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回 打北仓日军擅行失杨村总督自尽
萨维奇・兰德尔是鲍尔上校的好朋友，也是前来采访华勇营此番出征的第一位记者，这位著名的随军记者近些日子在天津城里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定期送到英国官兵手中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西斯敏斯特报》上都频繁出现他撰写的文章。
兰德尔从鲍尔口中采访到华勇营伏击“天下第一坛”大首领张德成的经过后，已经如获至宝，兴奋异常，没想鲍尔还告诉他另一个好消息，说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参与了抓捕了红灯照大首领苏青怡的战斗。
他兴致勃勃地跑去找洛斯勃尔，请洛斯勃尔详细地给他谈谈这两次战斗的经过。过去，兰德尔也曾写过好几篇有关华勇营的战斗纪实文章，算得是宣传华勇营的有功之臣，颇受军官们的尊重。
可是，令骑兵营绝大多数官兵吃惊的是，他们的长官这次却一反常态，冷冷地对乘兴而来的著名记者说道：“你以为两个国家的正规军联合对付一支由中国年轻女人组成，手持中古时代冷兵器的游击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兰德尔，我告诉你，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而只不过是一场屠杀。你想想，这种耻辱的事情，还有必要弄得天下人都知道吗？”
洛斯勃尔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让乘兴而来的兰德尔只好败兴而去。
华勇营回到紫竹林英国商绅俱乐部驻地时，天津的屠杀和抢劫风潮已经临近尾声。
此时的天津城变成了地狱，而曾被中国正规军和义和团变成地狱的紫竹林租界区则成为了天堂。街道已经被清理出来，破坏的房屋也正在维修。所有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都已经喷洒过了消毒药水。更让所有人如释重负的是，那种令人苦不堪言的腐尸的臭味在紫竹林也率先被消除干净。
攻下天津以后，华勇营官兵都以为联军会趁热打铁，火速前往北京去解救仍然处于中国正规军和义和团围攻之中的各国使领馆人员。
可是，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却奉命待在天津休整，一日三餐享受着英国军舰从威海卫、香港、新加坡，以及更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来的新鲜的小牛肉、肥腴的羊肉，以及各种精美的食物和水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枪械。对北京城里激烈的枪炮声，似乎充耳不闻。
其实，7月14日，刚刚进入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就收到了英国大使窦纳乐于7月4日从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详尽描述了英国使馆的危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进攻，我们可以坚持数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们下定决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杀，只有不失时机才行”。
7月18日，北京使馆区派出的密使――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烟田健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来到了紫竹林。由于他在途中被清军俘虏了4天，密信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于是只有口头汇报：“使馆危在旦夕，援军倘不能尽快赶到，恐各国使馆人员将全部惨死于狂暴的中国人之手。”
7月25日，联军接到美国大使康格派使馆中国雇员从北京送来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火速援救。”
非但是华勇营，其他国家军队的下层官兵同样不可能知道，联军迟迟按兵不动，是因为各国高级指挥员之间彼此争吵，意见难以达成一致――说到底，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列强们在天津大肆地烧杀抢劫之后，接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开始了对这块土地的占领和统治。
由于胜利者是来自多个国家的军队，矛盾自然便产生了。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
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陆军中将利涅维奇邀集八国联军首脑在戈登堂开会，经过10余天的争吵磋商，总算于30日达成共识：
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
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就是说，对天津进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突然有一天，俄国上校凯列尔在海河左岸插上了俄国国旗和一块写有“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的牌子。
俄国人的举动立即在各国联军中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平民的财物可以随便抢，但抢中国的土地就得坐下来商量了，这是关乎占领区域的“重大原则问题”。
俄国人的举动出自于历来对中国土地占有的野心，同时也出自于对战前英、法、美、德、日等国已经在天津拥有5382亩租界感到愤愤不平。
各国立即联合起来和俄国人翻脸。英国领事欧格纳强硬地回答俄国领事：“英国认为凡是在英国领事馆登记过的土地契约都是有效的，不容许俄国对这些契约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英国根本不同意在6月16日以后签订的土地契约无效这一原则。”
日本人在历史上对俄国人可谓是苦大仇深，他们驻天津的领事先生对俄国中将的态度比英国人更为强硬：“俄国军队在海河左岸作过战并有伤亡，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俄国人就享有特殊的优先权。这只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借口。日本士兵同样也作过战，也保卫过租界，因此对左岸也拥有同样的权利。”
美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反对，只有比利时军队乘机也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因为，此时该国在中国的天津还没有一寸租界。
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到的：已经惊慌失措走投无路的中国政府索性满足了每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要求：法国，2360亩；俄国，5474亩；德国，4200亩；比利时，740.5亩；意大利，771亩；英国，6149亩；日本，2156亩；奥国，1030亩。
没有划给美国人新的土地是因为美国政府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他们的做法更加别出心裁。眼看着天津位置好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再争下去也是无利可图，于是，美国人把租界原来属于自己的131亩土地索性拱手“让”给了英国，然后堂而皇之地再次强调自己“门户开放”的主张，宣称美国人“享有租界内的一切特权”。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不要中国的一寸土地，所有的租界美国都利益均沾，都等于是美国的。
联军内部关于各国兵力对比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兵力的多寡，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华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国家当然是距离帝国最近的日本和俄国。因为既然参加，就要当主力，以后在分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权利。
日本野心虽大但国力还不够强大，列强干涉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的事情仍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北京使馆的局势越紧急，日本人就越不吭声。他们的打算是各国最终会主动“请”他们增兵当主力。
但是，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各国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险恶意图，根本不提请日本人增兵的事。
同样距离中国很近的俄国人则没有日本人那样阴柔，早在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俄国人就开始大举增兵了。
有一天，俄国人的援军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终于向联军表达了增兵3万的计划。
日本人的计划立即受到英国人的支持，英国明确提出“委托日本人充当联军主力”――英国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日本人牵制住俄国人――但是德国人担心日本出兵太多对自己不利，因为英法已经瓜分了中国的南方，德国人担心自己占领的胶州湾会被一直觊觎着中国北方的日本人挤占，于是反对日军增兵当主力，更何况德皇有过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日本人单独行动”。
增兵的钩心斗角僵持了数日，北京使馆接连送来的求援信令各国军队再次紧张了起来，这次的消息说：各国驻华使节的性命真的难保了。
