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边缘

第三章 血统之耻

　　魔鬼的根源就隐藏在制度本身之中，在一代接一代的致命的家族之中。

　　——文森特·范·高

　　上一章末尾讨论的证据都强烈指向遗传因素在精神病中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还要把发疯加进与特殊的基因有关的病情分类表之中。我们对病症的基因学的认识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我们不仅知道可能发生的传递模式，在理论层面上，知道这种模式已经超过100年了，在格里高尔·孟德尔用不同种的花按一定比例进行豌豆杂交来演示他著名的实验时就已经知道了。当前的革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知道了DNA 自身的结构，并且破解了它内部写入的身体细胞的指令。我们还掌握了从活人身上的染色体来解读DNA 的序列的技术，这种方法虽然是间接的，但还是令人惊骇。所以，对于遗传性疾病，我们现在就能捕捉到基因参与的真实情况，并且发现了它，掌握了它的运作情况。

　　这种研究的典型例证是分离出了囊肿性纤维化的基因。囊肿性纤维化是一种中度的普通疾病（在欧洲约有1/2000的新生儿患有此病），该病影响到身体的发育，使患者极易发生感染，使内部器官发生问题。其严重性在于，从历史上看，鲜有活到成人时期的患者；即便现在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也是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时期也只有28岁。

　　长期以来，囊肿性纤维化的遗传性是显著的。这种疾病在家族中传递，但许多有此病史的家族的人却丝毫未受到影响。患者的双亲也可能未患此病（尽管其祖父母一般都患有此病）。对这种模式的最好解释是，如果这种病在家族中是共同性的，那么父母就可能是“沉默”的基因携带者。我们假设，有两个可选的相关基因版本。一个“沉默的”基因携带者是某个有疾病版本的人，因此可能传递疾病，但其本人却并不显现出这种疾病。由于人们都具有两个基因的副本，那么明显的推论就是，基因的携带者具有一个疾病的变异体的副本，又具有健康的变异体副本，这两个全副本的变异体都需要疾病来表达它自己。

　　这种变异体被称为“隐基因”（recessive）。它要产生作用，同一个人身上需要具有两个副本。一个隐性变异体与另一个隐性变异体势均力敌时，它就沉默着。如孟德尔本人表明的那样，隐性变异体有一个特性的标识。当一个受到影响的人与一个未受影响的人配对时，对其后代的影响的比例既不是全无，也不是正好一半，取决于未受影响者的父母是否为静默的携带者。遗存的后代是完全健康的，但在他们子孙后代繁衍的线路上，可能会有再度突然发生疾病的机会。

　　囊肿性纤维化的传输跟隐性模式很适配。研究人员用现代技术手段探测到特殊的DNA 序列，以寻找影响一个家族中的每个人所共有的染色体的长度，这样就能定向追踪患病的基因。对于囊肿性纤维化，这项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取得成果，当时以第7号染色体为基础，追踪到DNA4560的特殊节段。这个基因现在得到非常完善的理解。它提供了生产一个蛋白质的方案，而这个蛋白质参与了细胞膜之间化学物质的运送，它内部的任何结构变化都对细胞的生物化学性质有影响，并且与全部突变有关联。事实表明，人类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突变都与这个基因有关系——多达300种以上——但所有突变都导致囊肿性纤维化，而所有的囊肿性纤维化都牵涉到某种突变或其他与这个特殊的基因有关的变化。因此两份这种单个基因的突变异体的变化既是必要的，又是囊肿性纤维化发生的充分条件。

　　一部分具有双份的、携带两个隐性基因的后代付出。

　　“裂症基因”和“躁狂——抑郁症基因”，自然就成了普遍的想法。

　　到20世纪80年代，几个不同国家的基因学家小组都竞相分离导致情感性精神病的基因。萨缪尔·巴罗德斯在他《情绪的基因》（Mood Genes）一书中对这项工作的方法做了详细的描述。与囊肿性纤维化的研究一样，这个工作涉及到研究大范围的受到或未受到影响的个人的家庭，对他们染色体中的基因标记做比较。享有盛望的科学期刊《自然》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由詹尼斯·艾格兰（JaniceEgeland）和同事做的一项研究，他们使用了大量来自宾夕法尼亚旧秩阿曼门诺教派（Old Order Amish）社区有狂躁——抑郁症家族的谱系材料。这项研究牵涉到障碍传导的11号染色体。尽管《自然》杂志中还有两个关于同一论题的报道令人沮丧。这两篇报道说，在不同的人群中完全没有与11号染色体相关的联系，对旧秩阿曼门诺教派的进一步研究也未证实之前的结论。

　　与此同时，在艾格兰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自然》又发表了一项由米隆·巴伦（Miron Baron）及同事研究的成果，他们在以色列人群中找到了与X 染色体位点的关联。与X 染色体的关联似乎是可信的，因为这些家族的特点都具有X 染色体的特性标识。父亲不会把X 染色体传递给儿子（X 染色体是性染色体之一，父亲与儿子的染色体完全不同，因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副本，而这个副本来自于他们的母亲）。但是，接下来的研究却令人模糊不清了，当人群的研究范围扩大时，与上述相同的基因关联性并不大。而且在另一些家族中，父亲传递给儿子的情况却有所发生。

