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十八章 柏林墙倒塌

　　从1989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内，一开始是数十人，接着是成百上千名东德人驾驶着他们的卫星牌汽车、瓦尔特堡牌汽车离开东德。他们按种族归属各自前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同东德一样仍处于强硬派的掌控之下，但因为到布拉格的行程不远，所以大部分东德人还是愿意前往。匈牙利虽然有些远，但其重组的共产党政府已经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共同执政，而且布达佩斯也有西德大使馆。

　　对于那些不敢冒险越过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线的东德人，要出境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带上行囊，到邻国首都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而且这些国家名义上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走得很匆忙，汽车也胡乱丢在附近的街上，从车上的钥匙可以看出汽车没有熄火。8月中旬，西德外交官的处境十分窘迫。1989年8月13日，柏林墙28周年纪念，驻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被迫关闭。6天后，600名东德人强行穿过匈牙利边界抵达奥地利，匈牙利边防警察看着他们过境并未加以阻拦。

　　埃里希·昂纳克仍机械地重复着柏林墙足以“持续一百年”。但是，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他因严重胆囊疾病急需手术而离开权力中心，直到9月25日完全康复后，他才重新掌权。这位77岁的领导人曾作过两次手术，第一次准备手术时，他患上了循环衰竭。第二次手术时，医生发现他不是胆囊发炎，而是结肠上有一颗恶性肿瘤，这颗肿瘤被摘除。但东柏林著名慈善医院的外科医生不知道，也没发现，在他的右肾里还有一颗肿瘤，就是这第二颗肿瘤在4年后结束了他的性命。但在他掌权的40年里，昂纳克身体似乎很健康。

　　那个时期的政治局，差不多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局势更加恶化。昂纳克指定埃贡·克伦茨为接班人，但同时也让忠诚的参谋长，63岁的冈特·米塔格监督他。他这是在故意羞辱克伦茨。据说为了能在昂纳克病危时接管东柏林，克伦茨已经取消休假，不过昂纳克冷冷地命令他“休假”，并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您不在，这里依旧好好的。

　　克伦茨只得乖乖同家人一道去波罗的海沿岸度假。度假期间，埃伯哈德·奥里希拜访了克伦茨。奥里希是克伦茨的朋友兼盟友，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第一书记。奥里希告诉克伦茨，现在政治局对难民问题很是头疼，老人们正为自己寻找替罪羊——尤其是那些卷入青年运动的人，指责他们没能提高新一代的忠诚度。奥里希恳求克伦茨行动起来反对昂纳克，但他拒绝了。他不想搞垮一个病人，而且是在他执政4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奥里希空手回到东柏林。

　　确实，青年人对政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国内形势严峻。1985年的政府调查显示，51%的学徒“坚决”认同东德，43%的人是“有条件”地认同，只有6%“几乎或根本不”认同它；但到1988年底，这些数字已经发生急剧变化。根据政府的调查，只有18%“坚决认同”，54%“有条件”认同，以及28%“几乎或根本不”支持这一政权。青年工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由于不允许“不可靠”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大学生成了政权的宠儿，但即使如此，大学生对他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1985年的数字还让人记忆犹新——70%的学生“坚决”认同，28%“有条件”认同，2%的学生不支持；但不到4年，这些人数分别变成34%，51%和15%，支持率降低了一半，有条件认同的人数翻了一番，彻底反对的人数增加了7倍。

　　遍布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以及匈牙利——奥地利边境的难民，绝大部分是来自柏林墙附近的年轻人和儿童。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流动性很高，对生活充满怨恨。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9月10日，有人在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的电视讲话上问他，如果6万东德人抵达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边境官员将如何处理。

　　霍恩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会干脆地放他们过去，而且我想奥地利人也愿意让他们进去。”

　　霍恩发言后的三天里，有2.5万名东德人涌入奥地利。

　　与此同时，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已人满为患。数百名东德人在这里寻求庇护，而且他们往往是全家人一起。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座历史上有名的罗伯科维兹宫的花园里。先来的人企图阻止后面的人进来，但结果是徒劳。他们只需爬上栏杆就可以进入大使馆。截至9月底，花园里一共安置了4000人。拥挤肮脏的避难所里到处滋生着疾病，但难民拒绝离开，他们坚决不肯返回东德。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东德政治局（人均年龄67岁）都试图忽视这个问题。现在，昂纳克身体康复了，在他的推动下，政治局终于开始作出反应。由美国作为中间人，捷克、匈牙利和东德之间定下一项协议。9月30日，西德外交部长前往布拉格，向一直在大使馆内等待的群众宣布，他们可以离开东德了。

　　昂纳克在东柏林国家歌剧院欣赏完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纪念的盛大表演后，向他的政治局同僚宣布了这项决定。政治局在阿波罗室召开会议。那是歌剧院里一间宏伟的音乐厅兼接待室。要员们在临时提供的桌子旁坐下，吊灯金光闪闪，昂纳克告诉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昂纳克说，他已经同意让难民从东德境内去西德。难民们将会乘坐在密封的车厢里，穿过自己的家园，途中他们的身份证会被没收，他们的国籍会被撤销。他这样做是为了羞辱他们，把他们当做叛徒。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宣传工具《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了一篇对难民进行恶意攻击的文章，宣称“他们的行为是对道德的侮辱，他们放逐了自己。因此，不值得任何人为他们流泪”。据说这是昂纳克亲口所言。

