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9、笑谈悲情岁月

　　宋晓涛

　　我记述的是我知青生涯中1964-1968年的这一段。尽管1968年以后我还有两年多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知青史。

　　我想重现一段个性化的历史。

　　曾有过的不幸和心酸，于平凡者，只是流逝的岁月；于庸者，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智者，是积淀的精神财富。回首悲情岁月，对于今天的过来人，我真希望是巨龙腾飞的匆匆一瞥，是笑谈风云的浅浅一杯，是对冷暖人生的领悟观照，是对逝去岁月的豁达宽容。于是，岁月回眸，悲情不再，沧桑依然……

　　一

　　让我从1964年说起。

　　这年深秋，我初中毕业，没能继续升学念书，于是就上山下乡当了知青。

　　其实，事情的背景远远不像我叙述的这样简单。

　　上山下乡，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而人生命运的这次分流，是特定时代铸就。

　　我生于南京，长于上海，一岁的时候，被全托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幼儿院。听我奶奶说，那是新中国最好的幼儿院。宋庆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宋奶奶还抱着我合过影。

　　我父母在上海是国立剧专剧团的演员。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爸参军解放大西南，后来就留在了重庆。几年后，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异，我和二姐晓慧随奶奶乘船抵渝，跟了爸爸。

　　爸爸那会儿春风得意，是西南文工团、市歌舞剧团的艺术权威―艺委会主任，我和二姐自然成了全团的宠儿。

　　始料不及的是，命运会在顷刻改变，前途会在霎时断送。

　　1959年7月，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一下子成了“右派家属”。

　　本来，“反右运动”在1958年夏已经结束，他原本没事儿。1959年6月他带团去北京参加全国歌剧调演，获了奖还评了全团标兵。但谁料想人缘特好的他忽然间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这年我11岁，我亲眼见到对我父亲“组织处分”时的张榜情形。

　　一天深夜醒来，身边的奶奶不见了，忽听单层木板相隔的爸爸房里传来压低的哭泣声。二姐猜测说，家里肯定出了事。

　　第二天清早，我拎着饭锅去市歌舞剧团食堂打早饭，路过公布栏时，见二人正将一张“……撤销副团长职务，戴上右派帽子，降薪三级处分”的白榜，换下了那张“……因导演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全国调演中获奖，被评为全团标兵”的红榜。

　　我当时脑海轰然一下成了空白：我爸的“标兵”怎么顷刻就换成了“右派”？“红的”怎么立马就变成了“黑的”？

　　这个疑问涉及的层面实在太多，当时没人能回答我。

　　之后，我爸被送到百里之遥的长寿湖渔场“劳教”3年，“戴帽”洗厕所拉板车达22年。

　　事后，听说我爸是被补划的，原因是在审看剧目时他顶撞了文化局局长，说了句“不懂不要装懂！”当然，在中国的官场，公然顶撞上级领导是要吃大亏的。但我爸最大的悲剧还在于：22年后获得平反，而在各类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纸有关对他“定性右派”的组织文件。后来平反的工作组说，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个奇冤，因为全国在1958年夏就已经结束划右派，当年秋天中央内部提出开始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而这“摘帽”同1959年十年国庆特赦战犯一起是作为当局的重要形象工程的，那么在1959年7月也就是十年大庆前还来“补划”给我爸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绝对是局长泄私愤的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意见了。由于没有组织处分文件，因此，平反落实政策也无从谈起，22年的不白之冤（从38岁到60岁的整个人生的黄金壮年被耗掉）就不了了之。

　　而我呢，从早先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幼儿院被宋庆龄奶奶时时搂抱的幸福记忆中，一下子跌落到“右派分子狗崽子”的惊怵里，天堂地狱，翻覆于顷刻之间。

　　两年后小学毕业，我没能进入公办中学，而是被分配到官井巷民办中学。

　　1964年初三的下学期，除了备考，就是为升学作准备。

　　准备之一，就是报考前填写履历表，其中，“直系亲属的政历”、“个人的态度”等栏，每次填写，都需要杜撰。为一个小小的报考志愿去“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最让我难受的。