　　在其他人群中进一步的研究正取得进展，例如，大量的斯达黎加人的家谱提供了值得期待的线索，18号染色体的区域中。在精神分裂症和几种基因变异体之间的微弱联系也有报道，尽管并不存在有重大影响的单个基因。已经清楚的是，对于精神病而言，囊肿性纤维化那样纯粹的故事不太可能重复。本书其余章节就用来解释其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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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体，使得精神病在情绪不稳定（就情感性精神病来说）

　　兆的特征。

　　有这种基因吗？这个问题在家族谱系的研究中尤其明显。

　　要么完全免于患这种病。

　　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它应当遵循孟德尔的遗传学法则。如果精神病变异体在DNA 的主体中并且是隐性的，就像囊肿性纤维化基因一样，那么，一个受到影响的母亲就应该导致50%或0%的后代受到影响，端视未受影响的父母是不是携带了一个副本。另一方面，如果精神病变异体是显性的（这意味着一个副本就足以引起疾病），那么，父母之一的影响就应该使后代产生50%或100%的精神病，取决于受到影响的父母携带有多少副本。两种模式都应该是相当纯粹的。

　　精神病的真正模式并不太整齐划一，从统计数据上说，它的传递不宜用简单的模型来解释，无论是用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基因变异体模型。这并不是个问题。基因学家可能会寄望于经常观察到的“局部外显”（partial pene-trance）现象。局部外显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基因变异体通常对有机体作用的完全没有了，因而基因的传递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孟德尔模型，但特征的传递却更加复杂，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基因并不产生特征，而特征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显然，精神病的基因只具有部分外显性。要记住，同卵双生子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和合率（concordance rates）为48%，发生情感障碍的和合率约为65%。这就是说，当同样的基因进入同样的基本环境，形成了个体的人，就人们担心的精神病而言，结果也只有48%-65%的时候是相同的。然而，未受到影响的儿童的风险与受到影响的儿童一样大。精神病的基因型虽然未表达，但仍然存在。因此部分外显这个概念对于以单一基因为基础保存模型有吸引力。不过，要使其付诸成功还有某些问题。这是因为，“捕获单个基因”的研究方法要求在基因和特征之间有一对一的关系。把“有精神病的”家族划分成受到影响和未受到影响的群体（二元分类——原注），以此为基础，找出受到影响的成员携带的基因变异体和未受影响人员的基因变异体。这个设想的含意是，要具有特别的基因是发生精神病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就是非此即彼的特征）。

　　但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如我们已从双生子的研究中看到的那样，同样的基因型有48%-65%时间产生同样的结果。许多心理学家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是精神病风险的最好的指征，但即使如此，离确定性的判断尚远。两个人（比如两个双生子）可能在广泛的心理测量测试中得出同样的量值，但却有不同的结果；一个可能出现精神病，而另一个可能只出现轻度的人格困难，说不定他会是一个成功的和顺应良好的人。而且，精神病人的崩溃常常是由环境中发生的事件触发的。这种情况在情感性障碍中最为明显，如失去亲人和对工作的沮丧，通常都与此有关，但这也可能适用于精神分裂症。最终，任何人都可能会在一段时期中发生精神上的障碍，正如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悲伤或焦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这种潜在的状态。差别只在于是否容易引发精神障碍而已。一个情绪非常不好的人可能会被真正的灾难性生活事件推到抑郁状态中，而非精神分裂人格的人可能要大量的刺激物，如长期服用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人工合成迷幻剂——译注），才会使他发生精神分裂症状。不过，只是可能发生而已。

　　在先天倾向和精神障碍之间有错位和缝隙。

　　我认为存在一个症状的连续体，它始于精神病症状，经过较轻微的精神障碍症状，到形成正常精神生活的特征。在这个连续体中，人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崩塌，尽管精神病学家可能发现它有利于实施诊断方案。克拉里奇的观点也承认，症状是以不同的严重程度出现的。但是他感兴趣的连续体并不是这一种。他的观点是，存在着一个容易引发精神病人崩溃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个人的状态是与人格的其他方面一并继承的遗传。处于这个连续体的脆弱末端意味着两个问题。第一，是触发事件的严重程度较低就足以使他跌入精神崩溃中。第二，假如他确实崩溃了，则崩溃的严重程度就会很高。相反，有些处于连续体较低端的人会更容易陷入精神分裂之中，如果他确实陷入其中，就可能有轻微的发作。克拉里奇在气质阈限之间作了仔细的区分，它是正常人格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脆弱的水平，正如每一个人都有其血压水平），而就精神疾病本身来说，脆弱的个人也许会，也许不会被击溃。

　　气质阈限的观点考虑到了精神病病程中的巨大差异。在某些病例中，一个本来是低风险的人，可能会被生活事件造成的创伤推到危险的边缘，而在另一些病例中，一个极具负面倾向或想法怪异的人，只需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发病。这种景况与一般经验相符，也得到了精神治疗和心理学观察数据的完全支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应该想到，与身高和体重一样，精神病的传递主要是血缘关系引起的持续性变化，与因多一个或少一个单基因而引起囊肿性纤维化这类障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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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身高受到部分基因的控制，当然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平均身高与营养条件有很大关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营养促使人的身高增加。然而，一个人的身体高度与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相比较，与一个人的父母与他们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相比较有很大关系。

