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12、未忘却的记忆

　　和蓥

　　我的户口又被转回农场了！

　　我顶着西双版纳的烈日，焦灼地奔走在大勐�、小街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又仿佛是去场部看病，踽踽独行在生产队通往场部的泥泞山道上，路两边黑黢黢的原始森林恐怖地沉默着，我得加快脚步，天快黑了，我赶不回队上了。怎么翻了一座山，面前又一座山？山上是否有支土匪的枪管正对着我的后脑勺？我不敢回头，不敢东张西望，心惊肉跳、磕磕绊绊、一路小跑……梦醒了，吓出一身冷汗。

　　这种梦一做就是几十年，大概在6年前才告别了这缠身的噩梦。

　　我是1965年12月由重庆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我们这一批共1500多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系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其中我们渝中区的516名知青分配到西双版纳景洪东风农场（文革中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来又改为东风农场）其他区的知青分到西双版纳各个农场。我们这批知青绝大多数皆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在中考、高考中落榜，也因为出身不好而无法获得任何的就业机会，只有边疆或农村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从小母亲叫我们填写的家庭出身是商业，因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即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回家，以经商为生。90年代末当我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材料后才知道，我母亲的单位及学校都认定我的家庭出身是旧军官。怪不得从读高中一直到农场、到工作单位都时不时地听到一些人嘀嘀咕咕“有人隐瞒家庭出身……”

　　我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些人说的是我？幸好这一切已是过眼云烟，再也伤害不到我了。

　　父亲的命运

　　我的父亲和承英，出生于云南省丽江县一个富裕的纳西族商人家里。1935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南京汤山炮校第一期，两年后毕业，正值抗战爆发，分入中央军炮兵一旅，辗转京沪、华北地区，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任职运弹队长。在惨烈的战斗中，父亲被日军炮火击毁的一堵墙打晕埋住了，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被日军绳捆索绑丢弃在马厩里。父亲从小就和马打交道，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趁黑夜，他磨断了身上的绳索，牵出两匹马，骑上一匹，拉着一匹，哒哒哒地向着我方阵地奔去。小鬼子们发现了，疯狂地在后面追，一边叫一边开枪。父亲骑的那匹马被枪弹打中了，他飞快地跳上另一匹，拼命地奔跑，突然一条大河横在面前，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左腿，血流如注，鬼子们嗷嗷叫着就要追上了，他只好抱住马脖子拼力泅渡，幸好一条渔船救了他，让他奇迹般地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父亲在青岛养好伤后，又参加了武汉大会战，随后又考入中央军校17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宝鸡特种兵学校。他的一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表兄李汝炯在此当主任（原系中央炮兵一旅旅长）他不愿再受表兄的管束，加上旧伤引起肺部感染，他借口17岁离家上炮校那年父亲病故未曾奔丧，拒不到差而返回了故乡丽江……

　　时值沿海通道被日军占领，盟军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由滇缅公路输入，滇西一下成为运输咽喉重地。昔日冷僻的丽江县城――纳西人的聚居地，也热闹繁忙起来，每天都有大批跑印度、西藏的马帮摇铃过往。

　　父亲的长兄嫂在四方街经营的祖传老店也生意兴隆，正缺人手，弟弟的回来犹如雪中送炭。为了拴住他，急急忙忙为他订了婚。然而兄嫂在已长大成人的小兄弟面前失却了往日的权威，他已不是戏弄马驹子的学生娃。在纳西族家人的眼里，他是流过血、赶走过死神的英雄汉子。在亲友的崇敬与钦慕中、在长兄嫂过分的殷勤和监视下，父亲在故乡休养了几个月。故乡那浓郁芬芳的酥油茶、乳扇、火腿、腌猪头肉滋养了他军旅劳顿、疲乏失血的身子，使他很快恢复了体力，强壮得像一匹奋蹄的骏马。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狂跳了，外部世界强烈地吸引着他，终于假借外出采购货物的机会，怀揣好多金条，快马加鞭，跑了三天三夜，累死了一匹马，才逃出了他哥的势力范围。

