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边缘

第七章 疯子、情人与诗人

　　在我的余生中的每一天，我实在是越来越感激我的大脑有想象图像的能力和鉴别错觉带来的巨大危险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把人类的思辨智慧和动物的苍白的本能区分开来。

　　——乔治·拉斯金（John Ruskin）

　　沃品格里克（Oripingalik）的最著名的歌曲——《我的呼吸》，在各地的舞屋舞会上经常使用。这首歌的第一句诠释了歌名：

　　我的呼吸。

　　这就是我给歌取的名，因为对我而言，唱歌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这首歌很好地体现了沃品格里克的个性特质，这首歌不仅给他带来了声誉，也许帮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艺术界的领军人物，而且对他而言有很重要的心理功能。歌是他孤寂时的伴侣，使他在痛苦的时候得以释放自我，正如他说的一样：

　　我无法告诉你创作了多少歌曲，虽然我一直在计算这些。生活中太多快乐和悲伤的时候我们想要歌唱；因此我知道我有很多的歌曲。我的存在就是歌曲，唱歌对我而言就如呼吸一般。

　　沃品格里克的作品并没有被很好的收录保存。他不曾有过专辑，发行过唱片。事实上，他不曾因为他的表演获得财富。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表演没有价值，而是他根本就不要钱。

　　沃品格里克是因努伊特人，他们居住在北极，曾经被欧洲人误认为是爱斯基摩人。在20世纪初的最初十年，他居住在加拿大荒芜的冰天雪地的渔猎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人生得以改变并被世人铭记。在1921年到1924年间，他偶遇了丹麦北极探险队的人种学者，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学者的报告中记录下了沃品格里克。

　　因努伊特社会是不固定的，其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这个地区物产丰富为猎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海豹、大马哈鱼、北美驯鹿、麝香牛、松鸡、狼、狼獾以及熊。然而，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个地区的气温很少超过零度，而且气温很低，所以居民就住在雪屋和帐篷里，他们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以便于他们捕鱼和狩猎，在这种条件下无法养活的狗甚至是婴孩就被残忍地解决掉。很少有财富能够被积累起来，但是一些生存的必需品——毛皮，渔猎工具会被带走或是储藏在村子附近的岩石顶端。

　　虽然因努伊特人的生活艰苦而贫困，但是他们的家庭之间却不是孤立的。在不同的季节，他们组成大大小小的队伍共同迁徙。各个队伍的中心是跳舞屋（dance house）——一个大一点的帐篷或雪屋，人们可以在里面载歌载舞。当两支因努伊特人的队伍相遇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舞会，领队会轮流表演。舞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并不需要过多的努力。舞者伴随着舞蹈和缓慢的鼓点创作出歌曲和诗歌。歌曲的内容有关于歌者、狩猎的收获、爱情、生活事件以及大自然。虽然词曲都有明显的格式和标准，但是艺术的要义不在于保留传统而是在提供彻底的改变和创新性，从而使艺术的风格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这种创作是即兴的，但并不意味它们只是不假思索的。事实上，曲谱中蕴涵着相当多的先进的思想。创作歌曲的过程就是歌曲的主题，就如皮哇卡（Piuvkaq）在冰洞旁一边钓鲑鱼，一边寻求灵感时唱到的一样：

　　为什么，我想知道……

　　我希望唱我自己的歌曲

　　我希望创作自己的歌曲

　　我好奇这些歌曲是怎么来的。

　　在因努伊特人中没有以表演、词曲创作为生的专业的歌舞者，此外，他们在专职上也没有明确的划分，他们每个人都是猎者，渔夫，雪屋修建者或者其他之类的。这并不是说歌舞就是个无关紧要的活动，在1914年到1916年间，一位人类学家的的探险报告中记录着：

　　每一个爱斯基摩人，无论男女都能歌善舞，而且会创作歌曲音乐。这方面的才能被看做与狩猎技能同等重要，因为一个能根据特定场合创作歌曲，或者至少能够给老曲谱新词的人，在这个社会被人们敬重。某些人有着创作的天赋，他们的歌曲就被广为传唱。