　　实际上，整个行动更体现出了东德政权的实质——为什么封闭车厢？为什么像对待某种危险杆菌一样对待自己的国人？难以数计疲惫但兴奋的难民挤在8节车箱里，于10月2日离开布拉格。列车装载的人数已达1.2万。

　　对昂纳克而言，这件事完全事与愿违。结果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判断。列车路过东德的时候，人们非但没有回避、羞辱他们，反而成千上万的普通东德人排在轨道两旁的道路、河堤欢迎欢送他们，向他们挥手欢呼。直到德累斯顿，这座横跨两个德国的第一大城市，难民们才稍有反抗。如当局所料，他们不愿交出身份证。他们把证件撕碎，随东德马克一起，从火车窗扔出去。随身携带的东德马克，一旦进入西德就没了用处。

　　同时，1500名当地居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不顾当局的反对，聚集在德累斯顿火车总站迎接难民。他们企图爬上火车，当局竭力制止。暴动爆发了，很多群众受了伤。一名男子从列车上滑下来，伤势严重到要截去双腿。列车离开后，他们继续示威。许多德累斯顿人，包括老年人，都聚集在车站外面庄严地示威。当局勒令人群解散，但遭到拒绝。随后他们与武警发生对峙。

　　当载着难民的列车从布拉格最终到达霍夫，巴伐利亚州北部，并进入德国西部，欢迎庆祝活动的规模更宏大。西德人欢呼，东德人微笑，兄弟姐妹欢迎兄弟姐妹。西德电视台播放着整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而那些尚未开着他们忠诚的卫星牌汽车前往边境的东德人，几乎都在收听西德的广播。

　　不久，捷克首都的西德大使馆再次聚集了新一批难民。

　　而在德累斯顿，当局并没有强行驱散车站外面的示威人群。治安部队的指挥官福克斯波利德赛上校，有权决定是否开始射击，但他决定不开枪。他的这一举措让他直到今天，仍是德累斯顿的英雄。人们反抗德累斯顿的政权，但警察不敢开枪的消息，在几个小时内就传开了，先是莱比锡，接着是柏林。

　　10月2日，星期一，10万莱比锡市民涌上街头。他们高喊自由的口号，但他们首先宣布：“我们将留在这儿。”这个消息比前往西德的大批难民传回的消息更令昂纳克担忧。当局早已习惯把持不同政见的人逮捕起来丢给西德。但现在这些人决定留在东德，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部驱逐。

　　尽管如此，埃里希·昂纳克还是加紧筹备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政权40周年。必须承认，现在它受到重创。但他意志已决，要让这次活动成为东德生命力最伟大最惊人的证明，多少人都难以企及。

　　年迈患病的总书记明显遇到了难题。首先是难民潮。10月3日，免签证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被“临时”撤回，难民无法前行。人们开始示威。当局只得通过增加警察数量，用更残酷的手段镇压示威人群。但是，昂纳克还碰到一些潜在的问题，一些他从来不想考虑但如今已无法忽视的问题。例如，他想要盛大庆祝的政权实际上已近崩溃。

　　在过去几年中，东德依靠的是西德的施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德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出口国。20世纪80年代，根据经济计划，国家本应发展以高科技研发为基础的现代高附加值产品，然而实际上整个情况演变为经济持续下行，外债增加。东德政府只会一味模仿，不懂创新。1980年至1988年，国有企业兑换一西德马克所需的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从2.40东德马克增至4.40东德马克。劳动生产率低下，原材料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实际贸易赤字（不包括西德的贷款或其他款项）一直在增加。还有更糟的。由于苏联本身面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它已表示将按比例减少对东德的廉价石油输送，同时还将提高东方集团外销品的价格，使之与世界市场水平持衡。

　　昂纳克早已习惯忽略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形式，决意为东德举办一个盛大的周年庆典。他相信历史的上帝，马克思主义将会拯救他，一如正统基督教徒信仰他的神一般虔诚。

　　戈尔巴乔夫成功访问西德，并在过去的两年里尽量避开东德。但是，他不能忽略东德的40周年庆典。在抵达东柏林后，他注意到青年团体以他的名义举办的火炬游行，也注意到坦克和火炮阅兵向一起站在高台的他和东德领导人敬礼。当排成长列的青年党组织成员着蓝衬衫戴红领巾呈分列式队伍游行时，许多人大声高喊着对苏联的改革领导人表示敬意：“戈比！戈比！”有些人喊道：“戈比，帮帮我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够理解年轻人说的话。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点点头，但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还是翻译给他听。“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救救我们吧！’”他有些不确定地解释说，“但是，他们都是党的积极分子！不能再这样下去！”

