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11、黄河滩上的杭州知青

　　王维铮

　　黄河九曲，自巴颜喀拉山一路奔腾，过了宁夏境内的青铜峡后，流入了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平原东边是鄂尔多斯台地，西边是贺兰山，呈两头尖尖狭长的条状……黄河就沿着东山蜿蜒流淌。在这黄土高地上，黄河就像一匹脱缰的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插队那阵，黄河向东涮了过去，在河西淤下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们插队落户的多多少少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新淤出不久的黄河滩地上……

　　永宁县农场

　　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有个永宁县农场，1965年秋，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插队落户来到这里，组建起了一个青年队，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名为县农场，其实与一般人民公社普通生产队一样。我们以及其他农场场员们也都和人民公社社员一样，没有工资没有粮食定量，也要评工分，也要等年底分红。到后来农场办不下去了，青年队解散撤销，建制成了通桥人民公社辖下的一个大队，取名叫东升大队，知识青年被打散二次插队落户，青年队里搬进了一些当地农民成了东升二队。

　　没有谁深究过为什么要办那么个集体所有制的农场。现在看来，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黄河边淤出来这么一大片肥沃滩田，总要有人去经营。另有可能是，宁夏各地检疫出来的患有鼻疽病的马，需要有一个偏僻地方集中喂养。黄河滩交通不便，又少大牲口来往，是个理想的鼻疽马隔离区。第三是因为反右运动后，有一大批亟待苦乏其身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需要弄个地方安置。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建立这么一个县农场。

　　到了四清运动后期，大批右派分子被摘帽恢复工作，农场人口骤减。正好我们响应号召，到宁夏来插队落户，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安置地。为了安置我们112名杭州知青，场部从农场一队、二队的耕地中划出部分土地，成立了一个青年队。这片土地除了在青年点南面的杜家岗子的二十几亩是好田可以种麦子，其余都是些高海拔的易灌不易排、盐碱化很严重的低洼田。田里长满荒草、坑洼不平，田埂歪歪扭扭、时有时无，田块大小不一、高低不齐，都是些黄河东进后淤下来的未经怎么开垦过半荒田。

　　场部挑选了几个当地人与我们一起来组建青年队，一位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青年农民李大明来当我们队长，此人看人睹物习惯眯起一只眼，没多少文化却是第一个能听懂杭州话的当地人；年长点的叫杨伏山，已记不清他算是政治队长还是民兵连长，也可能是身兼两职的。一个典型的西北大汉，身高力大，话音洪亮……他的形象使我联想起我看过的一部世界名著中描述的一位扛起车轴救人的市长……一位老技术员也姓杨，也是队委会的成员；派到青年队的还有给我们烧饭的炊事员贾万银大伯，喂牲口的饲养员后来又种菜种瓜的赵大伯，以及专门负责教我们干农活的王利。这是一个狡黠的老中农，说毛主席身上也有几颗虱子的就是他……他还指着我们发的竹扁担问：“这玩意小时候能吃？”有人回答他说能吃。我在晚上小组生活会上提出来，批评那人糊弄宁夏人，熊猫也啃不了那老毛竹。那人急得跳起来说，竹子小时候是笋，当然能吃，这我才恍然大悟。王利有一把锹……每天擦得锃光瓦亮，锹把光滑得像打过蜡一样。

　　我们一开始的劳动内容主要是平整土地，每天王利蹲在地头一瞄，拿锹在高坡的地上画一个圈，就像孙悟空画防白骨精那个圈一样，又怕我们把熟土都挖了，就交代一声“花花的挖”。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低洼处，将锹往地上一扎，大声喊道：“到这厮来！”我们就傻傻地拉着小车，随着他的锹头倒下一车车的土。

