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7、落户辽中的日子

　　杨穗

　　乡村巨变

　　1965年的9月1日，我和我的26名高中同学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来到了沈阳附近的辽中县的张家村，那里有大片的水稻田和芦苇荡，地多人少，风景秀丽。唯一的缺陷就是一个字：穷。在全村清一色的土坯稻草房中，青年点的红砖瓦房在村里显得格外醒目。

　　那个年代哪是一个“穷”字能形容的？全村已经达到了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路不拾遗―没啥可拾的；夜不闭户―没啥怕偷的。家家进门就是一铺土炕，如果着一把火，啥也烧不起来。

　　村民吃什么呢？保证现代人任思绪怎么驰骋也想不出来―稗渣饽饽。这是用少量的玉米面和大量的稗草籽磨的粉混合而成的，吃得人人面露菜色，大便结燥。

　　冬天到来，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件空心棉袄，里面没有任何过渡的衣服。所以一些姑娘媳妇总是爱翻开我们的外衣，看着我们里面穿的毛衣和线衣非常好奇。

　　赵本山还有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呢，当时全村除了大队部有个喇叭，通信员有辆破自行车外，真像网上流传的搞笑诗：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村里的姑娘迫不及待地嫁出去，村里的小伙也自有办法。不知哪个开的头，从山东骗来了一个媳妇，于是滚雪球似的陆陆续续的都娶上了山东媳妇。结婚的时候的确挺像样的，新房的摆设总是一应俱全，大米饭也吃了几天。但是好景不长，先是家具不知不觉中没有了―原来是各家凑的，需要还的。吃的也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木已成舟极少有逃兵。再说山东老家上顿下顿的地瓜干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对于这些，公社领导自有评论：张家村人望房泊掉馅饼翻身等人。意思就是村民太懒了。

　　光荣入团记

　　听说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的时候，火车开动时站台上下哭声一片。而我们当年坐汽车奔向张家村的时候，是一路高歌一路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高兴劲儿不像是下乡，倒像是去大学报到。

　　究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年压抑的高中生活。学校地处沈阳的文化区，且设施齐备师资一流，所以学生大多由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组成。而知识分子家庭大多出身不好。所以自然形成了学校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在经过三年无数次和家庭划清界限的思想汇报甚至替老子作深刻检查而未果后，我们这些“另类”已经心灰意冷了，拿现在话说纯粹是“俏眯眼做给瞎子看”，整个三年白忙乎了，想要入团真比登天还难。你学习好怎么了？当年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当年的学生会的学习部长，考大学不是照样名落孙山吗？

　　怎么才能向党表明我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呢？只有下乡一条道。

　　如我们所预料的，报名下乡后，立马见到了一张张久违了的热情的笑脸，我们立刻被冠以“革命青年”桂冠，自己也似乎觉得终于找到了组织，被组织承认了。

　　在这种情况下，下乡的感觉那真叫一个良好。抱着使命感，去解放全人类，所以我们挑选的地方是辽中县最穷的地方，发誓要靠自己的如花青春一腔热血去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农村的天地是广阔的，但是我们的心更加广阔。因为没有了出身的歧视，我们互相彼此彼此，当地的农民不但不歧视我们反而非常同情我们关爱我们，公社的领导很快宣布我们集体都入团啦！据说听到不同意见时，领导们义正词严地说：都下乡了，还不叫革命啊？还得怎么才算革命啊？

　　我们的心灵在歌唱，我们的思绪在飞扬，原来扬眉吐气地活着是这么的美好啊！

　　所以我们在农村是非常卖力气的，六年后开始回城的时候，村里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基本都是我们这批人。

　　1968年的知青来了后，农民为了分清前后，把我们叫“老知”，把他们叫“新知”。在1971年第一批知青回城时，贫下中农委员会一致呼吁让“老知”先走，说是最听党的话的人应该最先得到好处。下到张家村的“新知”都比其他地方的回城晚，也算他们倒霉。

　　感谢爹妈早生我一年。听学校的学妹告诉我，1966年以后，我们这类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曾经有个同学被逼得写了一张大字报，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出身好的同学，是我的父母剥削了你们的父母，我有罪，我得怎么做才能弥补我父母对你们父母做下的罪孽啊？”

　　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真是罪孽啊！幸亏我已经到了张家村，呼吸着农村的自由的空气，释放着自己被压抑多年的心灵。六年的农村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张家村更是我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

