围攻的目标。

　　有时候，西柏林似乎处于无政府暴力状态的边缘，摇摇欲坠。10年前，鲁迪·杜契克拒绝加入东德军队，而此时他已经成为自由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同时也是激进学生领袖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严谨、聪明，很有才华的演说家，他能够激起德国同胞的恐惧与尊重、热爱与憎恨。施普林格报社认为他就是政治恶魔的化身，称其为“红色鲁迪”。

　　1968年4月11日，杜契克正骑着自行车在西柏林闲逛，突然遇到了24岁的约瑟夫·巴赫曼。和杜契克一样，巴赫曼也是逃亡到西柏林的东德难民，但与杜契克不同的是，巴赫曼是一个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流民。巴赫曼让杜契克停下来，拔出手枪，朝杜契克的头部开了一枪。本来杜契克必死无疑，但经过几个小时危险的手术后，他得救了。

　　当然，杜契克被枪击引发了更长时间的骚乱。骚乱中，暴徒开始攻击政府机关的象征物，而一名参加骚乱的暴徒甚至试图烧毁位于柏林墙右侧的施普林格的总部。暴徒指责施普林格报社，特别是其发行的小报《图片报》，煽动反对激进学生领袖的情绪。《图片报》上曾写着“干预”左翼“罪魁祸首”的文字。后来，人们才知道，巴赫曼不仅受到了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图片报》的强烈影响，还受到了纳粹妄想和极端右派出版物的影响。1970年，巴赫曼在监狱中自杀。

　　杜契克保住了他的命。经过几个月的身体调养后，他恢复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尽管他仍然积极地参与学生活动，但再也没能成为激进左派的领导。在不长的余生里，他时常受到剧烈头痛和癫痫病的困扰。后来，杜契克在丹麦的奥尔胡斯市的一所大学任教。1979年秋，杜契克从奥尔胡斯市前往柏林，参加德国绿党成立的讨论会。就在那年年底，他死了。人们认为，杜契克是在洗澡时突然发病，被淹死的。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柏林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西柏林有一种亲密而刺激的风情，非常轻松，虽有一点点危险。对于这样的风情，你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如果你喜欢，那么你就会爱上它。只要你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你就能避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柏林墙。西柏林到处都有快乐的派对和鲜活的文化场景，有许多有趣的人。在西柏林，很少有事情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可以说一切都能得到宽容。

　　如果你能够容忍其绚丽和有时有点过于暴力的缺陷，西柏林的生活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喧闹、永恒的街头闹剧。在西柏林，很快就会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包括一些学生领袖，如弗里茨·托伊费尔和迪特尔·孔策尔曼，以及德国著名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的弟弟、早熟的乌利希·恩岑斯贝格，他们成立了所谓的一号公社（Kommune I）。在一号公社内，性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性是家常便饭，而大多数人心目的政治反倒退居幕后。

　　正如乌利希·恩岑斯贝格所说：

　　我们希望从自己开始革命。我们要革自己的命、革资产阶级个人的命；我们并不希望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也不愿意坐在靠手椅里愚蠢地与专业人士、与我们的妻子、孙子、室内拖鞋、行尸走肉、手插在裤袋中的战略家、筋疲力尽的政党干部等讨论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希望成为形容枯槁的组织人员或政党负责人，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无休无止的工资谈判和讨论小组上。生命是由周期组成的——包括生物周期和历史周期。这个事实至少带给我一种白热化的状态。刚刚摆脱了单调的工作！但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座右铭的更深含义就是：“越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的高潮有问题。”我们想要伟大而曼妙的狂喜，我们可不希望为抽象的东西、为一个幽灵、为文学或者世界革命而牺牲自我。更诚实点！我们不想隐瞒任何东西。我们的父辈已经隐藏太多了……

　　越南是否让他遭受了高潮的问题在恩岑斯贝格先生的记录中没有显示出来，而且初步的探寻发现其他人也没有记录这个事情。刚到西柏林的东欧人会因为西柏林的左派场景而目瞪口呆。在他们看来，这真是一朵富于异国情调的政治和社会的温室之花。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种极端左派的思想居然会如此广泛和教条地表达出来。尽管在现实世界中，柏林墙就是马列宁主义展示形式，而且就在西柏林背叛者的家门口展示出来，痛苦而残酷。