英国人于是赶紧趁机活动，并向各国保证“日军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同时宣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将“用强大的舰队来强迫日本履行他的义务”。
暗地里，英国人一则拼命怂恿日本人赶快增兵，并答应为日本政府提供一百万英镑的援助。
在英国人的压力之下，各国只好同意日本增兵。
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驻扎广岛的第5师团火速赶往天津，由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准将山口素臣为统帅。
这时候，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成为联军中各国兵力之首。
同时，各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扩充了兵力：
英国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紧急调兵，兵力达3500人，以印度锡克兵为主。
美军不仅增派了军队，而且还更换了总指挥。
这位新任总指挥就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古巴战争的威尔逊・萨菲将军。
1912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做《老旗帜下》。在“中国义和团战争。”
一章里叙述了作者率部到中国作战期间亲身经历的几乎所有重要事情。
由威尔逊・萨菲指挥的这支“更大的部队”有3100人，即美国第14、第5、第6三个步兵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是从美国本土和菲律宾紧急调到中国的。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为争夺指挥大权更是吵得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
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由瓦德西将军担任八国联军的总司令。
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50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为了去救援他们各自的同胞面对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视若仇敌。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虽然有了一位名义上的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但固执的德国人坚持必须等到由瓦德西率领，正由国内匆匆赶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后再行动，但他们的意见被大多数国家否定了，所以愤怒的德国人只派出了82名官兵，聊作姿态，大部队却待在天津按兵不动。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参加进攻中国首都的联军各部准时离开驻地，踏上了征途。
已经在战争中崭露锋芒，不仅得到英国陆军部的嘉奖，也屡获联军指挥官们好评的鲍尔准将的华勇营再次奉命出征。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的地，他们已经尝试过一次，那是一次地狱煎熬般的体验，至今仍然使每一个官兵心有余悸。
而且，华勇营所有的官兵都觉得这次重大的行动不像是一场大胜之师趁热打铁的进攻，而像是一偷偷摸摸的袭击。
用巴恩斯的话来说，“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在此以前所取得的一切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使华勇营里的中国人对眼下他们即将参加的战斗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他们如今都已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经验告诉他们，以区区两万来人――而且是各怀鬼胎，缺乏统一指挥而又互不买账，像德法之间，俄日之间甚至相互仇视的来自各国的乌合之众――向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首都进攻，那简直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与华勇营协同作战的另一支英军部队的性质与他们完全一样，甚至连军装军帽也大同小异。
这是一支从印度加尔各答调来的锡克兵，与华勇营明显的区别在士兵们的面部和皮肤上，锡克兵黝黑如炭，连鬓大胡子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就是他们的缠头帽比华勇营士兵的缠头帽看上去要更大一些。他们的司令官是格林・赫里尼克上校。
似乎连天气也预示着这次行动不会一帆风顺，各路联军出发之前天津闷热得犹如一个大蒸笼，即便是在午夜过后，所有的人也都大汗淋漓，热得头昏脑涨。
可是，出发大约一个钟头后老天便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惊雷不停地在头顶炸开，闪电将漆黑的夜空陡地照得雪亮，立即又将天地陷入更深沉的黑暗之中。四野混沌，遍地泥泞，这使他们的行军变得异常艰难。原本在作战地图上标明的乡村道路已经和运河连成了一片汪洋，顺着运河两岸北进的许多联军官兵都被浸泡在了齐膝深的水中。地图上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了，许多人只好沿着露出水面的河堤蜿蜓前进。各种骡马拉的炮车，和一队队军靴上糊满了厚厚的稀泥的士兵，气喘吁吁地在雨中水中泥中苦苦挣扎前行。
更受罪的是华勇营的士兵，他们根本无法在水中骑着自行车，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行军，人骑车，变成了车骑人。
天苍苍，野茫茫，洛斯勃尔少校的骑兵营静静地行进在运河左岸，他很为自己的这支部队自豪，不仅骑兵营担负着右路军的尖兵，由于瓦德西元帅尚在赶往中国的途中，名义上的联军副总司令而实际上行使着总司令权力的西摩尔中将还交给他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他派出的由黎成带领的一股侦察队伍化装成义和团，行进在整个联军队伍的前面，不断地把侦察到的情报送回来，然后经他筛选后，飞马报告给西摩尔将军。
骑兵营所有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一个个都在焦急地盼望着这场恼人的暴雨快一点停下来，天快一点亮起来。
由于沿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骑兵和义和团的不断袭扰，联军预定的前进序列很快便被打乱了。
就在天亮之前，骑兵营正通过运河边的一片芦苇荡时，芦苇林子里突然传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四五匹战马被击中了，洛斯勃尔率领训练有素的骑兵们把袭击者包围起来。
战斗很快便结束了，12名袭击者全部被当场击毙。他们全是义和团的童子团，看上去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这些孩子使用的全是从西洋进口的新式毛瑟枪。
等到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洛斯勃尔发现自己的队伍一下子“膨胀”了许多。不知什么时候，一支由32名意大利人组成的骑兵小队稀里糊涂地跑到他的骑兵营里来了。
到上午10来钟后，天终于晴了，但是，泥泞和中国人不停的骚扰极大地延缓了骑兵营的行军速度，赶了一天的路，所有的人都累得来筋疲力尽，却只前进了六七公里。
这时候，黎成送回来一个重要的情报，在他们前方数公里的一个叫做北仓的地方，手拿洋枪洋炮的中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黎成小队搞到的情报不仅准确而且详细，中国军队有多少人？中国军队的工事修在什么地方？中国军队的火力配置如何？包括北仓方面的民心士气，一样不落。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2000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中国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要打大仗。
在这里防守的中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8000人，另有少数聂士成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无处不在，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民。
西摩尔中将立即召集各国将军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因为没有名义上的最高总司令，各国指挥官们只能彼此商量着拿主意。根据华勇营侦察小队送回的情报，对北仓的攻击计划还是果断地制定出来了。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日、英、美三国军队沿白河右岸迂回攻击，一路由俄、法、奥、意四国军队沿白河左岸迂回攻击，最后对北仓进行合围，全歼中国守军。
作战计划下达后，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抓紧最后的时间睡上一觉。
可是，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得知北仓方面仅有8000名中国军人的情报后，立即萌发了一个念头：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单独干！让全世界看看日本皇军的威武神功！
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特有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看似自傲实则自卑的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下日本军人英勇无畏的形象。
