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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谈韩信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立了大功的人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汉王朝开国第一功臣韩信被诬谋反，蒙冤被杀的事千古流传，尽人皆知。影响所及，遂使英雄气短，壮士寒心。后来大家做事都想留一手，不敢尽心竭力，建功立业，惟恐把事业做大了，功高震主，遭到忌刻，会罹不测之祸。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从来正直敢言，我们且看他对韩信这一大冤案是如何评论的。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劳之大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世血食矣（可以长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叛)
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说：活该！)
司马迁是文章高手，从来文笔流畅，逻辑性也很强。
但是在这一段话中，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气不足的味道。请问：造成韩信最后身败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不懂得“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会做人，欠缺修养的问题，绝不可能处理得这么重。如果是由于“谋叛”，那你就责备他不该谋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谦让不谦让的问题，难道他为人谦让，谋叛就可以不杀头，可以从轻处理么？司马迁的这一段话，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换了主题。先说韩信如果为人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名垂千古。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因为不懂谦让，不会做人，这种说法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再去批评韩信在天下已定之时才去谋反，活该被夷三族，这就显得十分勉强，其中显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是：你韩信要“谋叛”，就应该早一点动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你不动，偏偏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才想动，你这个大傻瓜，不倒霉才怪！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司马迁这样评价韩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说是朝野上下，举世瞩目。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铁板钉钉，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记事中留下这些“伏笔”，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中揣摩出历史的真相来！
韩信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读者诸君，请你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再读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写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叛刘邦的经过。
先是武涉奉项羽之命去劝说韩信，希望韩信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说词，很有道理，但是被韩信谢绝了。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说不动他，齐人蒯通又来劝说，劝他在楚、汉相争之时坐观成败，自取天下。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故事，认为天下既定之时，刘邦就会对他下手。但是“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没有想到，转瞬之间，蒯通所说的预言就一一变成现实。与老奸巨猾的刘邦相比，韩信实在是太老实了。
司马迁在这一段叙述中未加任何评语，因为这种评语很不好加，说得不妥，就会被指为替韩信翻案。对于这位刑余史臣司马迁，这种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这段叙述之中，司马迁显然还有一段潜台词，希望读者能够领悟。这段潜台词是：“韩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时候，能够一再婉谢诸家说客的劝说，不愿意背叛刘邦；难道在被刘邦用计擒获之后，处于软禁期间，全无谋反的条件之时，还会谋反么！韩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将，又不是糊涂虫，难道会贸然做出不顾后果的糊涂事！因此，说他在软禁期间还想‘谋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谋反的证据不足信
说是韩信谋反，证据何在？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详记韩信与陈 的“私房话”，作为韩信“谋反”的证据，这段文字虽然写得生动，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窦丛生，不敢轻信了。
这段文字是：
陈 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 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陈 果反。
请问：以这样一席话作为韩信教唆陈 谋叛的证据，能行吗？当然不行。当时韩信屏退左右，只与陈 两人携手“步于庭”，所说的话根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是边走边说，即使某个地方藏有窃听器也记不下来。
