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3、历练痛苦

　　黄欧平

　　我出生在一个三代教师之家。我的祖父、外祖父、父母亲在解放前后都是教师，但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父亲在1957年又被错误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1978年正式彻底平反）十年“文革”动乱中，他又先后两次被打成“黑帮分子”。这一切不利的政治因素，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我的学业，使我多次失学。1965年高考落榜后，我听毛主席的话，毅然决然地选择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年轻的我，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然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有一个右派的父亲这两道魔咒一直缠绕着我，让我一生历经坎坷，饱受磨难。

　　一、艰难求学路

　　1957年，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他任教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一中错划为右派分子……正值高小毕业的我，因为这个原因就险遭失学。那一年也是解放后教育界的子弟受政治影响失学最多的一年。湘乡县教育工会竟然有“不识时务”者，为这些幼年失学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仅仅两个班的职工子弟中学，我也幸运地进去了。

　　可是好景不长，子弟中学开办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再次面临失学的我，在当年秋季幸运地进了一所民办初中―城关初中学习。我们学校的老师教学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因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亲人在解放后被“关、管、杀”，还有的则是因为个人历史有污点，或者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有致命的政治问题而离开了原来的重要工作岗位。他们因不能安排正式工作却要养家糊口，就一起创办了这所民中―师生后来戏称它为“饭铺”。我在“饭铺”里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学业，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三年初中顺利毕业，我当时报考的是县直第二中学，升学考试成绩是甲等，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班主任吴老师手里，他还让同学通知我去学校收取。然而……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被录取学校收回去了，我再次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听说被无理收回去的还有七八个与我一样出身“黑五类”的同学。

　　1961年，湖南省农垦局某些领导脑子发热，在洞庭湖区一下子开办了五所半工半读农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那个暑假里，招生的老师满天飞。我得到消息后，到湘潭市通过简单的入学考试，现场就拿到了去湖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沅江茶盘洲分校学习的入学通知书。1961年秋天入学，我被分配在农作二班。第一学期，我得到了劳动模范和甲等学习成绩的奖状。可是在第二学期快结束时，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被迫离开了学校。当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学校要精兵简政，但是，我不幸听到了我们农场的张书记在食堂里作报告时的一段话。

　　那是一个月明星疏的晚上，班团支部书记贺某为我申请入团一事找我谈话，我们俩在食堂前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坐下来。谁知道身后的礼堂里正在召开（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人参加的）会议，听到声音，我俩都好奇地从窗户外看进去，只见农场的张书记正披着外衣半蹲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作报告，我们俩听到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对河的大蒋介石没有打过来前，我们要先强制管好大陆上各种各样的小蒋介石，学校里也不能留下他们……”这是自从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听到人家用“小蒋介石”称呼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记得当时我拉上团支书就跑……她一边跟着我跑一边说：“不要紧，不是说你们呢。”不久湖区发大水，我连行李也没有带就离开了学校，到家后不久，就接到了遣散通知书。这是我第三次失学。

　　1962年中考过后，我因找工作无望，参加了“饭铺”（当时民办学校是不能与正式学校同时招生）的升学考试后，再一次回到了课堂，进入它新开办的高一年级学习。在“饭铺”的特殊环境中，我竟然当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班上的学习委员，读书的热情再一次高涨。但“饭铺”并不具备高中教学的条件，不久，我放弃了它，插班到父亲所在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八班。高三八班当年录取的是全县各所初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且绝大部分是出身贫苦农家的子弟，只有极少数几个城镇学生，也多是贫民阶层的孩子。班上的另一部分学生（约十人）则是上届的留级生，也多是出身没问题家庭的孩子。在这个班级里，高一快结束时，班主任竟让我替补当上了学习委员。1963年学校宣布我父亲摘掉右派帽子，这两件事让我这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再次做起了大学梦。

　　1963年中国农村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上学期开学时，学校统一撤换了所有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同时开始对学习成绩突出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并进行无形的重点监控，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政治的无情，我感到彷徨，也很伤心。