　　父亲辗转来到贵阳，用带出来的钱买了几辆汽车为商家运货，当起了车老板，穿梭于滇黔川桂之间。自己开一辆吉普，自由自在地奔驰在崇山峻岭中。但是他太单纯，没有管理经验，没过多久，两个驾驶员拉货出去，再没有回来。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只好卖掉剩下的汽车，与人合伙开了家专售汽车零配件的大众拍卖行。他平生有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挣很多很多的钱，成个大富翁。然后盖一座很大的孤儿院，收容天底下所有失去父母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不再受到他所遭遇到的不幸。

　　在贵阳，他遇见了一个来自陪都重庆的姑娘，他就是我的母亲。两人情投意合，不久结为夫妇。

　　父亲有一颗善良、博大的心，他待人热情、慷慨，遇事好冲动。听母亲讲，他们婚后不久，父亲的一个朋友结婚，请他当男傧相且帮忙照相。朋友结婚那天早上……他身着培罗蒙西服、腕戴欧米伽手表、眼架金丝眼镜、肩挎着德国产高级相机……从头到脚全部时髦行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兴致勃勃地出门去了。晚上，他却只穿着衬衣衬裤、光头赤脚、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母亲以为他遭强盗抢了……经他解释，才知道他在路上遇见了战友的遗孀和孩子，大起恻隐之心，把怀里的钱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不久，父亲又弃商从军，加入了贵阳航空委员会，任团副，监测、攻击敌机，为美国援华飞虎队服务，保卫贵阳山城。

　　在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警报一响，父亲就往他的岗位上跑，别人是跑向安全……他是跑向战斗、跑向危险。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云南60军到越南接受日本鬼子投降，任职山炮营营长。帮助万保邦、曾泽生军长整编炮兵部队，重新美式装备，并参加了中法海防之战。两位军长都很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军事人才。当60军整编装备完毕，准备奉命开往东北与共产党打仗时，父亲借病住进了河内法国人开的医院，是鼻窦炎开刀治疗。当曾泽生军长将授予他为炮团团长的委任状拿到医院时，他已人走床空。父亲从越南昼夜兼程回了重庆。父亲对家人解释说，八年抗战，国共合作，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现在却要掉转枪口相互厮杀，他实在想不通。作为军人，抗击外敌不惜马革裹尸还，他的责任已尽到。再加上他最敬重的万保邦军长也解甲归田……所以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开了小差。

　　1946年春回到重庆后，父亲千方百计地走后门、送礼，好不容易退役复员当了老百姓。1948年初举家回云南丽江。父母亲带着4岁的哥哥和2岁的我，在昆明跟着一个大的武装马帮，整整走了十八天才到了丽江。

　　云南有句俗语：娶老婆要娶纳西婆。纳西女人披星戴月、吃苦耐劳，下地干活。

　　出门经商，男人们却在家中带娃娃。传说中的女儿国就在丽江、大理一带。听说我们的奶奶是一个勤劳、能干、美丽而颀长的纳西女子。纳西人恋爱自由，但也鄙视小老婆。不知为什么她要作爷爷的第三个老婆，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应该是为了爱情吧。她一个人在金沙江边开了一个饭馆，闲时亦参加淘金，攒下了一笔财产，临死嘱咐留给他的小儿子。父亲继承了遗产，赶马到金沙江边拾回了奶奶的遗骨葬入和家的祖坟山。1949年春，母亲刚生下弟弟一个月，全家又搬回重庆。定居在长江之南的山峦叠翠中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清水溪，离城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的外公当时是1949年前该镇民选的最后一任镇长。

　　十几年的奔波劳累结束了，父母亲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窝。三十岁的父亲，早年的雄心、锐气、幻想已被他的伤病和妻儿的拖累减弱了。他只想在这和平、宁静的山间小镇中太太平平地厮守妻儿，安心治病，休养生息。

　　为了生活，他也像当地许多人家一样做棉纱和织布的生意，时断时续，视他的身体状况而定。因父亲心地坦诚，自认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欣然接受新中国的成立。在解放后一年多时间里倒也相安无事。1951年春，当地一钱姓二流子因赌钱、抽大烟不务正业，欠了父亲600元棉纱款久未还，父亲索要不休，他就诬告父亲私藏枪支。在重庆有名的“3・13”大逮捕中，我的父亲就被关押进了重庆市看守所。据说，父亲在审讯时拒绝认罪，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没有罪，你们这样平白无故地关押我才是犯罪。”“我的枪口始终对外，我没有打过你们共产党……”“我的身上只有小日本打的枪伤……”然而父亲的傲骨招致一顿顿的毒打。