除非是陈 被俘后自己交代出来，否则就不可能为别人所知。陈 是在战场上被樊哙的部下当场击毙的，当然无从吐露这些谈话。退一万步说，即使陈 或者韩信承认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也只能视为发牢骚、出怨言，算不了是“谋反”的证据。因为当时韩信已在软禁之中，完全缺少“谋反”的起码条件。陈 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还未见一撇，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什么新情况完全不知道，请问这个“反”又如何“谋”法？但是《淮阴侯列传》中紧接着就说了一段韩信“谋反”的经过如下：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 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 已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倒不如说是司马迁有意揭穿吕后的阴谋。因为这一段话说得破绽百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韩信以被软禁之身能够假传圣旨赦免许多囚徒共同起来造反吗？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至少应指明哪些人参与了谋划，怎么会只杀韩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结。这明明是吕后与萧何密谋把韩信骗进宫来加以谋杀，是未经审讯就袭杀了的。萧何对于韩信，正如成语所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韩信是真的谋反，何不暂时囚禁，等待刘邦回来公开审讯，明正典刑，岂不是可以对那些心怀异志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吕、萧两人设计把韩信骗进宫去立即下手，充分说明这一段记述不能说明韩信“谋反”，只能说明是吕、萧“谋杀”。司马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读他的书需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真的认为是司马迁在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与罪状，那就是既不好学，更不深思，也就很难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被软禁的韩信没有造反的条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项羽的败死结束了长达５年的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天下。为了酬劳功臣，他在当年就封了７个异姓王国，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国，韩信被封为楚王。实力最强的楚国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灭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楚国。此时刘邦虽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还是比不过韩信。《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
“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
当时刘邦如果和韩信对垒，正如陈平所言，绝对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只好采用陈平的献计，伪游云梦，叫韩信来见面，“实欲袭信，信弗知”。等到韩信来谒，“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
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可见，刘邦是用诈术逮捕了韩信，说是“人告公反”，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是加以扣留，软禁，赦信罪（赦的是什么罪，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从楚王贬为淮阴侯。韩信上当被捕之后，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这是“兔死狗烹”。这话从韩信的口中说出来，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韩信从被软禁直到被指为谋叛而杀头，前后有５年之久。在这几年中，他虽有一个淮阴侯的空名，事实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失掉了“谋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韩信还是非常自负，不肯谦让，嘴巴还是不肯饶人。《淮阴侯列传》中说：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
“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次对话，为后世留下了一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成语。但对韩信本人却极为不利。韩信先是说了大话，贬了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话已出口，悔之不及，只好多说两句奉承话（“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以资补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刘邦听得出来，“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极为自负的韩信的真心话，至于后面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则是勉强说出的奉承话。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阿谀逢迎的奉承话一天到晚听得太多了，听了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韩信藐视他的真心话，他却记恨于心。此话一出口，韩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迟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几时！
不能把兔死狗烹视为历史规律
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错事、坏事、怪事，只要是稍有正义感的人，往往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遇得太多了，就会逐渐麻木，见惯不惊，甚至于习非成是，视为当然。那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司马迁借韩信之口说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话，是对忘恩负义的暴君们的谴责，属于口诛笔伐。后来有些皇帝跟样学样，一再重演兔死狗烹的悲剧，就有人产生怀疑，觉得天下既定则杀功臣的事是不是难以避免，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规律。其实历代王朝虽然不乏大杀功臣的例子，也还是有不少不杀功臣的例子。例如东汉的刘秀、北宋的赵匡胤等就都不杀功臣。既然不杀功臣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就说明大杀功臣一事并不是必需的，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历史上大杀功臣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刘邦，二是朱元璋。刘邦是大杀功臣的始作俑者，“兔死狗烹”
