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6、到“广阔天地”里去

　　蔡源远

　　1965年我高中毕业。在高考冲刺的时候，家庭问题的阴影时时影响我的情绪，像魔鬼缠身一样总也摆不脱它的纠缠。想到家庭的影响就感到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但心中仍存侥幸，总觉得凭自己的学习成绩和一贯表现上个普通大学问题不大。

　　经过了艰苦的高考准备、难忘的三天拼搏之后，身心疲惫。

　　八月下旬，几乎每天头顶骄阳和朋友裘晓梅一同去七中，在校门口等邮递员送通知书。每天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同学、朋友收到川医、川大、同济、电讯的入学通知，我仍然在天天盼着。后来川师、重师的通知书也发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上大学的梦彻底粉碎了。那些日子真是度日如年。白天有事做，但不时发呆，精神有些恍惚；晚上无法入睡，常常一个人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真有痛不欲生的感觉。我觉得生活欺骗了我，我读小学、中学是那样努力，那样认真，但这一切都付之东流了。

　　八月底的一天，我去火车站送走了自己童年、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同窗六年的裘晓梅去重庆西农读书，回家的路上，心里十分怅然，以后怎么办？我下定决心上山下乡，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环境，到农村去奋斗一番，我想我也只有这条路了。

　　妈妈坚决不同意我下乡。她反复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没有川大好。”但我仍一意孤行，瞒着母亲到七中去报名。我去的时候，正巧有位老师在贴上山下乡的红榜，于是我请这位老师在最后加上我的名字。回家之后我给妈妈说我被批准下乡了。起初妈妈不相信，因为事前她亲自去找过学校，告诉校方我的妹妹已下乡了，要把我留在身边。当她知道我的决定已经无可挽回时，无奈地说：“那我就恭喜你了。”听到妈妈这句话，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号啕的哭声把多日郁闷在心中的苦痛宣泄了出来。

　　从19岁起，我成了一名游子，从此漂泊他乡。但成都和四川大学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魂牵梦绕的地方。无论我走到那里，成都情结不会淡忘。因此，退休了，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家乡―成都。

　　如诗如画的郫县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

　　1966年2月11日，我们一百二十多个16至20岁的青少年，乘坐几辆解放牌货车，来到位于郫县犀埔镇的四川省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刚下车，我就被眼前如诗似画的风光所陶醉，惊喜得无言表达。

　　放眼望去只见平坦无垠的川西平原上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油菜，在绿色的汪洋中镶嵌着大片粉红色的花，一打听，原来那就是苕菜。空气中弥漫着庄稼特有的清香，在笔直的机耕道上，奔跑着拖拉机。这真是风景如画啊！给我的第一感觉，这就像电影里苏联的集体农庄。

　　我亲眼目睹了绿油油的小麦变成金黄色的麦浪，平生第一次看到联合收割机，一个原来电影上才看得到的庞然大物，把小麦齐刷刷地割下来，又立即打成麦粒，装进一个个大麻袋。一辆辆卡车，把装满了小麦的麻袋运进了粮仓。收小麦的过程，全是机械化。被机器割断的麦秆仍在田里，被太阳晒几天之后，熊熊的大火……把它们全部变成了灰烬。

　　我们刚来时只有脚踝高的油菜秧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长成了小树般壮实的油菜秆，开出黄灿灿香得醉人的油菜花。养蜂的师傅们从北方回来了，无数的蜂箱整齐有序地放在油菜地边，蜜蜂在油菜地里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只听见嗡嗡声一片，如果你走近它，冷不防，蜇一下，痛得你红肿好几天。

　　收了小麦、油菜之后，拖拉机把大地耕了一遍，只见成都平原黑油油的沃土与天际相连，最大的一块田竟有20亩。成网状的大大小小的沟渠引来了都江堰的河水……把这片土地灌成了水田。一季庄稼收了，又一季庄稼要播种了。我感叹中国勤劳的农民，把成都平原的精耕细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回忆起来，我们在这个农场半年的时间里，主要的劳动就是收油菜和插秧子，因为这两件事还不能很好地用机械来解决。我们整整插了三个月的秧子，从早稻至晚稻。每天早饭后带上秧凳，去秧母田中拔秧子，把它拴成小捆，又用板车拉或挑到大田去插。每天在冰冷的水田里泡着，弯着腰踩着泥浆，干着重复的劳动。