　　烧豆子

　　青年队是新组建的生产队，人员结构简单，清一色的高初中毕业生，缺少由自然村落形成的生产队那种年龄的阶梯结构。因此一些本来应该由老汉小嘎子干的活……在青年队里不得不由大小伙子去干，我就在黄河滩放了好长时间的马。青年队成立时，用我们的安置费到东山买了十头牛，一位杭州知青放牛时不懂，没经验给跑丢了一头，几年后才找回来。场部又给我们队配了两匹马和几头毛驴，其中有一头小叫驴，兽医来给骟了，叫另一位知青拉着溜达。晚上这位知青在拴驴时也是不懂，没经验在驴脖子上挽了个活扣，第二天发现小叫驴已被勒死了，青年队食堂意外地供应了一次“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因为前面已出过那么严重的两起事故，放马的责任也觉得很重。一队放牲口的是个瘸子，与我同龄但个子瘦小，看起来却像个小嘎子。他是黄河滩上放牲口的头……不管是哪个队的，也不管是放羊的还是放牛的，一群小嘎子都服他管。这些人自小未离开过黄河滩，对城市的概念还是从几个月看一次的露天电影里得来的，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瘸子对我很好，每天我把马赶到滩上，他和小嘎子们就会过来与我扯谟（聊空天）我也就火车汽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海吹一番，马儿跑开了，他自然会招呼那些小嘎子为我赶回来。

　　也有让我感到新鲜的事。

　　黄河大堤外的河滩地人们叫做闯田，能收不能收全凭天意。种成了就是大丰收，而且可以不缴皇粮（根据国家规定闯田不征农业税）种不成，庄稼迟了或这年汛期提前了，黄河水漫滩就连种子也捞不回来。因此只能种一些早熟的夏粮，一般都种大豆――榆林大黄豆，这样才能够在黄河发大水前抢收一部分。黄河滩上没有田埂没有沟渠，播种时用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拉着24行播种机可劲儿地跑，秧苗出来后是望不到边的一片绿色。

　　放牲口的小嘎子都是烧豆子的高手，豆子刚开始结荚，他们就会到豆田里去找那些饱满点的豆秧，连根拔起，找些柴火点着了烧。烧完，脱下衣服使劲扇几下，灰烬扇掉剩下的就是烧好的豆子，然后大家蹲成一圈拾豆子吃。

　　烧豆子有很多讲究，要视豆子成熟程度来增减柴火，等到豆子老了，还要摘去豆叶再烧，不然豆子就会烧成焦炭。吃也有讲究，要先将豆子扔到空中，再用嘴接着吃。我没这号本事，有次放马归来，半道上遇到杨伏山，他问我：“又偷豆子吃了？”我连忙否认，他说：“还不肯承认，看你的嘴都吃黑了。”

　　不管怎样，这烧豆子的事总是侵害集体财产的事，生产队如果发现我们带火柴是要扣工分的。这些小嘎子有办法对付，他们把火柴棍和火柴皮分开藏在他们的大裤腰里带来。不过那么一大滩的豆子吃掉点本也没啥，大人们管得也不是很严，即使给队干部发现了，也不过吓唬一阵。有时他们甚至也会蹲下来，跟我们一起拾豆子吃。

　　烧豆子吃多了上火，屁多，天天吃总也有个吃厌的时候。有时候，瘸子会叫几个小嘎子骑上毛驴去掰些青玉米来，不剥皮不去胡须放到火堆里烧。那味道比豆子好多了，甜甜的带点烟火味，我们往往连玉米芯都舍不得扔掉，也要细细地咀嚼一番。

　　黄河滩上，我们捞到什么烧什么，印象深的还有烧土豆也很好吃，最不好吃的可能要算是烧鱼了。

　　秋天了，大田的水都要往黄河排，那群嘎子平时没事就找个水坑，在出水处插一排柳枝让水流不让鱼过。哪天高兴了脱个精光，一群人在水里跳起踢踏舞，搅得水坑里的水都成了金黄色，水中的鱼儿被这泥沙呛得憋不住气，纷纷浮上来换气……这时的鱼行动非常迟缓很好抓。其实这种原始的抓鱼办法，说出它的名称来肯定大家都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浑水摸鱼。