的典故就是由他冤杀韩信所产生的。对于大杀功臣，他还有一套歪歪道理。他把功臣分为两类：一类为功人，二类为功狗。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高祖（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 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对于“功人”、“功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那就是：既能打江山，又有治国本领的，才能叫作功人；只能打江山，没有治国本领的，只可称为功狗。
按照刘邦的逻辑，既然兔子打完了，猎狗没有用了，一律烹之，好像是颇有理由、顺理成章的事。因此，韩信、彭越、英布等功狗相继烹之，萧何等功人才得以保全。
２０００年来，受刘邦此说的影响，大家似乎已把“兔死狗烹”看成一条历史规律，谴责之声，反而越来越少了。
等而下之，朱元璋的大杀功臣，其恶劣程度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是不杀功人，只杀功狗，认为留下功人，对于治国也还有一些用处。朱元璋是不论功人、功狗，一律斩尽杀绝。他自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
凡是有功者，不论功人也好，功狗也好，只要是过去参加过打江山的人，多少总有一些野心，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起来作乱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帝位的安全，最好一律杀之。朱元璋在和太子朱标对话的时候，称呼这些人为“险人”。这个新名词的创造，就成了他必须大杀功臣的理论根据。
其实，不杀功臣的朝代也并不少。举例说，刘邦的后裔、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就尽力保全功臣。刘秀出身于太学生，处理国事很有理性，并且富有人情味。他虽是开国之君，却并非野心家，在反抗王莽的起义中，既不急功近利，更不抢班夺权，而是逐步发展，循序渐进。
别人掌权之时，他能安守本分；等到别人失败，他才从容接手。他从起义到登上帝位，时间长达１６年。他用儒家思想治国，崇尚宽厚。对于功臣，他不仅不猜忌，而且尽量作出妥善安排，优待终身。开国功臣云台２８将，人人善终；就连过去的政敌，只要归顺过来，也能化敌为友，相安无事。
至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尽量保全武将（也就是刘邦所说的“功狗”）的故事，则是人人熟知，人人称道，不必多说。
因此，大杀功臣，兔死狗烹，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绝非历史规律。这种恶劣行为，只能由刘邦、朱元璋等等暴君个人负责。
兔死狗烹是百分之百的冤案
一个无辜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就应该叫做冤案，应该为之平反；不仅无辜而且有功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当然更应该叫做冤案，更应该为之平反。因此，古往今来一切兔死狗烹的事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冤案，应该一起平反，以慰英魂。
已受宫刑，心有余悸的司马迁不敢公开提出为韩信平反的主张，但却在记事中，在字里行间一再向我们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描绘出流氓皇帝刘邦的丑恶嘴脸。请看看刘邦和韩信打交道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尴尬场面。
刘邦勉强接受了萧何的建议，对韩信登坛拜将。刘、韩两人见面之时：
王曰：“丞相（萧何）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在韩信这个行家面前，刘邦“默然良久”，还是不敢吹牛，只好自认任何条件都比不上项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韩信，他根本没有与项羽较量的胆子。
后来，韩信立了大功，已平齐地，乃派使者上书刘邦，希望封自己为“假王”（代理齐王），以壮声势。
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用脚踢他以示意），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他要自立为王，你也挡不住）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因为韩信的实力比刘邦强，这时的刘邦对于韩信，甚至于对韩信所派的使者都不敢发脾气，只能低声下气，表现出一副窝囊相。
到了项羽败亡，天下已定。刘邦不得已，封第一号大功臣韩信为楚王。但是又不放心，时时想夺韩信的权，遂问计于陈平。陈平估计做了皇帝的刘邦，在实力上仍然不是韩信的对手，只好采取诈术，伪游云梦，与韩信见面时，乘机袭击，加以逮捕。当韩信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刘邦只好吞吞吐吐地说：“人告公反。”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如果韩信真的谋反，刘邦可以严词审讯，为什么却客客气气地说“人言公反”，称一个罪犯为“公”？其场面之尴尬，可以想见。
后来刘、韩见面，谈论用兵问题，刘邦居然说：“你用兵的本领比我强，为什么反被我所擒？”这真是强词夺理，恬不知耻。韩信说的本领是用兵，刘邦说的本领是玩弄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双方在战场上相见，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论斗智斗勇，刘邦岂是韩信的对手！
此后，刘、韩就再也没有见面，刘邦自己愧对韩信，要对韩信下手，只好假手于吕后。吕后也不敢公开传讯韩信，只好用萧何之计把韩信骗进宫来，斩之于长乐宫的钟室。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暗杀行为。如果韩信真有短处，为什么不能公开审问，明正典刑？
最妙的记载，是刘邦出征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一个“喜”字，活画出刘邦一副丑态。他的心腹大患已除，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一个“怜”字，也足够说明他的问心有愧，心虚气短。
司马迁之批评韩信为人不懂谦让，“自伐其功，自矜其能”，所以才招致败亡，这并不是真话，而是一种愤慨已极的反话。其潜台词是：“韩信！韩信！看你用兵如神，好像非常聪明，却一点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后被人暗算，身败名裂，这种倒霉的事，不是你自找的吗！”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有诗叹曰：