　　父亲素来信奉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大丈夫含笑赴沙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进看守所仅仅3个半月，我的父亲、一个抗日英雄、一个铮铮铁汉就离开人世，其时年仅33岁。死亡通知称他病死。就这样，我年轻、高大、英俊的父亲走完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27岁的母亲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追随父亲而去。我们三兄妹惊恐的哭声又令她撕心裂肺，欲死不能。

　　父亲像纳西东巴一样会测字、占卜、算卦，他对自己的死似乎有预感。在被捕前……他曾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了一件白衣裳，爬到汪山顶上，在那里喝了一杯茶。“茶”是会意字，系人装在木头里（棺材）上面长草。他告诉母亲，这预示着他不久将辞人世，并且埋在汪山。果然，不到一年，他悲愤而死，葬在汪山……可怜孤儿寡母无钱为他立墓碑，以致几十年以后寻不着他的坟头，只记得那一片茂密的山林。

　　母亲的命运

　　我的母亲周静秋，1924年出生于重庆一个小工商业家庭。她天资聪慧，自幼酷爱读书，学业超常优秀。因为要带弟弟，小学仅断断续续读了三年，靠自学连跳三级考入初中。初中也仅读了一年多，因为要让弟弟们读书，家里供不起她继续上学，她即考入黄炎培先生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业。从上学起她年年都拿最高奖学金，常常去当枪手为同学们替考，因记忆力特好，在学校她的绰号叫“活字典”。

　　抗战爆发后，才十几岁的她就和同学们奔走街头，为抗战募捐。她们背着一个募捐袋，唱着“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明天……”等抗战歌曲，在大街小巷对过往的行人伸出小手童声琅琅：“先生太太们，叔叔伯伯��们，为抗战请捐出您的一文钱，买飞机、买大炮，打死日本狼。”在学校，她们为前方战士缝棉衣、做军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慰劳抗日志士的活动中。当年，最可爱的人就是那些保家卫国、浴血抗战、奋勇杀敌的好男儿。她的两个当教师的姐姐都嫁给了抗日精英――黄埔生。她毕业后到贵阳工作，遇见了父亲，他们一见钟情……很快相爱结婚。看来，周家三姐妹都有英雄崇拜，不约而同地都嫁给了黄埔生……三位夫婿都是1米8以上的个头，个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勃。在清水溪镇成为美谈。

　　我不知道柔弱的母亲是怎么度过父亲逝世后那段悲惨的日子的。我只知道，为了我们她活下来了。那时哥哥七岁、我五岁、弟弟两岁，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漫漫跋涉。为了我们三兄妹能吃饱穿暖，她白天纺纱、轧衣服，晚上织毛衣，又当镇上的卫生员，打针、接生等，无所不干。后来考上卫生系统会计，分配在南岸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她节衣缩食，拼命加班，以致劳累过度，严重贫血。本就孱弱的身体极度虚弱，常常晕倒。此外还有“旧军官”老婆的身份带给她的羞辱、白眼和不公正的对待，她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着，为了孩子她宁愿付出一切。

　　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我们住在南山清水溪外婆家，母亲在山下长江边的医院上班……每到星期六，一放学我就要早早地等候在名叫一碗水的山崖上，遥望系着红围巾的妈妈从深深的山谷底慢慢地爬上来，一见到她我总是又蹦又跳，回到家我就寸步不离地黏住她。她总会带回来一些她加夜班后单位发的她舍不得吃的鸡蛋。

　　饼干等等给我们吃。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美丽的嫦娥奔月、杨家将里的烧火丫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讲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母亲的故事使我的童年充满了幻想。