　　1968年，捷克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来到西柏林，在“布拉格之春”改革的高潮时期（这次改革不久就会被苏联的坦克挫败），他开玩笑说：“当我们努力要降下红旗时，他们却努力要把它升起来！”

　　西柏林极端主义者还在测试要保持自由的一些特别形式需要接受多少惩罚。东德政权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东德政府当局进一步加强其权力。

　　总的说来，在西柏林，对另类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宽容的。在东德，在60年代和80年代，政府对“流氓”或“颠覆”分子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东德政府认为嬉皮士已经够糟了，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朋克文化传播到东德，直接导致了东德国家与其青年之间最严重的对抗。

　　朋克文化不仅涉及到开叉的服装、大量的饰物和金属链子、过量饮酒、吸毒（幸好当时在东柏林几乎不可能弄到毒品），以及炫耀自我伤害的痕迹，而且，朋克文化中还有一些东德政府当局无法忍受的东西。朋克运动的关键术语是“没有未来”。在东德，过去让人觉得不舒服，现在又存在严重的问题，唯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才是一切。朋克沉迷于悲观主义，因而被认为极端反社会。

　　东德有一条官方政策，咖啡馆和酒吧拒绝向朋克团体提供服务，社交活动拒绝朋克团体加入，有时甚至不准他们上火车和公共汽车。这些年轻人每天大量时间都在寻找地方，寻找可以让他们坐下来喝一杯酒的地方。东德人民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身份证，甚至在他们进入公园时也要检查。在东德郊区，情况更糟，大多数朋克青年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不理解他们，或者对他们的行为有敌意。然而，朋克青年进入市中心后，还可能冒着更大的风险。在亚历山大广场，东德朋克可以与西柏林朋克见面，通常是在电视塔旁边的自助餐厅里见面。与西柏林朋克见面是东德朋克最喜欢的事情。他们一直都热切的渴望和西柏林朋克聊天，如果被误以为是西柏林朋克，会让他们感到特别荣幸。其实，东德朋克身上的衣服通常是自己制作的。

　　朋克团体被史塔西渗透了，很多朋克青年被逮捕被审讯。很多朋克青年被监禁，尽管通常是短期监禁，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抓捕他们的罪名是流氓罪、颠覆或反社会活动罪，如果他们与西柏林朋克走得太近，那么他们就可能背上“危害国家联系”甚至“间谍”的罪名。东德政府当局总有各种各样的抓捕理由，也有可以随意处理朋克青年的法律条款。事实上，许多东德朋克青年的父母是忠诚于党的官员，但也不一定能保护他们的孩子。有时，他们的父母甚至愿意把他们“交出来”，或许是出于真正的愤怒，或许是担心危及自己的政治生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任性的东德青年被送到所谓的青年工业学校（Jugendwerkbofe）内接受最严厉，而且非常野蛮军事化“再教育”。这些学校隶属人民教育部（Ministerium fur Volksbildung）。人民教育部的部长就是埃里希·昂纳克威严的妻子——玛戈特。

　　羁绊在这种学校中的年轻人，并不一定犯有严重的罪行。事实上，如果从常规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罪行。关押在这些学校中的青少年通常只有14到18岁，可能犯有一些轻微的罪行，如盗窃或打架斗殴，但他们进这些学校并不会经过审判；还有一些青年可能是因为逃学或（当局认为）反社会行为，如蓄长发、穿奇装异服，或者与不良分子一起玩耍。父母的政见与政府当局不一致，或多次请求永久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的孩子也可能会被送进此类学校。

　　进入此类学校后，这些小青年会立刻被剃光头，然后就是几天的单独禁闭。精确制定的严厉规则，涵盖了每一天每个小时的行为细节，而这些规则都是在斯大林时期由苏俄制定出来的。目的是把制造麻烦的年轻人变成社会集体中的顺民。在这些青年学校中，最出名的就是位于托尔高（那里还有一个成人监狱）青年学校。该校的主任说：“一般说来，我们需要三天时间来让年轻人遵守我们的要求”。隔离牢房、殴打（教师可以进行“自卫”，而且他们乐意这么做）和集体惩罚是我们的惯例。

　　20世纪80年代初，东德朋克在新教教堂找到了避难所，那里的牧师通常会给他们提供社交场所，而且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练习和演奏朋克音乐，有时这还是教堂服务“现代化”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不满情绪的日益增加，光头党开始出现，朋克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光头党的出现代表了种族主义和新纳粹怀旧主义的苗头。面对这种趋势，尽管东德政府当局有强大的权力，而且非常冷酷，却依然束手无策。