　　后来，戈尔巴乔夫和昂纳克进行会谈。会议上东德领导人拒绝讨论苏联式的改革。昂纳克反问道：“你们有足够的食物、面包和黄油吗？”然后他把两国人民的生活比较一下，结果是苏联的生活标准不及东德。

　　星期六晚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会见东德政治局时，戈尔巴乔夫更是直言不讳。“当我们落后时，生活会立即惩罚我们”，很明显，他说的是昂纳克和他的支持者。但昂纳克似乎很健忘，继续吹嘘东德的成功，声称其位列“全球十大经济体”。人们对他的话保持沉默。只有戈尔巴乔夫对着他的邻座嘘唏，声音清晰可辨。

　　冈特·沙博夫斯基，从1985年起便担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柏林关键区域第一秘书，日后评论道：“我们都是笨蛋，我们那时就该做出反击，就在他面前！”

　　当晚晚餐过程中，克伦茨终于决定使出杀手锏。晚餐一结束，他便恳求得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如沙博夫斯基，齐格弗里德洛伦兹（在卡尔·马克思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长官），同时最重要的是，史塔西部长米尔克，现年81岁，仍然是莫斯科籍。有人秘密通知苏联说阴谋家们策划让昂纳克垮台。18年的大权在握，已让这名来自威贝尔斯克庆矿工的儿子成为众矢之的。

　　1953年，是苏联军队的救援让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幸存下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不会出动红军干预。然而，对于在关键时期草率使用武力维持街头“秩序”，政府并不感到内疚。武力维持的主要区域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那里的示威活动一直在进行，还有扩大的趋势。东柏林情形相对平静，部分原因是东德和警察时不时的野蛮干预将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

　　在40周年纪念当周的周末，还只是对个别抗议者进行暗中威胁，采用一些野蛮行为，但到下星期一，反对派首要目标已经是7万莱比锡公民，因为他们聚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举行“祈祷集会”。

　　10月8日星期日，萨克森州动乱加剧，米尔克发出“红色代码”警戒，实际上就是给他的部队签发街头“杀人执照”。这个指令宣布，“充满敌意，和政府对抗的群众非法集会，性质严重恶化，威胁国家，这支消极——敌对和粗暴型队伍旨在扰乱国家安全……”

　　这条命令下面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

　　我现命令：

　　1.根据指令No。I/89第二段，所有单位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直至另行通知。根据情况需要，终身武装部队成员时刻随身携带武器……

　　充足的后备部队准备就绪，能够迅速出动，进行干预甚至采取攻击性措施，以镇压和破坏非法示威活动。

　　军队也已处于戒备状态。伞兵团收到命令到莱比锡附近处理动乱。10月9日晚上，安全部队实弹武装，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小街道上。医院准备好随时接收伤员。

　　最后，尽管示威人群规模巨大，足以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但并没有恶化成暴力行动。因为示威人群听从了一些重要发言者的警告，这些发言者包括国际知名的莱比锡布业乐团的导演库特·马祖尔，他表现了非凡的克制态度。有人说，昂纳克命令安全部队不得开枪，因为他不想被指责成国内战争的导火线。该市警察指挥官杰哈德·斯托森伯格对他的部下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能在自卫时使用武器。

　　在莱比锡，10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占领军并没有出来镇压示威人群，可以肯定，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命令他们出战。莱比锡没再上演1953年6月17日那一幕。

　　一个星期之后，通过政治局一个简单的投票，昂纳克倒台了。10月9日，群众的口号十分挑衅：“我们当家做主了。”甚至一些警察也一起高唱赞歌。接下来的几天，示威活动从东德一直蔓延到马格德堡、波茨坦、哈雷、卡尔·马克思城和其他地方。

　　戈尔巴乔夫离开后，克伦茨和他的同僚开始直接向昂纳克施压。他们整理了一份文件，承认该政权存在的弊病，并给出相应的修正措施。昂纳克试图阻止政治局对这份文件的讨论，但没有得逞。他发现支持自己的只有经济正统管理人米塔格以及他的老友，外交政策顾问赫尔曼·阿森。然而，面对挑战，昂纳克拒绝辞职。没有谁能厚着脸皮强行赶他下台。

　　阴谋者暂停重组。电话响个不停。1989年10月16日，政治局多数成员不安地盯着一个秘密的国内保安部电视台，上面放映着从隐藏在广场和街道角落的摄像机传回来的画面，那是黑压压的人群——此刻，12万人为星期一的会议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们高呼的不仅仅是“戈比！戈比”，还有“必须拆除柏林墙”。昂纳克震惊了，不停地惊呼：“现在，当然，我们必须做出反应！”但整个屋子里没有人建议使用武力。特别是陆军参谋长弗里茨·斯崔里兹拒绝发动他的部下对付示威人群。“什么也不能做，”他说。“我们打算让它顺其自然。”

　　第二天，10月17日，是政治局的定期议会，尽管米尔克上了年纪，但仍坚持在万特利茨家中的游泳池晨泳，这一天他甚至比平时起来得还要早。他打电话给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安全科长，后者是东德保安部队军官，当然也是米尔克的下属。米尔克示意他确保在会议室四周安置可靠人员。当危急时刻来临时，不能让昂纳克传唤他自己的保镖。