山口素臣把部下指挥官集中起来宣布：立即进行攻击。
每一位日本官兵都被他们的将军做出的这一大胆决定刺激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横刀跃马，阵前杀敌。
官兵们都知道，在5年前的甲午之战中，他们的这位将军那时候便指挥着一个旅团在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国军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被渲染成了一个个纸糊的人儿，一捅就破。
拂晓时分又下起了雨，这次是小雨，雨丝如线，雨雾如烟。日军丢下了盟军，怀着必胜的信心踏上泥泞的乡村小路隐没到浓浓的夜色与雨雾之中――山口素臣从日本带来的第5师团也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中国军队兵力相当。
与偷偷摸摸突然攻到阵地前的日本军人接仗的中国军队的统领周鼎臣，原是聂士成的部下，曾经在朝鲜、在东北，数十次与日本人作过战，他太清楚日本人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们一上战场除了死亡就是胜利，绝对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
作为一个中国将军，他非常羡慕日本人的教育，如果说在中国军人的心目中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则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加可怕！
好在如今的中国军队也有了与外国人同样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周部威力强大的德国克鲁伯大炮频频开火，在爆闪出的一团团耀眼的火光中，周鼎臣从望远镜里看到不少日本士兵舞蹈着飞上了天空，日本人的攻击队形出现了混乱。中国士兵手中性能优良的来复枪、毛瑟枪，还有令对手魂飞魄散的机关枪一齐开火，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中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有更多的人填补上来，白色的浪潮始终不停地往着中国人的工事前狂卷。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
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200多具中国士兵和100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
这时，得知日军已经悄悄向北仓的中国军队发进攻击的其他各国的军队也陆续赶到了，他们一边愤怒地咒骂着日本人，一边还得用炮火支援日本人。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也赶到了，并没有接到鲍尔将军的命令，洛斯勃尔一看战场上的情形，马上下令骑兵营全体投入战斗。
他没有把自己这支小小的骑兵队合伍汇入到日本人的攻击浪潮之中，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率领骑兵营迂回冲向了北仓东北面的一个火炮阵地。
光着上身全神贯注正在猛烈开火的中国炮兵们被惊呆了。先是骤然而起的几声惨叫和凶狠的喊杀声，被军刀劈中的中国炮兵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脑袋便已经在地上骨碌碌滚动了。接着所有被惨叫声惊动的中国炮兵都呆住了，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的战友倒在地上，而劈下他们脑袋的人虽然穿着洋人的军装，戴着奇形怪状的缠头军帽，却长着一张张与他们完全相同的扁平的中国人的脸膛，喉咙里发出的长长的“杀――”声，也是他们完全一听就懂的！许多人还没有机会明白过来，就已经做了刀下之鬼。
活着的人则仓促地抓起旁边的步枪，本能地进行抵抗，但子弹还没有来得及推上膛，只见眼前一道寒光闪过，便血溅原野，倒了下去。扭头便逃的中国炮兵也不能侥幸，平原上马比人快，几名骑兵追逐一个逃跑的炮兵，战争变成了残酷的死亡游戏。
洛斯勃尔很快便发现，对付中国人手中的德国大炮比对付中国军人要困难得多，他的士兵费了好大的劲，才用手雷把6门缴获的德国大炮全部炸毁。
这时候，天已大亮，洛斯勃尔和他的中国士兵们远远看见，前沿阵地上到处已经飘荡起了湿漉漉的日本国旗。
周鼎臣带领中国官兵已经退守到了第二道防线。
对中国军队的第二道防线的攻击充满了戏剧色彩。山口素臣的“为国争光的小心眼”并没有为日本皇军换来他所渴望的荣誉与赞扬。恰恰相反，不顾总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擅自行动的日本人，引起了所有的联军官兵的愤怒与憎恶。
中国军队在北仓布下的第二道防线根本说不上坚固，而正因为各国军队对日本人的情绪，使这场本该很顺利结束的战斗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复杂因素，导至骄横的日本人付出了更惨重的伤亡代价。
意大利、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作为联军主力的俄国人至少就绝对不愿意真心实意地帮助日本人。
而兵力稍逊于日、俄两军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对日本人的动机心知肚明，也只采用了对自己的士兵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手段来支援日本人的战斗。
这些来自西洋的军队根本不管北仓已经响起的枪炮声，完全按作战计划行动，一切按部就班地向北仓前进。
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不敢走乡村小路而尽可能地改走庄稼地，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这极大影响了他们前进的速度。
对北仓第二道防线的进攻，居然就出现了其他六国军队在一旁当看客，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单练”的场面。
山口素臣清楚自己的决定激起了众怒，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了。
好在中国人并不比自己的人多，而且他已经小胜了第一轮，官兵们士气正高，对单独由日本军队攻下北仓，充满了信心。
山口素臣深知以日本目前的国力与威望，很难争取到这样一个能够让日本人成为国际大舞台上出演绝对主角的机会，所以他对这个展现日本皇军威风的“国际大舞台”尤为珍惜。他的部队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对日本人心存恐惧的中国官兵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防线上，中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
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其他的联军部队投入进去，中国军队肯定抵挡不住，但这样理当出现的情形并没有出现。于是，中、日两军出现了胶着的状况。
如果不是因为联军对日本人的这种不友好的情绪太普遍太强烈，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完全可以再接再厉，在偷袭中国人的火炮阵地后马上再立下一个更显赫的战功。
因为，离他们此时所待的地方不到3公里的一个地方，正是中国军队在北仓的最高统帅马玉昆将军的战地指挥所。这个原本唾手可得的战果，洛斯勃尔却主动把它让给了日本人，这让他后来好生后悔！
火炮被炸毁后，洛斯勃尔居然对日本人在中国人的第二道防线前的猛烈进攻视而不见，下令战士们饮马喂食，士兵也抓紧时间吃干粮，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队日本骑兵经过他们的阵地向北仓方向而去，日本军官还友好地用英语和洛斯勃尔打个了招呼。
没过一会儿，就从这队日本骑兵消失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当日本人丢下五六具尸体，从一座被中国军队掩护撤退的机枪严密封锁的小桥上终于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十来顶帐篷、几面正中绣着“马”字的大旗和几大锅热气腾腾的饭菜，而在他们前方，一队人马正惊慌失措地向着远处逃去。日本人进去后才发现，他们在无意之间闯入了北仓中国守军的最高指挥部。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32名中国军人，他们中既有中国将军的幕僚，也有将军的卫兵、勤务、伙夫，全部被日本骑兵砍了头。
前线的最高统帅一逃，中国军队全线瓦解，争相放弃阵地，向着杨村方向遁去。
北仓之战历时6个小时，联军伤亡332人，其中日本人301人。
没有中国军民死伤的数字，史料上从来如此，史家们或许是不忍心拿这样的数字来做比较，或许是依照修史的惯例，从来没有把中国普通人的生命当回事儿。
胜利后的联军此后在北仓还有伤亡，但不是中国军队造成的，而是中国军队逃跑时出现的混乱场面，给联军方面造成了极大的误会。
刚刚在一旁观战的俄军见中国人溃退了，也争相拥到中国人丢弃的阵地上去争抢战利品。
而一直观察着这处阵地的情形却隔岸观火的英军认为参加战斗的最好时机到了，误认为在阵地上晃动的身影是正欲逃跑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
美军的运气也不好，突然天降炮弹，一下子死了8名士兵，炮弹是从他们的P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所为。
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
日本人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山口素臣听到的不是联军的赞扬而是愤怒的谴责和风凉话。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的针对日本军队出现的大量伤亡而评论说，日本人不具备现代战争的理论素养和战术，因此不能由此确立日本的强国地位。