　　对于东德及其统治者而言，70年代中期是一个奇怪而且紧张的时期。尽管国际局势已经明显缓和，但在柏林，柏林墙还在维修、扩展，以便继续保持柏林的局势。

　　西方游客称为“柏林墙”，而东德人认为，它只是“边界标记”。大多数东德普通百姓甚至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它。对他们来说，这个边界障碍存在于东西柏林边界靠近东柏林以内的60到90码，由水泥板构成，是所谓的腹地墙。这道边界障碍紧靠着普通的东柏林街道或空地，上面贴满了严厉警告标示。攀爬这道屏障的人是在违反法律，是正式的罪犯，可能遭受枪击。

　　如果有人爬过腹地墙，而且没有被发现；那么到达腹地墙的另一侧后，他会看到“边界警报围墙”，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构成，同时顶部还有倾斜的铁蒺藜，防止人们攀爬。而且，围墙最底下两英尺的范围内均被加固，防止有人从下面钻过去。最重要的是，上面通了电，一旦触碰，就会发出警报声，而且通常还有泛光灯照明。如果之前边防警察并没有接到有人要逃跑的警告，那么警报声和泛光灯会让他们知道有人正在逃跑。

　　对于逃跑者而言，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需要面对有特别杀伤力的设施，或是尖利金属制成的坦克陷阱一样的障碍物，称为“龙牙”（Hockersperren），或者是更凶险的布局，钢制锯马（Flachensperren），由铺设在地面上的钢筋、金属尖钉或金属尖齿构成。从边界标示围墙下来的人通常会措手不及，脚或腿会被这些设施划破。如果逃跑者侥幸通过了这道障碍，他们还可能会被驻守在瞭望塔内的人发现，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每隔10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驻守在瞭望塔内的边界警察奉有开枪的命令。随后，逃亡者会来到一条泛光照明的通道，通道环绕着整个东西柏林的边界。过了这条通道后，就是所谓的控制地带（Kontrolstreife），更准确地说，这个地带应该称为“死亡地带”，里面有数米宽而且是精心耙过的沙区，任何经过这个沙区的人都会留下非常清晰的脚印或其他印痕。在这部分边界，通常有军犬巡逻。巡逻的德国牧羊犬由柏林东北的洛贝托军犬训练学校提供。每只军犬都会被系上一条长达100米的细绳，军犬的皮带绳就连接在细绳上，细绳放置在距离地面5英尺高的地方。当军犬发现入侵者时，会完全按照曾经接受的训练反应，追寻并攻击入侵者。20世纪70年代，每到晚上，军犬孤独的咆哮声就回荡在东西柏林边界邻近的区域。

　　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几乎没有人能越过那个地方，至少在柏林市中心没人越过那个地方。只有经过这些障碍后，逃跑者才会到达“边界标记”或“最重要的障碍部分”——12英尺高的围墙，墙的顶端安有防攀爬设施。这才是西方人说的柏林墙。墙的西侧有丰富多彩、古怪的涂鸦，很多人在此拍照留念。从安全角度来看，东德设置的这些障碍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

　　柏林墙历经四次修缮。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进一步延伸和修缮；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堵墙已经坚不可摧。边境护卫知道自己的命令是什么，倘使有人越过这堵墙到达西柏林，他们将会承担责任。有人如此解释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种责任往往丢给新来的人，而新来者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我自己刚开始站岗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有人试图逃跑，我要怎么做呢？我们不停地演习，不停地问自己，如果逃跑事件发生在35号灯那里，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抓住那个侵越边界的人？事实上每隔35米就有一个编号的电弧灯。如果能见度有点低，我们就不得不从瞭望塔上下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从瞭望塔上下来要花15秒钟的时间……如果执勤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只需要在执勤结束后爬下瞭望塔，那么大家都会很高兴。

　　大多数边防士兵都不愿意朝自己的东德同胞开枪，毕竟他们是征召入伍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东德政府当局意识到边防士兵这样的态度，采取措施让边防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朝侵越边界的人开枪。一些边防士兵可能注意到了逃跑者，却希望他的同事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某位专家调查员会在耙过的沙子上找到逃亡者留下的足迹，并会得知，“边界侵越者”逃亡西柏林的那段区域和那个时刻是谁在执勤。那么这位边防士兵就会有大麻烦。玩忽职守相当于叛国，而对叛国的惩罚是非常严苛的。