　　母亲特别爱哭，看书哭，讲故事哭，高兴时也哭，无论何时，只要母亲眼里闪现泪花，我们三兄妹马上跟着掉眼泪。我最怕看见妈妈哭，其实，她笑起来很动人……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白的牙，笑靥如花。看见她的笑脸我就很开心。那时候，小小的我成天在田野里、山林间疯跑，妈妈说我是个十足的野丫头。因为跑得快……胆子大、手疾眼快、行动敏捷，孩子们在一块做游戏我往往是赢家，输了的孩子就对我指指点点地吼叫：“和营长！和营长！肺病壳壳！肺病壳壳……”我一下蔫了，像被剪掉翅膀的小麻雀，伤伤心心地躲到角落舔舐伤口。在我稚嫩的童心里，已意识到我是不能与别人去争什么的，我总是比别人要矮一截。可我倔强好胜的性格又不甘受欺凌，有时也会反击、发飙。但只要我一看见妈妈垂泪就马上变得乖顺，我知道我应该像妈妈一样学会忍耐，小心翼翼地不招惹人，不能顽皮，只能好好读书，以好成绩出人头地来慰藉我的含辛茹苦的妈妈。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下山与母亲住在了一起。没多久，母亲调动工作到长江以北的市中区，在重庆清洁大队（后来的市环卫处）任会计。年轻的母亲温柔。

　　娴静、聪明、文雅，身边不乏追求者，为了我们她一概拒绝。她曾对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找个男人对孩子们不好，那就自讨苦吃；而如果一个男人对她及孩子们都好，她又不忍心用三个孩子去拖累人家。外婆常常教训我们：“你们要听话……要记住你们的妈妈为了你们几个鬼崽崽，一生的幸福都不要了，你们长大了要报答她。”在母亲的汗水和眼泪浇灌下，我们一天天成长，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告慰了她。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机关里除了母亲与党委秘书是女人以外，全部是大男子汉们，他们都可以不去，单单挑了瘦弱守寡的、还有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大家心知肚明，只因她是“反属”，她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安排。留下我们三个小孩给年迈的外婆看管。她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以后停发工资了孩子们又靠什么活下去。毫无人性的官员们不给她作任何的解释与承诺，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政策。

　　临别时，母亲抱着我们哭得肝肠寸断，母子四人乱作一团，我抱着母亲哭喊着不让走。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上学走人行道，横穿马路要小心，不准在马路上玩，放学就回家做作业，听外婆的话。”我们一边哭一边不住地点头……妈妈伤心得站立不住，我和小脚的外婆架住她。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个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她不舍得与我们分开，我们都还太小，她不放心，总担心我们有什么闪失，总想像母鸡保护幼雏一样地把我们拥在她的羽翼下面，不让我们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她给了我们全部的爱，独自一人吞下了人世间的苦难……那个年代，人心都被无休止的革命运动整怕了，污染了。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都被阶级斗争革掉了，人性中的正直、诚实、善良的美德都被扭曲了。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与兽的区别。可怜的孤儿寡母与世无争，能威胁到谁呢？

　　幸好，母亲一年多以后返城回原单位。母亲在农村干得很出色，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白天一同下地干活，晚上还打着火把去教夜校。母亲善良、热心，乐于助人，每次回家，都要买大包小包的东西送给邻居。她还把我们及亲戚家的旧衣服收集起来带到乡下，送给比我们还要贫苦的乡亲。母亲心灵手巧，教生产队的女人们编织、钩花，买不起毛线用棉线，为小孩和姑娘们用染色的棉线编织出各种美丽的衣裳。后来，这些乡亲们像走亲戚一样年年都要进城来看母亲。

　　我的命运

　　1961年，我还是一个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中考过后，成天只知道疯玩。万没想到1961年8月中旬的一天，接到的竟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哭得昏天黑地，一冲动，甚至不想活了。母亲怪我贪玩没有考好。

　　可我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考试时也并没有失误，班上出身好成绩比我差的都考上了，是出身成分不好的原因吧？我们猜疑着。一种愤慨、一片阴霾深深地扎根在我纯净的心灵，我坎坷的命运由此开始……