联军占领了北仓，中国军队则退缩到了杨村。北仓的狙击战形如儿戏，那么，下一个中国军队的阻击地点杨村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难想象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劳师远征的外国人打仗会打得如此窝囊，可以说，决定胜负的几乎所有有利条件都在中国军队一方：联军是疲惫之师，中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中国官兵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和芦苇；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中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然而，紧接着发生在杨村的这场战斗与北仓之战相比，则充满了更多的悲剧色彩。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中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道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坑道或工事。
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中国军队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甚至把1公里以内的庄稼和芦苇泼上煤油全烧光了。
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马玉昆残部，兵力达16000人。
从北仓随着溃兵逃到杨村的，还有直隶总督裕禄。
作为前线的最高统帅，此时的裕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他从天津逃到北仓，再从北仓逃到杨村。自从在天津与洋人交火以来，每打一场败仗，他就向朝廷上呈一份“捷报”，让慈禧太后和一帮主战的王公大臣们着实地空欢喜了几回。
可是，牛皮最终被洋人的枪炮戳穿了，夷兵并没有被他的武卫军和义和团灭尽，他手下的将军们指挥的一次次阻击却兵败如山倒。
由于官轿在战场上目标太大，容易招来联军的炮弹，裕禄的精神与身体状态又不可能骑马，所以只得趴在侍卫的背上向着后方一路狂奔。
裕禄恍惚中心乱如麻，折磨着他的神经的，早已不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如何领导中国军民和洋人进行战斗，作为前线的最高首脑，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问题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
这让裕禄哭笑不得，既然慈禧太后都已主张议和，自己还能放开手脚同洋人死打硬拼吗？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重新握手言欢，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么？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不也只能落得一个死字么！
左右为难的裕禄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死期到了，他曾经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张德成、曹福田全都撒丫子跑了，他们的吹嘘的无敌神功超凡法力成了洋人蔑视中国人的最大笑话。连中国最精锐的武卫军也同样挡不住洋人的进攻。没有任何希望了。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巨大的绝望使他变得来浑浑噩噩，连逃跑的勇气也丧失了――说白了，中国前线的最高首脑已经被朝廷模棱两可的态度彻底地弄糊涂了。在天津南门城楼上，他并不想临阵脱逃，他是被一帮忠心耿耿的侍卫强行拖着下的城楼，侍卫随后又轮流背着他往后方逃去。但是，当裕禄身边的人发现他的神经已经完全错乱，知道大势已去，逃到杨村后，便三三两两地抛下自己的主子拔脚开溜了。
严格地说，中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战算不上一场真正的战斗。因为，所有的指挥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军队的后勤也已瘫痪，溃退下来的军队原属不同的部队，此时完全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杨村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军队，又无人安排他们的饮食马料与宿营地，混乱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杨村来不及撤离的老百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溃兵们的洗劫对象，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三顿不吃饿得慌”，没有了后勤，士兵们的肚子怎么办？他们只能强行冲进老百姓的家中搜寻食物。这样的行动立即衍化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抢劫，对于比食物更诱人的金银财宝和年轻女人他们当然也决不会放过，所有的铺号都被溃兵们强行砸开，绸缎、布匹、金银器物，溃兵们看见什么抢什么。
女人则成了溃兵们泄欲的对象。他们甚至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当着父亲的面强奸女儿。
直到联军进攻的枪炮声响起，发生在杨村的这场暴行才始告终止。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战区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人人存必杀之心，更使他们成为了无数条被扔到岸上等死的鱼儿。
山口素臣强烈要求继续担任攻击杨村的先锋，来自欧洲的将军们对日本人的野心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联军总司令部干脆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而改由对这场战争表现得并不热心的美国人来完成――萨菲指挥的美军奉命主攻杨村。俄国人和法国人用炮火支援他们，英国人则从两翼对美军的攻击予以配合。
6日上午11时，3000余名美军开始冲击了。俄国人和德国人忠实地用火力掩护他们。
英国人也出动了，鲍尔和赫里尼克各率华勇营与印度军队向杨村的左右两翼迂回包抄。
表现欲极强的日本人对联军总司令部剥夺了他们在“国际大舞台”上继续扮演主角资格的这一决定十分愤怒，所以，他们索性在杨村之战中老老实实的当起了看客。
华勇营则是全体出动，压向中国守军的右翼。洛斯勃尔的骑兵营脱离了华勇营，绕了一个大圈子，到中国守军的后面去伺机游击。
中国军队架设在铁道线上的炮兵开炮压制美军的冲击，但是，几乎在他们开炮的瞬间，联军反压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响了起来。中国阻击阵地上逃亡的态势犹如面临崩溃的河堤出现细小但可怕的裂缝一样。当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从中国守军前沿的侧后包抄上来，中国士兵的逃跑势头迅速扩大了。
此战联军阵亡28人，伤144人。
其中美国人死亡23名，伤42名。这也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伤亡。
仍然没有中国官兵的伤亡数字。
洛斯勃尔率领骑兵营冲进杨村街道上时，这帮英国人和中国人看到的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中国守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没命地向一切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逃去。军旗，枪械，弹药箱扔得遍地都是。两边的铺号全都敞着门，里面的不值钱的货物商品凌乱不堪，一副刚刚遭受过洗劫的样子。
当老百姓发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洋兵”居然更多的是中国人时，那种情绪的变化让华勇营的官兵们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老百姓争相拥上前来，向他们报告中国守军逃跑的方向，更多的男人则拾起溃兵们扔下的武器，自发地配合长着中国脸的“洋兵”们抓捕中国溃兵，一旦抓获，当场打死。
一位中年男子堵住骑兵营哇哇大喊，看样子他很着急，一张脸憋得通红。
洛斯勃尔没有听清楚他喊叫些什么，问郑逸秋：“他说什么？”
郑逸秋说：“他说，有一个中国的大官躲藏到他的店里去了。他愿意带我们去抓这个大官。”
洛斯勃尔用马鞭指着中国人问：“你怎么知道躲到你店里的是个大官？”
“呃，长官，我看见了那人脑袋上的顶戴和花翎，我虽不清楚他是朝廷的几品大员，但肯定是个大官。和他一起进去的，好像是他的两个护兵。”
洛斯勃尔兴奋地叫起来：“好啊，那我们还等什么？”
骑兵们跟着这位男人很快便到了他所说的地方。
这是一家棺材店，店门敞开着，从街上看去，店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棺材。
士兵们下了马，将棺材店包围起来。
洛斯勃尔用中国话叫道：“里面的人听清楚了，马上放下武器，给我出来！”
躲藏在棺材店里的正是直隶总督裕禄。
此时，裕禄手里拿着一支子弹早已上膛的小手枪，静静地躺在一口黑漆大花板棺材里。他还活着，所以他清楚地听见了外面传来的稍显生硬的中国话。
当杨村的中国官兵开始全线大逃亡的时候，这位神经早已恍惚的最高统帅残存的最后一点意识提醒他：现在是他杀身成仁，报效天恩的时候了。
就在美军已经攻进杨村的那一刻，裕禄总督照例被两名侍卫架起往城外逃去。可一到街上，侍卫发现前面逃亡的人被抄后路的一支英国骑兵堵了回来，情急之中便将他们的统帅往街边的一家铺号里一扔，自己撒腿逃了。
形单影孤的直隶总督发现侍卫居然把他扔进了一家棺材店――相信天人感应的裕禄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宿命。
裕禄为自己选择了一具上等的楠木棺材，双手挪开棺盖，躺了进去。
当听到店门响起洋人的喊话声后，他拿起枪，将枪管从嘴里戳进去，然后扣动了扳机。
听见枪响，洛斯勃尔和手下一窝蜂拥进店里。
洛斯勃尔一眼便认出了躺在棺材里的人。他的瞳孔发直，以一种激动得怪异的声调对郑逸秋等人嚷道：“上帝啊，这是直隶总督裕禄！他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视察时，我在大操场上听过他训话！”