　　任何一个人群的身高都是按没有自然间隙的经典“钟形曲线”分布的，大多数人的身高都在曲线中间的两边，倾向曲线中间的极端高度的人是极少数。假定一个很高的人和一个很矮的人生下几个孩子，并不会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如果身高是由一个单一基因所控制，我们就会看到半数孩子长得很高，半数长得很矮。其实，我们发现后代的身高范围总的来说接近两个父母的平均身高。两个极高的人生下的孩子通常身量高，而两个极矮的人通常生下身量矮的孩子；一个高和一个矮的人生下的孩子，其平均身高在两人的高度之间。

　　都放进一个口袋里，再取出一半来，他可能碰巧取出了那种让他增高的一半而不是另一半的基因。根据平均法则，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少于他发现自己与父母一样高，但也有可能一样高。

　　如我们在第1章所看到的那样，人类的性格由心理测量学的分支来测定。根据心理测量学理论，性格是按照钟形曲线分布，并向几个维度连续变化的。因此，正如一个人可能会制造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的情节，这个情节会以图形的中间、两端则少之又少向多数人表明一样，他会用所有人的性格来预设，按照诸如外倾性或神经质。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这样的维度来构置这个情节，这对我们当下的目的并不重要。若干当代理论中有5种在运用，不过我们可以用例证的方法来仔细讨论一下。

　　一个人在他这一代中，其性格分布的定位，其实与他的父母那一代的性格分布有很大关系，这与身高的情况相同。最有力的证据，这是由于来自同样的原因的遗传影响，如这个证据，即存在着极易引发精神病的基因：双生子和领养子研究。这种研究显示，在亲生关系之间，特别是在同卵双生子之间，无论他们是否是一起成长，两者在“软”问卷测试和反应实验上，都有高度相关性。至于身高，个性的遗传多基因模型被证明是合适的。

　　那么，预测一个人容易发生精神病的性格特征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尚在研究和讨论中的领域。早期形成公式的最有影响的尝试可以在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的著作中读到。艾森克研发出能够用来确定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问卷。这种问卷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在两个轴线的某个点上：内向性——外向性（E 轴）和稳定神经质（N 轴）。后来他又增加了第三根轴，他把这根轴称为“精神质”psychoticism 的缩写）一个被评分为高度（P，。精神质者，就具有典型的“孤独、令人厌烦、残酷、缺乏同情心、怀有敌意、刺激寻求和喜欢古怪或非同寻常事物”的性格，并且假设这种人有精神崩溃高发性。实际上，艾森克宣称，若干组精神分裂患者和双极性精神病患者与正常的受试者相比，其P 量值都高。于是，这似乎就是决定个性是否有精神病倾向的维度了。但不幸的是，几个精神质的轴都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问卷中的设问并不是很可靠，也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尽管通过改进量表而得到了部分修正。第二个问题是，P 值似乎既不能具体解释又不能有效地预测精神病。具有明显高P 量值的分组受试者都是精神病患者、罪犯、强暴者、施虐受虐者和流氓。威斯康星州大学的教授让（Jaen）和洛伦·查普曼（Loren Chapman）对一大批同事实施了P 量值测试，10年后他们再次与这些人访谈，看他们曾经的P 量值会预测什么。结果是，高P 值对后来的犯罪和药物滥用有很强的预测性，但对后来的精神崩溃并无预测性。因此，批评者认为，艾森克的心理质的量值是误称，实际上是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者对自己的权利感兴趣，但与精神病并无关系。

　　与P 值有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它不是测量神经质人格的完全独立的指标，尤其是在精神病人群当中。在两个量值中，高量值有合并趋势。事实上，是N 值，而不是其他量值，才是精神障碍最有效的预测指标。艾森克的观点是，精神质的量值可以预测神经症的发生，而精神质的量值则可以预测精神病的发生。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显得古怪。现在我们认为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障碍与一种连续体有关，而不是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的东西。所以，高N 值也许能预测精神病。毕竟精神质是以“情绪的基本测量”、“情绪波动”和“神经系统的不稳定性”产生出来的。这似乎很正确地描述了精神病，尤其是情感性精神病。

　　但不幸的是，两者都不太有效。N 值可能是相当不稳定的：就情感性精神病而言，当病人处于躁狂或抑郁状态时，与他们的症状缓解时相比，N 的量值较高。总体上说，高N 值通常是预测精神问题的有效指标，但它不能明确判定精神病的倾向。如果把精神病的倾向与更轻微的精神问题的倾向联系起来看，就不令人非常意外了，但这可能有利于产生一个更敏锐的调查方法。

　　在当前最具希望的敏锐方法之中，就有由威斯康星大学的查普曼研发的各种量表。问卷表调查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与精神病症状相似的经历。这样，答卷者被要求回应大量问项。问项深入挖掘他是否有像错觉、幻觉、奇怪的情绪、知觉扭曲，等等。其设计思路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易患精神病的倾向可能具有某些疾病的心理特性，以及思维崩溃前的模式。

　　查普曼的量表被用于一大批健康人身上，10年之后，他们再次接受问访。在量表中特别的两项高量值（即所谓的“知觉畸变”和“魔幻思维能力”量值），对以后发生精神病有很强的预测性。它们对其他家庭成员发生精神病也有预测性。这些量表显然深入挖掘了构成精神病遗传倾向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量表中的量值显示与其他的东西有关，“更硬”的神经系统功能测试，如脑电波图形，区分同时发出的刺激的能力，眼睛跟踪运动，以及脑的两个半球的功能差异。所有这些测试都显示出精神病人与正常受试者之间的区别。