兔死狗烹太无情，千秋冤案说淮阴；史公无奈用曲笔，却责韩信不虚心！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从来正直敢言，我们且看他对韩信这一大冤案是如何评论的。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劳之大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世血食矣（可以长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叛)
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说：活该！)
司马迁是文章高手，从来文笔流畅，逻辑性也很强。
但是在这一段话中，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气不足的味道。请问：造成韩信最后身败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不懂得“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会做人，欠缺修养的问题，绝不可能处理得这么重。如果是由于“谋叛”，那你就责备他不该谋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谦让不谦让的问题，难道他为人谦让，谋叛就可以不杀头，可以从轻处理么？司马迁的这一段话，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换了主题。先说韩信如果为人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名垂千古。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因为不懂谦让，不会做人，这种说法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再去批评韩信在天下已定之时才去谋反，活该被夷三族，这就显得十分勉强，其中显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是：你韩信要“谋叛”，就应该早一点动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你不动，偏偏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才想动，你这个大傻瓜，不倒霉才怪！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司马迁这样评价韩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说是朝野上下，举世瞩目。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铁板钉钉，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记事中留下这些“伏笔”，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中揣摩出历史的真相来！
韩信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读者诸君，请你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再读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写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叛刘邦的经过。
先是武涉奉项羽之命去劝说韩信，希望韩信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说词，很有道理，但是被韩信谢绝了。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说不动他，齐人蒯通又来劝说，劝他在楚、汉相争之时坐观成败，自取天下。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故事，认为天下既定之时，刘邦就会对他下手。但是“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没有想到，转瞬之间，蒯通所说的预言就一一变成现实。与老奸巨猾的刘邦相比，韩信实在是太老实了。
司马迁在这一段叙述中未加任何评语，因为这种评语很不好加，说得不妥，就会被指为替韩信翻案。对于这位刑余史臣司马迁，这种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这段叙述之中，司马迁显然还有一段潜台词，希望读者能够领悟。这段潜台词是：“韩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时候，能够一再婉谢诸家说客的劝说，不愿意背叛刘邦；难道在被刘邦用计擒获之后，处于软禁期间，全无谋反的条件之时，还会谋反么！韩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将，又不是糊涂虫，难道会贸然做出不顾后果的糊涂事！因此，说他在软禁期间还想‘谋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谋反的证据不足信
说是韩信谋反，证据何在？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详记韩信与陈 的“私房话”，作为韩信“谋反”的证据，这段文字虽然写得生动，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窦丛生，不敢轻信了。
这段文字是：
陈 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 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陈 果反。
请问：以这样一席话作为韩信教唆陈 谋叛的证据，能行吗？当然不行。当时韩信屏退左右，只与陈 两人携手“步于庭”，所说的话根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是边走边说，即使某个地方藏有窃听器也记不下来。