　　一天，一位姓池的女同学在排队去吃中饭的路上，悄悄地塞给我一张字条，纸已经揉皱，看来她是在找机会交给我。条子上写道：“小心你周围的人！不要随便向人交心。”虽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相信她的为人不会无事生非。后来的两件事，证明她的提醒是有根据的。

　　第一件事：一位贫民出身的女生李某正好和我睡相邻上铺，她受命与我拉关系，想诱导我说班上另一位侯姓团员（她是留级生，高二时通过石门的某上层关系从常德某女中转学来的。因匿名送过一件旧花棉袄给初一沙姓男生而被学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转学来不久她就以患急性肝炎为理由，长期住进校医务室，并且不参加班上的任何劳动。的坏话。我平时就很少与侯同学接近，且又不喜搬弄是非，但经不起李同学几个晚上的唠叨，就回复了她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说她是装病住医务室，何不告诉老师让她搬出来？”谁知道到周六，班主任孙老师（也是一位出身不好的政治老师，虽然他平时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革命，但不久他就被学校派往社教工作队，离开了学校）就组织全班女生在女生寝室开会。开始是不点名地批评出身不好的学生对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打击侯同学的积极性，话越说越明朗，矛头显然对准了我。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逼向我，觉得很委屈，却没想到过要给自己辩白，更没有和盘端出那个李同学说的话。好在大多数女同学和我关系不错，那次短会也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

　　一位姓廖的女同学说了几句为我开脱的话，事后被班主任在15分钟的写字课里公开辱骂为：“又当巫婆又做鬼，两面出头当好人。”记得这14个字成了我们当天写（大）字的内容。课后她与班主任针锋相对地顶起来后，我才知道是因为我。

　　另一件事发生在高三年级二期。有天我到班主任宿舍去交作业，无意中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写满了字的纸条，字迹太熟悉了，这是自从学校开展学雷锋后，我和我的同桌（姓刘）共同帮助的一位姓伍的男同学写的……这位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1964年他的父亲因肝癌去世，家里经济很困难，差点失学。他的姐姐曾专门找到我，代表她的母亲，当面感谢我两年来对她弟弟的帮助。可是，那张纸上他却保证从此再不和我来往，坚决跟我划清界限，把我两年来对他的帮助，说成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弟。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若不是后来中央改变了政策，决定不在高中学生中打右派，以我的政治条件当时就是个准右派了。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68年秋天，我在园艺场接受批斗时，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杨某在发言中披露了这些事，此人的表妹就是那个想诱导我说别人坏话的李同学，他可能认为我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他说我“对（园艺场）组织隐瞒历史”。

　　1965年高考后，我们这个年级将近八十名毕业生，也是石门县当年的全部高中毕业学生，被录取了近七十名，其中包括十个留级生中的政治条件好的几位，侯同学和那位李同学也进了师专。而我和另外几个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则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实际上，我们这类学生的命运早就由学校按当时的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在我的档案材料里学校意见一栏中写着“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而且还盖上了学校的大印。“文革”初期，一个参与抄学校毕业生档案的学生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父亲。1966年高考前夕，我曾经去看望过我的高三班主任张老师（现还健在）他问我还想参加一次高考不，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想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双料地主（父母两家都是地主成分）出身，不考也罢。”

　　班主任的无奈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在农校里听到的“小蒋介石”这个判词。14年来，就是这些人为的政治包袱让无辜的我在无望的求学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终点。

　　1965年9月10日，我挑着小小的行李，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离开了学校，来到了位于荒顶山的石门县园艺示范场。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去，是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奋劳动来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阶级烙印，却不料走上了另一条更辛酸的人生路。

　　二、出身不由己道路难选择

　　1965年9月9日上午，父亲陪我去了石门县知青安置办，一位姓李的办事员接待了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诚意和热情感动了他，他大笔一挥，把我分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县园艺场。园艺场离城最近，或者说就在城郊，一月还有14元的工资。我很乐意地签字接受了。当时发的证件，我怕丢失就放在父亲处保管，结果丢得更快……“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我父亲的宿舍，把我的《下乡光荣证》和一切他们认为的“四旧”一起横扫了。