　　胜利大逃亡

　　现在回想起来，1965年刚下乡时的那股冲天豪气和如火热情是什么时候逐渐消退的呢？好像是在1968年后。“文革”的大潮波及了大多数人的父母，有关牛棚的，有遣送下乡的，有自杀的，有得病不让就医而死不瞑目的……这些无疑使得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受打击，再加上年纪大了，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了。

　　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最盼望世界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地震，二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穷则思变吧，自己没出路了，就希望世界越乱越好，谁也别得好。

　　流传至今已成为经典歌曲的《沈阳啊沈阳》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知青填词借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优美曲调合成的歌曲。在那个无望的年代……大家都面向沈阳，用这首歌诉说自己的思乡思亲之苦：“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那节日盛装……有朝一日我回到沈阳，回到那亲爱的故乡，我和我亲人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时光。”说句实在话，这个词填得有些逻辑混乱。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省的一个副省长曾经把词作了修改，改后的词主要是歌颂沈阳，词句优美逻辑清晰，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倒是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歌词，赢得了沈阳人的认可。现在一个沈阳人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眼里饱含泪水。

　　1971年，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由于年龄大了，纷纷考虑在农村成家，有的同学把箱子被褥都准备好了。我和现在的老伴也搞了几年的对象了，他家每月给他寄来30元让他准备婚事。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春雷一声震天响，传来了知青抽调进城的消息，于是大家放慢了结婚的步伐，作好了进城的准备。

　　第一批共抽调11人，全村的“老知”、“新知”共五十来个，谁走呢？我记得当年的村支书说过一句名言：谁最响应党的号召，谁就得占点便宜，人家“老知。”

　　都来六年了，岁数大了，让“老知”先走吧。

　　于是这11个名额让我们“老知”占了大多数。谁走谁不走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决定，还是得让家庭成分好些的人先走。咱们这些人家庭都不咋地，矬子里拔大个，我丈夫也算是拔出来了，但是我就不行了，又是地主又是右派的，出线无望……于是我丈夫做了一个令自己一生都自豪的事情：走后门！他当过生产队长，和那些贫下中农代表关系本来就铁。他跑到人家里和人谈心，说我要自己走了，杨某就得死在张家村了。人家一听也有道理。当时我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像样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按老农话说“盖张纸，哭得过了”，于是我破例出线。直到现在，老伴提起这事还牛皮烘烘地，说他是走后门的老祖宗，让我每天一早一晚念诵两遍：感谢毕元把我带出张家村，否则我早就死在那了。

　　于是我们第一先卖破烂，好像卖了五元钱，把自己认为值点银子的打包带回去。

　　终于坐上了接收单位开来的解放牌汽车，直奔沈阳。在车厢里大家都默默无语两眼泪，六年前，我们是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来的，而如今壮志未酬，灰溜溜地回到了沈阳。进了沈阳城，马路两边的人们都向我们致意挥手，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也有人高喊“力工回来啦”。的确……当年的知青回来哪有好工作啊。我当上了电焊工，丈夫当上了起重工（即架子工）至今家里用绳索绑点什么，老伴还能大显身手，会系各式各样的绳扣，相当的结实。

　　苦命的两口子

　　每年的下乡纪念日―9月1号，青年点的同学都要搞一次聚会。但是有两个同学却永远地不能来了，男的叫阿建，女的叫阿媛。

　　阿建死于心脏病，享年49岁；阿媛因尿毒症，于九年后追随老公而去。

　　1968年，阿建的右派兼教授的父亲从沈阳音乐学院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苦于家里没有劳动力，作为长子，阿建义无反顾地和阿媛离开了青年点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两个当时绝对想不到此举竟是拉开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大幕。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民县，他们一切从头开始。自己到河滩地去拉石子盖房子，种地养猪养鸡，所有的累活都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而两个弟妹则没有跟随家庭，留在了各自的青年点。最受罪的是公社召开批判大会，阿建需要顶替他爸去挨批斗，因为他爸身体不好，坚持不下来。

　　1971年我们开始陆续返城。他们两个因为“归户”了，就不算知识青年了，一次次的机会都与他们擦肩而过。1979年右派父亲平反后，他们才借光拖着一双女儿回到了沈阳，此时已经在农村生活了14年。

　　他们也跟命运抗争过。他们读夜校，试图用一纸文凭来改变命运，尽管成绩优秀……文凭到手，可是那个年代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规则，比如什么大集体不能转全民哪等等，总之他们后来只好自己开了一个杂货店来维持生计。