　　沃品格里克就是一个有创作天赋的人。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歌舞者，而且是一名巫师（Shaman）。在北极圈，巫师担任着宗教职责，他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被动物和死人的灵魂附体（通灵），他们在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的言语是神圣的，会被郑重的看做是对未来的警世。巫师有着巨大的魔力。作为巫师，他们不是全职的。换而言之，他们不仅是巫师还从事猎人之类的职业。不仅如此，在任何队伍中都存在着巫师间的竞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善的巫师教区，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职权、薪俸、住所。不仅如此，巫师间就他们举行的仪式的庄重程度和通灵的效果还一直存在着竞争。歌曲中巫师的魔力和技能在歌曲中并没有完全分开，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其他许多社会，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创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努伊特人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几个要点。首先，创造力并不仅为现代富足社会所看重。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因努伊特人为了维持生计与自然做着艰苦的斗争。他们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剩余、固定的村落、首领。他们的社会非常简单。纵观世界的社会形态，因努伊特人的社会类似于早期的狩猎社会，这种社会在气候温和的地区逐渐被其他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对于因努伊特人的生活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包括了渔猎、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但是最重要的是舞屋，它们位于聚居地的中心。在大家聚会的时候，最先要做的就是展示与狩猎技能同等重要的舞曲。虽然这些歌曲无疑是欢快的，却不能满足人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它们是虚幻的，是对生活的反映，并不能抵挡凛冽的寒风或是让猎物自投罗网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劳作，在闲暇时光来锻炼自己专长以赢得声望。

　　但是正是这种行为可以帮助平衡他自己的幻觉作品。

　　是这样的：

　　我要唱首歌。一首坚定的歌，吁拉呀——吁拉呀。从秋季至今我卧病在床，我无助地躺着，就如我自己的孩子。伤心，我的女人要是离我而去找到了她的丈夫谁可以给她的避难所，安全和保障抵挡寒冬。吁拉呀——吁拉呀伤心，我的女人要是离我而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保护神因为我没有力气从病榻上支撑起自己。吁拉呀——吁拉呀。你了解你自己吗？你对自己一无所知。我虚弱地躺在长凳上只有我的记忆依然坚定！吁拉呀——吁拉呀猎取的野兽！大型猎物！我经常让猎物逃走！让我重生吧，记住，忘记我的懦弱。吁拉呀——吁拉呀。

　　于创造力有利于精神病等位基因（psychoticalleles）在基因库中的保存的观点也站得住脚。值得注意的是因努伊特人的例子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社会的研究。有着高精神病潜质的个体创造出价值，往往不是实用性的，比如设计出更好的狩猎工具。他们的创造力的形式是纯粹想象性的，艺术作品是复杂的，审美的，个体化的本身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些研究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关于名人传记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证实。大部分的精神病患存在于美学创造力领域，如诗人、画家以及音乐家，而不是存在于在实用性的创造力领域，如工程师、科学家和建筑师。

　　美学创造力不只是社会的附加物，它不是社会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时才出现的。相反，艺术对于人性而言尤为重要。因此有艺术天赋的人，无论为其天生的人格气质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会展示出来。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性的矛盾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强大的认知能力使人类能够掌握深奥的真理、使用工具、狩猎、解决社会问题等等。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大脑。大多数的书籍、歌曲、画作是虚幻的，它们所展示的世界也是虚假的，然而我们却对它们记忆犹新并乐于探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虚构小说都比纪实作品畅销，并且虚构小说家比实用物质成功者的文化声望高。我们知道乔叟和莎士比亚，但是却不知道是谁发明了垂直帆风车和肩马项圈。它们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颠覆了欧洲人的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发明者却被人们遗忘。我们知道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但却不记得下水道处理系统的发明者，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滑稽。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下水道处理系统的出现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他们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们却经常谈论些跟我们的生活实际作用不显著的音乐家，钢琴演奏家。似乎，我们总是固执地从非实用性的角度来选择文化主角。