除非是陈 被俘后自己交代出来，否则就不可能为别人所知。陈 是在战场上被樊哙的部下当场击毙的，当然无从吐露这些谈话。退一万步说，即使陈 或者韩信承认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也只能视为发牢骚、出怨言，算不了是“谋反”的证据。因为当时韩信已在软禁之中，完全缺少“谋反”的起码条件。陈 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还未见一撇，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什么新情况完全不知道，请问这个“反”又如何“谋”法？但是《淮阴侯列传》中紧接着就说了一段韩信“谋反”的经过如下：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 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 已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倒不如说是司马迁有意揭穿吕后的阴谋。因为这一段话说得破绽百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韩信以被软禁之身能够假传圣旨赦免许多囚徒共同起来造反吗？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至少应指明哪些人参与了谋划，怎么会只杀韩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结。这明明是吕后与萧何密谋把韩信骗进宫来加以谋杀，是未经审讯就袭杀了的。萧何对于韩信，正如成语所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韩信是真的谋反，何不暂时囚禁，等待刘邦回来公开审讯，明正典刑，岂不是可以对那些心怀异志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吕、萧两人设计把韩信骗进宫去立即下手，充分说明这一段记述不能说明韩信“谋反”，只能说明是吕、萧“谋杀”。司马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读他的书需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真的认为是司马迁在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与罪状，那就是既不好学，更不深思，也就很难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被软禁的韩信没有造反的条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项羽的败死结束了长达５年的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天下。为了酬劳功臣，他在当年就封了７个异姓王国，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国，韩信被封为楚王。实力最强的楚国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灭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楚国。此时刘邦虽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还是比不过韩信。《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
“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
当时刘邦如果和韩信对垒，正如陈平所言，绝对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只好采用陈平的献计，伪游云梦，叫韩信来见面，“实欲袭信，信弗知”。等到韩信来谒，“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
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可见，刘邦是用诈术逮捕了韩信，说是“人告公反”，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是加以扣留，软禁，赦信罪（赦的是什么罪，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从楚王贬为淮阴侯。韩信上当被捕之后，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这是“兔死狗烹”。这话从韩信的口中说出来，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韩信从被软禁直到被指为谋叛而杀头，前后有５年之久。在这几年中，他虽有一个淮阴侯的空名，事实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失掉了“谋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韩信还是非常自负，不肯谦让，嘴巴还是不肯饶人。《淮阴侯列传》中说：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
“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次对话，为后世留下了一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成语。但对韩信本人却极为不利。韩信先是说了大话，贬了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话已出口，悔之不及，只好多说两句奉承话（“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以资补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刘邦听得出来，“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极为自负的韩信的真心话，至于后面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则是勉强说出的奉承话。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阿谀逢迎的奉承话一天到晚听得太多了，听了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韩信藐视他的真心话，他却记恨于心。此话一出口，韩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迟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几时！
不能把兔死狗烹视为历史规律
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错事、坏事、怪事，只要是稍有正义感的人，往往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遇得太多了，就会逐渐麻木，见惯不惊，甚至于习非成是，视为当然。那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司马迁借韩信之口说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话，是对忘恩负义的暴君们的谴责，属于口诛笔伐。后来有些皇帝跟样学样，一再重演兔死狗烹的悲剧，就有人产生怀疑，觉得天下既定则杀功臣的事是不是难以避免，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规律。其实历代王朝虽然不乏大杀功臣的例子，也还是有不少不杀功臣的例子。例如东汉的刘秀、北宋的赵匡胤等就都不杀功臣。既然不杀功臣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就说明大杀功臣一事并不是必需的，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历史上大杀功臣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刘邦，二是朱元璋。刘邦是大杀功臣的始作俑者，“兔死狗烹”