　　会议在10点开始。昂纳克似乎很放松。他宣布会议开始，仿佛东德的一切都很正常，社会安定，是德意志土地上最好的国家。然后他问，是否有人对议程有异议。

　　片刻沉默后，75岁的内阁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表示他要发言。斯多夫一直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中批评昂纳克，而且他已加入克伦茨集团。像这天早上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的讲话也是阴谋者事先安排的。

　　“埃里奇，请允许我发言。”斯多夫开始他的官僚语调，“我建议：第一项议程是解除昂纳克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为总书记。”

　　昂纳克怔住了，茫然地凝视着室内的人员。几分钟后，他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说：“好，那么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其后三小时的会议里，他们全都背叛了他，一个接一个。即使他的长期心腹，经济策划人冈特·米塔格，最后也见风使舵，宣布昂纳克“失去了党的信任”。这个人，对每个人撒谎，虚报东德经济状况，他才是该为东德经济困境负责的头号人物。发生这一幕，其他政治局委员忍不住讥笑出声。

　　最后，他们投票罢黜米塔格，以及首席新闻检查官——约阿希姆·赫尔曼。

　　昂纳克强硬但冷静地警告他们，他的辞职并不能解决东德的问题。但如果这是他同僚们的决定，那么他必须服从。政治局一致表决罢免昂纳克。按照“民主中央集制”的传统，也出于职责，总书记投票赞成自己被开除。

　　昂纳克默默回到办公室。他口述了一封信，召集中央委员会明天召开会议，以证实他被开除。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妻子马戈。

　　“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昂纳克在电话里对她说的唯一一句话。

　　然后，他放下听筒，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私人物品。

　　阴谋者已经取得政变第一阶段的成功，但他们仍有所顾虑。首先，他们必须确保昂纳克不会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设法做出反击，如同赫鲁晓夫曾在1957年所作的著名事件一样。赫鲁晓夫先被政治局所谓的反党集团投票开除，但在之后的全体会议上占了上风，让他在莫斯科的统治再持续了七年。其次，他们要证明开除昂纳克正确的理由之一是经济上不称职——他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因此他们不是共同责任人。

　　结果，昂纳克不战而屈。借口是一个模糊的健康原因。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员会议上，216名代表中，只有16人投票反对罢免昂纳克，包括他即将失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妻子，已经80岁的东德统一社会党党校退休负责人汉娜·沃尔夫。他是前战时苏联流亡者，顽固地反对所有改革。

　　昂纳克流下眼泪，全体与会同志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他的眼泪是悲伤还是无能为力的愤怒——虽然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是后者——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究竟如何。被革职的第一书记离开大楼，此生再未跨入大门一步。当克伦茨被任命为党的新领袖时，昂纳克命令他的司机开车最后一次穿过林区。

　　克伦茨执掌政权共46天。他一上台即刻宣布改革东德的打算，令他惊讶的是，公众并不是欢呼，而是嘲笑他。他的脸很长，牙齿突出，人们戏谑地称他为“马面”。越来越庞大的示威队伍举起印有克伦茨画像的海报，海报上他像只狼一样戴着“红骑马帽”，题为：“问问外婆，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牙齿！”市民根本不相信他会诚心改革。有一个笑话说：“埃贡·克伦茨和埃里希·昂纳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回答说：克伦茨还有一个胆囊。”

　　1989年10月23日，莱比锡举行300万人大游行，要求克伦茨下台。在随后的一周里，示威活动在东德境内全面开展。10月30日，2万人聚集在东柏林“红堂大厅”，在那里，新政府的首席发言人，柏林人冈特·沙博夫斯基试图清晰明白地阐述新政。但他发言完毕之后，人们提出的要求远比政府打算给的要多得多。

　　不管怎么说，改革运动来得太迟了。

　　同一天，10月30日，一个高度机密的“关于东德经济状况及后果的报告书”提交给新的政治局。它暴露了这些年来隐藏的所有问题，甚至一些源于许多领导成员的问题。国家岌岌可危，几近破产，有如一匹驰骋的野马奔向悬崖。一半以上的工业原料实际上已经成为废料，53.8%的机器报废，修整的费用无法估量。近半的运输基础设施瘫痪。生产力落后西德约40%。国家债务激增，已从1970年的120亿马克增长到1988年的1230亿马克。在此期间向资本主义国家和银行借的直接债务已从20亿西德马克增长到490亿西德马克。

　　这份经济报告由五人规划小组整理，组长是国家计委主席格哈德·舒尔。他上一年曾向昂纳克建议，采取相对温和的改革，但建议被驳回。现在，他加入了政治局，机会终于来了，只是为时已晚。他承认，通过严厉彻底的改革，也就是说，在1985年，有可能缓解这种困境，但现在形势已经变得太糟。该文件严肃表明：“避免进一步的负债，就意味着1990年的生活标准会降低近25%-30%，这会扰乱东德社会治安”。