　　我填写的所有文字内容，都是我奶奶口述的。

　　我奶奶从小在兵工厂捡煤炭花，15岁出嫁，没文化。让人敬佩的是，她在新中国妇女扫盲运动中，硬是靠刻苦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识字水平，创造了新中国妇女学文化的奇迹。她因此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作1952年2月号封底人物，后又因此被选作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长安兵工厂和市歌舞剧团的家属主任委员，因此练就了她的口才和文才。

　　我爸被打入另册，我奶奶也入了另类，她的口才和文才，仅仅体现在指导我填写履历表上。

　　她说，我们家现在是“右派家属”，没法抬头，但说话填表，要站在批判“右派”的立场上，用“批判”把你和你爸隔离开，因为你的前程还没有开始啊！在填写你爸解放前接触过的单位时，必得加上一个“伪”字，如：伪金陵兵工厂、伪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伪剧专校友剧团……在谈及你爸的“错误性质”时，要用“忘本”、“资产阶级思想”、“反党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在谈及组织对你爸的处分时，要说“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奶奶的话语在我的笔下慢慢变成了文字。我填着填着，忽然听不到奶奶说话了，抬头一看，只见长长的泪水在她老人家怆然的脸上流淌……

　　我轻轻问，真是“罪有应得”吗？

　　奶奶一下子抱住我的头，哭出声来。可是，三两声后，她又断然打住，惊诧的眼神四下探视，唯恐被人发现“不满的情绪”（不敢哭啊）……

　　她轻声抽泣说，几千年了，一人有罪，满门抄斩……

　　我奶奶是一个小脚的旧式妇女，一肚子封建时代的故事，她特别担心我会因我爸的“株连”而断了前程。

　　正是因为奶奶的思绪，我每每在履历表的填写上，总是把她的过激的批判、尖刻的断语统统纳入其中，俨然一篇向我爸声讨的檄文。

　　奶奶说，只有这样，才能向组织证明你与你爸划清了界限，你才可能得到组织信任，你才可能有前途。

　　但是，每次填写，都是一次心灵的颤栗。我不敢让我爸看见我填写的内容，老远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会慌忙藏起履历表，当他离开后我再次提笔时，我会发现我的手抖个不停―心在战栗啊！我感觉我在出卖父亲，像叛徒出卖灵魂保命那样保全自己的前程，我心虚呀！可久而久之，填写多了，形成定式，心灵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奶奶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违心的了。

　　可是，尽管经历了这样痛苦的心灵炼狱，1964年，我收到的依然是《不录取通知书》。

　　其实，我早有预感，因为早一年的1963年，我二姐就收到《不录取通知书》。

　　二姐晓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重庆十九中学广播站站长（广播站就她一人）

　　那会儿学校没有唱片，一部《洪湖赤卫队》歌剧，是她每天三遍亲口清唱让师生一饱耳福，至今她母校的老师提起她，谁不是啧啧赞誉？她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她索性当月就向街道申请，到云南省最边远的个旧市“支边”去了。全校高中部就她一人远走高飞，可以想见她心灵的痛楚。

　　而现在，动员我上山下乡的居民代表就坐在家里等待我们的表态。

　　“去吧，跟你姐一样，没法子的事儿！”劳教后已回歌舞剧团扫了两年厕所的爸爸说这话时，我第一次见他在我面前揉擦湿润的眼眶，他甚至弯下腰佝偻着身子……让我猛然觉得他仿佛要给我跪下，弄得我热血冲顶，跳荡的心像要堵住嗓门了……

　　我心底清楚，我是“五类分子子女”―“没有继续上学的权利”，“必须上山下乡离开城市”。

　　这样的安排对“五类分子”家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当局正在贯彻强硬的阶级路线。

　　阶级？我们家以前祖祖辈辈可都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啊！

　　只是，一顶“右派”的帽子改变了这一切。

　　实在说，我下乡时没有那么多的愤愤然，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二姐在我头里也上不了学，我能不一样吗？况且，二姐走得那么远，而我只到大巴山，算幸运的……

　　再说，还有那么多“同类”―龚可，他爸与我爸同是市歌舞剧团的“右派”，周大同、回光时都是我的同学，一大拨人。这是“黑五类”子女的命，我认。

　　二

　　1964年9月，命运把我们33个城市青少年抛掷在大竹县张家公社的马家山上一个小院落，这里本叫陈家湾，这会儿改称“张家公社马家山林场”。

　　公社武装部邓部长在安顿好我们后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

　　末了，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在三大革命中好好改造自己，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吧！