　　我被分配在石门县园艺场第二工区第二知青组。虽然身体瘦弱但认真学习园艺技术，我的努力得到了老职工和知青们的认可。那年冬天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青通过了考核，参加了第一年的果树嫁接工作。年底被评为1965年度知青积极分子……与另外的六个男女知青一道参加了在1966年春节后举行的全县农业生产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到会的还有从石门各个知青点上来的知青积极分子。分组讨论会上……我听到了他们热烈的发言，记得有一个1963年下放到石门文化山区的常德女知青欧阳珊泰，她的事迹的确让我感动。她曾经长期护理生产队一位无人护理的“五保户”老人，这个老人烧伤后因无人照顾，烧伤面几乎全部溃烂，全身发出一股浓臭。这让我对“接受再教育”有了较明确的思路：人家不乐意去做的事，我应该去做，有了荣誉我不要去争，随时想到自己是一个政治上先天不足的人，这样才能自觉地接受再教育，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由于我的真诚与努力，1966年春天，园艺场党支部向进驻在我场的“四清”工作队推荐，由工作队长龚某通知我准备1966年秋天上湖南农学院系统地学习园艺技术。上大学本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然而随着“文革”爆发，我的美梦终成为泡影！此后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灾难、坎坷让我历练痛苦，不幸伴我终生……

　　1968年暑假，我的男友被学院分配到北方某部队农场接受军训，他即将北上，我请好假准备回省城送他并考虑婚事。晚上我去学校告诉父亲，发现再次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父亲正在作外出的准备。原来他因不服校方和造反学生随意主宰自己政治命运，准备再次上北京告状。

　　父亲曾有过一次进京告状的经历，那是“文革”运动初期，他被自己的学生、当年的红卫兵揪斗吊打致一夜白头后，倔强的他，愤而进京上访成功。历史走到了1968年秋天，天下大乱，京城里的许多大官们自身难保，一个接一个地下马入狱……父亲一个摘帽右派想不当“黑帮分子”的要求，就显得过于幼稚了。我用二十多岁的我所能找出的一切理由，试图说服父亲不要再次冒险进京告状。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没法和谁讲道理啊！我认为父亲要想不再受皮肉之苦，要想不再让人找到借口给自己加重体罚，要想日后真正为自己留下一个说清楚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和“黑帮”们待在一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到最后，父亲勉强答应了我，于是我们分手了。

　　然而，固执的他，没有真正接受我的请求。他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浑身的鞭伤，造反派拿走了他的金表、三百多元现金和一百来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带来的则是一桩莫须有的政治冤案及三十多年坎坷的生活经历。这段遭遇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谁也不愿提起的话题。

　　就在我动身往津市的第二天，父亲没走常德，选择了水路也来到了小镇津市。由于发大水，我被阻隔了一天，他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在同行高中师姐的伯父帮助下，我和师姐第三天乘民船走了，父亲则被随后追来的红卫兵小将们抓了回去。

　　15天后我送走男友，于8月18日下午按时回到了园艺场。8月19日中午，我正在保管室里忙着与代替我管理食堂的女知青杨某移交账目，突然被通知集合开会。当我离开房间时，工区长老单不让我锁门，随即闯进来四五个场部的中年男女，他们开始在我的保管室里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我心坦然，头也没回地去了会议室……

　　这就是当年湖南轰动一时的“8・19红色风暴”，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贯彻上面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而进行的全省统一行动。在搜查发生一天后，场部开“文革”成果展览，这时候我才看到他们从我的房子里抄走的几张发黄了的旧照片―父亲的大专毕业证书和某单位聘请他当农业技术员的聘书，旁边有几个赫然入目的大字：黑帮后代×××保存的反革命证件和反动照片，是想翻天的罪证……我的名字被打上了大叉叉。看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2006年我回到离开三十多年的园艺场后才知道，当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搜查吊打批斗的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有刘××，罪名“私藏金器”；刘××，罪名“参加了武斗”、“脾气不好”；叶××，罪名“投毒”；苏××，罪名“书写反动日记”；吴××罪名“作风不好”。知青蔡××不仅场里的住处被搜，他城里的家也多次被搜查，场里甚至派人到他母亲的学校搜。我的好朋友知青黄家珍也被无端怀疑为我收藏转移其他更重要的罪证在8月20日清晨遭搜查。