　　实际上，东德，在昂纳克时代结束时，就已破产。

　　并不是政治局的26名全体成员都明白这个可怕的真相。舒尔准备了一份更加尖锐的三页分析报告（指挥部秘密文件b5-II56/89），只呈给总书记克伦茨和资深总理亚威利·斯多夫。它更明确地指出了许多坏消息，承认东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信贷机构。年度借款高达8-100亿西德马克，这对于“像东德这样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金额”。

　　这个国家已开始越来越疯狂地操纵财政，他们在国际货币市场高速运转现金，提高其索赔资产的通胀程度，通过对真实负债的虚假低估以获得更多的信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国际金融界了解了事实真相，他们会立马走人。东德，如同任何一个过度负债的个人一样，知道问题的存在，却无法改变引起负债的支出习惯，只得偷偷摸摸地用短期贷款支付长期贷款的利息，并利用它看似可靠的信用取得更多外债。这是刑事诈骗，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该怎么办？甚至连西德为保证其在1995年以前顺利进出柏林而向东德缴纳的“过境”费，也已经被抵押花光。为了保证东德1991年的债务偿付能力，“必须”与西德政府商讨获得更多的信贷，总额为230亿西马克，另外还有现有的信贷资源。但是，东德拿什么东西来还？

　　舒尔的研究小组给出一个十分简单但毛骨悚然的提案。他们提出把“西国界”作为筹码。或者，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为了让西德了解东德真诚的意愿，必须宣布……这种条件可以被创造，早在本世纪初，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边境就很多余。

　　坦白地说便是：只要你拿钱，我们就会搞垮柏林墙。

　　如果此后30年，西德不必为每一个短途旅行，释放的政治犯，进出东德的公路、铁路或空运支付过路费，这个提议倒也合乎逻辑。

　　苦恼的是，为了演好这最后的把戏，为了拯救自己，东德政权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盘被瓜分。事情出现得太突然，谁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11月1日，克伦茨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后一次伸出他的讨饭碗。他向戈尔巴乔夫夸大他的改革能力，对当时的情况夸夸其谈。克伦茨知道，11月4日星期六将有另外一场大游行，地点包括柏林。到目前为止，相对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柏林的问题还比较少。

　　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建议：

　　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人群企图大规模穿过柏林墙。届时事情将会变得很糟，因为警察将不得不进行干预，某些紧急状态时的措施将不得不被使用。

　　戈尔巴乔夫自己比较偏爱另一位新东德领导人，真正的改革派——德累斯顿党委书记汉斯·莫德罗。尽管如此，他仍打算听取克伦茨的建议，并向他提供一点有用的帮助。他向克伦茨承诺，他会请求他的西方朋友们不要破坏东德，但那就是克伦茨得到的所有。戈尔巴乔夫不会不顾一切拯救东德，他不是赫鲁晓夫。苏联拒绝挽救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无论是在财政上或军事上。

　　埃贡·克伦茨回到东柏林，一无所获。倒台进入倒计时。

　　到了秋季，反对派发展很快。已开始从相对较小的宗教团体与和平主义生态团体，发展到拥有明确批判该政权的非参政人士。10月，东德非官方人士重新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其他各种民间组织也已发展成政治运动的雏形。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新论坛”。它由反对派中的30人于9月成立。他们中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呼吁下，该组织迅速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新论坛的目的是在东德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形成民主对话”。

　　尽管被官方宣布为对国家怀有恶意和其“不必要”存在，新论坛发展势头仍然迅猛。它是针对现实的改革派，它提出的不是恢复资本主义或统一德国，而是一些当局没有考虑到的国家存亡问题。

　　10月4日，各种组织，包括新论坛和重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放弃所有的政治调查，并要求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自由选举。尽管他们的支持率仍相对较小，他们仍根据东德正式签署的两个文件《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协定》，提出了新的大胆要求。

　　到10月末，很明显有一些更大的事情将发生。遍布全国的东德民众，有时是几万，有时是几十万，要求进行民主变革。

　　11月4日星期六东柏林的大规模游行最具威胁性，因为游行的地点接近权力中心，这样做对游行队伍来说很危险。然而，领导层决定不管它，随它去——结果是游行规模变得更大。

　　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中最善于社交的沙博夫斯基，与反对派一起站在演讲台上。这位柏林党委书记力撑局面，承诺进行改革。他得到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同在演讲台上的还有新论坛的一些领导人和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和斯特凡·海姆。克里斯塔·沃尔夫是这个政权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斯特凡·海姆则是理想的特立独行者，他在美国度过纳粹时代，穿着美军制服回到德国，不曾想到他竟会自愿定居东德。因为支持沃尔夫·比尔曼，海姆的作品在东德禁止发行，但这位元老级作家拒绝离开。

　　更不可思议的是另一位前流亡人士也在集会上发言：马库斯·沃尔夫。他在斯大林时代流亡苏联，1986年从东德对外情报部部长、国外情报局和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职位上退休。这只曾经在秘密世界中花言巧语的变色龙，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一直有人，而且不少人，怀疑史塔西渗透了整个政变过程。秘密警察高超的伪装技术遐迩闻名。