　　作为测试个性维度中潜藏的精神病风险的手段，查普曼的量表并不完善。主要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作为样本时，量表中的量值并不按照钟形曲线分布。而很多人的量值为0或接近于0，少数人的量值有偏移。与艾克森的量表形成对照，查普曼的量表提供了连续的钟形曲线，当真实的多基因连续体被测试出时，这就是我们预期应该出现的曲线。这个曲线的形成是因为艾森克的量表反映出了正常个性的心理，它的兴趣在于捕捉整个人群中的变化。而查普曼的量表则是临床中产生的，关注于探测有精神疾病风险的高危人群。解决的方案可能会是结合艾克森的临床方法并且改进后的新量表，这种正在研发的新量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牛津大学的高尔登·克拉雷奇及其同事所总体命名为“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schizotypy）的量表。同时，心理测量学的基本教训是很明显的：确实存在着可以预测一个人出现精神病的气质特点，正是这些由基因遗传而来的气质特点，在有精神病的家族中代代相传。

　　查普曼的量表是用想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来构成的，但其量表中的量值确实预测到了情感性精神病的发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使一个人易患精神分裂症的同样的特点是否也会使另一个人容易患上躁狂抑郁症呢？难道与同样的基因有关吗？或者，它们两者是不同的维度，由不同的基因组成，但我们的技术还未复杂到区分它们的程度？在本章结束之处，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

　　现在我们接着讨论。存在着一个精神质的单一维度，这个维度能够评测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发生各种类型的精神崩溃的倾向性。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使用了艾克森的术语“精神质”，但我所说的特点并不完全是指用艾克森的P 维度测量出的那种特点，其原因我已经讨论过了。记住精神病（发疯的实际情况）与精神质（使一个人容易发疯的遗传个性特点）之间的基本区别也很重要。后者也许会、也许不会转化成前者，而实际上后者在很多十分健康的人身上都存在。个性在精神质中是连续变化的。精神质的量值越大，患精神病的风险就越高。不过要注意，需要有适当的引发原因，即使精神质的量值最大，人们也未必会患病。确切地说，双生子的和合率就说明，只要约有一半相合就足以患病。不过，其他处在量表位置上的个性特点，仍然足以被遗传。这种遗传是多基因性的。许多不同的基因对个性有影响，所以这个位置上产生的后代，通常也反映出他们双亲的平均位置，但由于遗传的偶然性会有某些变化。

　　这样的模型说明了大量具有共通性的发现。首先它预示着，无论是有基因出现的所有精神病还是其他没有基因出现的精神病，单个的基因是不存在的。这确实是大量不确定的“基因捕获”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

　　在分类上与非精神病不同。

　　在非精神病人群中，存在着症状、状况和趋势的中间形式。这在家谱研究中尤其明显。如果存在着单个的基因，就像囊肿性纤维化病一样，我们就会预期在有问题（以及基因）与没有问题的家庭成员之间中去寻找二元分裂（binary split）。但在精神病家族中，我们却通常看到在丁尼生家族中见到的那种模式。他们有严重程度不同的精神问题，有些是典型的精神病，有些是轻微的人格障碍，还有些人虽然正常，但其人格具有家族血统的倾向而非常极端。对精神分裂症和情感性障碍所进行的家谱研究一再表明，如果你有一个亲属患了精神病，你发生那种精神病的机会还是很低。而你发生有关类型的轻度的人格障碍或神经官能症的机会却很高。如果存在着“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的基因，这就不是预测了，而是这样一个想法的预测：在连续的气质量表上，你与自己的亲属聚得很近。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支持来自这个事实：精神病人的许多心理测验显示出的特性，如眼球移动的不规则，在其未受影响的亲属身上也有发现。因此，在健康和有病的胞兄妹之间，也许不存在生物性的脆弱性，但是，要么是脆弱性的强度，要么是环境存在的引发，使之变为精神病。

　　第三，连续多基因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90%的精神分裂患者和类似比例的情感性障碍患者，其父母却并没有这种障碍。这显然可由单个的隐性基因来解释，精神病人的父母是沉默的基因携带者。然而，很自然地从一个多基因的情况得出，在这种情况中，一个孩子可能由于遗传包的滑移，在气质量表中的位置高于或低于其父母所致。

　　最后，多基因模型解释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患有精神分裂的胞兄妹及孩子，其精神病情轻微，正在减轻，或显然因一个外部事件引发，都显示出处在较低风险中，与他们的亲属日益加重的精神病相比。对于双生子来说就更是如此。一个双生子在精神分裂时段中是轻微的（住院时间短于2年），则和合率就低于27%，这大约是其通常水平的一半。我们可以假设，比起病情较轻的人来说，更严重的病情只不过抵达连续体，所以他们的亲属也倾向于抵达连续体。类似观点也可以用来解释情感性障碍。完全的躁狂抑郁症患者的亲属有患上任何一种情感性障碍的更大风险，其风险比那些患单极性抑郁的亲属患病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们假设躁狂抑郁症是一种在形式上更严重的情绪障碍，那么这就可能算做是一种严重的后果。在单个基因模式中，无法解释严重的后果，无论我的父母之一是否基因有问题，也无论他们是否把这个基因遗传给了我。在基因模式中，严重的后果都有可能，我的父母在量表上走得越远，一般来说，我也会发现自己倾向于走得越远，这意味着较低的阈限和更大的脆弱性。精神病的遗传肯定是不简单的，其细节尚有待于搞清楚，但十分明显的是，这个病与多种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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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假定，有许多不同的基因，其变异体对人的个性维度的改变有作用。这些基因在生物层面上究竟在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但总的图景是，它们对人脑结构的发展和脑中的某些化学物质（比如神经递质）的产生做了编码。现在，是对这些结构和化学物质，以及它们怎样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有更多一些了解的时候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对脑的工作情况做一个快速的突击性了解。