　　原来，那天父亲在津市镇被他的学生抓回去挨了吊打后，还想找机会再进京，于是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学历、资历证件及他读高中时参加抗日军训的旧照片全放进包里后送到了我那儿，交给正在食堂保管室代替我工作的杨某。8月18日我回来后，一边出工，一边与杨某忙着交接账目，父亲的包就放在米桶上面，也没空去翻看。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对父亲送的东西又一无所知。按理，杨某政治条件好，工区领导也信任她，平时和我的关系又是最好的，她是完全可以帮我说清楚的。可是，那是场里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革命成果，他们突袭的首选对象就是我们这些“黑帮”子女，说得明白的事情也说不明白，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想让你说呢！19岁的杨某不仅没有帮我去解释，反而因为与我彻底划清了界限，积极参与批斗揭发，让她在政治上攒足了资本，1969年整党后，成了第一位入党的知青。

　　这样，我由一个昨天的优秀知青，一下子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从此，无休止的批斗会和盘查谈话搞了近半年时间，却从来没有人让我自己亲眼看看照片……确认一下罪证。

　　在第一次批判会上，造反派认定抗日军训照片上是革命志士在被吊打，聘书和毕业文凭上面有蒋介石的相片和中华民国国旗，是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铁证。

　　我父亲是一文弱书生，近在咫尺的石门一中校园里，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那些老师中的造反派一年多来批斗我父亲也没有捏造过的罪名，园艺场的文盲就这么凭想象捏造成功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真是到了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

　　后来的日子里，我天天陪斗或挨斗。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想让我开口，决定保持沉默，在批斗会上什么也不回答。回来后就把前一次的空洞的检查书颠倒着段落抄……他们竟然谁也没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多半是文盲，而是因为他们谁也没兴趣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用手中抢到的权力，每天变着法子整人，以整人为职业。

　　好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别的挨批的知青被吊打了，造反派为什么没伤我半根毫毛？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1967年武斗还在初始阶段，许多单位的造反派为了能让自己的组织更具权威性，都想法在单位上扯一面大旗为自己贴金―虽然他们也斗走资派，但走资派往日的威望还在，何况这个小小的农场？于是，就有人强迫老书记表态支持他们……有天傍晚老书记把我叫到山上，将自己的苦恼和难处毫无保留地说给我听，他希望我这个有文化的人能帮他“撕扯撕扯”他心中的乱麻。我告诉他，我探亲假期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凡是两派斗得厉害的单位，多半是领导介入了派性斗争，这有点像家里被大人宠爱的孩子欺负别的同胞一样。我建议他不要明确表态支持谁，因为场里当时只有一个大派“红联”（别的反对派当时还没成立）而这个派里目前活跃的人，大多是平时爱出风头不喜实干的职工。如果这些人得了势，场里就别想搞生产了。书记接受了我的建议，与这些人周旋着一直到47军接管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47军派出人员到我们单位时，书记还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我，但军代表找我谈话时才了解到我的政治条件太差，没法挑大任。于是老书记顺利地进入了场革委会担任一把手，几个“红联”头头也如愿进入园艺场当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个原因是场里的“文革”成果展览会后，我和书记也有过一次谈话。我希望能看看那些照片，至于文凭和聘书我给他作了解释：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学历和资历是他工作的资本，这些除了写进档案，还得有实物证明，所以保存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是想翻天。书记虽然只有解放初期扫盲班的文化水平，却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应该是听懂了。但他只能叹气，他说目前这种“热火”（指刚刚开始的批斗）状况，他没法制止。他有难处我也明白，他已经五十多岁，那个书记位子造反派头头中就有几个人觊觎已久，他得小心行事，才能保得大局。也就是那一次，我向老书记提出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我被人‘武斗’了，我只找您要政策。”他倒也爽快，说他目前的权力就是能强调“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后来每次批斗我时，我看他总会坐在会场里。发生吊打其他知青是在下面的工区里进行的，那里天高皇帝远，就成了坏人施展淫威的地方。