　　沃尔夫来自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兄弟是一名电影导演。他总是声称喜欢一个较为自由的路线，但他对11月4日游行极不真实的描述，让他参与此次游行的目的不言自明：

　　我试图说服集会上的50万人以及数百万电视观众，不要诉诸暴力，但正如我所说的，整个气氛让国家安全组织的成员变成前领导政策的替罪羊，我隐约意识到，一部分人群在对着我发出嘘声。他们完全没有心情听取前国家安全部长所提出的合理建议。

　　而那时我痛心的领会到，我不能逃避过去……

　　沙博夫斯基（也许还有沃尔夫）在示威游行中现身，表明当局仍企图以某种方式来适应改变，驾驭改革。为此它表现出亲民的样子。两天后，东德统一社会党宣传部在对11月4日的示威游行作的汇报中说，确实应该作出让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

　　原则上可以支持自由选举，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实行资本主义政党多元化……要废除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这决不能接受。

　　换言之，只要不是真正的自由，完全可以实行自由选举。

　　他们如何说服群众，详情还不知道。如果有一半的东柏林群众都准备去参加民主选举的投票，谁会接管“党的领导地位”，并且知道这只不过是当局另一个变相的权力垄断？只有新的统治集团明白。11月第一个星期，由于群众的暴动日益激烈，为安抚民众，克伦茨针对守旧派进行大换血。

　　11月7日，亚威利·斯多夫带领政府成员递交辞呈。11月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辞职。新的政治局由年轻人和改革派组成，包括汉斯·莫德罗。他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书记，但以前在政府很受排挤。

　　与此同时，政府大楼外面还聚集着愤怒的示威人群，尤其是在当地的史塔西办公室外。11月7日，米尔克向政治局呈送一份报告，这份冗长的报告表达了他对抗议运动进展的焦虑，少了以前史塔西文件特有的傲慢。报告指出，暴动的人群在史塔西政府大楼外面叫嚷着“掀翻整幢大楼”、“赶出东德猪”、“杀死他们”，还有的叫嚷着“刀已削尖，绞刑套索已准备好”。米尔克立即向所有史塔西管辖区和部门发出一个秘密指令，销毁敏感文件，特别是可能控告史塔西秘密情报人员组织的文件。

　　空气中布满怀疑和阴谋的味道，权力周围熟悉而紧张的气息只转达出一个信息：是垮台的时候了。

　　关于自由通行和签证条例的提案，提出准许每年高达30天的国外旅行。申请过程约需1个月的时间，而且“通常不会出现拒签”。但是，这些提案何时纳入法律，却无下文。对晦涩难懂的附属细则的解释表明，官僚们仍可随意决定通行证给予与否。此外，硬通货津贴（15西马克）的最大限额只够在国外买份早餐。

　　同时，克伦茨似乎对这场权力争夺战胜券在握，发誓要留在办公室，并声称柏林墙是抵抗西德破坏的一个“堡垒”。但实际上，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政权正被一点点蚕食。

　　11月9日上午，太阳在东柏林上空时隐时现，温度升至10摄氏度。这天早上，《新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群众仍在大规模地经其他国家离开东德。这不是某些党派的帮手写的，而是出自一群改革者之手。他们恳求东德人不要在危难时刻离开他们的国家：

　　我们深感不安。看着每天数以千计的同胞离开祖国。我们知道，到如今，这个失败的政府让你们失去了重建社会生活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些无力的话语无法挽留你们，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物。请求你们，留在你们的祖国，和我们在一起！

　　11月的第一天，克伦茨取消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禁令。随着昂纳克时代的结束，新的统治者显然不愿或无法继承其强有力的后斯大林风格。11月9日前，仅24小时内便有两万多东德公民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奥地利。现在，承受压力的是捷克的共产主义政府，他们威胁说要关闭边境。东德驻布拉格大使被粗率地告知，捷克政府“不打算修建东德难民营”。

　　11月6日，50万公民，参加被今天的讽刺作家称为“德国人的游行共和国”莱比锡的“星期一例会”，发言者把注意力转向新的“30天”旅行规章，批评其中少得可怜的外币津贴。他们呼吁说不应只是修改，而应彻底废除旅行法律。“In dreiBig Tagen um die Welt-Ohne Geld！”（译文：“在世界各地旅行30天，但拿什么花？）人群高喊着。”

　　在东柏林莫尔大街的东德内政部，一个由四名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其中包括秘密警察，得到的任务是暂时修改现有法律，以处理目前的危机。11月9日上午，他们根据政治局的指示，起草一项解决方案，“东德公民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永久离开东德的情况变更”，这一解决方案被命名为“立即发放永久离境签证”。后来有人提到，当他们辛勤地埋头起草这个方案时，他们对它的理念感到越来越不快。

　　我们负责（他解释）起草规章，管制这些想永久离开祖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对那些只想去看看他们阿姨的人也不应该放过吗？这一定是疯了。

　　最后，草案规定，只要东德公民持有护照和签证，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永久移民或做私人访问。允许人们从东德和西柏林或任何联邦共和国的任何边界过境点，离开东德。它有气无力的补充到，请“有序地”离境。