联军对杨村的洗劫毫无所获，因为几乎值钱的财物均已被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民抢光了。所有帮助联军抓捕中国官兵以及举报藏匿粮食牲畜地点的杨村老百姓皆得以赦免，其余的一律集体处死。
兰德尔从鲍尔口中采访到华勇营伏击“天下第一坛”大首领张德成的经过后，已经如获至宝，兴奋异常，没想鲍尔还告诉他另一个好消息，说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参与了抓捕了红灯照大首领苏青怡的战斗。
他兴致勃勃地跑去找洛斯勃尔，请洛斯勃尔详细地给他谈谈这两次战斗的经过。过去，兰德尔也曾写过好几篇有关华勇营的战斗纪实文章，算得是宣传华勇营的有功之臣，颇受军官们的尊重。
可是，令骑兵营绝大多数官兵吃惊的是，他们的长官这次却一反常态，冷冷地对乘兴而来的著名记者说道：“你以为两个国家的正规军联合对付一支由中国年轻女人组成，手持中古时代冷兵器的游击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兰德尔，我告诉你，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而只不过是一场屠杀。你想想，这种耻辱的事情，还有必要弄得天下人都知道吗？”
洛斯勃尔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让乘兴而来的兰德尔只好败兴而去。
华勇营回到紫竹林英国商绅俱乐部驻地时，天津的屠杀和抢劫风潮已经临近尾声。
此时的天津城变成了地狱，而曾被中国正规军和义和团变成地狱的紫竹林租界区则成为了天堂。街道已经被清理出来，破坏的房屋也正在维修。所有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都已经喷洒过了消毒药水。更让所有人如释重负的是，那种令人苦不堪言的腐尸的臭味在紫竹林也率先被消除干净。
攻下天津以后，华勇营官兵都以为联军会趁热打铁，火速前往北京去解救仍然处于中国正规军和义和团围攻之中的各国使领馆人员。
可是，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却奉命待在天津休整，一日三餐享受着英国军舰从威海卫、香港、新加坡，以及更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来的新鲜的小牛肉、肥腴的羊肉，以及各种精美的食物和水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枪械。对北京城里激烈的枪炮声，似乎充耳不闻。
其实，7月14日，刚刚进入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就收到了英国大使窦纳乐于7月4日从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详尽描述了英国使馆的危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进攻，我们可以坚持数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们下定决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杀，只有不失时机才行”。
7月18日，北京使馆区派出的密使――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烟田健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来到了紫竹林。由于他在途中被清军俘虏了4天，密信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于是只有口头汇报：“使馆危在旦夕，援军倘不能尽快赶到，恐各国使馆人员将全部惨死于狂暴的中国人之手。”
7月25日，联军接到美国大使康格派使馆中国雇员从北京送来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火速援救。”
非但是华勇营，其他国家军队的下层官兵同样不可能知道，联军迟迟按兵不动，是因为各国高级指挥员之间彼此争吵，意见难以达成一致――说到底，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列强们在天津大肆地烧杀抢劫之后，接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开始了对这块土地的占领和统治。
由于胜利者是来自多个国家的军队，矛盾自然便产生了。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
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陆军中将利涅维奇邀集八国联军首脑在戈登堂开会，经过10余天的争吵磋商，总算于30日达成共识：
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
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就是说，对天津进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突然有一天，俄国上校凯列尔在海河左岸插上了俄国国旗和一块写有“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的牌子。
俄国人的举动立即在各国联军中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平民的财物可以随便抢，但抢中国的土地就得坐下来商量了，这是关乎占领区域的“重大原则问题”。
俄国人的举动出自于历来对中国土地占有的野心，同时也出自于对战前英、法、美、德、日等国已经在天津拥有5382亩租界感到愤愤不平。
各国立即联合起来和俄国人翻脸。英国领事欧格纳强硬地回答俄国领事：“英国认为凡是在英国领事馆登记过的土地契约都是有效的，不容许俄国对这些契约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英国根本不同意在6月16日以后签订的土地契约无效这一原则。”
日本人在历史上对俄国人可谓是苦大仇深，他们驻天津的领事先生对俄国中将的态度比英国人更为强硬：“俄国军队在海河左岸作过战并有伤亡，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俄国人就享有特殊的优先权。这只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借口。日本士兵同样也作过战，也保卫过租界，因此对左岸也拥有同样的权利。”
美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反对，只有比利时军队乘机也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因为，此时该国在中国的天津还没有一寸租界。
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到的：已经惊慌失措走投无路的中国政府索性满足了每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要求：法国，2360亩；俄国，5474亩；德国，4200亩；比利时，740.5亩；意大利，771亩；英国，6149亩；日本，2156亩；奥国，1030亩。
没有划给美国人新的土地是因为美国政府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他们的做法更加别出心裁。眼看着天津位置好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再争下去也是无利可图，于是，美国人把租界原来属于自己的131亩土地索性拱手“让”给了英国，然后堂而皇之地再次强调自己“门户开放”的主张，宣称美国人“享有租界内的一切特权”。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不要中国的一寸土地，所有的租界美国都利益均沾，都等于是美国的。
联军内部关于各国兵力对比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兵力的多寡，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华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国家当然是距离帝国最近的日本和俄国。因为既然参加，就要当主力，以后在分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权利。
日本野心虽大但国力还不够强大，列强干涉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的事情仍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北京使馆的局势越紧急，日本人就越不吭声。他们的打算是各国最终会主动“请”他们增兵当主力。
但是，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各国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险恶意图，根本不提请日本人增兵的事。
同样距离中国很近的俄国人则没有日本人那样阴柔，早在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俄国人就开始大举增兵了。
有一天，俄国人的援军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终于向联军表达了增兵3万的计划。
日本人的计划立即受到英国人的支持，英国明确提出“委托日本人充当联军主力”――英国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日本人牵制住俄国人――但是德国人担心日本出兵太多对自己不利，因为英法已经瓜分了中国的南方，德国人担心自己占领的胶州湾会被一直觊觎着中国北方的日本人挤占，于是反对日军增兵当主力，更何况德皇有过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日本人单独行动”。
增兵的钩心斗角僵持了数日，北京使馆接连送来的求援信令各国军队再次紧张了起来，这次的消息说：各国驻华使节的性命真的难保了。
英国人于是赶紧趁机活动，并向各国保证“日军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同时宣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将“用强大的舰队来强迫日本履行他的义务”。