　　人脑由数十亿特定细胞形成的巨大网络组成，其中最关键的是神经细胞，而神经细胞粗略地讲，就是发送和接收信号的细胞。接收进来的信号来自于身体——感觉器官和神经梢——和来自于其他脑细胞的信号，而发送的信号则到了其他脑细胞、肌肉，以及经由脑下垂体到达内分泌系统，而内分泌系统是控制身体状态各方面的。人脑与电脑极不相同，但它的工作原理与电脑类似。每个细胞相对简单人脑是会计算的（虽然一个神经细胞远比一个电脑中的逻辑门更复杂）。可处理信息的复杂性来自于这个事实，数量巨大的细胞以十分特定的方式关联起来。

　　时——情绪、记忆的、执行的和概念的——脑的特定部位。

　　在这根线的另一末端上，有成千个细枝的末端（树突）附着在邻旁的细胞上。这样每个细胞都有多重关联。数百个来自其他细胞的树突停留在它的表面，它的树突反过来又在其他数百个细胞上驻留下来。细胞以微小电荷的形式发出信号，电荷传导至它的树突的末端。这种信号（就是人们所知的“动作电位”）的发出是以输入的总和而轮流触发的，简单地说，就像一个信号小组，其中有个人一挥动旗帜，很多人立即在他身后挥动他们手中的旗帜那样。动作电位能以每秒钟几十个电荷的速度发出。

　　的神经科学家拉蒙卡哈（Santiago Ramon y Cajal）所证实的。他于1960年因其著作而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承认。

　　端之间有一个空隙，电脉冲不能直接通过这个空隙。这个空隙被称为“突触”，要使信号通过突触，就必须把信号放进一个不同的介质中，此时的介质是“湿化学物质”，而不是电流。不如这样说吧，用一个比方来讲，有一个电报通讯网，其中的电报电缆不能跨过无数小的河流。每次抵达一条河流时，一个人就必须带着这个信息跳进船内，划船过河，把这个信息送到对岸的电报局中。而这就是神经递质所起的作用。它们就是船。

　　一个动作电位到达细胞膜（河对岸）时，会触发泡囊中储存的许多神经递质分子的释放。神经递质分子流入突触的缝隙中，它们中有许多到达下一个细胞的表面上（即河的另一岸）。在那些细胞的表面上的特定分子，叫做“受体”，它们的形状与神经递质一样，但却没有其他的分子，把它们绑在一起，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使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改变其状态。接收者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受体，当它们被传递介质绑在一起时，会使进入细胞膜的通道开启，接受电荷离子。这就使那一部位细胞的电位发生了改变，因则对一个电位的产生有贡献。而其他的受体却不开启通道，因此对新的动作电位的发出没有直接贡献，但会引起神经细胞内部更长时间的化学变化，而这一变化会使更多的神经递质或神经受体的化学物质产生。神经递质的工作完成后，或者在突触中被酶分解，或者被特定的化学物质运走，被重新吸收。

　　在人脑中，有数十种不同的神经递质，虽然每一个突触都专门对应一个特定的神经递质，因为突触后的神经元上的受体与来自于突触前的神经元的特定传递介质相匹配。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受体与每一种传递介质相匹配，其反应性也不同。细胞群体用不同的传递介质和受体类型来识别脑的各个部位，其方法大概与脑中回路功能的特定性有关。很容易看出，要么是特定回路的结构，要么是与回路有关的传递介质的产物的变化程度，会使得一个人的行为性情变化。例如，帕金森氏症可能说明它与一种神经递质、多巴胺的缺乏有关系，而这两种物质都与中脑的某个与身体运动的系统有关。传递介质系统的缺陷意味着控制力的丧失，患者会遭受不自觉的轻微动作，或颤抖之苦。用多巴胺合成的前体左旋多巴（L-dopa）治疗，有助于抑制这种症状。

　　像左旋多巴这类治疗方法的成功，使我们采取一种简约的想法，即“回路-递质-功能”。就是说，多巴胺是控制运动系统的递质，所以，运动控制的缺乏意味着回路受损，或多巴胺太少，而运动控制性良好的人就是那些回路或多巴胺水平更佳者。这一推论已经在过去数十年中用在许多不同的功能上。

　　情绪与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关系，就是简单的一例。这些递质（它们和多巴胺、乙酰胆碱被共称为单胺）与情绪的扰动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就显而易见了，当时人们发现，利血平这种药物可以引起情绪沮丧，并消耗脑中的单胺。而且，偶然发现的异烟酰异丙肼和丙咪嗪这两种抗抑郁药物，其作用机制是阻止突触中单胺的化学成分的分解。这就导致了一个基本假定：正是单胺的功能决定了一个人的情绪。后来的几代抗抑郁症的药物的机制，都是更具靶向性地加强了单胺的水平。