　　东西德边界在距离柏林以西100英里处，那里设置有杀伤力巨大的地雷和自动射击武器（Selbstscbussanlagen），即整套自动射击的机枪，只要碰到绊线或触碰点，机枪就会自动开火。然而，这类设施却没有设置在东西柏林的边界。东德政府担心，在游客和外国观察员经常光顾的城市区域设置此类东西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

　　的确，东德政治局特别敏感。政治局委员想把东德人局限在东德，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能得到好评。反常的是，在瓦尔特·乌布利希死后，特别是西柏林和两个德国地位的协议达成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柏林墙被大范围加固，这反倒促成了两个德国之间的稳定以及两国之间常规旅行的标准化。

　　和以往一样，大多数旅行还是单向的，即通常是西柏林人去东柏林旅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退休的东德人才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旅游。因为他们不再具备劳动能力，即使他们选择留在西柏林，对东德来说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1969年，勃兰特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成为“社会——自由”联合政府的总理。他继续推行“东方政策”。根据西方盟国和苏联1971年签订的《西柏林协定》，西柏林与西德仍然是分开的，但苏联及其盟国保证继续维持西柏林的独立性。东德同意放宽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过境交通。波恩不直接管理西柏林，但西柏林的外交事务依然由西德政府控制。

　　这些协定是东西德过境交通交易的附带条件，由两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实际上，西方盟国和西柏林人得到了稳定，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只是承认东德存在的既成事实。两年后，在东德和西德签订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中，西德承认了东德的合法存在。经过曲折而艰难的谈判后，1972年圣诞节前，双方签署了《基础条约》。

　　条约中各种各样的词语形式让西德避免完全牺牲德国统一的概念（以及之前西德宣称的西德才是德意志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达成了一整套方案，然而并不是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彼此。东德在波恩设立“永久代表处”（Stndige Vertretung），西德也在东柏林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事实上，东德已经存在了23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国际社会中，似乎没有人对柏林墙特别关心。

　　勃兰特的“社会——自由”联合政府与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承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并放弃了德国在1945年丢失领土的所有权。两个德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标志着“东方政策”的实现，而在10年前，当埃贡·巴尔和勃兰特在图庆会议上首次提出“东方政策”时，却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在东柏林掌权的那些“被宠坏的老人”（verdorbene alte Manner）为什么还在诸多方面如此不高兴呢？

　　一个短语可以透露一些信息。用“被宠坏的老人”这个短语来描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是一个人的发明，而这个人让东德和西德的精英阶层都不爽。他的名字就叫做沃尔夫·比尔曼。

　　比尔曼1936年出生于汉堡，其父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共产主义者，是一家造船厂的工人，后来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尔曼生来就是一个空想主义左派人士，并一直笃信空想主义。17岁时，比尔曼自愿从西德移民到东德，在东德接受教育后，留在东柏林做研究。在著名的柏林人剧团中，他跟随布莱希特做助理。布莱希特逝世后，比尔曼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并开始创作政治和讽刺歌曲。1963年，年轻的比尔曼遇到了麻烦。他创作的一个剧本描述两个恋人被新建的柏林墙分隔两地，戏剧首演之前就被政府禁止。在东德，越来越多他创作的戏剧被禁演，但他被允许访问西德。在西德，比尔曼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沃尔夫·比尔曼处于奇怪的境地。生活在东德，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批判者和支持者，作品的表演和出版都被禁止。但在西德，他的唱片和书籍广受欢迎，巡回演唱会都很卖座。

　　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而沃尔夫·比尔曼的遭遇也成为冷战时期一个最荒诞的笑话。1976年11月，比尔曼正在西德巡演，突然被剥夺了东德的公民身份，并被禁止回东德。东德政府花费数10亿马克和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才得以阻止国人逃跑，现在居然禁止其最出名的公民回到这个国家。

　　东德政府计划创建一个由“新人类”组成的社会。情况最糟糕时，对于那些拒绝服从其计划的人，东德政府就采用恐怖的斯大林式的方式，强迫他们服从。乐观一点看，这就像是一个困惑的成年人试图纠正在“向上”运行的自动扶梯上不停地“往下走”的孩子。当然，这里是“向上”运行的历史扶梯。难道这个无知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仅错误、而且还很危险吗？