　　摸上来的大部分是一种当地叫马蔺棒子的鱼，约一扎长，肉滚滚的。捉上来后也不洗，找根柳棍从鱼嘴穿入就拿到火里烤，烤熟了就剥皮吃肉剩下骨头内脏。虽然这些小嘎子每次都会热情邀我尝尝，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只是每次都在边上享受他们的愉快。

　　煤油灯

　　我快要离开杭州到宁夏插队落户去的那几天，有天母亲下班回来问我：“听人说你们去的黄河边的农场里还没有电？”我回答说：“听老师说是这样。”母亲爱看书也爱看电影，她对农场的概念大概还停留在电影和书刊杂志上介绍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形象上，那应该是到处拖拉机康拜因，人人穿着大花布的衬衣和布拉吉……怎么会没电呢，不可设想！我们那时也不明白，只是受到的教育，听到的宣传都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所以虽然一点儿不知道什么叫艰苦，但还是摆出不怕千难万苦的英雄架势。母亲喃喃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不失时机地缠着母亲陪我到解放路百货商店去选购了一只塑料防水手电筒。

　　1965年，塑料还不普及，有了这支手电，也使我在青年队里骄傲了一阵。

　　两辆大客车在黄土高原上的马车道摇晃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送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几排整齐的青年点宿舍，有门有窗，窗上还钉着窗纱，看上去不比学校的宿舍差多少。推开门看，白灰抹的内墙，一铺大炕以及连着炕的火炉，占去了大部分室内面积。靠窗放着一张小小的折桌，那种后来被称作知青桌，几乎在浙江各地知青点都可以见得到的那种。每人一张方凳，那种简易的骨牌凳，女生宿舍还多一个马桶。这几样都是随我们一道乘专列来的，宁夏农村只有矮矮的炕桌，没有凳子，马桶更不要说了。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脚煤油灯和一盒火柴，除此以外就再没其他任何家具摆设。

　　那高脚煤油灯又叫美孚灯，国产的，上下分三截，底下是装煤油的玻璃灯座，中间是铁皮制的灯托，里面装有一个灯头，灯头里装有一个棘轮和一个小手柄，可以调节灯芯高低，控制灯光的明暗，灯芯是宽宽扁扁的棉织品，也是要专门去买的。最上面的就是灯罩，薄薄的玻璃制品，上口小下口大中间膨起，时间用久了容易被熏黑，需要经常擦拭。

　　这种煤油灯的设计还算科学的，有充足的氧气供应，燃烧充分，发出的光作为局部照明，也是够用的。我们在灯下学毛选，读雷锋日记，也缝补衣袜做点针线活……灯光映出我们的身影在墙上，好像是皮影、幻灯。用煤油灯最讨厌的是当我们都在炕上睡定后，发现灯忘了吹灭了，没法给煤油灯也装上拉线开关。

　　记不起来到底是杭州市团委还是杭州总工会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送了我们青年队一架幻灯机。考虑到我们缺少电源，这个幻灯机是用汽灯作光源的。幻灯没放过几次，但那汽灯我们经常用，那时我们经常组织联欢，那汽灯一点着，明晃晃的，站在三队也可以看见。这时贫下中农就会说：“青年们又在演剧了”，各队的人都会结伴涌到青年队来，看我们自娱自乐。

　　这个汽灯，青年队里只有黄天增一人能把它点亮。黄天增是个印尼华侨，喜欢打羽毛球，早年在国外时晚上打球就用汽灯照明。汽灯又叫汽油灯，但是用的不是汽油而是煤油。点灯时先要给灯的油罐打气，再预热使煤油变成油蒸汽，燃烧后喷射到一个用钍盐浸透过的纱罩上，这纱罩温度升高达到白炽，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