　　为什么人类中会有疯子——我们开篇的提问。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因为疯子的潜在特质利于创造力。但是又由此引出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创造力会被如此看重？为什么人类文化如此的为之着迷，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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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的尾巴对进化论而言无疑是个挑战。自然选择表明动物应该朝着绝对实用的方向进化，如获取食物的工具、躲避扑食者的伪装，一切都尽量有实用价值、更加高效。而事实上，雌孔雀漂亮的羽毛虽没有支持上述论点，但是雄孔雀却提供了反论点。他们的尾巴比身子还长，华丽而巨大并毛色光亮。当开屏的时候，令人炫目的墨绿色与躯干上的亮蓝色交相辉映。完全打开时呈现出一排达利风格式（Dalieque）的羽毛圆圈，这完全是艺术作品。

　　达尔文知道孔雀尾的存在对于他的自然选择论是个挑战。在他的书中曾写道：“我一看到雄孔雀的尾巴我就恶心。”在《物种起源》中他曾经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后来的著作《人类起源和性选择》又发现自相矛盾。问题非常简单：在自然界存在着一些行为和生物结构看起来并不实用，却相当顽固。雄孔雀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们还可以举点其他五彩斑斓的鱼类、鸟类、昆虫的例子，如造园鸟的围脖、公鸡的鸡冠、山魈的颜色鲜亮的脸。这些器官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由于过于引人注目，甚至使它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肯尼亚有一种红簇花蜜鸟，雄性的尾部有一对长长的飘带，对它们而言简直是累赘，却被保留着。当科学家把它们剪断后，它们的扑食能力得以提升，但是它们却变得焦躁不安。为什么会如此呢？

　　达尔文的解释说明进化论的目的并不是尽力存活而是繁殖的竞争。如果有着长长的下垂飘带的雄鸟更易吸引雌鸟，即使这种结构显得是多么滑稽、多余，但是它们在种群中更易占据支配地位。如果雌性喜欢有着装饰性特质的雄性，那么无论这些特质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它们在进化中也会被保留下来。结论就是：雄鸟用下垂飘带来诱惑雌鸟，这种进化的结果就如它们能进食一样重要。这就是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的核心观点，或者确切点说是异性间性选择理论中关于配偶选择对进化的影响的观点。

　　在达尔文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配偶选择影响着进化的观点是被漠视的。因为，首先，承认雌性的审美是生物历史进程的动力是有挑战性的。其次，关于生物华丽的外表，研究者找到一些更加易于接受的解释，比如有利于同性间的竞争、对于扑食者起警世作用。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性选择再次被关注，并用高级数学模型研究，发现它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性选择被看做为进化进程的主要部分。

　　确切地说，性别选择依然存在争论。有着长下垂飘带的雄性红簇花蜜鸟更能吸引雌性，因此雌性的偏好使得这一特质得以保留。但是为什么雌性有这种偏好呢？这又是个难题。

　　罗纳德·费雪（Ronald Fisher）早前的研究解释过这个问题。偏好就是一种极尽苛刻的流行形式，由于进化，它始终存在。如果在一个种群中，尾部稍长的雄性能够吸引更多的雌性，并生育出长尾后代并延续下去，这样有着长尾偏好的雌性生活就更好。没有长尾的雄性处于劣势，因为它们不够有吸引力。更为残酷的是，不喜欢长尾雄性的雌性也同样处于劣势，因为它们的后代也不具备竞争力。因此，雄性和雌性都无法打破这种循环，而对于长尾的偏好也就保留下来，直到所有的雄性的尾巴都一样长。

　　目前，这个理论（被称为离开模型，因为初始的任意偏好导致了巨大的影响）有两个争论。第一点，雄性的尾巴迟早会进化得一样长。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雌性无论选择哪种雄性，它们的后代都具吸引力。因此，维系雌性偏好的性选择在种群中消失了。在性选择作用下离开进程能迅速改变物种特质，但是这种作用却不够长期维持物种长时间内的改变。第二点，这个模型首先假设了长尾偏好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启动了离开的进程，看起来很迂回，但是却平淡无味。例如，长尾只是更具感官吸引力。因此初始效应就如雌性更偏好多一点的感官刺激一般简单。之所以雄孔雀的尾巴上一排“圆圈”是因为更易引起雌孔雀的注意。雄性总是在寻求吸引雌性的方法。问题在于，这种感官偏好足够解释性别装饰美化中的精心打扮吗？