　　谜底在四十年以后揭开了，我一个初中生的档案中有3份材料，注定了我的中考落榜。

　　第一份是1961年4月5日重庆四十中学（我就读的学校）党支部“为了弄清楚该学生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保证中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向我母亲单位发的调查函。在调查事项家庭情况一栏里，母亲单位写道：“和承英（父亲）云南省丽江县人，是反动伪军官，曾在伪中央军校学习两期，任过反动营长与反动职务……在1951年‘3・13’大逮捕中被捕。主要是藏枪不交，并与反革命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关押在区人民法院，因病故（监狱中）周静秋（母）现在我队工作，因其是反革命家属，时有反举。解放前是先后在贵阳、重庆拍卖行经商，成分是资本家。”

　　第二份是重庆四十中毕业生政治审查意见表，学校填写的是：“父：反革命分子（伪营长等职务）51年3月底被捕，同年7月死于牢中。母：资本家。”

　　第三份是招生报名单，上面有我报考的学校和考试成绩，四科总成绩为318.4分。

　　引起我注意的是，按填表说明，第一志愿学校应该在“录取意见”一栏“说明录取与否及原因”。而在我的那份报名单上，这一栏是一个显目的空白。

　　随着不录取通知书一起来的是分配到沙坪坝区中梁山重庆电机厂当工人的通知，1961年9月，我一百个不情愿地到电机厂报到。我校共有108人分到电机厂，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大伙儿戏说我们是中梁山108条好汉。在集中学习了三个月后，还没有下车间干活，我就回家不干了。我要继续上学读书，不能想象我一辈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那些简单的、机械的劳动，没有热情，没有创造力，感受不到工作的快乐，我不能那么活。我决定回家自修，来年再考高中。我把决定告诉母亲，她全力支持。她从小就教育我们，知识就是力量，要求我们兄妹三人争取上大学。

　　半年后，1962年7月，在出身不好的阴影笼罩下，我战战兢兢地第二次进入中考考场，岂料发挥失常，考完后伤心得不愿出家门。正当我绝望之时，出乎意料地。

　　录取通知书居然来了，我考取了北碚区的重庆朝阳高级中学（现在的北碚区重点中学朝阳中学）学校位于清波荡漾的嘉陵江边，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四季花香。根据档案记录，1962年中考我仅考了281分，比上年少了37分，还居然考上了……这只能说明当年的招生政策有所调整，让我这个“反坏分子”的子女有幸如愿以偿，上了高中。

　　高中一年级，命运之神仿佛开始青睐我，我恢复了快乐的阳光女孩的本来面目。

　　一进校，我即被学校领导选定担任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班上文娱委员，第二学期又改任学生会文娱部长。一年级期末，各班考试在前五名的，其姓名以镜框张榜于教学大楼进口处，我名列其中。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对我格外好，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被当做范文讲读，被同学们传阅，以致毕业时已找不回我的作文本。

　　我曾以夏衍的《包身工》（我们的课文）改编成话剧，集编导主演于一身，在学校公演引起轰动，我们还排演过《火烧赵家楼》等名剧，老师们排演《年轻一代》话剧，让我演林岚，我是唯一参加该剧演出的学生。我擅长体操、田径，曾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当时，我校女篮是北碚区中学校冠军。记得毕业前夕，我还是学校400米武装负重（提枪，�背包）跑冠军。我是学校、班上举办的政治活动、文体活动、下乡劳动等的组织者、参与者，为学校、为班集体争得了大大小小的荣誉，是公认的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同学们当中很有亲和力，很有威信……

　　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大约高二年级下学期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学生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一夜之间，学校里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一律免职，甚至连各科代表也不让当。我从红极一时的学生会和班里的干部、老师们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被人斜睨的落后学生、剥削家庭的孝子贤孙。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原来他很器重我，班上的大小活动他都交给我承头组织。因为我爱好文学，经常与他讨论看过的书籍。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学识丰富，对我们班倾注了心血，我们由衷地尊敬他。他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令我非常难受。

　　那时，班上出身好的、出身一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分别开会，老师布置不一样的任务。出身不好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剥削家庭，一遍又一遍地过不了关。我曾向老师和班上的团支书反反复复地讲过我的父亲，详细地交代了他的一生，批判父亲的文章写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们总是认为我还是没有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他的反动实质。我一声声骂父亲反动军官、人民的死敌、反革命反人民的专政对象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当年的抗日英雄，没有任何罪恶，也没有与共产党为敌。而他钟爱的女儿却要亵渎他的英灵，昧着良心批判他，用脏水、用恶毒的语言污损他。即便如此表白，在高考政审中，我还是落得“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这一结论。