　　我渴望“进步”。我下定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吃大苦，耐大劳，让组织考验我。

　　二姐从遥远的云南边疆给我买了一套乌密风的水粉花卉小辑寄来，勉励我画山画水，争取进步（我至今将此画珍藏）

　　林场知青们伐林开荒，垒石造田，热情似火，干劲冲天。年轻人对一个新鲜的环境总是充满新鲜感，那个“战天斗地”时代的基调因此而显得昂扬乐观。

　　我在心底说：在三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成红色接班人！

　　同时，我下定决心，过好“三关”，发誓三年内不回重庆探亲。

　　我们规划了林场的蓝图，并努力付诸实施。

　　我们在马家山陈家湾平整了一块水田，挖泥挑土，夯筑土墙，盖起了一幢两层小楼。

　　我们又在马家山林场五里外的田岔子荒坡上，清理出一块老宅地基（有下脚石）

　　……夯筑起了一长排平房，开发了田岔子分场。

　　听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80年前的一个老地主。

　　我们开玩笑说，将来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老知青。

　　两处林场共开垦出100亩土地和水田，足够四十来号林场男女生产自足。

　　1965年深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政治空气浓郁，我和周大同当了劳动标兵，都写了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没多久周大同被委任为林场新场长，取代了本地的老场长。

　　始料不及的是，几月后，忽然有一天，林场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地被宣布统统靠边站，周大同场长、邹孝琼会计在马家山林场“下楼”，张正清场长在田岔子分场“下楼”。我懵了，因为在我心中，这几个当权派表现很好，况且他们正领导着我们建设家园，怎么能靠边站呢？

　　这其间发生了多少让我心灵震颤、不知所措的幕幕闹剧。

　　一天，周大同正在大会上“下楼”，检查自己的“四不清”。忽然，工作组组长振臂一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被吓了一大跳，惊得心口咚咚直响。

　　见知青们一下子没有反应，工作组组长又领呼了一遍。

　　于是，知青们莫名其妙地呼应了一下，都举了举拳头，只有几声稀疏的言不由衷的声音附和。

　　尽管这样，我就已经觉得胆战心惊了。我在电影里看到土改时斗地主有这一幕，周大同怎么也不可能等同于地主吧？

　　这时，我看到周大同在瑟瑟发抖，样子非常可怜。忽然我想哭，心很疼。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爸爸，他一定也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灵打击……

　　又有一天，田岔子分场的张正清场长被叫到前锋大队“下楼”（他原是该大队干部）通知林场知青参加。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正清弯下了腰。我远远看见工作组组长把林场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叫到身边说了几句，接着就见她上得台去……义愤填膺地说了几句不得要领的批判语，那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知识青年绝不答应，你休想把我们带到邪路上去！”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张正清场长抬起身子回答她的问话时，冷不丁地她一扬手，手臂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啪的一声，一记耳巴子重重地扇在张正清的脸上。我几乎是随着那一声响，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脸，我相信我此刻的脸一定因为别人挨这一记重击而变得通红。

　　我的心开始发抖。一是张正清场长是个好人，我在为他痛心。二是大打出手的她……是我心仪已久的姑娘，我暗恋她，崇拜她，她在我心中是绝对完美的，这一记耳巴子打坏了她的形象，打碎了我的心……

　　事后我老想，工作组组长到底向她说了什么？她出身豪门，资本家的女儿，大家闺秀，美貌出众，工作组组长有意“抬举”她，让她在“风尖浪口”表现一下。

　　而她是一个听话的却又没有多少独立思想的人，也许一句“看你的了”就足以暗示她产生过激的行为，作为“黑五类”子女，她也要做给组织看啊！事隔多年后我拿这事问过她，她矢口否认说我瞎编，可见这于她是没有印象的。而对于我，心中的偶像，暗恋的情人，她手臂那一道美丽的弧线，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了。

　　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就扭曲了人们的命运，扭曲了人们的灵魂。

　　1966年2月10日晚上，我接到爸爸的一封紧急信件，说奶奶病了，要我火速赶回重庆。连夜把紧急信件送上山的干部拿出了我爸爸写给公社党组织的信，另有一封云南发给重庆我奶奶的电报。