　　一上岸发现脚杆上爬着七八只蚂蟥，裤脚、裤裆常常是湿淋淋泥糊糊的一片，脚上手上脸上身上甚至头上都是泥浆，有时腰都直不起来了。早春时，清晨水田里的水冷得刺骨，到种晚稻时，中午下午太阳毒辣，热气上冲，汗流不断，不知是水还是汗把衣服打湿了又晒干，晒干了又打湿。那段时间我的指甲都长不出来，还陷进了一些。我常发自内心地感叹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几个月的劳动无疑是艰苦的。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大地脱下了金黄的外衣换成了嫩绿色的新装，看到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劳动者的自豪与喜悦。

　　在郫县农场从事的体力劳动，主要与锄头扁担打交道，尽管我每天累得腰酸背痛……但思想上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在这儿没有哪个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也没有天天周周月月烦人累人的考试。这段时间真是精神抖擞，身体结实。由于刚从大城市到农村，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加上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劳动中从不惜力，不怕脏不怕累，大有有志青年大有作为前途光明的感觉。

　　这儿的生活也相当令人满意，我们在农场每月发17元5角。吃饭上食堂，吃的是最好的新米，米饭白生生香喷喷；吃的菜则是农场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吃的肉是自己喂的猪牛。当时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寝室，寝室是刚刚才建成的，干净明亮，连一根钉子都没钉过。每个周末农场在晒坝放映露天电影。农场还有图书馆，可以借阅书籍；有广播站，我还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的播音员。

　　为什么在这新修的农场仅劳动生活了半年，农场就宣布撤销，安排我们离开郫县到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这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想不通的事情。在郫县的半年里我们与那儿的工人、刚大学毕业下放锻炼的大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真舍不得走。农业厅的头头们动员我们去凉山时，我天真地想另一个农场也会像这儿一样秀美吧。所以走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并不十分难过。

　　我们离开郫县农场时是1966年8月16日，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回来大家多次谈到如果晚走半个月，我们就会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也就不会去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也就少受些罪了。

　　蹉跎岁月―不堪回首的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

　　插完秧之后，还来不及收谷子，场部就通知我们：四川省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宣布撤销，我们所有的知青和愿意去凉山的原农场的轮换工到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省农业厅的头头们说五道箐农场是一个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型农场，那儿将来山上放牧，山腰种果树，山下可种粮食养鱼，将变成一个花果山米粮仓。我们都不知道凉山普格在哪儿，只听说在西昌那边，听到这一宣传，我们都高兴得巴不得早点动身。

　　我们8月16日出发，几辆解放牌货车，拉着一百二十多名充满浪漫理想的知青，一路颠簸，摇摇晃晃地从成都出发。汽车开出成都后，平坦无垠的良田逐渐远去，进入眼帘的是丘陵地带层层梯田、起伏的公路，然后看到的是崇山峻岭、飞泉瀑布、山花奇石、原始森林、竹林，盘山的公路绕山的白云。对于我这个从小在成都生长、第一次离开成都平原的人，沿途的风光真是美不胜收。我们途经雅安。

　　荥经、石棉翻过了泥巴山，经过了大渡河，路过了西昌。一路上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欢声笑语不断，高唱革命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到我们西昌来……”为了更好地观看沿途的风光，我基本上是站了三天多。

　　8月19日，我们到了普格县拖木沟区。由于这一行知青来得太急，五道箐农场的干部还来不及安排。他们就临时把半山腰一个破烂的配种站打扫出来，分成男女两大间寝室。几十个人就睡在用木棒搭成的通铺上边，翻身都要喊一、二、三。房间用竹席子四处围了一下，房顶的旧瓦勉强能遮风雨，室内充满了猪牛羊的屎尿臭。