暗地里，英国人一则拼命怂恿日本人赶快增兵，并答应为日本政府提供一百万英镑的援助。
在英国人的压力之下，各国只好同意日本增兵。
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驻扎广岛的第5师团火速赶往天津，由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准将山口素臣为统帅。
这时候，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成为联军中各国兵力之首。
同时，各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扩充了兵力：
英国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紧急调兵，兵力达3500人，以印度锡克兵为主。
美军不仅增派了军队，而且还更换了总指挥。
这位新任总指挥就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古巴战争的威尔逊・萨菲将军。
1912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做《老旗帜下》。在“中国义和团战争。”
一章里叙述了作者率部到中国作战期间亲身经历的几乎所有重要事情。
由威尔逊・萨菲指挥的这支“更大的部队”有3100人，即美国第14、第5、第6三个步兵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是从美国本土和菲律宾紧急调到中国的。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为争夺指挥大权更是吵得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
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由瓦德西将军担任八国联军的总司令。
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50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为了去救援他们各自的同胞面对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视若仇敌。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虽然有了一位名义上的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但固执的德国人坚持必须等到由瓦德西率领，正由国内匆匆赶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后再行动，但他们的意见被大多数国家否定了，所以愤怒的德国人只派出了82名官兵，聊作姿态，大部队却待在天津按兵不动。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参加进攻中国首都的联军各部准时离开驻地，踏上了征途。
已经在战争中崭露锋芒，不仅得到英国陆军部的嘉奖，也屡获联军指挥官们好评的鲍尔准将的华勇营再次奉命出征。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的地，他们已经尝试过一次，那是一次地狱煎熬般的体验，至今仍然使每一个官兵心有余悸。
而且，华勇营所有的官兵都觉得这次重大的行动不像是一场大胜之师趁热打铁的进攻，而像是一偷偷摸摸的袭击。
用巴恩斯的话来说，“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在此以前所取得的一切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使华勇营里的中国人对眼下他们即将参加的战斗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他们如今都已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经验告诉他们，以区区两万来人――而且是各怀鬼胎，缺乏统一指挥而又互不买账，像德法之间，俄日之间甚至相互仇视的来自各国的乌合之众――向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首都进攻，那简直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与华勇营协同作战的另一支英军部队的性质与他们完全一样，甚至连军装军帽也大同小异。
这是一支从印度加尔各答调来的锡克兵，与华勇营明显的区别在士兵们的面部和皮肤上，锡克兵黝黑如炭，连鬓大胡子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就是他们的缠头帽比华勇营士兵的缠头帽看上去要更大一些。他们的司令官是格林・赫里尼克上校。
似乎连天气也预示着这次行动不会一帆风顺，各路联军出发之前天津闷热得犹如一个大蒸笼，即便是在午夜过后，所有的人也都大汗淋漓，热得头昏脑涨。
可是，出发大约一个钟头后老天便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惊雷不停地在头顶炸开，闪电将漆黑的夜空陡地照得雪亮，立即又将天地陷入更深沉的黑暗之中。四野混沌，遍地泥泞，这使他们的行军变得异常艰难。原本在作战地图上标明的乡村道路已经和运河连成了一片汪洋，顺着运河两岸北进的许多联军官兵都被浸泡在了齐膝深的水中。地图上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了，许多人只好沿着露出水面的河堤蜿蜓前进。各种骡马拉的炮车，和一队队军靴上糊满了厚厚的稀泥的士兵，气喘吁吁地在雨中水中泥中苦苦挣扎前行。
更受罪的是华勇营的士兵，他们根本无法在水中骑着自行车，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行军，人骑车，变成了车骑人。
天苍苍，野茫茫，洛斯勃尔少校的骑兵营静静地行进在运河左岸，他很为自己的这支部队自豪，不仅骑兵营担负着右路军的尖兵，由于瓦德西元帅尚在赶往中国的途中，名义上的联军副总司令而实际上行使着总司令权力的西摩尔中将还交给他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他派出的由黎成带领的一股侦察队伍化装成义和团，行进在整个联军队伍的前面，不断地把侦察到的情报送回来，然后经他筛选后，飞马报告给西摩尔将军。
骑兵营所有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一个个都在焦急地盼望着这场恼人的暴雨快一点停下来，天快一点亮起来。
由于沿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骑兵和义和团的不断袭扰，联军预定的前进序列很快便被打乱了。
就在天亮之前，骑兵营正通过运河边的一片芦苇荡时，芦苇林子里突然传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四五匹战马被击中了，洛斯勃尔率领训练有素的骑兵们把袭击者包围起来。
战斗很快便结束了，12名袭击者全部被当场击毙。他们全是义和团的童子团，看上去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这些孩子使用的全是从西洋进口的新式毛瑟枪。
等到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洛斯勃尔发现自己的队伍一下子“膨胀”了许多。不知什么时候，一支由32名意大利人组成的骑兵小队稀里糊涂地跑到他的骑兵营里来了。
到上午10来钟后，天终于晴了，但是，泥泞和中国人不停的骚扰极大地延缓了骑兵营的行军速度，赶了一天的路，所有的人都累得来筋疲力尽，却只前进了六七公里。
这时候，黎成送回来一个重要的情报，在他们前方数公里的一个叫做北仓的地方，手拿洋枪洋炮的中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黎成小队搞到的情报不仅准确而且详细，中国军队有多少人？中国军队的工事修在什么地方？中国军队的火力配置如何？包括北仓方面的民心士气，一样不落。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2000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中国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要打大仗。
在这里防守的中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8000人，另有少数聂士成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无处不在，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民。
西摩尔中将立即召集各国将军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因为没有名义上的最高总司令，各国指挥官们只能彼此商量着拿主意。根据华勇营侦察小队送回的情报，对北仓的攻击计划还是果断地制定出来了。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日、英、美三国军队沿白河右岸迂回攻击，一路由俄、法、奥、意四国军队沿白河左岸迂回攻击，最后对北仓进行合围，全歼中国守军。
作战计划下达后，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抓紧最后的时间睡上一觉。
可是，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得知北仓方面仅有8000名中国军人的情报后，立即萌发了一个念头：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单独干！让全世界看看日本皇军的威武神功！
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特有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看似自傲实则自卑的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下日本军人英勇无畏的形象。
山口素臣把部下指挥官集中起来宣布：立即进行攻击。
每一位日本官兵都被他们的将军做出的这一大胆决定刺激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横刀跃马，阵前杀敌。