　　但是，对人的情绪来说，哪些单胺是最重要的呢？在早期，人们似乎更青睐去甲肾上腺素。在许多抑郁病人的尿液和脑脊液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副产物的水平异常低下，自杀者死亡后对其脑的分析研究显示，其去甲肾上腺素的受体分子浓度增高。现在人们可能假设，这意味着，自杀者在死亡之前，体内的去甲肾上腺素特别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脑中受体的水平与神经递质的水平是以忽上忽下的方式，而不是以一阵紧接着一阵的方式变化的。这就是说，当递质水平低的时候，脑就反过来生产更多的受体作为补偿。因此，受体水平高说明递质水平低。

　　最近，对抑郁症的原因，人们聪明地打赌已经从去甲肾上腺素转到血清素上。这主要是由于百忧解（Prozac，又叫氟西汀）这种药及其同类药物的惊人成功所致。这种药物加强脑中血清素的活动水平，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多数人的积极情绪。而且一部分抑郁症病人显示出，其血液和脑脊液中与血清素有关的化学物质的水平降低了，而且，仅就去甲肾上腺素来说，死亡后的迹象暗示自杀者脑中某些部位的血清素受体水平很高。

　　这些化学物质中，血清素还是去甲肾上腺素到底哪个重要？回答是，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作点儿改变。不要认为“一种化学物质对应一种功能”，我们要记住，从化学的观点来看，脑是一个复杂的、自我调节的和相互连接的链式反应的网络。当这些功能的平衡出了问题，则不平衡就可能会在网络的许多不同点上开始，并对许多其他的点产生冲击性影响。首先，单胺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活动由压力或警觉性情况激发；

　　血清素的活动随着反复处在这种情况下而更慢地随动，似乎在调节着两种其他化学物质的功能（尽管从去甲肾上腺素返回到血清素也存在着调节的联系）。所以，单胺以及它们为之服务的神经回路都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抑制两者作用的药物都会引发抑郁症（乙酰胆碱除外，它在功能上似乎相当不同），任何加强单胺功能的药物都对情绪产生作用。实际上，最新的抗抑郁药物，如文拉法辛（venlafaxine），其作用的目标是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

　　为情感性障碍是从血清素或甲肾上腺素的失衡开始的。

　　对躁狂症患者也有裨益。

　　发生，是因为血清素的激增造成了推力（knock-on），对脑中间的某些深部的多巴胺系统产生了抑制效应。那些递质回路因而在功能上是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都是相通的。

　　我们还应该记得，神经递质自身的机能依赖于其他化学物质形成的整个网络。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受体对应每一种单胺，这些不同的受体与脑中的不同区位有联系，并调整不同的功能。受体中包括所谓的“自受体”，它探测一个细胞产生多少特定的递质，并据此给予更多的新增递质供给。还有把递质消解掉的酶，这是另一种化学物质，它把用过的神经递质分子从细胞膜那里运走，重新吸收，最后各种蛋白质参与到运送过程中，并生产出所有这些物质。就一个对外界反应正常的人体来说，在所有这些化学物质之间，肯定有一种平衡。为了回应脑的活动，肯定会生产适当水平的递质，肯定会以一种适当比例产生受体化学物质，从而探测已有神经递质的水平，而用于运走和灭活的化学物质的数量肯定足以维持基本的水平，而不会太多（它们将导致太多的递质产生）。因此，就精神病来说，我们要寻求的也许不是像某种递质之类的过量的东西，而是一种递质和受体之间，或许还有转运蛋白之间相对水平的不平衡。当代抗抑郁症药物的效果显著，就是这一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

　　最新的抗抑郁药物百忧解类和较早期的单氨氧化酶抑制剂，两者的疗效机制都是在突触处阻碍用过的神经递质的解体。以百忧解类药物为例，一当生物化学泵从突触处把血清素运走之后，这种药物就抑制住生物化学泵的活性。因此，这种药物极大地增加了突触中的血清素水平。现在，病人从服药开始，几小时内血清素就会增加。但是一般来说，对病人情绪的治疗效果在几个星期内并不会发生，所以就本质上而言，情绪改善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血清素水平增加了，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抑郁状态时，在递质和受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偏差。这可能是在没有外部原因和虽然有快乐的事突然出现，却会有缺乏愉快、情绪低落的抑郁和焦虑感的原因。递质可能会因快乐事件的出现而激增，但受体的水平却似乎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适当地表现出那种愉快的激增。以额外的递质流入突触，就像药物那样，最终会引起受体机能的重新调整，这就使脑中相关的中心的正常反应能够恢复。

　　这里附带的观点使两件事得以成立。第一，一个人的性情，他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方式，取决于他脑中的神经回路以及其中的化学物质的水平：神经递质、受体、运送体等。第二，这些回路和化学物质的功能是以极为相互依赖的方式。这些观点不仅适用于精神障碍，而且适用于正常人格。在人群之中，人格的变化与人们所处的系统的变化有关。

　　现在这个证据开始显现了。例如，通过药物介入后显示，一个人的多巴胺系统的反应与他寻求有刺激性的新经验的程度有关。这个特点称为“刺激寻求”，或者叫做“探求新知”，是一种稳定的人格轴向，并且具有很强的遗传组分。仅仅在5年前，人们对遗传的工作原理的认识还停留在推测上，当时对心理测量学与分子遗传学的结合研究的报道才初露端倪。