　　八月的凉山秋高气爽，山上长着野菜、野花，还不时看见大朵大朵黄灿灿的野黄花。虽然住在臭烘烘拥挤的大棚内，但初到这儿，心里充满了幻想和热情，心情还不错。

　　凉山五道箐农场有二百多人，主要由五部分组成。有原来的拖木沟林场留下来的十多个老工人及家属，他们是农场各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人都朴实勤劳没什么文化，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孩子。还有十来个1965年大学毕业学农的技术员，他们每月五十来元工资，是农场的干部。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万县人，他学的是园艺专业，大家喊他应大汉。他热情地教我们学习果树剪枝和嫁接技术，教我们如何栽培梨子、桃子、苹果。另外有十来个随我们一道来凉山的郫县青年农民，也都具有农民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大概只有小学文化。另外是111个成都知青，57个南充知青。南充知青中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有的只写得起自己的名字。在农场里，当然知青的地位最低。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农场内工人、干部、知青的思想越来越混乱。这个农场本来就是一个筹建农场，以后还办不办？五道箐农场处在一个深山夹皮沟里，交通极不方便，严重缺水，土质很差，开垦面积有限，根本不具备办现代化农场的条件。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知青们不甘心长年累月重复单调的体力劳动，想念亲人思念家乡，思念文明、文化生活。这些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知青们成立了“12・20”造反队，农场渐渐瘫痪。1967年初，我和一些知青朋友回到成都……

　　这年二月，我和知青朋友到了北京，住在中国农业部，接触了一些到北京来造反的省内外知青。知青们共同的心声是，在农村干没有前途，想要回自己的户口，想回城，不想在农村、农场务农了。

　　回到家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上山下乡的真正含义。在家中闲耍，我成了一个无工作……无粮食（因为当时实行粮票制）无户口、无地位的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考上了川大数学系，她经常要从我们家的门口经过。每次只要迎面碰上，她就赶快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几句。老同学虽然表现出热情。

　　关心，但话语中的同情，更使自己悲从中来。与老同学见面之后，精神就像受到刺激，几天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住在家里，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带回的粮票有限，成都只有妈妈一个人的粮食定量，逼得妈妈常常找她的朋友要粮票，有时买黑市粮票来对付。后来1964年下乡的妹妹也从会东县回来耍，带回不多的粮票和钱。妈妈当时只有六十来元的工资。我每月有17.5元，这点钱要供养三个二十来岁的孩子，米面油不够吃，有时就买些四季豆、豇豆、洋芋、南瓜来充饥。

　　母亲供职于川大图书馆，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书籍，从小便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在成都吃闲饭的日子，我有更多的机会阅读中外名著。有两本书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本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狼》。这两本书主人翁强者的形象、坚强的毅力、不向困难服输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古典诗词也是我的最爱。这段时间，我还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两本唐诗、宋词。随后我把喜欢的一些书和诗词的手抄本带回了农场。1978年……我能在32岁上（为报考大学改小了两岁）挤进南充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大门，跟我当知青时热爱阅读不无关系。

　　我下乡之前生活和读书的环境很单纯，也比较封闭，接触社会很少，只是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完全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母亲在我五岁半时就与他离婚，我们三姊妹由母亲一手抚养大。我从小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干部，高中担任学生会干部。读高中时，我喜欢看《中国青年报》，常常把励志文章中的精彩句子用红笔勾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听到别人说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认为这人思想反动。在高中阶段我一直积极争取入团，立志背叛家庭，走革命道路，但就是入不了团。1964年，妹妹没有考上高中，母亲到处托人好不容易为妹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我却坚决支持妹妹下乡。妈妈的心在滴血，但女儿们全然不理会这些。

　　我下乡之后，特别是到了大凉山的普格县，才知道走出了繁华的城市，中国还有好多破败的中小城市，更有当时只有一条街的普格县，只有几排用石灰刷过的干打垒的平房和一所小学、一个篮球场兼晒坝的区政府。中国除了有都江堰的水滋润的出产丰富的成都平原，还有大量因缺水长满野草的黄土山坡。这就是我们农场的所在地―五道菁乡。

　　荒凉的五道菁乡同川大的人文环境、美丽的校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普格县是一个彝汉杂居的县城。彝族多半住在山坡上或山上。那时这里比汉区落后很多，农民的住宿条件、卫生状况都很差，彝族同胞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曾到过普格县插队知青家去耍，就在我们到达的当晚，就发生了农民和知青的斗殴。农民并不欢迎插队知青，知青和农民的矛盾很尖锐。