　　半年后，场革委通知我，因为我表现好，可以不再接受批判恢复自由。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至于我挨批判的原因，他们却没有给半点解释。

　　在这种自由下，我找到在“五七干校”劳改的父亲，问清楚了那几件物品的来龙去脉，就想着去给自己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还自己清白。在原来的县政府里找过信访办，在县委会找过宣传部长田某，希望他们能比园艺场里的文盲懂得多一点，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是：“旧东西就是‘四旧’，‘四旧’就是反动的！”

　　无知的逻辑！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这些行动，又触犯了革委会里造反派头头们的威严，趁着1969年春天开始的整党，他们逼着场党支部承认是他们错误地培养了我，让老书记通知我再“下放”到他们指定的湘北边界的大山―东山峰茶场去。我提出自己回家找安置的地方，找好了再回来办迁移手续。

　　三、后知青生活

　　没办理任何离场手续，1969年3月5日，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城市“黑人”（无户口，无粮，无工作）生活。生活艰辛，处处遭人白眼，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个中辛酸，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但是，我顶住了单位、居委会及个别家庭成员的各种压力，认定了一个想法……坚决不再下乡。那几年我尝尽了“赖活”的滋味！

　　姐姐结婚后一家四口长期住在娘家，家里那间又当厨房又当住房的黑屋子里，已经挤巴巴地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外面临街的一间小小的偏屋，在我离开家前是我经常看书的地方，也放了一张床和小外甥们的摇篮等杂物。我用父亲读书时候用过的行军床在偏屋里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小的蚊帐里就是我的天地。

　　因为我家的地主成分，1968年居委会曾经把我姐和两个还不到读书年龄的小外甥列为下放对象，但是姐夫出身贫农，贫农的老婆和贫农的后代是绝对不能让人当地主下放的。姐姐倚着这把保护伞，和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娘们进行了几个晚上唇枪舌剑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死”罪免过，“活”罪却难逃：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天天到居民小组里出义务工。当时正是全国都在贯彻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全民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街道里一切可以出力的人，不管是“四类”分子还是贫民，都得积极响应号召，在街道下面几米深处挖防空洞。我回家后接替了姐姐的这项劳动，白天在洞子里挖洞，也不多说话。起初没人说什么，以为我是从外面回来探亲的，时间久了就有人议论，居民积极分子开始警惕起来。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从后门偷偷溜进来告诉我，她晚上已经几次碰上在外面听“墙脚”的人。

　　有好心的邻居悄悄地告诉我，有人在他们队上到处说我是在“文革”中打了单位上的书记才被开除回来的，说男友不要我了，还死赖在家里不早点找个人家嫁了……也有附近菜农家的年轻男子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如果嫁给他，就没人敢来欺负我了。居民小组和工宣队也在抓紧向我施压，三番五次上门来逼迫我，让我滚到在农村的婆家去。三天两头半夜上门查户口，还让我去派出所说明白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的家里，经济也很紧张，母亲的工资一月只发28元，其他的全部被冻结。

　　母亲没被打成“黑帮”分子，也没有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街，但是，她出身“双料”地主家庭，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外公是被土改工作队“镇压”的（1982年彻底平反昭雪始恢复名誉）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能按月发生活费给她，已经是很优待的了。姐姐的孩子还小，姐夫一个普通职工每月42元的收入，要按月寄钱养他在乡下的母亲，又要养老婆孩子，经济上肯定很拮据。如果说以前母亲的收入还能给姐姐家一点帮衬的话，现在又添上我这张“黑人”的嘴来分享母亲可怜的28元，贫困人家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没得盼头了！于是，有人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把我踢出去，才能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终于让“关心”我的人们找到了由头。