的典故就是由他冤杀韩信所产生的。对于大杀功臣，他还有一套歪歪道理。他把功臣分为两类：一类为功人，二类为功狗。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高祖（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 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对于“功人”、“功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那就是：既能打江山，又有治国本领的，才能叫作功人；只能打江山，没有治国本领的，只可称为功狗。
按照刘邦的逻辑，既然兔子打完了，猎狗没有用了，一律烹之，好像是颇有理由、顺理成章的事。因此，韩信、彭越、英布等功狗相继烹之，萧何等功人才得以保全。
２０００年来，受刘邦此说的影响，大家似乎已把“兔死狗烹”看成一条历史规律，谴责之声，反而越来越少了。
等而下之，朱元璋的大杀功臣，其恶劣程度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是不杀功人，只杀功狗，认为留下功人，对于治国也还有一些用处。朱元璋是不论功人、功狗，一律斩尽杀绝。他自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
凡是有功者，不论功人也好，功狗也好，只要是过去参加过打江山的人，多少总有一些野心，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起来作乱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帝位的安全，最好一律杀之。朱元璋在和太子朱标对话的时候，称呼这些人为“险人”。这个新名词的创造，就成了他必须大杀功臣的理论根据。
其实，不杀功臣的朝代也并不少。举例说，刘邦的后裔、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就尽力保全功臣。刘秀出身于太学生，处理国事很有理性，并且富有人情味。他虽是开国之君，却并非野心家，在反抗王莽的起义中，既不急功近利，更不抢班夺权，而是逐步发展，循序渐进。
别人掌权之时，他能安守本分；等到别人失败，他才从容接手。他从起义到登上帝位，时间长达１６年。他用儒家思想治国，崇尚宽厚。对于功臣，他不仅不猜忌，而且尽量作出妥善安排，优待终身。开国功臣云台２８将，人人善终；就连过去的政敌，只要归顺过来，也能化敌为友，相安无事。
至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尽量保全武将（也就是刘邦所说的“功狗”）的故事，则是人人熟知，人人称道，不必多说。
因此，大杀功臣，兔死狗烹，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绝非历史规律。这种恶劣行为，只能由刘邦、朱元璋等等暴君个人负责。
兔死狗烹是百分之百的冤案
一个无辜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就应该叫做冤案，应该为之平反；不仅无辜而且有功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当然更应该叫做冤案，更应该为之平反。因此，古往今来一切兔死狗烹的事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冤案，应该一起平反，以慰英魂。
已受宫刑，心有余悸的司马迁不敢公开提出为韩信平反的主张，但却在记事中，在字里行间一再向我们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描绘出流氓皇帝刘邦的丑恶嘴脸。请看看刘邦和韩信打交道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尴尬场面。
刘邦勉强接受了萧何的建议，对韩信登坛拜将。刘、韩两人见面之时：
王曰：“丞相（萧何）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在韩信这个行家面前，刘邦“默然良久”，还是不敢吹牛，只好自认任何条件都比不上项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韩信，他根本没有与项羽较量的胆子。
后来，韩信立了大功，已平齐地，乃派使者上书刘邦，希望封自己为“假王”（代理齐王），以壮声势。
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用脚踢他以示意），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他要自立为王，你也挡不住）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因为韩信的实力比刘邦强，这时的刘邦对于韩信，甚至于对韩信所派的使者都不敢发脾气，只能低声下气，表现出一副窝囊相。
到了项羽败亡，天下已定。刘邦不得已，封第一号大功臣韩信为楚王。但是又不放心，时时想夺韩信的权，遂问计于陈平。陈平估计做了皇帝的刘邦，在实力上仍然不是韩信的对手，只好采取诈术，伪游云梦，与韩信见面时，乘机袭击，加以逮捕。当韩信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刘邦只好吞吞吐吐地说：“人告公反。”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如果韩信真的谋反，刘邦可以严词审讯，为什么却客客气气地说“人言公反”，称一个罪犯为“公”？其场面之尴尬，可以想见。
后来刘、韩见面，谈论用兵问题，刘邦居然说：“你用兵的本领比我强，为什么反被我所擒？”这真是强词夺理，恬不知耻。韩信说的本领是用兵，刘邦说的本领是玩弄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双方在战场上相见，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论斗智斗勇，刘邦岂是韩信的对手！
此后，刘、韩就再也没有见面，刘邦自己愧对韩信，要对韩信下手，只好假手于吕后。吕后也不敢公开传讯韩信，只好用萧何之计把韩信骗进宫来，斩之于长乐宫的钟室。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暗杀行为。如果韩信真有短处，为什么不能公开审问，明正典刑？
最妙的记载，是刘邦出征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一个“喜”字，活画出刘邦一副丑态。他的心腹大患已除，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一个“怜”字，也足够说明他的问心有愧，心虚气短。
司马迁之批评韩信为人不懂谦让，“自伐其功，自矜其能”，所以才招致败亡，这并不是真话，而是一种愤慨已极的反话。其潜台词是：“韩信！韩信！看你用兵如神，好像非常聪明，却一点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后被人暗算，身败名裂，这种倒霉的事，不是你自找的吗！”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有诗叹曰：
兔死狗烹太无情，千秋冤案说淮阴；史公无奈用曲笔，却责韩信不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