　　不管怎样，条约的签订还是让大量西德游客涌入东德旅游。西德人和西柏林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在东德旅行，不管他们是想去旅游还是想去探视长久未见的家人和朋友。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旅客经过，东德用玻璃和钢建造了一个大厅，专门处理游客的进出。晚上，大厅内会排成长长的队伍。在东德一日游的西德旅客（他们不得不在午夜12点前回到火车上，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不得不在午夜到来前离开一样）进入车站，等待下楼进入那个复杂的地下出入境办理大厅，他们会找到各自的区域缓慢前行，不同的区域分别有各自的标签，如“西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或“其他国家公民”。

　　那些态度鲁莽、粗暴的边境官员会检查护照，确保没有人违反货币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只能携带指定数额的东德马克进入东德，但不能带走任何数额的东德马克）。最后，当他或她觉得这个工农国家的安全并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时，会按下一个按钮，让旅客通过。如果旅客要进入东德，他们要前往车站东部，那里有出租车或城市高速或地铁等候着，将他们送往东柏林的目的地。如果要去西德，就要去西行的站台，然后他们就可以穿过柏林墙，进入西柏林。许多令人心碎的场面就发生在站台，因为东德人经常在那里迎接或送别自己的西德亲友。柏林人形象地把这个车站称为“泪宫”（Tranenpalast）。

　　不管是直接前往黑尔姆施泰特或霍夫边境检查站，还是利用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放的其他边境哨所，大众、奥迪和奔驰汽车已经经常出现在东德坑坑洼洼的鹅卵石道路上。西德同胞们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探视权。

　　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扎恩，西柏林居民，父母是东德莱比锡区的逃亡难民。他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合约签署后，他们就可以随时越过铁幕，去拜访东德的家人。他们会带去一些在东德很少见到的礼物，为孩子带去滚石的唱片，为大人准备真正的新鲜咖啡。回到西柏林时，他们的车内会装满模型铁路（东德的特产）、图林根森林闻名的雕刻玩具，以及圣诞节花式果子甜面包。

　　每年夏天，整个家族必定会有聚会。大大的桌子摆在露天，桌上摆满了东西，东德的亲朋好友以前常常抱怨他们或许永远都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但突然间，这些东西都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这种特殊场合：

　　饭桌上的话题首先是关于朋友和亲戚：谁谁生病了，谁谁结婚了，谁谁买了一辆新车。然后大人们就会谈论政治。首先发言的是东德人，我的姑父来自库茨恩，经常抱怨物质匮乏、政府在旅行政策方面的诸多限制，以及苏联式落后的技术设备。然后是西德人发言，一个出生在东德却生活在荷尔斯泰因的叔叔，搭话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毕竟，在东德，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地方幼儿园，而且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如面包等。在西德也不是一切都那么完美，失业是痛苦的一个源头，尤其是很多青年都没有工作，以及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话快要结束时，双方会做最后的分析，两个国家的生活可能都很艰难，每个人都要跨越自己的坎儿。当然，这并不是假装东德一切都是美好的。相反，它是家庭之间停止争论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礼貌。

　　在兄弟之间，一个人不应该比其他人更富裕，即使他确实更富裕，看在老天的面上，也不应该承认这一点。向那些依然以“残羹冷饭”（西德蔑视东德的俚语）充饥的人，描述西德生活的多姿多彩，合适吗？告诉他们，在西德的不来梅市，即使失业者也可以比东德比特费尔德的熟练技术工人生活得更好，这合适吗？当然，我们的亲戚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在一个小时的政治聊天后，我们不会去谈这些，转而会继续喝上另外一杯啤酒，说说笑话，直到天亮。作为一个孩子，有一件事情真的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西德和东德的家里，总有很多笑声。

　　这种“正常化”只是局部的。东德仍然把西德看做“敌人”。老早以前，双方就在暗中监视对方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史塔西对外的情报机构，“侦察主管部”（HVA）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展。该部门的首领是马库斯·沃尔夫，早年流亡在苏联，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马库斯·沃尔夫精通俄语和德语，拥有极高的智力，魅力非凡，1945年后迅速攀升到史塔西的领导机构。1957年，马库斯·沃尔夫开始掌管侦察主管部，当时他很年轻，只有34岁。西德对他既钦佩又害怕。据说，约翰·勒卡雷就以沃尔夫为原型创作了才华横溢的克格勃间谍卡拉。