　　一天早上，母亲正准备去学校，姐夫照例是用很恶毒的言语咒骂我的父母。我提出两口子吵架不准伤害我的父母，就被他顺手抓了一把雨伞追打，幸得邻居菜农的一位大哥及时抱住了他。但大哥出身富农，于是，一场家庭纷争就升格成了地富子女合伙欺负贫下中农的政治事件。被他告到居委会，串通居委会的人来对我兴师问罪，决定下午在我家召开调解会。姐夫还亲自跑到我母亲的学校为她请假……逼着胆小的母亲参加会议。对于他在我家的劣行，我忍了一年多，知道母亲惧怕这个长年进驻家里的“农宣队”！我可怜的父母这些年在社会上已经受够了欺负，在自己的家里竟然还要频频遭人侮骂，我那天的心情已经气愤到了极点。即使在园艺场被冤枉的日子里，我也没想过要和谁吵架，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文革”中催生出来的一群政治疯子。

　　姐夫要把事情闹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挤出这个家。那天，当辱骂声再起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冒着被定为打击报复罪送进监狱的危险，也要维护父母和自己的尊严！当年我才2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所谓“士可杀不可侮”，即使有更严重的后果，我也顾不得了。

　　调解会上气氛很紧张，上午发生的事情，果然被姐夫提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他是当秘书的出身，嘴上的功夫很厉害。我胆小的母亲躲在学校里不敢回来参加会议，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说话了，我决定作最后一搏！当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我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回击。这是我自从1968年秋天含冤受屈以来所有情绪的一次大爆发！在诉说了他在我家表现的点点劣迹后，我大声对趴在窗户上伸着头的、站在我家房门外的听众说：“大家看着我在这小巷里长大，我不是他们说的‘黑人’。”又对这些神气地坐在我家里，发言时警告我“二十多岁的人了，应该到乡下婆婆家去安家落户”的“领导”们说：“我还没结婚，没有婆家！我有单位，我的户口在单位，只有单位有资格来管我！”我指着屋子里坐着的居民小组长说：“1958年春天，我还和你一起参加过居委会组织的下乡支农，当年12岁的我当了劳模，你为什么没挂大红花？”我指着姐夫说：“这里是老虎窝，你干嘛赖在这里不肯走？这可是我父亲的房子！”当时，他正得意地用右手掐着纸煤子，左手端着水烟筒吸旱烟，脚下面趿拉着一双旧布鞋。我气愤地说：“如果说你我之间是路线斗争，你这样子就是旧社会那些大烟鬼！哪像什么贫下中农？”门外有一个老者大声说话了：“管什么成分，岳母娘没死，姨妹子还轮不到你当姐夫的来管！在岳母家打人你还有理了？”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也就草草散场了。

　　我姐姐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无奈，说我不是说他更不行，于是牵着两个小外甥……跪在天井里朝天发誓：“天啦！你要报应别报应我和我的两个崽，你去报应他吧！都是他想出来的主意。”经这么一折腾，那些人不敢再惹我，也没人三天两头到我家来逼我下乡了。1970年秋天去农场锻炼的男友回来了。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父亲被他原来劳改的“五七干校”遣散回来，家里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家里那位贫下中农，却因在单位搞派性斗争被搞得焦头烂额，东躲西藏，顾不上和我进行路线斗争了。

　　1972年9月30号，我带上半岁的儿子第二次离开了我的家，到矿山我的户口所在地去了。

　　四、古井无波

　　1972至1980年间我在湖南一个铅锌矿里生活了整整八年。我曾不顾丈夫的极力反对，拖着怀孕的身体和浮肿的双腿，坚持参加矿山家属服务队的重体力劳动直到孩子出生。我也不定期地到子弟学校去代课，哪怕只要代一个星期我也去。我的工作质量和态度得到了家属队和学校的好评。当1976年矿山里决定从职工家属和子弟中招收40名大集体工时，我被家属队推荐并被矿山录用了，同时安排在子弟学校以工代教。