　　汽灯最大的缺点是要经常加气，往往在紧要关头因为油罐气压下降，灯的照度也会下降。这时就要赶紧打气，因此那时也有人把它叫做气煞灯。“文革”动乱后……我们也不搞联欢了，汽灯纱罩易坏，那时也买不到，没人关心去买了，这只汽灯也就不知去向了。

　　“杭州侉子。”

　　“南蛮子，北侉子”，按理说，我们从南方的杭州来到宁夏，应该称我们为“杭州蛮子”才合道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宁夏，我们却都被称为“杭州侉子”。

　　我们一千来人散布在永宁县东起黄河边西至贺兰山的五个公社百来个生产队，好像事先有了约定似的，不管到哪个窝窝子，当地人总是称我们为“杭州侉子”。

　　这是一个含有严重排外情绪的称呼，是对我们的不恭不敬，是个蔑称。想起那些不大不小的嘎子，光着P股，撵着我们喊道“杭州侉侉，吃鸡只吃爪爪”时，听着是多么的挠心！

　　时间长了，听得耳朵起茧，我们也听疲了，不当回事，也就无所谓――盾白儿（杭州方言喻反意的话）当做补食吃，我们自己相互间也称呼起侉子来了。

　　侉子有侉子的语言，杭州话里掺杂着宁夏方言。或者说，把宁夏的方言、谚语，用杭州话的腔调来交谈说话：“咋话了”、“好着哩”……

　　侉子养的狗，从来不咬侉子，不管识得还是不识得。

　　只要你是侉子，不管走到哪个知青点，都会有人管饭管住宿。

　　就是出门在外，在银川，在养和，还是在回家探亲的途中，只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打招呼：“侉子？”马上就会亲密无间。

　　四十几年过去了，这侉子情结还是没有些许的减弱，你看，赶时髦弄了个群聊，取了个名字还是用的侉子群！

　　宁夏话爱把状态说成“气”，美气、洋气等等的，于是侉子间就有了五气，洋气……土气、悬气、窝囊气、书生气。谁是始作俑者，找不到了，论来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吧！

　　劳动号子

　　宁夏的劳动号子很有特色。

　　第一次听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劳动号子是在杨显工地上。我们刚从杭州到宁夏才没几个月，有一天，我们被临时抽调去拉水泥涵管。这混凝土浇制的水泥涵管直径有两米多，中间穿了根碗口粗的松木，松木两端拴着绳。我们十几个人分两列拉着绳，想把这涵管挪动到指定位置去。天太冷了，水泥涵管好像已经与大地冻在一起了，我们使劲拉了拉，没动。这气温也是太低了，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天气，手握住绳，没有冷的感觉，只是觉得生疼生疼。还没热过身来，人感到有点缩手缩脚，使不出劲来。

　　带队的贫下中农杨伏山看了看说“这不行”。说罢，解开身上系的腰带，将棉袄敞开了怀，一步跳到边上的高坡，还在大家诧异时，手一挥，扯开嗓子吆喝了起来：“同志们一条心吆……”“咳……”大伙儿还没回过神来，回答得不够整齐有力。“干起活来就一股劲儿哟……”“咳！”这回的呼应就有力多了。说也奇怪，他三声号子一喊，那水泥涵管就松动了，慢慢地随着我们开始滚动起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似乎还能回味起那号子的韵味，不过老是要窜调，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电影《红高粱》里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个调子。那电影是在宁夏摄制的，敢情那作曲的也听到过宁夏的劳动号子，并且有所借鉴。