　　此时阿媛就得上很严重的肾炎了。治病得花钱，两个孩子都得上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由于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所以每年的春节都是初一在老丈人家过，初二就在我家过了，阿建对我们说他除了老婆孩子什么人也没有了。凄苦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阿建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我老伴则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都跟他同学。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那真叫才高八斗，当年是我班的语文科代表，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有关蹉跎岁月的回忆就该由他来写了。而阿媛则是才女，《青年点之歌》的词曲作者，会多种乐器，至今我还记得她在学校的大厅里的钢琴独奏“旱天雷”，学习成绩几乎门门100分。他们生不逢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不能上大学，由于特殊的家庭情况耽误了事业的发展，由于太仗义而毁坏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沦为以杂货店为生，生活还在继续地给他们打击。由于动迁，他们的杂货店从临大街给迁到了阴山背后，他们一没钱，二没人，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想阿建的糖尿病就是在这种糟糕的心情中得的，可怕的是他从不到医院看病，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直到1994年，他突然卧床不起了，才到医院就医，当时就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他由于糖尿病引起心脏衰竭。

　　几个月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也撒手人寰。阿媛此时已因为肾炎引起的高血压而得了脑血栓，那年他们都没到50岁。9年后的2003年，我和老伴在广州施工，传来了噩耗：阿媛因为尿毒症做血透，造成了脑血管破裂而亡，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在阴间相聚。

　　如果不是阶级路线，那么这两口子都会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都能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如果不是“归户”，很快都会从青年点回城，也会有一个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如果没有他家庭出身给他的最后的打击，他也许自得其乐地在自己的杂货店里忙乎着。太多的“如果”，都没有给他一点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曾记得1962年的一个夏夜，上完晚自习的阿建曾经在开满槐树花的校园里对着明月给我背诵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当时的他神采飞扬，才华横溢。44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已是阴阳相隔。不知道阿建在天堂上可好？你既然知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为什么还要这么急急忙忙地“乘风归去”？天堂再好，你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难道你不挂念吗？

　　你走了，你的妻子女儿失去了顶梁柱，我们失去了人生一知己，有多少次我们徘徊在你家门口，回忆着你生前的音容笑貌，回忆着我们两家人一次次的倾心交谈……你的妙语连珠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而今我们只有靠回忆来填充生活的寂寞，再也没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了。

　　是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苦乐相伴的日子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受苦的知青所受的苦都是相似的，但是苦中作乐所得到的快乐却各有不同：

　　一、打人了

　　青年点的房子盖好后，需要在院子里打井。因为地下水位很高，村子里都是使用抽真空原理打井，号称“洋井”。打井师父来了后，首先让我们把村里的电门总闸拉掉，因为用铁管往地下打的时候，上面就是裸露的高压电线，碰到就会出人命。一次一个同学拉掉电门后还在上面贴上一纸条：请勿合闸，但是在打井打到一半的时候，屋子里做饭的一个女生却发现电灯亮了，赶紧跑出来通知，打井师父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时候那根长长的铁管正在电线的周围上下移动，我们只好又去拉闸并且派人守卫在那里。

　　井是打完了，但是事儿不能完，被合闸这口恶气得出。经调查是村里的电工干的……于是在1965年的张家村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七八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走在深秋的土地上，步伐坚定表情决绝，如果换上一身黑西装，戴上墨镜，活像一群黑社会的打手。他们到了电工的家里，大喊一声：××，出来！那个电工心虚地出来后，还没来得及说话，首先就挨了一记窝心拳，然后又挨了一下无影腿。两分钟后，这群人扬长而去，回到了青年点，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据说当时咋呼得最欢的男生只是担任了站岗放哨，而平时文质彬彬的那个男生却是最先出的手。奇怪的是，那个电工后来反而经常来讨好我们，一点也没有复仇的迹象。

　　二、张家村的烧烤

　　现在我居住的是鲜族人扎堆的地方，来客人只能请人吃烧烤或朝鲜冷面，单调了点但却非常正宗。但我记忆中最鲜美的烧烤还在张家村。

　　那时候下地干活到了地头时，打头的首先派一个“半拉子”（其实就是辍学少年）去偷其他生产队的毛豆或其他可吃的农作物，这样这个“半拉子”就不用干活了，只要机灵点不被人抓到就行。等我们这些人干到了休息时间，这个机灵的“半拉子”早就把毛豆放在干柴上烧熟了，我们就围坐在火堆旁，饿虎扑食般的恨不得手脚并用，在灰烬里找出烧得黢黑的毛豆，只听得一片吧唧声，最后个个满脸满手黑糊糊的，活像个包公。吃渴了就进行第二步：用铁锹在地下随便挖个坑……清澈的地下水就冒出来了，再随便撅一根芦苇，趴在地上，把头伸近水坑用芦苇管吸水，那水真叫一个甜哪。第三步就是吃饱喝足了到附近的水沟里洗脸洗手……再把烧烤现场毁掉就齐活了。现在想想，在农村的田野里吃烧烤总共分三步，还一分钱也不用花。