　　批判父亲我不存在太多的心理障碍，他死得早，我对他的记忆已经模糊。而学校要我批判母亲则使我痛苦不堪。我可怜的母亲，千辛万苦、孤身一人把我们抚养大，她有什么过错？错在和父亲做了八年的夫妻。我向班主任老师申诉，并将母亲写给我的信给他看。我母亲封封信都鼓励我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好好学习。

　　班上的团干部们规定我定期汇报思想，要求我深刻批判剥削家庭烙印，与家庭。

　　与母亲划清界限，他们反复启发我：你母亲的政治生命与反动军官的父亲结合在一起了，你要认清她的阶级立场是与人民对立的，你要与她划清界限。我的心在泣血！为了换取我的安危，我就得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违背伦理道义……去批判与我相依为命的苦命的母亲吗？要我昧着良心骂我可怜的母亲，那我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我简直要人格分裂了！在现实与良知中，我挣扎、痛苦、迷惘……最后想通了，你们爱怎么整我就怎么整吧，我是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天地良心这个坎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这个界限是永远也划不断的了。在我的高中毕业政审表中，教导主任徐××对我的评语是：“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

　　那时，老师安排我帮助一个工人出身、成绩很差的女同学，并告诉我若她考试还是不及格，就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位同学喜欢文艺，一向对我很好。自从贯彻阶级路线，我俩的身份几乎是掉了个个儿，她变成了骄傲的公主，对我颐指气使……开始我忍气吞声，耐心给她讲解。她总是一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不知道她是懂了还是没懂，让我觉得我像一个下贱的使唤丫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索性不理她了。显然，这成了我看不起工农同学的铁证。

　　我爱体育锻炼，身体好，当年，俯卧撑能做几十个，也可以在单杠上像男生一样拉引体向上五六个，全校女生无出我右。劳动中，我因体力好，专拣重活、苦活干，抬石头、挑大粪等。那时，每个班都有自己种菜的副业地，每个星期都有劳动课。在盛行学雷锋做好事时，我也曾悄悄地去打扫过厕所。我班的干部们一说做好事就叫上女生们上男生寝室去收集脏衣服、臭袜子，我很反感。也许是少女的矜持，我从不跨进男生宿舍，也不愿帮他们洗脏衣裳。他们自己也有双手，干嘛要我们洗呢？

　　贯彻阶级路线后，班上的同学明显地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干部们与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的鸿沟一天天加大，我由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班上比较左的几个工农同学视我为阶级敌人，时时横眉冷对。而我又从不会低头示好，不会巴结任何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首诗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决不会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可我的自尊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那时班上的所有文体活动，从头到尾均是由我操持、组织、安排，可每每活动结束，受表扬与嘉奖就没有我的分。那种委屈与愤愤不平噬咬着我的心灵。我毕竟只有十八九岁，除了母亲以外，学校。

　　班集体、同学们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校离城里的家有五十多公里，那时交通不方便，家里也穷，我们只有放寒暑假才回家。学校又是封闭式教学，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关在学校，不准出校门，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至星期日我们才能出校门，大家戏称放风了。届时，约上好朋友，到北碚街上吃点凉粉、胡豆、逛逛图书馆，最爱看的是羊城晚报上面的“五层楼下”栏目，那是当时全国唯一反映百姓生活常态的一个小专栏。

　　高三下学期，我犹如醍醐灌顶、全力以赴备考，期望出现奇迹，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大学对自己是高不可攀。毕业前夕，在学校的告别晚会上，我们演了一出话剧。是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共同创作的。素材来自《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上海资本家的女儿鱼姗玲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的报道，取名为《决裂》，我导演并扮演女主人公。另外，我还编导演了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几个月后，我就真的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

　　我的政审表第一栏“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里，班主任填写如下：“该生入校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差，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同情和惋惜我校被打击的反坏分子。对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骂工农出身的同学笨得很，提出‘天才就是天才，聪明就是遗传’的论点，认为政治课是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该生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生活目的是为了吃穿玩，并且过早恋爱；贪恋外国十八世纪的作品，骄傲自大……但该生参加文艺演出活动比较积极，还关心班集体，劳动中较肯干。”