　　杨伏山并不是个喊号子的高手，那天都是些杭州娃，没其他会喊号子的，他才挺身而出喊起号子来。在宁夏农村，哪个村庄都会有几个喊号子的高手，轮到这些需集体出力的活，他们一般不用干体力活，就在一旁喊号子。词是现编的，根据现场情况编的词。真佩服那些民间高手，张口即来，诙谐幽默合辙押韵。有时看大伙干累了需缓口气，但还不到歇息的时候，会有很长一段引子唱来。喊号子的调有个基调，但也得根据劳动强度的轻重缓急，改变调子的抑扬顿挫。喊的号子总是那么高亢激昂鼓舞人心，加上那些变化多端的衬词，听着真是种享受。它会使人忘掉简单劳作的枯燥乏味，顿时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号子听得最多还是在贺兰山当民工那阵。

　　是因为要突击架设一条战备线路，我们被电信队临时招为民工。地方上的线路活好干，为了抢时间，用的都是松木杆，轻多了。而且通讯线路都是顺着公路跑，不用人拉肩扛地抬电线杆。后来转到铁路上干，用的是水泥杆，线路按规定不能离开铁路20米，逢山过山逢水涉水，运杆子把人都运怕了。有时几天工夫，只能运一两根电线杆。平地上四个人抬得动的杆子，上山时十几个人都抬不动。用一根绳在电线杆子上绕几圈，在杆子的头尾各打一个结，抬杆子的杠子就从那绕的圈子中穿过，这就叫治懒人结――中间的绳扣都不固定是活的，谁想偷懒松松腰……准把你压得趴下为止。就这样，抬的抬，拉的拉，在那激昂的号子声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到吃饭时间了，就地啃些冷馍喝些生水，赶紧咽下肚找个阴凉处就地打个午觉。迷糊中，号子又喊起来了，抹抹眼揉揉肩，抓起杠子，下午的活又开始了……

　　还是想听那号子，还是向往那扛棒活――吃得下，睡得着！

　　场上

　　北方地区哪个生产队都会有个社场，用于庄稼收割后的再加工和临时储存翻晒，大的有好几亩地，平常时间冷冷清清，也就堆点柴草，只是在放露天电影时才会有点人气，可收获季节那里会热闹得像过节。

　　到青年队后不久，就遇到宁夏的秋收，几个老农一合计，把青年点门口的那块地割去稻子，套上几副石磙碾了又碾，压得不起土了，便成了农场青年队的社场子……

　　收获的季节是喜悦的。眼看着一捆捆的稻子一会儿变成金灿灿的稻谷，一会儿又成了一袋袋的粮食。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第一次亲历北方的收获。我们喜悦、欢欣、激动，会暂时忘却田野劳作的筋骨之苦和远离亲人的思乡之痛。社场上充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西北少雨水，庄稼割倒后就搁在田里晾着，待整个庄稼割得差不离了，才回过头来将割倒的庄稼打捆。于是马车、牛车、毛驴车、拖拉机，各色各样的运输工具全部出动，把散落在各个田块里的庄稼运回到场上，堆成垛。庄稼全部上场后，选个日子消消停停地开始打场。

　　打场先要拆垛，然后将稻捆解散在场子中央圈成一个大大的O字，套上戴了口罩的牛、马、骡子，拉上几挂石磙子，在那个O字圈上反复地碾压，其他劳力拿叉又将压过的稻子抖松，以便再次碾压，直到稻子全部脱粒。

　　拉牲口的人，顺着那个O字，转圈走着那走不完的路。寂寞而枯燥，时不时会扯起嗓子吼几声秦腔眉户唱几首花儿。我们不会那些，也不喜欢那些，我们哼的是二胡和笛子的独奏曲――青年队里学二胡学笛子的人多，那些独奏曲耳熟能详，谁都能哼上几句。

　　场上使用的工具（其实应该说是农具）也是专门的，就说叉叉，就有两股叉三股叉四股叉等，各有其用。还有像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有大小刮板，有幌叉。

　　有木锨、有扫帚……场上的扫帚是少不来的，北方缺少竹梢，宁夏用的扫帚别有特色，是用当地产的芨芨草制作的――用一个不大的铁箍把一个柳木把和芨芨草紧紧地箍在一起，外形就像一把放大了的有柄的马桶笤帚。