　　另一种理论是优良基因理论（good-genestheory）。该理论认为雌性偏好不是任意的，而是差别对待的。雌性要尽量保证她给后代带来的另一半的基因是最好的。所以她们极力找寻能代表品质、适应力、健康等指标的可靠特质。以色列生物学家扎哈维（AmotzZahavi）指出，雌性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需要付出最多代价的特质。如果对雄性而言，拥有一个巨大、繁杂、华丽的尾巴是困难而不实用的，那么他能存活，就说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必然健康、善于扑食和躲避天敌。而这些素质都是雌性想要给予后代的。因此她们格外关注着这种为少数个体拥有，有难度而不实用的特质，并时刻找寻着。

　　在优良基因模型中，性选择的形式是稀奇古怪的。然而正是这些无用的、夸耀的、奢华的结构很好地预示着潜在的品质。这些特质仿佛在昭示：“看吧，我拥有它们，而且我还是可以很好地生存。”这就是累赘原理（handicap principle），它能解释孔雀的自大夸耀的尾巴。在优良基因理论中感官偏好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因为即使同等奢华的尾巴，获得雌性更多关注的尾巴必然给它的主人带来优势。那么，进化的就是更能吸引雌性感官的奢华而不实用的特质。

　　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性别选择的特质根据雌性偏好，以及部分离开和优良基因共同作用进化。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因为微生物环境一直在变化，大部分疾病和细菌都在变异，这就意味着对上一代有利的基因对于下一代不一定适用。雄性必须不停展示自己的优良素质，而雌性则不停选择，因为把自己的基因与他人共享是个重大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性选择中并不总是雄性展示，雌性选择，而是双向的。在整个自然界，性选择以雌性选择为主。总体上，雌性在交配中承受的风险要大些，因为雌性承担着孕育生命的风险，而雄性可能在交配后就离开了。雄性比雌性有更多的交配机会，所以雌性在选择交配对象上会更保守、谨慎。人类社会和这种模式截然不同，即使多数社会是多配偶制的，人类却抚养自己的后代，这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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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能用性选择来解释当前的问题吗？当然，孔雀的尾巴和因努伊特人的舞屋有着相似性。在艰难的获得生存的过程中，个体突然发现一个不实用、夸耀的事物。人们竞相展示这种毫无用处的装饰性的构造。人们花费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来经营这些构造，但只有少部分人能成功地获得声誉。或许，人类的创造力表现根源于性选择。

　　17岁时，一夜之间就与他的伴舞者结婚了。而且在摇滚歌星、艺术家、作家身边总是围绕着性歇斯底里者。然而数据表明，艺术气质和婚配成功并没有完美的吻合，由于它们受其他条件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择偶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地域、社会阶层千差万别，因此相关比较很难进行。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这个理论的，在有些社会阶段婚配的成功和金钱、智力、美貌、或者学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当今发达的、规定一夫一妻的社会与原始社会截然不同。这一理论并不需要证明当今有创造力的人婚配更加成功，而是证明创造力型人的先祖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占据着优势。然而要直接证明显然是很困难的。研究传统社会的人种志学者证明经济与繁殖成功大体相关。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的多配偶制的社会尤为突出，因为丈夫的经济能力决定了他能娶几个妻子和养育多少孩子。

　　人种志学家的研究证明了另一种效应：在所有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化或者符号资本，虽然不如经济资本具体，仍然与社会性成功和繁殖成功有关。在因努伊特社会中，能歌善舞的技能就是个例子，在其他社会可能是绘画的才能和通灵的本领。这种形式的资本会带来繁殖成功或是社会声誉。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一贫如洗的诗人就是如此。有着永恒魅力的职业如诗人、演员、和音乐家，他们从事着想象方面的工作，正如所预想的，有着让人兴奋的性暗示。

　　追逐文化资本是获得婚配成功的途径之一，而在不同的文化中，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某种形式的创造力表现。这一发现支持米勒（Miller）的理论：创造力是性选择特质。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对创造力强的人非常感兴趣。他们是最出名的人，而且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继虚幻小说之后，最畅销的书的种类是传记，这些书不仅记录了有权势和财富的人（经济资本的占有者），还包括创造性的人（文化资本的占有者）。