　　侦察主管部拥有约4000人，资金充裕，设备精良，尤其善于让“沉睡者”渗透入西德。其中一个经过特别训练并派驻西德的间谍是京特·纪尧姆。1956年，他与成千上万东德难民一道进入西德。纪尧姆把自己扮成一个坚定反共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所以，经过多年经营，他在社会民主党内一路晋升，成为维利·勃兰特的得力助手；1972年，成为勃兰特的个人助理和长期的朋友。

　　纪尧姆与妻子（也是东德间谍）和孩子们（他们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一起住在一栋位于波恩的别墅内。1974年4月24日清晨，别墅的门铃响了。纪尧姆穿着睡衣来开门。来访者亮出证件，是宪法保护办公室的官员。西德的宪法保护办公室就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或英国的军情五处。

　　“你是京特·纪尧姆先生吗？”一名官员问道。“我们受命来逮捕你，这是逮捕令。”

　　此刻，纪尧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挺直身体，宣称：“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和官员，请尊重这个事实！”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确凿证据，但纪尧姆却主动承认了。

　　在西德，史塔西部署了一大群“沉睡者”或“鼹鼠”，纪尧姆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这些潜伏的间谍包括西德情报局和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以及商业社团中的资深成员。纪尧姆的被捕改变了西德的历史进程，意味着维利·勃兰特的总理生涯将戛然而止。勃兰特曾经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这一次他却无力回天。他必须为国家安全的灾难性失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继任成为西德总理的是赫尔默特·施密特，一个来自汉堡的强硬派，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如果勃兰特是一个梦想家，那么施密特就是一位实干家；在勃兰特采取安抚政策时，施密特采取的是强硬政策。尽管施密特不是纳粹分子，但却和其他数百万德国人一样，在希特勒的纳粹国防军中服过役。施密特对东德继续采取“缓和”政策，但他最显著的成就是，作为“强势人物”处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和左翼城市恐怖主义的肆虐。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新时代来临了。

　　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很少有人认为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想想看，纪尧姆事件让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下了台，这多让人感到遗憾和不安。同时很难不对史塔西这样的组织感到一定程度的钦佩，因为这个组织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当然，史塔西背后的这个国家也不能不让人表示尊重。同时，柏林墙也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最重要的是，东德似乎迎来了经济的繁荣，不仅和东欧国家相比是这样，甚至与西德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相信东柏林的统计数据，那么东德的“经济奇迹”几乎可与西德的经济奇迹相媲美。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甚至声称（数据由世界银行公布），依照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要高。这与其他的证据矛盾，特别是与东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然而这些数据被东德和苏联体系的盟友广泛引用，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巨大经济奇迹的关键依据。

　　事实上，在昂纳克统治下，东德相对阳光的表面掩饰了这个国家永久的结构性问题。一旦游客远离东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哈雷区那些光鲜亮丽的展示街道，他或她就一定会看到破败和坍塌的建筑（同样美丽的古旧建筑在西德将会得到妥善修缮，而且必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过去几年内，和波兰、匈牙利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东德开始执行一项政策，从西方引进技术，以期提高其生产力。

　　为做到这一点，东柏林政府接受了西方的贷款，希望能以引进的技术提高生产力，然后偿还贷款。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东德遭遇了严重的能源和原材料问题。东德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靠苏俄提供的廉价原材料和石油来弥补，同时，有利于东德的价格协定掩盖了东德工业并未真正提高生产力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提高其供应东德的原材料和燃料的价格，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对东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79年和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苏联削减了运往东德的石油量。东德滑入了一种可怕的状况，欠下了苏联和西方大量的债务。

　　这种危机状态一直持续到东德终结。昂纳克始终相信一个信条，即必须让东德人民对消费品和社会公益感到满意，否则东德政权又会经历1953年的危机。因为东德人缺乏旅行的自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需要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来补偿他们失去的东西。从摇篮到坟墓的措施能够弥补东德人失去的东西。至于军队和安全机构，东德也大量增加这方面的预算。在整个东方集团，东德军费预算所占的比例仅仅低于苏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其盟友国家的两倍甚至三倍。东德国家人民军、史塔西在国内和国外的机构，以及对边界墙的维护、扩建和驻扎人员的花费，所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国家财政支出。随着东德收支平衡状况的恶化，东德国家财政日趋难支。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东德的反应非同寻常。东德建立了一个完全非传统的秘密经济体，而且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控制这一经济体的机构是东德政府的一个隐蔽分支机构，而这个机构属于高度机密，名字非常古怪，称为“商业协调部”（Koko）。商业协调部成立于1966年，与史塔西配合，主要负责在常规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赚取坚挺的货币。