　　1980年，许多教工子弟顶职到了教育系统，而我母亲的退休指标却被某些人利用职权占用了。等我高高兴兴回到家乡才发现自己又成了失业者，与相关人员多次交涉的结果是先当代课教师。两年后我通过考试转正了。从1965年到1982年，在经历了17年的艰辛后，我总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来了一份正式工作。虽然工资低得不能与我的教龄和教学水平相提并论，虽然这一切来得太迟太迟，但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后，我已经不奢求工作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了，所谓“古井无波”大概也就是这个心境了。

　　当我倾尽全力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当教师的地位开始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后，当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并且开始有了小小的辉煌后（1982年后，我是湖南省《中学化学园地》的特约通讯员）上天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5年，落实知识分子（我是知青，不能算知识分子）

　　政策成风，我不无遗憾地丢下了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粉笔，再次背井离乡，来到丈夫工作的单位湖南省冶金干部成人中专，换回来的是一家人的团聚。

　　在这所学校里，因为没有大学文凭，我只能在教学资料室里为他人准备教学资料……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我曾坚持自学了三年《社会学》专业，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新站上讲台，为学员讲课。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锅饭”开始被砸烂，靠吃工厂而发迹的堂堂省级干部学校，辉煌了十年后一下子瘫痪了四五年……在1999年夏天终于被下级单位兼并了。在我2000年退休时，工资卡里面没有了所有与教师有关的部分，退休证上“曾经职工（职务）”一栏还原成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无情的空白，只有我的老户籍本上记录着我曾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人民教师！

　　五、辛酸的句号

　　1972年上半年，农工调往矿山还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丈夫所在的矿山主动与园艺场联系我的调动。可是，园艺场竟然在我的个人档案里面塞进去“文革”冤案中那些没有正式结论却能置人于死地的内容，让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丈夫一气之下打报告到园艺场要给我办辞职。当时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得到消息后立刻向场部表示本人坚决不同意辞职。可是，园艺场竟以我丈夫的要求为准，把我和孩子的户口立马迁到了他工作的矿山。

　　1973年，被遣送回家在居委会蔬菜队劳动改造三年多的父亲已经回到了石门县教书，我的事情却一再被搁着，场里没人为当年的错误承担责任。直到1982年，我因转正为国家教师时需要工龄证明，才由我的知青朋友黄家珍找到园艺场的新书记杨士迪先生开出了正式证明。此证明在退休时为计算连续工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收进了我的个人档案。也是在那一年，经杨书记批准，园艺场为当了三年“黑人”的我，补发了拖欠八年之久的生活补贴费600元。记得当时还附来了一张表格，里面有一栏是要填写对补发生活费的态度。我不假思索，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损失国家补，给多少我不计较。我的祖国十年的损失谁来补！”

　　2000年5月，当单位为我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我档案里面的工作时间没法连接。

　　从1972年起，我先后在三个学校工作过，1982年才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国家教师！

　　公司劳资部门的人找我去问，我只好把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一一说出来。年轻的人事干部笑着说，“您要是能搞到原来单位的相关证明就好。我们相信您的话，可是档案里面没有就不能给您上报连续工龄。”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因此还要少算百分之五。正当单位打算派出外调人员和我一起去园艺场时，我想到了1982年转正时园艺场杨书记开给我的那一张工龄证明，于是找出来交给他们。到此，我的知青生活记录才算真正结束了，同时结束的是我的工作记录。

　　从1965年9月到2000年5月，35年！13000个日日夜夜，把我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妪！这是一段漫长的知青生活轨迹。命运和我开的玩笑到这时候才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

　　作者简介

　　黄欧平，女，湖南省湘乡县人。1965年毕业于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8班。同年9月10日自愿申请下乡，由石门县劳动局“四个面向”办公室安排到石门县园艺示范场。1968年后，由于受“文革”动乱中父亲错案牵连而坎坷一生。2000年退休。现客居广东顺德女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