　　三、吃蛇记

　　生产队是水田，各种蛇很多。当地人是不吃蛇的。有个同学是湖南人，有点类似广东人，什么都吃，越是别人不敢吃的他越爱吃。他发出通知，凡是抓到蛇的都给他送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大显身手，用红辣椒炒了一碗蛇肉，闻着好香，别人还是不敢吃，我可没管那套，跟着他吃了个够。

　　那天下地，我俩因为吃蛇肉都去晚了，到了地头，全体社员都用担心的眼光看着我俩，好像我俩刚吃完毒药。一个跟我最好的农村小姑娘，那天下午始终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她说怕我什么时候出现中毒症状好及时抢救。我们就这么以身作则大吃蛇肉，可张家村人自始至终不肯向我们学习。

　　四、占了大便宜

　　到了秋天，排水沟里的螃蟹都成熟了，我们胃口的收获季节来到了。晚上提着马灯，成群结伙地去抓螃蟹，光着脚在排水沟里踩，脚底下硬硬的就是一个个螃蟹了。一个晚上几个人能抓一水桶螃蟹，回来煮熟后大家分享。记得一次每人分到四个，一个女同学说她不敢吃，跟我商量用螃蟹身子换我的螃蟹腿，结果她吃了八个螃蟹的腿，我吃了八个螃蟹的身子。这次占的便宜可是空前绝后的，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五、学的俄语用上了

　　大家轮流做饭，轮到一个叫刘俊的男生做饭时，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公一母两只小狗，整天陪伴着他。他为公狗取名“伊凡”，为母狗取名“安娜”。说来也怪，伊凡特懦弱老实，而安娜如同河东狮吼贼泼。于是大家叫刘俊时，就连带两只狗一齐叫：“伊凡懦夫，安娜泼妇，刘俊伙夫！”这下大家看出来了，我们当年学的外语是俄语啊。

　　可怜的是，严冬来临时两只狗为了取暖，钻进了灶坑，新换的伙夫不了解狗的习性，一把火就给熏死了。

　　两个农民

　　回想张家村的农民，首先跃入我脑海的是两个人：丁大爷和倪二哥。

　　丁大爷是我们到张家村最先和我们接触的农民，因为农村做饭都是大铁锅，公社领导怕我们不会用这种大锅，就派了丁大爷来给我们做饭。现在想想这一举措还是很英明的，别说大锅，就是小锅我们也不会用。丁大爷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长得倒也慈眉善目的。我们这伙人是抱着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根农村闹革命的态度来的，这下看到一个嘎嘎新的正宗的贫下中农了，就别提我们对他多好了。

　　我们的衣服他只要看上了就随便拿，青年点的伙食本来就比当地农民好，丁大爷是做饭的吃得就更是好上加好了。由于我们是首批出现在张家村甚至辽中县的知青，所以公社给我们很好的待遇，起码大米饭管够了吃，丁大爷做饭又好吃，几个月下来，我们个个都像气吹的似的。当年那没有施用化肥和农药种出的东北大米，真是太好吃了，油汪汪的，没有菜都能吃两大碗。女生们尤其立竿见影，我们在前面走男生就在后面学我们走路的样子，胖得两条胳膊都耷拉不下来。丁大爷非常同情我们，总是用一种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不理解我们干吗放着舒服的城里生活不过，跑到这里来遭这份罪。虽然当时我们感觉他觉悟不高，但是还是从他那里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后来我们自己学会了做饭，大队部就把丁大爷撤回去了。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时髦的时候，丁大爷居然还给我们贴了一张。他以最了解我们自居，非常权威地声明我们这伙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怎么样，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云云，他要反戈一击。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居然赋诗一首作为大字报的结束：“这些青年人儿，都是资本家的儿，不是牛鬼儿，就是蛇神儿！”看得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当时怎么没发现丁大爷有这么高超的文学水平呢？看来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农民如果给了他一个表演的舞台，给了他一个适合的政治土壤，他也会摇身一变，变成使我们感觉陌生的角色。在“文革”中……千千万万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不都走火入魔了吗？