　　显然，这种归纳并不是定论。然而，米勒用了其他辅助证据证明他的理论。如果创造力是性选择特质，那它也会有其他特质的印记。那这些印记是什么呢？

　　首先，同物种中，个体间的性选择特质富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为异性在配偶选择的过程中利用。反之，纯生存因素特质倾向于遵从适应性和实用性的准则，且个体间不存在差异。这就是个体效应。其次，鸟类在青春期以后长出华丽的羽毛并只在交配的季节展示出来。这就是时间效应：性选择特质在交配时节最明显。最后，在两性中获取方在性展示中投入更多。所以雄孔雀的尾巴比雌孔雀更华丽。这就是性效应：在交配中投入少的一方，拥有更明显的性展示特质。人类创造力也有这种特点吗？

　　纵观各个社会的创造力作品进一步证实了其原始功能在于性展示的观点。人们的创造性作品各不相同。在远古时代，有很多这类创造作品，不能成为人们生存提供的必要条件。米勒还论证了年龄性效应，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这种效应。无论是音乐、书籍还是绘画作品都在个体性成熟时期戏剧性的增多。个体作品高产的年龄随环境的变化很小，而是更多依赖于学习技艺的时间，并在生殖期达到高峰随后下滑（这里，读者可以回忆一下精神病的发病）。

　　在所有社会中，男性的文化表现作品是女性的十倍，表现出性别效应，这是很难解释的。进化心理学家声称男性和女性存在进化性、生物性的差别。然而，保守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却是：性的不平衡是女性在某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偶然改变的结果。毫无疑问，就这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人类是变通性很强的物种，能够根据环境改变行为策略。我们不是本能的奴隶，就如进化论所论证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文化和经济资本中的性别角色可能不同，然而进化论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男性繁殖成功的差异性比女性大得多，正如性选择理论所论证的男性的文化表现驱动力比女性强，米勒用数据论证了这一观点。

　　米勒的理论似乎能够合理的解释文化表现。该理论一直从不同的角度找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证据来证明智力和创造力是人类配偶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时，该理论比其他的合理。它甚至指出如果莎士比亚把爱人刻画成介于疯子和诗人之间，那么他的成就会更大。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米勒理论的观点。首先，米勒的观点并不认为创造者被有意识的无意识动机驱动吸引配偶。这一观点被多次强调，尤其被弗洛伊德强调，他认为创造力是性驱力的升华。这并不是性选择理论的观点。米勒只是指出创造驱动力的存在原因是他能使个体为异性所吸引，利于繁殖。这与个体在创造驱动力运作时他们的想法如何是两个问题。对于多数创造性高的人而言，创造力的作用在于使个体活得有意义。他们并没有想炫耀，米勒的理论也如此认为。

　　其次，米勒的理论关注的既不是创造者的想法也不是观众的想法。他并没有指出音乐爱好者在听歌剧时渴望着与歌者成为夫妻，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听哈巴涅拉表演歌剧《卡门》时，多次有过这种想法。观众只是欣赏演出并享受这一过程。性选择理论只是指出观众为什么会倾向于欣赏创造力并对有创造力的人感兴趣。该理论并未将所有美学都归为潜意识的性驱力，也没有否认文化对教育、修养、魅力、改变和娱乐的作用。这个理论是关于文化表现的进化学意义而不是人类学意义。

　　该理论阐述了文化表现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它的结构质量。性选择理论指出出色的性展示在于将所有的投入对观众产生最好的作用。黑白视觉的动物不会有艳丽的尾巴，没有听觉的蛇类不会如鸟儿般歌唱。无一例外，它们会以其他方式弥补缺陷以赢得关注，因此会以种族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此外，性展示也存在竞争，个体要展现自己的优势，由此来促使进步和革新。这些就是性展示的另一个目的：从事吸引眼球的新鲜事，但是又不是完全陌生和稀奇古怪而不能被人所理解。

　　这就是文化的运作模式。成功的表现在于吸引我们的感官而且为我们所理解。小说和戏剧在本质上要有趣味，并且以有吸引力的形式呈现。音乐要探索物理的声音和人类的语言，既要与自然和谐，又要将人类语言的短语、语调、格律和重读融入其中。视觉艺术要把握住人类对于颜色、对称美、人类面孔、人体、自然风光的鉴赏力，要迎合他们或者震撼他们。优秀的艺术作品两方面皆有。

