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

一、田园守望者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著名诗人。

　　陶渊明最终成为名垂百代的大诗人，与其曾祖陶侃及外祖孟嘉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他少年孤贫，曾被人称为“小人”乃至“溪狗”。陶侃虽以军功起家，但并非赳赳武夫，而是颇有政治头脑，且勤奋自励，一生惜时如金，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陶侃务实，不赞同老庄虚无之论，认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陶渊明却剔除老庄浮华的一面，吸收其淡泊名利、自然守真的精华，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世界观。

　　孟嘉是陶侃女婿，娶陶侃第十女，即陶渊明的外祖母。陶渊明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

　　孟嘉年少时就很有名气，所谓“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且气度不凡，“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孟嘉的声名及其高雅的气度更接近当时的士族。

　　陶渊明一生酷好自然，追求趣味高远、超然脱俗的人生境界，《归园田居》诗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表达了其与孟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陶侃所给予陶渊明的是出身寒微者艰苦奋发的刚毅品质，那么孟嘉给予陶渊明的影响乃在于魏晋名士的那种雍容雅健的风流气度。两方面的影响使陶渊明以辞官对抗黑暗，又以归隐自然守护心灵的宁静，从而成就了陶渊明柔中有刚、独立不倚、贴近自然的人格范型。

　　闲居（公元365-393年）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却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陶渊明少年时期就已经阅读了《老子》、《庄子》及儒家的《诗》、《书》、《礼》、《易》等著作，另外还阅读了神话、小说等“异书”。这些不同流派的经典著作给予了陶渊明以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培养起他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情怀，道家思想则使他心系自然，抱素守真。

　　陶渊明的故乡在浔阳柴桑的栗里村，位于庐山之北，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二十里的赛湖、八里湖一带。庐山、彭蠡湖（即今鄱阳湖）的山光水色熏陶出陶渊明的山水审美意识，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并在更深层次上净化着他的心灵，造成了诗人对自然的强烈归依感，由此影响到他日后的人生选择。陶渊明此后坚决地辞官归隐，重返自然，与其家乡优美的自然环境的熏陶不无关系。诗人以审美眼光尽情享受自然风物，自然便难以忍受官场的龌龊黑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便成为陶渊明的归隐宣言。

　　出仕（公元393-405年）

　　这一时期是陶渊明经历最为复杂、思想最为矛盾的时期。在经过了长期的仕隐交战的心理冲突与煎熬之后，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陶渊明在坚决归隐之前有过五次出仕。

　　据《宋书·隐逸传》记载，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陶渊明做官只是为了糊口，并非自己的志向。在认识到官场的污浊后，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便深以自己的选择为耻。于是，陶渊明劝告自己顺从天性，终老田园。这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仕。

　　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三十六岁时第二次出仕。此次在江陵做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佐。但陶渊明始终不能忘怀故园与亲情，归隐之志时时涌上心头。辛丑岁（公元401年）七月，桓玄手握重兵，窥伺朝廷。陶渊明对此心怀厌恶，又遭母丧，便辞职回家了。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桓玄败走。陶渊明第三次出仕，任刘裕的镇军参军。这次出仕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诗人出仕仍然是被饥贫驱迫，并非出于本心。所以诗人稍能挣得一饱，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田园。这次出仕不久，诗人便又辞官回家了。

　　这一年（公元404年）陶渊明又转入刘敬宣幕府，为建威参军，这是诗人第四次出仕。但其归隐田园之志却依然没有改变。当年，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随之罢归。

　　从以上可见，诗人出仕实乃为了生计，迫不得已。既非发自本心，必然痛苦难熬，田园由此成为诗人对抗现实黑暗的精神领地和必然的归宿。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做了彭泽令，这是他第五次出仕。十一月，“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宋书·隐逸传》）久历官场的陶渊明无法忍受摧眉折腰的屈辱，就此永远结束了为官生活。陶渊明的归隐既是酷好自由的个性与社会冲突的结果，也与当时混乱的时局有关。既然昔日的“大济苍生”之志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完全化作了泡影，那么他的归隐之志无疑更加坚定了。