　　我的政审表第二栏“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里，班主任填写如下：1.家庭出身伪军官。2.父亲和承英伪营长，51年被我判刑劳改，在狱中病死。母亲周静秋现在重庆市清洁运输队作会计，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3.外祖父周士林，工商业，国民党员，伪镇长。姨夫孙淑文伪军官，别动队员，51年被我镇压。姨母周冰若，解放前是小学校长，三青团员。

　　我的政审表第三栏“学校对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意见”里，班主任填写如下：不予录取。附有调查材料2份）

　　审查人：徐××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朝阳高级中学校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65年4月5日

　　我的政审表第四栏“考区办事处审查意见”里，由谢××填写如下：同意学校意见不宜�取（系红色印章）

　　时间为：1965年6月11日

　　当年的高考时间为1965年7月份，可是我的大学梦在4月5日就被扼杀了。

　　所附两份外调材料，其一是学校党支部向我母亲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发的公函。称……“为了贯彻办学的阶级路线，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请按下列提纲写一证明材料，并请注明材料可靠程度，加盖公章后速寄我校为荷。”

　　调查材料表中“请查复的问题”栏里，母亲所在单位党支部填写如下：该生的家庭是伪军官成分。该生父和承英系反革命，51年三一三捕在狱中。因肺病去世。

　　曾作伪军营长，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母周静秋系反属，周静秋的父是清水溪镇长，开织布厂，雇有多个工人织布，靠剥削维生。在工作中表现不够大胆，在58年下放干部中抵触不满，有时因她小孩未升学也对政府不满意，说什么考好点的重点学校未考取，就对小孩发脾气，说什么你的成分不好等。在政治学习上很少发言，有时在生活或住房问题上也不满意。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清洁运输队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1964年8月7日

　　另一份材料是由重庆印制三厂（我大姨妈所在单位）出具的：周冰若家庭出身工商业，属于反属，做过伪巴县跳磴学校、大渡口九宫庙小学校长，参加过三青团……写了申请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但未批准。其父周世林系伪国民党员、袍哥。其夫孙叔文系反动军人，二九师连长，中训团股长，伪军法科员，别动队员，51年被镇压在汉口。该人系我厂工人，表现一般。此材料供参考。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印制第三厂总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元月29日

　　孙叔文（大姨夫）一直住在武汉，我从未见过。周冰若（大姨妈）在解放后才回到重庆。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为了阻挡我进入高等学校读书，我的母校、我的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我相信，我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姐们，档案里都有同样荒诞不经的材料。我还相信，当年全中国出身不好的学生档案里都有如此材料，概莫能外。

　　不出所料，高考我落榜了。这一次我已经不像61年中考落榜时那样撕心裂肺地伤心了。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阶级路线等政治运动，承受了学校对我们的歧视、打击之后，我对考不上大学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出路在哪儿？我茫然、惶惑。落榜的出身好的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当老师或进工厂当工人；出身不好的不安排工作。亲戚邻居们都说：“你还不如当初不去考高中，就在电机厂安安分分地工作，到如今都是老工人了。现在，你连工人都当不了哪。”世事多变……谁能预料？

　　早在1960年已上重庆水利水电学校的哥哥，学业优秀，思想进步。1961年却被下放到沙坪坝苗圃场劳动，是他自己说要为祖国分忧，主动申请下乡的。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时学校把他们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分成第三类、第四类学生，都必须写申请书，然后，统统调整出学校。本来在他中考时，与妈妈一再发生争吵，妈妈执意要哥上普高，因为她希望儿女们都上大学，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结果妈妈犟不过哥，哥还是上了中专。哥去了苗圃场后，在那里每天挑大粪、栽树苗……又苦又累，让妈妈心疼不已。而哥却说自己是脚踩牛粪、胸怀全球，就是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他经常教训我们，说出身不好道路可以选择，就是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