　　因此，成功的文化创造作品要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致，与我们先前的经验想法有关联，并能吸引我们勾起回忆。但是，单就如此是不够的，它们会很快被遗忘并不会为人们长期珍视。不朽的艺术作品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特质，凌架于现存的体裁和传统习俗。它们有着作者独特的风格、与众不同的思想、给观众带来惊喜。不朽的文化能够极大地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平庸的文化只能刚刚满足人们。先锋派的文化完全忽略这种需求，因此极少数人能够欣赏它们，大多数人觉得它们一文不值。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准则一直在变化。为了吸引观众，创造性作品随观众的态度而转变。先前的体裁和文体被逐渐打破形成新的模式。所有狂热的创造者都想突破局限革新。虽然亨德尔的音乐几近完美，但是我们并不停滞于此。巴洛克音乐衍生出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衍生出浪漫音乐，浪漫音乐又衍生出现代音乐和无调音乐。没有作曲家会一成不变，所以大家都在创新。如果性选择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对文化的驱动作用将永不停歇。因为从进化层面来讲，文化就是展示创作出超越前人的、原创的、不朽的作品的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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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的性选择理论的争论在于：如果人类不得不展示性，为什么是在文化方面呢？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并不代表这一理论就是空洞的。从理论上讲，所有奢华、负担的结构和行为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也许，鸟类的羽毛成为性选择的标准是因为这对它们很重要，性选择的领域的选择就是个很好的说明。漂亮的羽毛极具观感吸引力，对于飞行虽不实用但却漂亮。也许热带鱼的美丽也是缘于此：条纹对鱼类而言很重要，它们会喜欢健康的条纹，鲜艳的色彩正好符合。人类文化也是如此吗？

　　有趣的是，如果米勒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性展示的主要领域不是体力的而是脑力的（cereral）。与文化表现直接相关的是观点、想象、智力和心理应用，而不是力量、性能力和狩猎技能。我认为这并非巧合。大脑在人类进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便如此发达的大脑需要巨大的能量来生长和运行。唯一的合理解释便是：发达的大脑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回报。

　　目前，关于大脑回报的理论是：驾驭我们所生活的复杂而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人类需要发达的大脑。在这种群体中生活，需要密切关注其他成员的活动，知晓他人的行动、推断自己行为的后果、处理冲突。这些都需要大脑的运作能力，不仅要求大脑有足够的储存信息的空间，而且要求有计划和推理的能力：“如果a对b做了什么，而且c 对f 做了e，那么g 就会认为h……”此外，群体生活要求个体有人际间的洞察力，要会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并会用新颖的思维影响他人。言语出现后更是如此，因为人际间有了更多的渠道来相互理解、操纵、联系。

　　那么，我坚信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人类选择配偶的主要准则是另一半是否有这些脑力能力，因为这关系到后代的能力。文化的产生源于根本上对脑力素质的追求并对其的夸耀表现。主要的文化形式本质上都是脑力的。人们极力表现珍贵的各种能力：智力、心理应用、人际洞察、换位思考、预期、推断他人行为。即使表面上最抽象的乐曲也是关于计划一种对人类情感有共鸣作用的结构。这种做法对歌曲、诗歌、戏剧、小说、视觉艺术同样适用。所以，文化表现的本质是在脑力技能的基础上展现一种超越现实和适用性的能力。