官兵们都知道，在5年前的甲午之战中，他们的这位将军那时候便指挥着一个旅团在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国军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被渲染成了一个个纸糊的人儿，一捅就破。
拂晓时分又下起了雨，这次是小雨，雨丝如线，雨雾如烟。日军丢下了盟军，怀着必胜的信心踏上泥泞的乡村小路隐没到浓浓的夜色与雨雾之中――山口素臣从日本带来的第5师团也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中国军队兵力相当。
与偷偷摸摸突然攻到阵地前的日本军人接仗的中国军队的统领周鼎臣，原是聂士成的部下，曾经在朝鲜、在东北，数十次与日本人作过战，他太清楚日本人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们一上战场除了死亡就是胜利，绝对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
作为一个中国将军，他非常羡慕日本人的教育，如果说在中国军人的心目中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则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加可怕！
好在如今的中国军队也有了与外国人同样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周部威力强大的德国克鲁伯大炮频频开火，在爆闪出的一团团耀眼的火光中，周鼎臣从望远镜里看到不少日本士兵舞蹈着飞上了天空，日本人的攻击队形出现了混乱。中国士兵手中性能优良的来复枪、毛瑟枪，还有令对手魂飞魄散的机关枪一齐开火，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中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有更多的人填补上来，白色的浪潮始终不停地往着中国人的工事前狂卷。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
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200多具中国士兵和100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
这时，得知日军已经悄悄向北仓的中国军队发进攻击的其他各国的军队也陆续赶到了，他们一边愤怒地咒骂着日本人，一边还得用炮火支援日本人。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也赶到了，并没有接到鲍尔将军的命令，洛斯勃尔一看战场上的情形，马上下令骑兵营全体投入战斗。
他没有把自己这支小小的骑兵队合伍汇入到日本人的攻击浪潮之中，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率领骑兵营迂回冲向了北仓东北面的一个火炮阵地。
光着上身全神贯注正在猛烈开火的中国炮兵们被惊呆了。先是骤然而起的几声惨叫和凶狠的喊杀声，被军刀劈中的中国炮兵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脑袋便已经在地上骨碌碌滚动了。接着所有被惨叫声惊动的中国炮兵都呆住了，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的战友倒在地上，而劈下他们脑袋的人虽然穿着洋人的军装，戴着奇形怪状的缠头军帽，却长着一张张与他们完全相同的扁平的中国人的脸膛，喉咙里发出的长长的“杀――”声，也是他们完全一听就懂的！许多人还没有机会明白过来，就已经做了刀下之鬼。
活着的人则仓促地抓起旁边的步枪，本能地进行抵抗，但子弹还没有来得及推上膛，只见眼前一道寒光闪过，便血溅原野，倒了下去。扭头便逃的中国炮兵也不能侥幸，平原上马比人快，几名骑兵追逐一个逃跑的炮兵，战争变成了残酷的死亡游戏。
洛斯勃尔很快便发现，对付中国人手中的德国大炮比对付中国军人要困难得多，他的士兵费了好大的劲，才用手雷把6门缴获的德国大炮全部炸毁。
这时候，天已大亮，洛斯勃尔和他的中国士兵们远远看见，前沿阵地上到处已经飘荡起了湿漉漉的日本国旗。
周鼎臣带领中国官兵已经退守到了第二道防线。
对中国军队的第二道防线的攻击充满了戏剧色彩。山口素臣的“为国争光的小心眼”并没有为日本皇军换来他所渴望的荣誉与赞扬。恰恰相反，不顾总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擅自行动的日本人，引起了所有的联军官兵的愤怒与憎恶。
中国军队在北仓布下的第二道防线根本说不上坚固，而正因为各国军队对日本人的情绪，使这场本该很顺利结束的战斗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复杂因素，导至骄横的日本人付出了更惨重的伤亡代价。
意大利、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作为联军主力的俄国人至少就绝对不愿意真心实意地帮助日本人。
而兵力稍逊于日、俄两军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对日本人的动机心知肚明，也只采用了对自己的士兵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手段来支援日本人的战斗。
这些来自西洋的军队根本不管北仓已经响起的枪炮声，完全按作战计划行动，一切按部就班地向北仓前进。
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不敢走乡村小路而尽可能地改走庄稼地，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这极大影响了他们前进的速度。
对北仓第二道防线的进攻，居然就出现了其他六国军队在一旁当看客，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单练”的场面。
山口素臣清楚自己的决定激起了众怒，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了。
好在中国人并不比自己的人多，而且他已经小胜了第一轮，官兵们士气正高，对单独由日本军队攻下北仓，充满了信心。
山口素臣深知以日本目前的国力与威望，很难争取到这样一个能够让日本人成为国际大舞台上出演绝对主角的机会，所以他对这个展现日本皇军威风的“国际大舞台”尤为珍惜。他的部队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对日本人心存恐惧的中国官兵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防线上，中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
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其他的联军部队投入进去，中国军队肯定抵挡不住，但这样理当出现的情形并没有出现。于是，中、日两军出现了胶着的状况。
如果不是因为联军对日本人的这种不友好的情绪太普遍太强烈，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完全可以再接再厉，在偷袭中国人的火炮阵地后马上再立下一个更显赫的战功。
因为，离他们此时所待的地方不到3公里的一个地方，正是中国军队在北仓的最高统帅马玉昆将军的战地指挥所。这个原本唾手可得的战果，洛斯勃尔却主动把它让给了日本人，这让他后来好生后悔！
火炮被炸毁后，洛斯勃尔居然对日本人在中国人的第二道防线前的猛烈进攻视而不见，下令战士们饮马喂食，士兵也抓紧时间吃干粮，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队日本骑兵经过他们的阵地向北仓方向而去，日本军官还友好地用英语和洛斯勃尔打个了招呼。
没过一会儿，就从这队日本骑兵消失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当日本人丢下五六具尸体，从一座被中国军队掩护撤退的机枪严密封锁的小桥上终于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十来顶帐篷、几面正中绣着“马”字的大旗和几大锅热气腾腾的饭菜，而在他们前方，一队人马正惊慌失措地向着远处逃去。日本人进去后才发现，他们在无意之间闯入了北仓中国守军的最高指挥部。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32名中国军人，他们中既有中国将军的幕僚，也有将军的卫兵、勤务、伙夫，全部被日本骑兵砍了头。
前线的最高统帅一逃，中国军队全线瓦解，争相放弃阵地，向着杨村方向遁去。
北仓之战历时6个小时，联军伤亡332人，其中日本人301人。
没有中国军民死伤的数字，史料上从来如此，史家们或许是不忍心拿这样的数字来做比较，或许是依照修史的惯例，从来没有把中国普通人的生命当回事儿。
胜利后的联军此后在北仓还有伤亡，但不是中国军队造成的，而是中国军队逃跑时出现的混乱场面，给联军方面造成了极大的误会。
刚刚在一旁观战的俄军见中国人溃退了，也争相拥到中国人丢弃的阵地上去争抢战利品。
而一直观察着这处阵地的情形却隔岸观火的英军认为参加战斗的最好时机到了，误认为在阵地上晃动的身影是正欲逃跑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
美军的运气也不好，突然天降炮弹，一下子死了8名士兵，炮弹是从他们的P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所为。
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
日本人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山口素臣听到的不是联军的赞扬而是愤怒的谴责和风凉话。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的针对日本军队出现的大量伤亡而评论说，日本人不具备现代战争的理论素养和战术，因此不能由此确立日本的强国地位。