　　我一看，顿时天旋地转，瘫软在地―

　　电报说，宋晓慧同志（我二姐）已于2月5日死于云南东川的大地震（她当时在东川小江农场任技术员）

　　第二天，我在摇晃的返渝汽车上神情恍惚。车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今天我又翻看它，真该为当时扭曲的心灵而深深忏悔：

　　姐姐，你睡吧

　　姐姐，你睡吧！

　　还有什么事儿心中挂？

　　只要我当弟弟的力所能及，

　　我一定给你作解答。

　　是不是穷白没抛掉？

　　是不是理想未到达？

　　这个你千万放下心，

　　几辈辈以后保证是个新中华。

　　……

　　我失去了最最爱我的胞姐，我恨云南，我恨东川，我恨支边，我恨上山下乡。我心里这么想，可笔下敢写吗？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什么时候了？什么样的心境下？我居然“化悲痛为力量”，大写特写“革命打油诗”。

　　奶奶已经因悲伤倒床不起，爸爸不能赴云南奔丧，只能在家里点上两支蜡烛，为姐姐写了一张灵牌，他跪在前边，我跪在后面，重重地向姐姐灵位磕头。爸爸号啕大哭，打头捶胸，不能自已，我知道他在自责，他把自己认作是全家的“罪魁祸首”。

　　只待了一周，我就急急回到了林场。不少知青为了给我安慰，半道上来接我。可我“坚强”得像没事一样―我心里暗自说“我战胜了自己”，“我成熟了”。

　　呸！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金水桥旁的喜泪，宝塔山上的霞光，引起了我们多少遐想。林场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男）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

　　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我们是“黑五类”，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是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

　　我二姐晓慧去世后，我大姐晓�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我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我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

　　“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30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之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

　　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儿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的，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

　　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联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

　　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

　　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

　　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

　　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联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的，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

　　四

　　1967年1月3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17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厅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我们来京，原本是冲着“伟大领袖的接见”，来京第二天，我们就奔赴朝思暮想的北京天安门。

　　因为不让过金水桥，隔水相望，朝思暮想的天安门，远没有梦境中那么高大。铁红色的墙基上，“文革”标语白底黑字加红叉，格外醒目。全国各路人马齐聚天安门广场，横幅、造反旗、红袖章、红宝书，映得天安门一片红海洋。

　　每天清晨，在招待所食堂揣上几个大馒头，灌满军用水壶，我们一拨人去北大，走清华，赴北航，像朝觐的圣徒一样，抄大字报，抄“最高指示”，就这样待了十多天。

　　1月22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我们听到了周总理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的号召：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当时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很明确的就是农村，就是林场。

　　回到重庆，与一些知青造反队伍一接触，他们“老家”的概念，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杀回老家”，就是从农村杀回重庆，要把户口办回来。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

　　他们说，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认为，“杀回重庆”讨要户口……与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庆的两三天里，我亲自拟就了《告知青战友书》、《“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四处张贴，八方散发，号召返城的知青们尽快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市中区“文革”小组应我们要求，请部队准备四辆大卡车，过几天送我们返回农村。

　　没多久，一条海报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组织发起的“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将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

　　但此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誓师大会发起者们的真实意图，我更意料不到这将是重庆知青营垒两种观念、两种命运的一次历史性大碰撞……

　　重庆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知青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本身就说明知青的活动能力和对此会的重视。

　　实在说，这天在踏入大礼堂之前，我并不清楚组织者和参会者是一腔什么样的心愿？

　　我们“五四红色造反团”由年纪最小的胡伯寿高擎团旗，整队入场，上了二楼，为的是把我们宽4米高3米巨大的团旗平展在二楼的栏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楼居高临下，很多团队的标语口号赫赫在目，让我惊讶：“还我户口……还我青春”；“杀回重庆来，就地闹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知青换新天”……这些舞动的大幅标语，伴和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喧哗声，使重庆人民大礼堂不再神圣，不再庄严，而是在浓烈的造反气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壮色彩。

　　我一下子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性质与我们的意愿是相悖的。

　　说真的，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原本不是来唱对台戏的。

　　我对胡伯寿说，我一会儿要上台发言，你看我的手势，当我说到“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五四’道路”的时候，我们造反团撤离。