　　我弟弟1965年夏由重庆四十中初中毕业，毕业考试他考了全学区第一名而荣登《重庆日报》。但还是被高中拒之门外。他很听哥的话，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他要报名下农村，我哥叫他一定争取第一批去。弟弟于是写了血书申请，哥哥帮助他从家里偷出了户口。妈妈发现后伤心哭泣，她最心疼的就是弟弟。弟弟从小身体不好，高度近视，一只耳朵因小时无钱治病而失聪，人又太老实，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可16岁的弟弟义无反顾地于1965年8月随重庆第一批下乡知青去了四川省达县碑庙区安云公社林场。后来撤场下队，在七大队四队。弟弟在那里一干就是9年，一直到1974年办理病残知青才回到重庆。其间，每次招工当地的贫下中农总是第一个推荐他，往往又总是被政审关卡住。

　　1965年12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到重庆招收支边青年，我哥极力怂恿我去，考虑到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犹豫了。当时有规定，只要家中有人下乡了，其他的人就可以安排工作。可我等不及了，因为出身不好我又心高气傲，难以忍受左邻右舍及周围人的蔑视与议论，总想走得远远的，摆脱压在我身上的桎梏。我又想……我的根在云南，那个我从小所向往的神秘的地方，那里有着许许多多失却联系……未曾谋面的纳西族兄弟姐妹，我此去建设我的故乡，以艰苦的劳动与汗水洗刷掉我身上耻辱的印记，只有这样我才会有前途，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憋憋屈屈……我把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默默地不停地流泪，见我主意已定，也就默认了。

　　我哥说：“你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就应该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去改造自己。”我的“革命思想”没有哥哥和弟弟那么完全彻底，我们家的孩子好像都继承了我父亲那种有理想、有抱负、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的基因。

　　我心痛孤孤单单的母亲，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临走，倒是母亲反过来安慰我，她咽下了眼泪，叫我听领导的话，一定好好干，不要忘记努力学习，并嘱咐我带上学习的书籍。于是，在1965年12月25日我带着艾芜写的《南行记》上下册；陆天明的《边疆晓歌》；带着高中的一些课本；带着母亲的祝福，踏上了载着我们命运的列车，怀着我们对理想、前途的热望奔向云南。在那里，我品尝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见识了社会的千奇百怪。在那里，我失去了天真，也找到了所爱。

　　1980年初，我和丈夫逃也似地离开了我整整待了十五年的云南。在列车上，我心潮涌动，默默地叨念：再见了，云南，我父亲的故乡，这浸透了我青春汗水的地方！再见了，昔日的理想、爱情、欢乐与痛苦！再见了，我的云南朋友们！再见了，我的那些尚未寻找到的纳西族亲属们！列车开动，我的泪水滚滚而下。

　　我随先生到了他的家乡工作了十二年，于1992年回到了家乡重庆。虽然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但仍改不了从小就顽强、向上的心性。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大学学业，取得了中级职称。曾在全国及西北五省卫生经济年会上发表过有关医院经济改革、医院经济管理多篇论文，在全国及省级报刊杂志也发表过多篇有关卫生经济改革的文章。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于1994年考取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同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1996年考取了注册土地估价师，取得司法鉴定资格。通过不懈的学习，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哥哥与弟弟也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弟弟学环保专业，是一名环保工程设计师；哥哥是一名园林工程师，曾因为云南世博园中巴渝园的建造获得了全国金奖，几年前考取了注册监理工程师。还当了十几年的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都实现了母亲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三兄妹在过去的年代，因为血统论被抛在了社会最底层，备受煎熬。但是我们没有沉沦，各自都走过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在命运强加给我们的职业与环境中做出了成绩。有位诗人说过：“在一切逆境到来时高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斗转星移，时光像流水淌走了我们的忧伤，淌走了我们两代人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记忆未曾忘却，时时萦系在我的心头。后来得知，我做了几十年的关于户口的噩梦，当年的知青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回城好久了都还在做这种梦。幸而，梦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愿历史不会重演如昨。

　　作者简介

　　和蓥，女，纳西族。1965年于重庆朝阳高中毕业，当年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前哨分场八队。1969年调思茅地区文工团，1972年于云南省财校毕业。1980年调入陕西，1990年自考获陕西财经学院文凭。1994年考上中国注册会计师，1996年考上土地估价师，获司法鉴定资格。现在重庆中凯会计师事务所。

　　§§卷二 脱胎换骨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