　　虽然东德欠下了大量外债，然而“商业协调部”有一个优势，作为存储外币的秘密机构，它不需要负责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也不用弥补东德国家财政的亏空。因为商业协调部始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1972年，东德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让该机构完全脱离外贸部，其全部活动（及其收集的坚挺货币基金量）不再接受常规银行监管体系的监管。只有少数几个领导才知道“商业协调部”的内幕，当然昂纳克是其中之一。

　　通过“商业协调部”，万特利兹的精英阶层得以享受西方的货物和个人奢侈品，而这些东西是绝大多数东德人无法享受到的。20世纪70年代初，昂纳克掌握东德的领导权，拥有了一个用坚挺货币开设的账户，而这个账户完全由他自己控制。这个账户是所谓的“总书记账户”，账号为0628，开户地点是位于东柏林的德意志银行。根据命令，该账户内要始终保留一亿马克的余额。只要昂纳克认为合理，他可以随意使用该账户中的钱。比如，他可能会决定向尼加拉瓜捐赠价值4000万马克的粮食，或者在波兰政治危机后，给波兰拨款8000万马克。有一年，他亲自写了一张200万马克的支票，用于进口苹果，因为东德市场上水果短缺。有时，总书记会突发奇想地要给别人赠送礼物，而且礼物的数量逐年增长。

　　“商业协调部”是亚历山大·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的发明。1932年，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出生于柏林，其父母是没有国籍的俄国移民。8岁时，他被一对德国夫妇收养，取名史赫尔克，于是他的姓变成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最初，他在一家国有出口企业工作，后调到东德外贸部和德国内务关系部。他聪明、迷人、政治立场坚定，长有一张中世纪主教的面孔，他的大脑就像一台高效的计算机，所以他可以在东德政治舞台上平步青云。

　　很快，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就成为东德外贸部党委书记，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与出口型技术人员之间的重要联络人。1966年，还不到35岁的他开始负责“商业协调部”。当时，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保证东德国家财政偿付能力的隐蔽渠道。1967年，他被授予史塔西上校军衔，头衔是“特别任务官员”（即特工）。对外，他成为了外贸部的副部长，随后成为外贸部的国务秘书。

　　70年代中期，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开始掌管一个人事帝国，而东西方都没有类似的机构。实际上，他比名义上的上司，即外贸部长更有权势，与政治局委员平起平坐。

　　“商业协调部”建立了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共有超过220个信箱和幌子公司，在东西德共有一千多个银行账户。它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最成功的交易就是同时向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军火交易。两伊战争开始于1980年。“商业协调部”通过幌子公司秘密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高科技产品，而这些产品是北约列为禁止出口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法进口的产品会直接投入使用，但通常，这些产品会在东德的工厂进行复制，并按所需的数量生产，尤其是那些史塔西秘密弄来的精密电子设备。

　　“商业协调部”还向西方出口了大量贵重的古董和艺术品，而出售这些东西是为了换取坚挺的货币。这些贵重的东西大多是没收来的，没收这些东西之前，它们的主人会收到大量的、主要是莫须有的税收账单。有时候，这些珍贵古董和艺术品的主人会被抓进监狱，如果他们同意交出这些珍贵的古董和艺术品，那么他们就可以出狱。

　　东德的外汇还有一个公然的罪恶来源，也由“商业协调部”全权负责处理，那就是向西德出售东德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政治犯居然变成了“出口商品”。

　　政治犯贸易开始于1964年。当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与东德达成一个交易。在支付大量坚挺的货币之后，教会和其他反对东德政权的人被释放，其中包括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父亲，然而克劳斯本人却不在其中。在东德存在的40年内，至少有20万名东德人被判定犯有某种形式的政治犯罪。在西德政府付款后，大约3.4万多名囚犯被释放，而这些囚犯通常是被释放到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政治犯的价格大约为4万德国马克，而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人需要支付10万德国马克才能让东德政府释放一个政治犯。