联军占领了北仓，中国军队则退缩到了杨村。北仓的狙击战形如儿戏，那么，下一个中国军队的阻击地点杨村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难想象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劳师远征的外国人打仗会打得如此窝囊，可以说，决定胜负的几乎所有有利条件都在中国军队一方：联军是疲惫之师，中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中国官兵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和芦苇；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中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然而，紧接着发生在杨村的这场战斗与北仓之战相比，则充满了更多的悲剧色彩。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中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道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坑道或工事。
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中国军队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甚至把1公里以内的庄稼和芦苇泼上煤油全烧光了。
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马玉昆残部，兵力达16000人。
从北仓随着溃兵逃到杨村的，还有直隶总督裕禄。
作为前线的最高统帅，此时的裕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他从天津逃到北仓，再从北仓逃到杨村。自从在天津与洋人交火以来，每打一场败仗，他就向朝廷上呈一份“捷报”，让慈禧太后和一帮主战的王公大臣们着实地空欢喜了几回。
可是，牛皮最终被洋人的枪炮戳穿了，夷兵并没有被他的武卫军和义和团灭尽，他手下的将军们指挥的一次次阻击却兵败如山倒。
由于官轿在战场上目标太大，容易招来联军的炮弹，裕禄的精神与身体状态又不可能骑马，所以只得趴在侍卫的背上向着后方一路狂奔。
裕禄恍惚中心乱如麻，折磨着他的神经的，早已不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如何领导中国军民和洋人进行战斗，作为前线的最高首脑，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问题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
这让裕禄哭笑不得，既然慈禧太后都已主张议和，自己还能放开手脚同洋人死打硬拼吗？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重新握手言欢，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么？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不也只能落得一个死字么！
左右为难的裕禄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死期到了，他曾经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张德成、曹福田全都撒丫子跑了，他们的吹嘘的无敌神功超凡法力成了洋人蔑视中国人的最大笑话。连中国最精锐的武卫军也同样挡不住洋人的进攻。没有任何希望了。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巨大的绝望使他变得来浑浑噩噩，连逃跑的勇气也丧失了――说白了，中国前线的最高首脑已经被朝廷模棱两可的态度彻底地弄糊涂了。在天津南门城楼上，他并不想临阵脱逃，他是被一帮忠心耿耿的侍卫强行拖着下的城楼，侍卫随后又轮流背着他往后方逃去。但是，当裕禄身边的人发现他的神经已经完全错乱，知道大势已去，逃到杨村后，便三三两两地抛下自己的主子拔脚开溜了。
严格地说，中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战算不上一场真正的战斗。因为，所有的指挥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军队的后勤也已瘫痪，溃退下来的军队原属不同的部队，此时完全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杨村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军队，又无人安排他们的饮食马料与宿营地，混乱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杨村来不及撤离的老百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溃兵们的洗劫对象，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三顿不吃饿得慌”，没有了后勤，士兵们的肚子怎么办？他们只能强行冲进老百姓的家中搜寻食物。这样的行动立即衍化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抢劫，对于比食物更诱人的金银财宝和年轻女人他们当然也决不会放过，所有的铺号都被溃兵们强行砸开，绸缎、布匹、金银器物，溃兵们看见什么抢什么。
女人则成了溃兵们泄欲的对象。他们甚至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当着父亲的面强奸女儿。
直到联军进攻的枪炮声响起，发生在杨村的这场暴行才始告终止。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战区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人人存必杀之心，更使他们成为了无数条被扔到岸上等死的鱼儿。
山口素臣强烈要求继续担任攻击杨村的先锋，来自欧洲的将军们对日本人的野心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联军总司令部干脆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而改由对这场战争表现得并不热心的美国人来完成――萨菲指挥的美军奉命主攻杨村。俄国人和法国人用炮火支援他们，英国人则从两翼对美军的攻击予以配合。
6日上午11时，3000余名美军开始冲击了。俄国人和德国人忠实地用火力掩护他们。
英国人也出动了，鲍尔和赫里尼克各率华勇营与印度军队向杨村的左右两翼迂回包抄。
表现欲极强的日本人对联军总司令部剥夺了他们在“国际大舞台”上继续扮演主角资格的这一决定十分愤怒，所以，他们索性在杨村之战中老老实实的当起了看客。
华勇营则是全体出动，压向中国守军的右翼。洛斯勃尔的骑兵营脱离了华勇营，绕了一个大圈子，到中国守军的后面去伺机游击。
中国军队架设在铁道线上的炮兵开炮压制美军的冲击，但是，几乎在他们开炮的瞬间，联军反压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响了起来。中国阻击阵地上逃亡的态势犹如面临崩溃的河堤出现细小但可怕的裂缝一样。当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从中国守军前沿的侧后包抄上来，中国士兵的逃跑势头迅速扩大了。
此战联军阵亡28人，伤144人。
其中美国人死亡23名，伤42名。这也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伤亡。
仍然没有中国官兵的伤亡数字。
洛斯勃尔率领骑兵营冲进杨村街道上时，这帮英国人和中国人看到的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中国守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没命地向一切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逃去。军旗，枪械，弹药箱扔得遍地都是。两边的铺号全都敞着门，里面的不值钱的货物商品凌乱不堪，一副刚刚遭受过洗劫的样子。
当老百姓发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洋兵”居然更多的是中国人时，那种情绪的变化让华勇营的官兵们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老百姓争相拥上前来，向他们报告中国守军逃跑的方向，更多的男人则拾起溃兵们扔下的武器，自发地配合长着中国脸的“洋兵”们抓捕中国溃兵，一旦抓获，当场打死。
一位中年男子堵住骑兵营哇哇大喊，看样子他很着急，一张脸憋得通红。
洛斯勃尔没有听清楚他喊叫些什么，问郑逸秋：“他说什么？”
郑逸秋说：“他说，有一个中国的大官躲藏到他的店里去了。他愿意带我们去抓这个大官。”
洛斯勃尔用马鞭指着中国人问：“你怎么知道躲到你店里的是个大官？”
“呃，长官，我看见了那人脑袋上的顶戴和花翎，我虽不清楚他是朝廷的几品大员，但肯定是个大官。和他一起进去的，好像是他的两个护兵。”
洛斯勃尔兴奋地叫起来：“好啊，那我们还等什么？”
骑兵们跟着这位男人很快便到了他所说的地方。
这是一家棺材店，店门敞开着，从街上看去，店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棺材。
士兵们下了马，将棺材店包围起来。
洛斯勃尔用中国话叫道：“里面的人听清楚了，马上放下武器，给我出来！”
躲藏在棺材店里的正是直隶总督裕禄。
此时，裕禄手里拿着一支子弹早已上膛的小手枪，静静地躺在一口黑漆大花板棺材里。他还活着，所以他清楚地听见了外面传来的稍显生硬的中国话。
当杨村的中国官兵开始全线大逃亡的时候，这位神经早已恍惚的最高统帅残存的最后一点意识提醒他：现在是他杀身成仁，报效天恩的时候了。
就在美军已经攻进杨村的那一刻，裕禄总督照例被两名侍卫架起往城外逃去。可一到街上，侍卫发现前面逃亡的人被抄后路的一支英国骑兵堵了回来，情急之中便将他们的统帅往街边的一家铺号里一扔，自己撒腿逃了。
形单影孤的直隶总督发现侍卫居然把他扔进了一家棺材店――相信天人感应的裕禄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宿命。
裕禄为自己选择了一具上等的楠木棺材，双手挪开棺盖，躺了进去。
当听到店门响起洋人的喊话声后，他拿起枪，将枪管从嘴里戳进去，然后扣动了扳机。
听见枪响，洛斯勃尔和手下一窝蜂拥进店里。
洛斯勃尔一眼便认出了躺在棺材里的人。他的瞳孔发直，以一种激动得怪异的声调对郑逸秋等人嚷道：“上帝啊，这是直隶总督裕禄！他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视察时，我在大操场上听过他训话！”
联军对杨村的洗劫毫无所获，因为几乎值钱的财物均已被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民抢光了。所有帮助联军抓捕中国官兵以及举报藏匿粮食牲畜地点的杨村老百姓皆得以赦免，其余的一律集体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