　　1996年1月，由以色列的理查德·艾伯斯坦（Richard Ebstein ）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一项成果。这项成果是他们一直在进行的有关人类基因编码如何使多巴胺受体化学物质产生的研究。这些遗传基因中的一个使多巴胺受体产生了第4号被发现类型多巴胺受体（fourth-dis-covered type of dopamine receptor），即D4（以色列和美国的研究小组曾各自单独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人体第11号染色体上有种叫D4DR 的遗传基因，它对人的性格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人类首次把一些人的性格特征与一个具体的基因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携带有这个基因突变体或较长版本的人群对一些危险的，令人激动或恐惧的活动更为感兴趣。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调节人欣快感，虽然目前的研究对D4DR 基因并没有更确切的结论，但上述人群对多巴胺分子的反应更为强烈——译注），因此也称为D4DR。这个遗传基因很有趣，因为它包含了叫做高变异的序列。这就是说，在它里面有DNA 的延伸，48个咸基对，这些咸基对重复自己，其倍数的变化之大因人而异。多数人有4-6次的重复，但处于循环中的变异体，少则只有2个，多则有11个的复制序列。在基因中这种变异体有很多，从生物学上讲，足以改变受体的效果，所以我们会猜测，在基因的长度和与多巴胺活动有关的个人的人格特点的测量得分之间，可能存在着关系（影响人的性格的D4DR 遗传基因有着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种比较长，由7个重复的DNA 结构序列组成；另一种比较短，只有4个重复的DNA 结构序列组成。脑部的D4DR 基因较长的人，在敢于冒险、追求新奇方面的得分较高。这些人容易兴奋，善变，激动，性情急躁，喜欢冒险，比较大方。D4DR 基因较短的人，得分较低。他们比较喜欢思考，忠实，温和，个性拘谨，恬淡寡欲，并注意节俭。同时还指出，遗传对人的性格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译注）。

　　活选择有极大影响。

　　有待克服，人格基因D4DR 的影响还差强人意。

　　从突触处把血清运走（这就是百忧解使蛋白无效的原因）。

　　第一个基因以两种形式存在，一个长的，另一个是短的。

　　格中的情绪方面之间的关系。

　　最初提供遗传组合与心理测量得分相关性的研究，再次令人感到鼓舞。那些有短形基因的人，在神经质（neu-roticism）轴向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有两个长形副本的人。在一生之中，高神经质的得分预示着情绪的起伏波动及产生精神障碍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希望使血清素系统产生解离的原因，这样就能用药物来进行我们所掌握的操控血清素的方法。

　　与D4DR 一样，与血清素转运体基因有关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与神经质有关的重复试验中一直都有几个是负面的。但有证据把某些与具有抑郁症敏感性的短形基因联系起来。这个作用再次是极小的，它能解释几个探寻这个作用的研究失败的原因，这就提出了方法改进的要求。不过，这可能是有一个基因使人类的性情向易患精神病的倾向使然。

　　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正在极速进展，而D4DR 和血清素转运体的精确价值还有待确认。但积极的结果至少提出了似乎合理的图景：人格是如何遗传的——基因变异体在不同的神经化学回路中的活动导致了人们的差异。至少，对基因的两种描述必定有一个的作用是极小的。即使是在最早的正面研究中，D4DR 对“刺激寻求”的变异只有1/10的影响，而刺激寻求被归于遗传。但这并不令人意外。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多基因模式对于主要人格轴向的解释是正确的，而我们确实能看到情况肯定如此。存在着为每一个递质、每一个受体、每一个转运体编码的基因，还有把这些多产的基因打开和关闭的其他基因。任何会影响到这些生物梯级之一的速率和效率的基因变异体，都会影响到相关的人格因素。而且，从脑化学物质的相互独立性来看，如果存在着数十种，甚至几百种对特定性格特点有潜在影响的基因，也不应令我们感到惊讶。

　　然而，认识到两类不同遗传的变异体对人格有影响也许是有益的。某些突变对发育中的细胞编码，发出分裂和生长的指令，从婴儿起就永久性地影响脑中的回路布局。它们影响神经递质的功能，一个特定递质使用回路时，也许完全不会处在那里，也许会萎缩，或者会不正常地连接。与诸如D4DR 这类基因相比，这些突变类型的化学运行方式更加独特。它们对一种特殊的神经递质回路的调节反应有影响，但对最初那个地方的回路的发育似乎没有影响。用药物的方法，与后来的突变有关联的问题会相对可逆转，而与前期有关联的突变类型几乎是永久性的。当前的证据更多地指向前者，即精神分裂症的结构型变化，以及更多的后者，即情感性精神病的化学型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躁狂抑郁症施以适当药物治疗，患者可以完全正常生活，其社会——经济能力通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好，对他们来说，用药或不用药来抑制最坏的症状，药物的成分更加难以把握。他们的问题是更本质性的。

　　对这两种类型人的脑内差异的二分——化学物质的短暂失衡和结构的永久性改变——并不是绝对的。递质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回路使用递质萎缩，因此化学物质的缺乏会形成结构性萎缩。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损害会导致与受损的路径的活力降低，所以结构的异常也是化学性的异常。而且，与结构异常有关的问题仍然可以用药物方法治疗，因为回路通常是存在的，但部分受损，药物介入能够以补偿方式促进尚存的各种回路的活性。过去几年中，有关证据已愈发确凿，那就是，与人们长期认识相反，为了回应适当的刺激，脑中的新神经细胞能够在成年期生长。而再生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但却暗示，结构性的缺乏或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绝对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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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认为，“引起”精神病的基因并不存在，但却有许多基因的变异体对人的人格产生作用，其中还对包括我谈到的“精神质”（psychoticism）的维度生产作用。人们在精神质量表上的量值高，则引发精神障碍的风险就增高。由于脑科学和遗传学提供的解释很少，现在我又再度面临前面章节所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两种精神病的实质是否真的不同，或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这个问题可以从维度的观点来表达：是否有一个精神质的单独轴向，或者有两个不同轴向而相互形成直角？