　　这份材料送呈至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文件后，克伦茨提醒他的同事们，他们处于捷克政府的压力下，并向他们保证说，苏联人支持新措施。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大多数是最近选出来取代强硬派的，并不熟悉以往法规的细节——只得点头通过。内阁同样如此，很少对政治局批准的材料做出修改。

　　晚上六点差几分，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冈特·沙博夫斯基，来到在莫兰大街的国际新闻中心，政府正在那里举行最新开办的每日现场新闻发布会。

　　新闻中心挤满了报纸电视记者，其中包括——自东德进入“开放”的新时代后——东德自己的电视新闻台的采访人员。沙博夫斯基很累，有点心烦意乱。这一天过得很慢。他没有参加修订条例的通过会议，但半小时前，他已经去过克伦茨办公室，并向总书记询问当天的行程。他是否需要做任何重要声明？克伦茨递给他一个文件，上面详细说明了新的临时旅行法规，之后沙博夫斯基便匆匆前往新闻发布会。

　　对于新闻发布会来说，沙博夫斯基只是一个发言人，尽管是最资深的。发布会本计划六点准时开始，但因有些问题急需处理而被延迟。宣布新的旅行规则排在了议程的最后。虽然从实质上讲这个事情属于政府事务而非党的任务，但因为是克伦茨亲自拿给沙博夫斯基，所以他自然地认为，虽然实际上他只代表东德统一社会党发言，但他还是应该向到场的记者传达其中的内容。

　　下午6时53分，炽热的灯光让沙博夫斯基微微出汗，满面倦容。盯着克伦茨递给他的文件，标题有点像格言，“东德公民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永久离开东德的情况变更……”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疲惫地告诉记者，这份文件将“使东德每一个公民可以通过东德的过境点离开东德”。然后，他机械地宣读密密麻麻的充满官僚作风的规定：

　　1.废止1988年11月30日颁布的东德公民出国旅行的法令，直到新的旅行法律生效。

　　2.即日起，以下关于出国旅行和永久离开东德的临时过渡政策开始执行：

　　a）现在可以申请个人出国旅行，无须以前的执行要求（旅行证件或证明亲属关系）。旅行许可将尽快签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作出拒绝。

　　b）护照和登记由东德各区人民警察事务处主管部门管理，经指示签发的永久退出签证，不得拖延，也无需出示各当地部门要求的证件。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内事务。

　　c）永久离开可以通过东德所有边界过境点，到达西德和（西）柏林。

　　d）永久离开需由东德领事馆签发临时（旅行）许可，只需携带个人东德身份证通过第三国。

　　3.所附的解释临时过渡政策的新闻稿将在11月10日发布。

　　负责人：东德内阁会议政府发言人

　　然后沙博夫斯基把他的身子往后靠到椅子上，几乎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旅行问题已经拖延了几天，这一次又是试图缓解问题和矛盾，只把它认为适当的给东德人民。毕竟，这项措施仍被标记为“临时”。可以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不过是众多小插曲中的一个。

　　然而，这个方案让记者们觉得不可思议。6点57分，一位意大利新闻记者问沙博夫斯基，这是否搞错了。沙博夫斯基重申道，现在，允许私人旅行和永久离开东德，并继续说：

　　因此，申请到国外的私人旅行，无须出示原来要求的证明，或证明旅行的必要或家族关系。旅行证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签发。

　　护照和登记由东德各区人民警察事务处管理，经指示签发永久离开签证，不得拖延，申请人无须出示以前所要求的永久离开的有效证据。

　　新闻界代表们低声讨论。有人（据说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问他条例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似乎有些不确定。他翻看了一下摆在眼前的文件的措辞，然后回答说：“据我所知，那就是，呃，立即，毫不拖延”。沙博夫斯基没有注意到条款上写着11月10日生效。

　　疑云众多，人们把它定性为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个谜团是，沙博夫斯基被迫宣读克伦茨匆忙写下的晦涩的便签。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克伦茨给过他一份具体的告示副本。然而，沙博夫斯基匆忙之间把这份告示放在自己的便签堆里，后来因没有找到这份文件只得凭记忆向与会媒体胡乱宣读一通。第二个谜团是，这个消息在当时立即引起了轰动。现在看来，实际上，在记者招待会后，媒体仍在现场滞留了一会儿，气氛相当混乱。一些人在附近的咖啡吧继续琢磨着，试图通过东德统一社会党发言人的话，理清文件的确切含义。

　　下午七点左右，德意志新闻社和路透社通过电报发来第一个报道，只是表示，从现在起，公民将有权通过适当的边界过境点离开国家。报道相当谨慎。7点零5分，美联社抢在一窝蜂媒体前面，消息简单但轰动：“据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冈特·沙博夫斯基提供的信息，东德即将开放其边境。”

　　媒体被点燃了。半小时内，这句话被其他机构大量引用。西德电视台新闻简报也作了报道。受公众信任的国有媒体网络德国电视一台在八点简报里重复着原话：“东德即将开放其边界。”