　　誓师大会开始了。似乎没有细致的大会议程，上台的人乱糟糟的，像生产队里开大会。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们过激的批判语言让我头皮发炸，但他们过人的勇气多少有点让我佩服。

　　大概五六个人发言之后，我往舞台的边幕走去。腹稿很简单，就是谈谈参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感想，表达我们要回农村去的意愿。

　　意外地，在舞台边幕上，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朱大明，我俩从小在市话剧团一块儿长大，这会儿他在主持会议，或者是他在控制话筒和音响。

　　我说，我要说几句话，我刚从北京回来。

　　接着，朱大明就冲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场宣告：现在请北京来的宋晓涛讲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知青战友们，首先，我代表“五四红色造反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绍和我那标准的普通话（从小在话剧团文艺家庭长大语音纯正）让大伙儿误会了，一句话引得掌声雷动足足半分钟，真把我当京城红卫兵了。

　　有人在台下领呼：感谢首都红卫兵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战友。掌声终于减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家请往二楼看，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团旗，我们是“五四红色造反团”的。

　　我不紧不慢地讲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情况，其间，在讲到“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时，台下又响起了几次掌声。再往后，我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首都这次誓师大会的意义。我讲得很谨慎，我没有否定现在的知青大会。我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与工农结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渐渐地，台下有些哗然了，显然，这声音不是与会知青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朱大明借整理话筒之机，过来提醒我：你讲偏了！

　　这时，台下冲上来两个人，他们憋不住了，伸手抢我的话筒。

　　我觉得我该说结束语了，于是抓住话筒不放。

　　我最后说：知青战友们，相信自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动作和语言多少有点像革命者临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壮，又滑稽。

　　可是，话没说完，声音没了―显然朱大明关掉了音响。

　　大礼堂乱起来了。我看见二楼胡伯寿挥舞着大旗，我们的队伍开始退场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声响起来，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然，是装出来的……

　　1967年2月中旬，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石子区近百名知青，分别乘坐军分区提供的4辆大卡车，准备返回大竹县。我们汽车经较场口去解放碑绕行一周，一作告别，二作宣传―我们准备了不少《告知青战友书》和《“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要在那里抛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绕行解放碑时，我们依然把宣传品撒向空旷的街道。李焕琨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两年多前我们首次下乡经过这里时也唱过，但此时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几分新意，又添了几分悲壮。

　　五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

　　这是一幢独院小楼，法式建筑，带花园的，过去曾是大竹县本土军阀“范哈儿。”

　　（即如今因电视剧扬名天下的“哈儿师长”）的私人别墅。环境虽然漂亮，但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

　　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用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

　　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说，我们1964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所有的原始意念在翻腾……在打架。

　　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

　　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生产力发展停滞，财政吃紧，加之人口增长过快，教学机构不足，众多青少年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学，产业结构又不合理，城市人口就业途径越来越狭窄，过多的失业人口将招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群体下乡。国家早已明确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将此作为一个兴国兴邦的事业无可厚非，艰苦的地方也确实需要建设者……但问题是，这支发往艰苦之地的主体建设者是以什么标准和方法来挑选的？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的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这一拨视为异己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安民告示，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

　　（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在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分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的纸签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了―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

　　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4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了。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做“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信念的完全颠倒真是时代和个人的讽刺喜剧。

　　大家开始收拾行囊。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

　　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封建迷信的诡谲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啦。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这真是“玩火者自焚”、“咎由自取”！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读着文章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为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小将们的错误被原谅了，因为并没有谁被抓起来。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

　　六

　　“文革”中的重庆，武斗全国闻名。全家为避战火，分散躲藏，各奔东西。我则随同众多的难民爬上北上的火车，去西安电影制片厂见我分别了十多年的亲娘，躲避战祸。

　　分别了十多年的母子重逢，情景自然是动人的。母亲看儿小孩变大人，情理之中……儿看妈妈一头“乱鸡窝”，莫名其妙。妈说，这是造反派给剪的。原来，在我来西安的几个月前的寒冬里，家里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妈是剧团当权派，也被按住头颅挂牌游街。妈说，她与陕西省作协主席、《创业史》作者柳青同押一车，柳青是秃顶，我妈担心他在寒风中游斗会着凉，谁知柳青笑笑说：“不会，因为始终有一只温暖的大手按住我的头顶……”我妈谈这事儿似乎很轻松……而我早已双目涟涟，没想到我妈高干家庭依然逃脱不了被造反施虐的遭遇。不过，疾风暴雨暂时过去，已经“靠边站”的母亲每天只是扫扫花房，偶尔被叫去训训话，所以家中相对比较平静。这里应该是我这个“黑五类”子女的避风港。