　　第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单独的维度的可能性，就是艾克森的P 轴中设想的含意。艾克森相信精神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并认为它们之间表现出的区别是由于其他人格差异产生的。例如，他是从最终回到荣格的那种长期的传统来考虑这个可能性的，即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外倾的，而后者是内倾的。从精神病倾向本身的性质来看，两者并无差别。

　　级维度（subdimensions），一个与精神分裂有关，另一个与情绪有关。前者已经有了适当的命名，称为“分裂型”（schizotypy），而后者尚无一个可接受的命名。为我们当下的方便起见，我用类比法姑且称它为“情绪型”（thymo-typy）。高度分裂型预示着精神分裂的倾向性，而高度情绪型预示着情感性精神病的倾向。

　　一个维度与两个维度的方法所得出的预测大相径庭。

　　性；造成情感性疾病的基因可能也造成了精神分裂病症。

　　维度意味着两种障碍在遗传和生物上完全是独立的。

　　了一维的方法。在考虑治疗策略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和脑室的扩大都与两种障碍有关。从而，在考量这两种方法时，从药物和神经生物学方面得到的证据至多是模糊的。

　　关键的证据来自于遗传学。如果两种维度真的有区别，那么精神病就应该有“纯育”（breed true，即生物的纯种繁殖——译注）的趋势。这就是说，躁狂-抑郁症患者应当生育出躁狂抑郁症的孩子，精神分裂者亦当如是。如果精神质真的是一元性的，那么躁狂-抑郁症患者就可能生育出精神分裂的孩子，反之亦然。

　　纯育的证据其实并不明确。由史达森（Stassen）及其同事在苏黎世做的一个著名研究对此有所解释。这个研究专门针对精神病先证者（指在对某个遗传性状进行家系调查时，发现其家系中最初具有这一遗传性状的那个人——译注）的精神病亲属中发现的障碍类型。研究者对亲属和先证者分别做了精神障碍的分类，分为4个类型：单极性抑郁、双极性躁狂-抑郁症、情感性精神分裂症（兼有两种类型的症状）和精神分裂症。对先症者的精神障碍及其亲属的精神障碍所做的交叉分析。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纯育者占了统计的多数。在情感性精神病的精神病人亲属中，90%有情感性障碍，精神分裂中，48%的精神病亲属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其中也有大量过渡者。情感性精神病中约20%的精神病亲属发生了精神分裂症，超过一半的精神分裂者的亲属发生情感性精神障碍。

　　除了这一来自家族研究的证据之外，还有某些来自同卵双生子的证据。患有精神病的双生子最常见患有相同的障碍，但在少数病例中，有一个是明显的精神分裂症者，而另一个却毫无争议地被诊断为情感性障碍者。所以似乎有一种统计性的趋势，但并非纯育的绝对原则。对这样的发现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一维模式是对的，观察到的纯育现象是由于其他因素而来，或许与人格的其他方面有关，或许与遗传-环境的相互作用有关。另一个解释是，二维模式是对的，但精神分裂和情感性精神病的家族之间的同征择偶（assortativemating，也称为选择性交配——译注），是观察到的过渡性症状者产生的原因。

　　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进行中。因此，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我将讨论这个问题，即尝试用一维和二维模式两种方法欣然接受积极的事实。二维模式似乎是适当的。这是因为纯育确实是标准。而且，如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中看到的那样，在两种精神病中，如果在性质上相互重叠的话，脑的破坏情况似乎是不同的。但是必须注意到，障碍并不是完全无关的，因为过渡症状者屡见这种情况。因而，看来二维模式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两种模式不是完全孤立的。这就意味着，在多数时间中，高分裂型量值和高情绪型量值是趋于合并的，因此高分裂型量值的家族的情绪型量值可能也会非同寻常地高。这可能会是过渡性症状者频繁出现的原因。

　　对这种用遗传学和神经生理学术语来表达的解决办法的最好的解释是，存在着某些使人特具分裂型和情绪型倾向的基因，以及某些同时具有这两种特性的基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脑和生理异常的病人，其两种类型可能都相似，而其他的人却不同，还对精神障碍在统计上的联系做出了解释。这也与精神病有不同过程和治疗方法、并且通常是纯育的发现相一致。用这种观点来看，精神质这一维度就会分解成两个部分独立的次级维度，即分裂型和情绪型。

　　对精神质的心理测量学研究确实在情感性精神病和精神分裂之间发现了人格的相似性。研究还表明，精神质这一维度可以分解为几个次级维度。但是总的来说，研究并没有发现在分裂型和情绪型之间、认知和情感部分之间存在着精神质的纯粹二元分裂，而是发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分裂型/情绪型的结构因此是简化的，但这种简化将有助于我们现在的目的。

　　无论公式化是否正确，维度的观念的优点却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方便地包含了两种精神病之间的过渡症状，就像它自然地调整了正常机能和精神病机能之间的严重后果和连续性一样。现在我们对精神病的性质、遗传性传递以及受遗传接受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我们现在必须转入对精神障碍本身的讨论，并且探究精神障碍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