　　综上所述，文化表现就是展现发达的大脑。米勒认为性选择机制提升了人类的智商。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同时，性选择理论也可以解释精神病特质（psychoticism）的进化。性选择对智力的影响被烙下了文化表现的记号，那么任何促进文化表现的不同方向维度的突变就是有适应性的。众所周知，精神病特质就是个实例。精神分裂特质的子维度（schizotypy subdimension）是思维创造性增强的突变结果，胸腺性特质子维度（thymotypy subdi-mension）是情绪活动增强的突变结果。因此，性选择在这些特质的选择上比实用性、适应性特质的作用大。预防精神病的代价越多，罹患精神病的风险越高，他们分布较少。这就是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特质，因为付出代价越多潜在收益越大。从整个群体看，代价和利益是一种进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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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它客观地探讨了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存在形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将人类的独特性界定为：智慧和实践性。他们将人类分为现代人（Homo sapiens）——智人，他们拥有理性思维的技能，以及homofaber（Homo faber），他们会制造工具，会用已有的实践性思维，并把我们的智慧具体化。这种思维使得人类实践性的成就处于核心地位，而美学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如果人类后期的进化受到性选择在文化表现方面的影响，那么人类对自己的评价就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种类型，我们会参照自己的经验来评价自己。我们是想象人（Homo imaginans）——用想象的、主观的、不实际的、虚幻的作品来相互吸引取悦彼此。疯子存在的原因在于我们天生有点脱离实际，关注虚幻，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出色地进行文化展示。

　　想象人的观点具有权威性，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些人类对自身的科学和人文认识间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人们对人文学科的许多误解，甚至使我怀疑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人类学在关于所有社会是否是相同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经济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是等同的，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是相同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相同的根本生存目标：最佳的给养、配偶、繁殖、问题解决能力和基本动机。单就行为而言，人类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怎样以适宜的方式获取资源，无论是用鱼叉、锄头、耙子还是信用卡。他们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人类生活在有保障的以抚养小孩为根基的社会核心中，当时机成熟时他们就会生育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反映遗传关系的血亲系统，并更喜爱血亲。他们也会与非亲属建立互惠的关系，并因为某些冲突打破这种关系，比如：竞争资源、地位还有最重要的配偶。

　　这些观点早已被达尔文阐明。各个社会的不同反映的是微观层面的差异。其实，我就只是一种灵长类而已，没什么惊人的。

　　但是，人类学家、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是有惊人之处的，他们认为人类的本质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地域有关。一个因努伊特人和一个基督徒比较，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宇宙观）——世界的形成、灵魂、行动、未来大相径庭。即使某些行为，如宗教仪式雷同，但是其文化逻辑是千差万别：有的为了安抚祖先的亡灵，有的为了召唤待捕的熊的灵魂，有的为了祈雨，甚至有的为了死后超生。总之，行为是一致的，本质的意义却不同。血亲关系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对自己的兄弟好，有些是因为血浓于水，有些是怕触怒了共同敬拜的图腾，有些是怕激怒了祖先。相同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奇思妙想的意义。

　　因此，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强调人类本质特质，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被各自的文化所左右。他们从逻辑学、神学和观念学的角度研究了特定社会下的人类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学家间的分歧就如科学和人文学科对精神病的争论一般。一派精神病学者关注的是精神病普遍的生理机制，另一派关注造就个体的内部意义世界。更为普遍的，学者们用平行二分法来研究精神病、艺术和社会。这是主客观结合、原因和意义结合、普遍性和相对性相结合的二分方法。精神病可能仅被局限于生物机制和诊断学的范畴内。然而，个人经历、主观错觉和情绪都是只想象性的，并且是个人的。如果，米勒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艺术行为都是性展示，在个体间和社会间都不存在大的差异。然而，艺术的内容却不同，并且时刻在变化，总是在突破前人。与之类似，人类的行为总体上虽受相同的动机驱使，但行为的意义却各不相同，这就是人性的魅力所在。

　　因此科学角度的普遍性观点和人文角度的相对性观点都是正确的。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同时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因为我们是由性选择造就的能够创作艺术作品的想象人，我们会把成果与他人分享并时刻创新。因此，对于人类而言，主观和客观、行动和思维、原因和合理化、行为和意义都存在鸿沟。行为的实践即便是糟糕的，我们也可以编造个好的故事。当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有联系的，但是没有完全契合。我们的想象力其作用在于调节精神生活中不满意的要素。就如在文化方面存在着，实际做的事情和想象中的事情的差异，以及现实自我和想象自我的差异。在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中很好地展现了这种差异：

　　言语以一种方式呈现，而行为却无法跟上。不久之后，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疯子不能彻底区分现实和想象。最具创造性的人既可以区分两者又可以将两者整合，他们具极强创造力——是想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