　　倪二哥比我们大十几岁的样子，家就住在青年点的对过，相隔一条土路。他是我们的常客，为人非常之热情，那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种菜，闲暇时间和我们唠叨村里的稀奇事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整得（辽中土话）我们对他很有依赖，非常喜欢他。但他又是狡猾的。比如一次赶集回来，哭丧个脸到青年点，说在集上把布票丢了，大家马上好言相劝，之后纷纷给他募捐布票，还有个同学把她妈新给买的大头鞋也送给了他。后来别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他在集上把布票都用光了，买了不少的布。我们才知道上了那厮的当了，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孩子多，太穷了。“文革”期间，农村割一切资本主义的尾巴，连农民的那点自留地都收回去了。倪二哥就更穷了，以至于发展到去偷生产队的塑料布（培育秧苗用的）到集市上卖，结果被人发现，公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把倪二哥好一顿批斗。去年我们到张家村还看到了他，可能是由于生活好过了，满面红光的，但是人却是痴痴呆呆的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给我们讲笑话时的机智幽默的影子了。世事沧桑，时光荏苒，一个聪明狡猾的农民，一个热情幽默的农民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红房子里面疯子多。”

　　人们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年一起下乡的26名同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被称之为“知己”。回想我一生所经历的各个群体，总是觉得“青年点”这个群体是最令我心情愉快、心意相通的集体。

　　这是因为我们这群在1965年下乡的同学有着同病相怜的人生经历。当年的沈阳二中和现在一样，是沈阳市尖子生荟萃的高中。但是当年特殊的政治气氛使得我们这些政审不合格的同学别说上大学，就连在城里找个工作都难。于是乎大家聚集在张家村就是人以类聚的必然结果了。

　　青年点人才济济，首先有个同学作了一首《青年点之歌》的歌词，马上就有个同学谱了曲，于是这首歌就一直成为我们的“点歌”：“我们是党的好儿女，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改变穷和白，永远跟着党向前进……”歌词全都是豪言壮语，鼓舞士气的。每当夜幕降临收工回家，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一群年轻人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美好理想，引吭高歌，歌声在混合着青苗和野花香味的空中随风飘荡，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令人难忘的一幕啊！

　　当年农村实行工分制，按照活的类别和人的体力计算报酬，但大家都要求秋后算账的时候平均分配，其实这样男生是很吃亏的。大家说一定要把青年点办成“乌托邦”，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脱离了实际的理想状态，实行了一年就被女生们反对掉了。

　　男生始终是非常照顾女生的，没有柴烧时，男生下工每人必须带几捆回来，女生则不必。最令我难忘的是，几年之后，女生的身体明显不支，首先表现在吃不进去饭，于是男生主动在做饭时给女生蒸一盆大米饭，而自己还是吃玉米面饼子，这种照顾一直到大批知青回城。当然女生也为男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拆洗被褥什么的。青年点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就是兄弟姐妹。

　　令当地人难以理解的是，公社曾经要把青年点迁到一个比张家村富裕得多的地方……我们竟然坚决不去，沈阳的东北制药厂来招合同工我们还是坚决不去。那是一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代。现在还有谁能理解当时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呢？

　　所以当地人说红房子里面住着一群疯子（青年点是村里唯一的红砖瓦房）于是“红房子里疯子多”的诗句纷纷出笼：

　　有看破红尘的：红房子里疯子多/假假真真奈若何/不忧今朝逢场戏/但恐来日梦南柯。

　　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红房子里疯子多/不循世故不拘格/言狂心奇笑明日/志远哪怕人难摸。

　　还有豪气冲天的：红房子里疯子多/无须愁肠叹奈何/二载挥汗铺绿毯/三秋舞镰斩金波/曾将宏图相思虑/总把农事共商磋/笑指千斤任重处/便有狂人含笑托。

　　总之，一本不知道是谁的日记本随便扔在了炕上，谁有了感慨，谁就胡乱写上几句。我还算是个有心人，临回城的时候抄录了几首，一直保存到现在。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开始回城，至今已是35年了，每年的9月1日，必定聚会一次。先是拖儿带女的，逐渐儿女长大不跟着了，现在都是利手利脚的，我看很快就会带着孙子孙女参加聚会了。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离开张家村，大规模的回农村旧地重游搞了三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张家村，因为那是我们曾经放飞理想的地方，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幼稚，甚至很疯狂，但是我们当年毕竟太年轻了啊。

　　作者简介

　　杨穗，1946年生于苏州，1950年随父母来到沈阳成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1965年高中毕业，因政审不合格，不但大学不要，连街道小工厂都不要，只好下乡。1971年回城当过电焊工、不在编制的“黑”干部，1979年电视大学毕业后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干部，其实就是技工学校的老师。后来因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黄了……又回到公司机关混事儿，53岁的时候被人一刀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