　　经过多次碾压，谷物大部分脱落，就要开始收场。用两股叉反复抖动，将稻草和粮食彻底分开，再用九齿耙将稻草收拢捆好，运场边码垛，场上剩下来的就是当年的收获了。用大小刮板把场上的粮食集中一堆，用扫帚将场上扫干净，接下去的工序就是扬场。

　　扬场是北方特有的，利用自然风对谷物进行风选分级（南方一般是用风车）扬场是个技术活，专门有一老农负责。青年队是新建队，老农少，都由我们自己在干中学。这活看似容易，其实有许多讲究。扬出去的粮食要发散，不能成团，这样才能扩大受风面积，便于进行风选。还要根据风力大小调整抛扬谷物的力度和角度（风大扬低点，风小扬高点）拿扫把打秕谷的也是个技术活。用一个麻袋对角折拢，披在身上当披风，扫把要使得不轻不重，正好把秕稻子扫掉而壮稻子留下来。等扬完场，秕稻子壮稻子泾渭分明，稍划拉几扫帚，就可分开装包进仓……

　　那么多知青集中在场上劳动，热闹劲可想而知。都是第一次打场，充满了新奇感……都想创造些新发明来。洋相百出，天天有笑话。

　　拆垛是个麻烦事，垛顶上站不了几个人，青年队人多，窝工。找了根锹把粗细的大绳，把垛拦腰一围，几十个人两边一拉，快多了！有一天拆到垛底子了，大伙儿铆足了劲没动弹。都学过物理，知道这时候需要克服静摩擦力，待垛底稍微一松动就省力了。不知是谁哼起了调子，调子很熟悉也很合这活的拍子，大家伙儿合着拍子一使劲，“啪”绳断了，场上齐展展的“坐下”两排人，墩的P股生疼……大家站起来，拍拍尘土，揉揉P股，相视而笑：“都是那首调子不好！”什么调子，研究半天想起来了，那是一首内蒙民歌改编的二胡独奏曲《拉骆驼》。

　　场上收起的稻草，还得捆起来码垛，用作冬天牛羊和大牲口过冬的饲草。稻草垛与稻垛一样，底角是长方形的，稻子重，垛堆不高，稻草轻，都想把它堆高点。

　　两个相邻不远的稻草垛，底盘正好成了个正方形，不知谁出的主意，把这两个垛拼成一个，堆出个金字塔来。这一天，食堂里的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反常的是原来那些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的男生，没人去吃饭，全围在了场上，十几个大小伙子，用三级幌叉一级级传递，在月光下完成了这惊世之作。

　　吃粮琐事

　　青年队刚成立时有112名来自杭州的知识青年，男女各一半，都是56名，后来从养和公社又调来一位女杭州知青，女生就成了57名，比男生多了。本来青年队的女生就够厉害的了，7个小队有4个小队长是由女生担当的，女生又比我们思想积极来得比我们左，老说我们男生出工不出力，因此男女生之间少不了打些口水仗：

　　女生骂男生都是些懒汉，干活磨洋工；男生嫌女生干不了重活，却要同工同酬。

　　女生经常用毛主席语录“妇女可以顶半边天”来压我们，而男生中的几个弯弯绕却硬说毛主席说话原意是女的可以顶半拉子天，而老爷子们却可顶起全爿天。于是男生称女生为半边天，女生称男生为磨半天。

　　但每到月末，男生的嘴就开始软了。宁夏种的单季稻，生长期长达120天，加之黄河水灌溉日照时间又长，所产大米米质极佳，煮出饭来油汪汪的一粒一粒呈半透明状，吃口好极了。米饭好吃的出饭率肯定不高，半斤米饭，只有小碗里浅浅一碗。我们那时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段，牙好胃口也好，一顿饭吃个斤把不在话下，每个月都早早地把45斤定量吃光了。