　　这样的不算正经也算逍遥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到了1968年中，终于因为造反派的干预而结束。

　　这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帮人踏入家门交代事情，不经意间他注意到了我。

　　次日下午，我妈被叫走了。晚上，妈回到家，把我叫到客厅，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欲言又止。

　　妈说，造反派要让你离开西影，说你是不是犯了事儿，为什么不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说，走就走吧，再待一周，别难为了你们。

　　这时，我妈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目光，慢慢摸出一张纸笺，交给了我。

　　我看着，心跳加快，脸儿发烧。

　　这是一纸“勒令”―

　　“据了解，宋晓涛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居然在西影躲藏了将近一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必须交代真实的意图。同时，限定宋晓涛24小时之内滚蛋！”

　　我心里开始难受。好长时间里我把这种难受的感觉差不多给忘了，想不到我在远离重庆的西安，在我高干的母亲家里，我依然是那个“黑五类”子女，依然是个“狗崽子”。

　　我眼睛红了，湿了。

　　妈说，如果明天走不了，我们去说一说，延后一天。

　　“不，我不是怕走不想走，而是……”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我扭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晚上，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隆隆的火车轰鸣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什么时候我才不是……

　　1968年中秋节，我终于在漂泊一年后返回了林场，又和知青们处在了一起。

　　但是，此时的林场已经没有了前些年的蓬勃朝气，不再烧山垦荒，不再你追我赶地挖地，不再欢声笑语。虽然仍然吃大锅饭，但有些房间里筑起了小巢―1967年“回城梦”破灭的时候，大部分知青回重庆当“逍遥派”，而杨绍林、陈章国几对男女后来又返回了林场，过起了同居生活。

　　这是一段坐吃现成、得过且过的日子。

　　闲处山林百无聊赖，见几对恋人已公开同居，我既茫然又向往。耳闻目睹，春心萌动，开始为思念而夜不成寐。终于，在那个夜晚，在那条小溪边，我鼓足勇气心潮澎湃地对我的意中人念了我的情诗，表达了我的爱。但是，她说：“别想入非非了，我比你大一岁，这不可能。”就像大姐姐安抚小弟弟那样，把我炽热的情火顿时给浇灭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越更显得无聊没趣了。

　　那幅自给自足的林场蓝图离我远去了。

　　那份渴望得到“信任”、要求“进步”的热情消融了。

　　那个“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信念失却了。

　　一次“教育”，一个“运动”，一场“革命”，从重庆到大竹，从西安回林场，此时若谈起四年知青生涯的收获，我真有些茫然。

　　新的兴奋点在1968年12月24日出现，过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来到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天，公社革委会向我们传达了那条著名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9年1月8日，我们再次被通知到了公社，这次向我们传达的是《达县地区革委会关于撤销社办林牧场的决定》，以及大竹县张家公社革委会对林场知青重新安置的详细方案。现有的1964年、1965年重庆上山下乡知青38人，分散到六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谁和谁插在一队住在一户，完全自由组合，这样，那些公开同居的或准备同居的都如愿以偿。我和周大同联手，分在五大队五小队。

　　经营了四年半的社办林场就这样解体了。

　　过去当知青，今后当农民，再往后呢……不去想了，想也无用。

　　当我们数十个重庆知青在林场收拾好行囊，拎着脸盆，又像几年前初来乍到的那样，一字儿排开地面对落成才三年的林场房舍，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这是亲手修建的林场。

　　这是将要永别的林场。

　　我禁不住联想翩翩―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知青。

　　别了，我的林场知青生涯！

　　别了，我的1964-1968……

　　作者简介

　　宋晓涛，男，生于1948年。1964年毕业于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同年9月上山下乡到大竹县张家林场。1970年招入大竹县文工团，任演员、导演、舞美、编剧。1993年调入重庆市人口宣教中心，任电视栏目编导、中心副主任。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