　　到新闻简报结束的时候，共有80个东柏林人抵达霍莫大街，海因里希·海涅大街和英瓦里登大街检查站，要求进入西柏林。边境官员请示了上级。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告诉群众，想要过境的明天再来。

　　东德的领导对此完全措手不及。由于中央委员会全会一直进行到两日后的下午8点47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沙博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后，人们变得越来越兴奋。在这个阶段，克伦茨关心的主要问题似乎还是他的政治地位：让总书记失望的是，由于强硬派的极力阻拦，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几个改革派成员进入政治局的提名。会议一结束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呆。

　　同时，这个消息在全世界蔓延。9点30分，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总理科尔都意识到柏林发生了大事情。科尔正在访问华沙（那里现在由非共产党团结运动党领导）。当他在一个大型的正式宴会上听到这个消息时，马上就意识到他现在的行为有如一句德国俗语——“在错误的婚礼上跳舞”。

　　十点刚过，克伦茨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将改变一切的电话。来电的是国内保安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向他汇报国内事态的最新发展：半小时前，人群聚集在伯恩霍莫大街边境检查站，在东柏林和靠近法国区域的中北部，各有500人和1000千人，都急切想跨越边境，并且人数正在增加。国内保安部高级官员自行决定在要求最强烈的人的护照上加盖“无权返回”，把他们视为被逐出者。这个所谓的“减压的解决办法”收效甚微。人群继续蠕动向前，而更多的人还在到来。

　　克伦茨很快就意识到，任何阻止都是徒劳。他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要么完全封锁边界，以便镇压暴动”，克伦茨后来承认。“这将意味着要出动坦克。要么放手不管，让事情顺其自然。再没有第三个选择”。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发出任何命令。

　　临近10点30分，东德国家电视新闻的最新简报，当前相机（“专题照相机”），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企图制止人们逃散。

　　在许多市民的要求下，[播音员宣布]，我们再次通知你们内阁会议的新旅行条例。你们可以申请私人旅行，且无需出示旅行的必要证明或家族关系的证据。但是，旅行必须按程序申请！

　　护照和登记处将在明天工作时间内提供服务，播音员明确地补充说，当然，也可申请永久离境旅行，只须有关部门批准。

　　然而，当晚大多数东柏林人没有涌入政府大楼，去打探护照和登记处何时开门，而是转到西德新闻台，希望看到在现实世界发生的真实事情。约晚上10点40分，德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讨论节目《一日主题》（Tagestbemen）开始宣布：“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东德宣布向所有人开放其边界，即刻生效，柏林墙的大门也将敞开。”

　　奇怪的是，当节目为证明东德政府在履行承诺而将画面转到英瓦里登大街检查站进行现场直播时，显然，边界根本没有开放，完全是自相矛盾。因此，群众开始大规模袭击检查站，以回应德国电视一台绝妙的说辞。

　　仅半小时的时间，边界完全失控。“减压解决方法”适得其反。在伯恩霍莫大街，大批人群聚集在网格围栏的后面，等着过境，他们开始缓缓向前，威胁着试图维持秩序的少数边防警察。约11点30分，一批东柏林人推开边界过境点的网格围栏，人群大量涌入检查站区。检查站指挥官，中校哈拉德·加各不准备冒险搭上他本人和士兵的生命。他命令部下停止检查护照，全面开放边境，随他们去。人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几分钟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检查站。有的步行，大多数是奔跑着进入西柏林。他们畅通无阻地跑过桥，越过边界，这要是在几天、甚至只是几个小时前，是必死无疑的。他们因此兴奋异常，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空气一定是香槟。

　　西德边境线上已经聚集了大批市民。他们张开双臂欢呼着迎接东德人。只临时准备的简易祝酒辞都足以让人沉醉。午夜，所有的边境检查站被迫开放。在英瓦里登大街，无数的西德人涌过来迎接还未跨过国界的东德人。

　　现在是午夜刚过20分，整个东德军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然而，领导层没有发出任何命令，柏林边境12000千人的军队只能呆在营房里。一夜过去，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指令。

　　凌晨1点到2点，来自东德和西德的人群从勃兰登堡大门挤着涌向柏林墙。一些人穿着睡衣，完全不顾11月的寒冷。几千人畅快地游走在巴黎广场附近的大使馆前面。巴黎广场是一个优雅的城市界标，却被铁丝网、混凝土砌块和坦克陷阱关闭了30年，因国家法令而变成了可怕的无人区。人们爬上柏林墙的顶部，跳跃着，舞蹈着，大声喊出他们自由和喜悦的心情。

　　是各种宣传和希望击败了官僚的昏庸。在由沙博夫斯基凭记忆胡乱发言的记者招待会和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临时出境签证条例六个小时后，发生了一场革命，这是历史上一个速度最快、流血最少的革命。这个由吉·斯科特·海罗恩15年前做了相反预测的革命，被广泛地制作成影片流传。

　　随后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最疯狂的街头派对。

　　也许不可避免的，接下来会出现最大规模的醉汉。但那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