　　“出售”前，囚犯会被转移到开姆尼茨（当时为卡尔·马克思城）的拘押监狱。一个西德巴士承包商提供特别改装过的客车，车上装有旋转车牌，从边境到监狱之间往返的东德车牌和跨过边境回到西德之后的西德车牌。

　　东西德官方进行的政治犯交易的总额至少为34亿德国马克，而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最近表示，约为80亿德国马克。有时，有人提出（完全合法）签证申请，则以政治犯的罪名被逮捕，然后“出售”给西德。依照东德政府当局看来，如果他们真的想离开，那么国家应该从他们身上获得一点好处。

　　此外，东德和西德还有诸多协议：维修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过境公路，公然剥削的签证和货币兑换，还有一些有利可图的交易，其中涉及到在东德处理西德的“特殊废物”，随意操纵西德用于重建和修复东德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拨款，这一切都涉及到从西德转往东德的巨额款项。人们认为，这些款项的总额每年为10亿到20亿坚挺的西德马克。

　　昂纳克的政权总会要价很高，而西德总会按数支付。大家都认为统一是不可能的了，但此举至少可以减轻东德人的痛苦。在柏林墙修建后的25年里，支付这些款项是西德同胞的头等任务。

　　对于顽固的东德政权来说，其乞讨式的外交政策所获得的最后胜利，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胜利的话，就是20世纪80年代东西德签订的巨额贷款协议。

　　1980年和1981年，持续攀升的石油价格引发了危机，但很快，东德的官僚就开始利用其聪明才智玩游戏，他们以最惠国的价格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然后再出口到西德，赚取中间的巨额差价，坚挺的货币由此落入东德的腰包。为了能顺利实现把从苏联进口来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给西德，东德必须从西德和日本购买昂贵的超先进的炼油设备，但买这些设备是值得的。在80年代初期，出售这些矿油产品所得几乎占了东德整个出口收入的1/3.

　　问题是出口之后，这些产品就不能出现在国内市场了。不久，因为缺乏石油衍生物——沥青，东德道路的状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因为无法支付从波兰购买黑煤来取代已经出口的石油，东德只能依赖自己国家出产的褐煤。80年代，采挖和燃烧这种低劣低效的燃料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峻的污染问题。而且，为了出口和赚取外汇，通常是供应国内市场的货物被销往国外，这些货物包括鸡蛋、黄油、家具，以及自行车。1982年，东德的进口额下降了30%，而出口增长却超过了9%。

　　昂纳克与国民讨价还价，承诺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以换取他们的顺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80年代，石油价格持续下跌让东德雪上加霜。西方债权国以前一直以为东德是一个可靠的客户，现在开始拒绝继续提供贷款给东德。

　　东德政府被迫采取一些大的措施。经过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的努力，再加上其他一些朋友的帮助，东德谋求到了西方国家的大量贷款，让东德人民得以继续维持其生活方式。

　　最让东德惊讶的朋友是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位凶猛的、咄咄逼人的保守政治家，来自巴伐利亚。东德修建柏林墙时，施特劳斯是西德的国防部长。20年前，施特劳斯被东德的宣传机器诋毁为一名极端反动的战争贩子，因为他试图让西德发展核武器，现在却成了东德的朋友。他安排西德银行财团和东德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准确的说，是让西德银行财团与东德一小撮掌权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这些掌权者包括昂纳克、总策划京特·米塔格，以及无处不在的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

　　东德以优惠条件获得了贷款，1982年的贷款总额为10亿，1983年的贷款总额也差不多。东德政府并没有染指这些钱，却以获得贷款的事实证明了其有能力偿还贷款，从而让债权国重建信心。作为回报，东德这一次付出的是政治代价。1984年，3.5万名东德人获准移民到西德。

　　金钱是万能的。这在波恩与东柏林之间的关系上已经得到体现。但东德和西德的局势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反复，所以并不清楚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一会儿两个德国的局势得到缓和，两个政府相互访问，提供贷款交易；另一会儿双方又是剑拔弩张，在边界区域部署导弹，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渐渐地，冷战结束了。西方胜利论者声称，这是西德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其他人则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普通人的观念和欲望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东德无法抗拒。

　　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是强硬派获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倾向于主和派获得了胜利。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