　　隐居（公元406-427年）

　　陶渊明归田之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即回归田园的第四年，陶渊明家失火，林室尽焚。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虽勉力劳作，仍不免饥寒。诗人以躬耕自食来维持自己清高的品节，虽然常陷于饥贫，仍然表示“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同时，陶渊明在与乡民的相处中获得了许多乐趣，诗人不仅在躬耕生活中感受到淳朴深厚的人情，而且以其细腻敏锐之心体察欣赏田园风光之美。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虽然偶有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陶渊明的老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陶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充作酒资。不过，陶渊明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家访问。这时，陶渊明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说，贤者活在世上，天下无道就隐居，有道就出来做官。现在你生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盛世，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陶渊明在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第三首诗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把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当月，陶渊明就因年迈加上遭受疾病病故了。

　　陶渊明去世后，“近识悲悼，远士伤情”。陶渊明的一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清高自守，洁净自持，受到后人的无限景仰与怀念。

　　陶渊明之归隐不仅是出于对刘裕的不满，同时也是对社会现实及堕落人性的深刻批判。陶渊明通过对现实的细致观察，深刻地认识和感受到了人性的堕落，追名逐利正成为人类的普遍恶习，而人类社会也因为这种名利追求的激烈而越发黑暗。桓玄及刘裕的篡乱行为正是人性堕落与丑陋的最有力的证明，人性的堕落是一个渐进的不可逆转的过程。陶渊明对此痛心疾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以对现实的退避来保持自身的洁净。陶渊明因此极为怀念上古之世，那才是一个人性自然真朴的时代。然而历史毕竟不可回复，现实也难以改变，陶渊明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知音。他通过对历史上的达人隐士的歌颂与缅怀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和志向。为坚守自己的不同流合污的品节，陶渊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常常是“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但是他谨记孔子遗训，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正因为怀有这种“卫道”的决心，陶渊明才会毅然地辞官归隐，甘心于贫穷潦倒的生活，并同样从历史上的贫士那里找到了隔代知音。

　　陶渊明虽然置身田园，“大济苍生”的壮志却未完全消退，并在纷乱的现实中常常浮现出来，这使诗人常常忍受着欲罢不能的煎熬。

　　陶渊明压抑着的愤懑情绪又常以饮酒的方式加以抒发。在《饮酒》组诗中，涉及到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不难看出，诗人并非仅以饮酒消愁解闷，更是以酒为题，寄托怀抱。正是乘着酒力，诗人才能大胆地指斥社会不平，表达内心最真实的矛盾和痛苦。

　　然而诗人最主要最实在的生活内容仍然是田园劳作，这自然成为其田园诗的主体内容。但隐居田园、安贫乐道绝非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全部，在远离世俗与田园自然的亲密接触中，陶渊明充分感受了自然的美丽，并以审美的眼光加以艺术的提炼，呈现为清新怡人的田园风光。陶诗中的这些景物充满悠然自得之趣，可以体察到诗人与物合一、忘情其中的陶醉。

　　在与农人的接触中，诗人也感到了人性的淳朴可爱，田园生活的单纯与人性的纯净无疑使得诗人更加眷恋田园，也必然更加厌恶现实的恶浊。它使诗人感到世界上仍然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不致对整个社会彻底失望。田园不仅成为诗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成为陶渊明对抗现实黑暗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在这种身体力行的劳作中，在与农作物的亲密接触中，陶渊明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投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的田园风光之美，并满怀喜悦之情描绘田园风物的勃勃生机，才能将朴实无华的禾苗升华到审美的高度，类似“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这类朴素无华的诗句才能产生格外动人的力量。这是没有耕作体验的人绝对传达不出来的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田园诗之美是建立在对劳作直观而深切的感受基础之上的。

　　于是，对官场恶浊生活的厌恶，对淳朴自然人性的向往，对先圣“忧道”遗训的坚守，对劳作价值及田园之美的领悟，使陶渊明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隐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