　　女生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我们刚到青年队时还吃国家供应粮，每月总有结余。每当这时候男生的脸皮就会厚了起来，女生的心肠也会慈善了起来，我们只能靠化斋果腹，女生们也会跟着我们勒紧裤带节约下口粮来施舍，她们全明白，没有这点施舍，这批油子连磨半天也做不到。

　　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不知是谁发起了到县城买烧饼的行动。县城在养和街，与我们县农场隔了一个黑泉湖，有30多华里路。烧饼是长方形的，酷似老农纳的千层底，我们都戏称它为鞋底巴掌，也要粮票，那时我们刚到宁夏，都揣有家里带来的全国流动粮票。每次有人到县城去，总会捎回来一旅行袋的鞋底巴掌。后来有人提出来这是在搞特殊化，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于是，再没人去买了。

　　偷油

　　青年队的管理、作息完全采用学校里的那一套模式。早晨，起床哨一响，赶紧到食堂打来热水，洗漱完毕后要集合到操场，在值日生的带领下做广播操，做完操才可以到食堂打早饭。等上工钟声一响，就以小队为单位，分赴田间劳动。

　　黄河边一马平川，食堂的烟囱成了方圆一带最高建筑物，老远都能看得见。每当干活累了饿了，大伙会不约而同地眺望，盼望炊烟渐落，盼望收工的钟声再一次地响起。当时流传着一首很优美的越南南方歌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唱：“太阳下山了，那安静的钟声再也不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青年队也开始混乱了，大家渐渐地看穿了这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什么理想情操世界观，什么扎根锻炼改造上进，都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整天一颗汗珠摔八瓣地搞些黄土搬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糊涂了，迷惘了。于是干什么都不是那样认真了，对食堂伙食意见也大了起来。“拳大萝卜对开即可，清水煮之加盐日日食用”、“取白菜一棵剁碎略炒……”当时流传的所谓大众食堂菜谱，就是对我们伙食的形象写照……开始有一些情侣偷偷摸摸躲起来改善伙食，慢慢的三五成群四五结党的形成了许多小小团体，平时在食堂用餐，高兴了自己动手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是由四五个平时比较说得来的初中生组成的那么个小团体，号称小暴徒，是属于青年队里较能干的一伙。我们养了鸡养了一窝兔子，还经常钓鱼捉青蛙，小日子过得确实不错，着实令人羡慕。可也有一样，就是食用油无法解决，这玩意儿紧缺，有钱也没地方买。有时步行三十华里到县城去买些肥膘肉熬点油备用，但是用荤油烧鱼，总不是个味儿。

　　我们那时还有定量油供应，都集中在食堂里。老实说，就这点油，食堂烧菜也不够用，还老是有人偷。大家都怀疑是住在食堂隔壁的大炮偷的油，大炮在家是独子，家庭条件又好，经常给他邮东西。他怕我们去分享去共产，就找到食堂边上的一间空房搬到那儿独居，孤家寡人关起门来吃独食。虽然有许多疑点，但总是抓不到证据，只得作罢。

　　有天晚上，我们打完桥牌已经很迟了，顺便又想到食堂去搞点油。食堂油罐里的油已不多了，摇了摇，索性就连罐捧走。想了想，还没尽兴，便拿起食堂写菜谱的粉笔，在搁油罐的案板上写下“此地无油三百两”，又在门上写了“隔壁大炮没有偷”。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一次青年队老知青聚会上，我们郑重其事地向大炮道歉，已是个小老头模样的大炮，嗫嚅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杭州知青到宁夏农村插队落户，有意无意间将南方的、沿海的相对而言较为先进的文化、文明的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闭塞落后的乡村。现在看来，唯有这些，还有点进步意义。

　　作者简介

　　王维铮，男，1965年杭州二中初中毕业，同年秋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农场落户。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