　　农场瘫痪后，知青们到农场办公室找出了我们的档案。在我的档案中有这样的批语：“出身剥削阶级，不宜录取”。我们农场有一百二十来个成都知青，1965年应届的高中、初中生中，有不少是关、管、杀、地主、旧军官、右派……的子女……这些都是被当时的阶级路线、唯成分论打入另册的青少年。我们中多数人都是学习优秀，勤劳肯干，遵守纪律，很有上进心的学生，是愿意为祖国的建设效力的有用的人才。我真想不通，政策为什么不要我们升学？国家为啥要抛弃我们？

　　为啥要这样对待我们？

　　在成都闲住的日子，我的一个好朋友、老同学、老邻居从攀枝花市回成都来探亲……顺便来看我。她当年因出身问题也没有考上大学，但就是不愿下乡。当时我认为她思想太落后了。这次见面，她谈到了自己如何躲过下乡动员，与妹妹一起到了攀枝花市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去当了名教师。谈到她的工作、工资和个人问题……她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相形之下，我为自己一腔热血积极下乡、现在是一名知青而深感自卑和沮丧，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不懂得社会、不懂得生活，多无知……多幼稚！我终于明白报纸上和学校的宣传完全是谎言！我们是被愚弄了。

　　我真是对不起含辛茹苦养育我们成人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妹妹。我的妹妹16岁就下乡，那时，哪个人不称赞她长得漂亮，真是一枝含苞待放的花。她体质不好，性格软弱，在艰苦的大凉山会东县插队八年。她一辈子命很苦。正如人们常说的“红颜女子多薄命啊”！

　　在这农场五年多的时间里，干得最多的就是开荒改田、起田坎。我们的主要成绩就是把场部前的乱石冈改成了梯田。锄头、钢钎、簸箕、扁担是我们每天的工具……几乎每锄挖下去都是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的用钢钎拗，小的用锄头挖。

　　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垒成田坎。在劳动中我的手常常打起血泡。

　　五道箐农场虽然名字叫农场，但实际上仅是一个筹建单位，一切管理还未走上路……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6年分来的大学生的工资比我们高，地位比我们高，但同样不安心在农场生活，同样对前途、婚姻、家庭感到茫然。每一次回成都探亲之后再返农场，我们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大家交换回家后的见闻……有不少人说宁愿回成都扫厕所也不想再在大山中待了。

　　有人说我们是“高级知青”，因为我们毕竟有17.5元的工资。在农场期间，我们的口粮到粮店去买，连蔬菜也要到附近农村，甚至到荞窝、西昌去买。由于蔬菜缺乏，我们早餐常吃炒盐就稀饭，中午晚上常吃南瓜、萝卜、白菜，经常不到吃饭时间就饥饿难耐，于是工间就跑去食堂舀碗米汤来充饥。

　　除了改田改土，我们不时要到螺髻山上去砍竹子、砍柴、拖木料。起初上山，觉得很新鲜，天刚一亮队伍就出发了。我们背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把砍刀和一根绳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走累了，在大石头上休息一阵又走，汗水打湿了衣衫，模糊了视线。我们钻进了原始竹林，走进了原始森林，登高远望，真是“一览众山小”，亲近自然的豪情油然而生。多次上山之后，失去了对山的新鲜感，更多体会到的是上山砍木料的苦和累。特别是砍了木料之后，往回拖的路上汗如雨下，疲惫不堪，饿得有气无力。天快黑了，可是离家的路还远……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出这荒蛮的大山啊！

　　1968年后农场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期间，知青们以各种方式来打发白天和黑夜，来消磨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我和许多女知青一样学会了挑花绣朵做枕头套，学会钩花做窗帘……部分男女生喜欢下象棋，相当一部分爱好乐器，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其中拉二胡的最多。搞乐器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在晨曦中，在月光下，由起初的“杀鸡杀鸭”声，经过几个月的操练，不少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有的已进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农场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能歌善舞，常到周围社队、普格、荞窝等地演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这儿没有电，每天晚上点煤油，晚上的活动就是唱歌、拉琴、讲故事、发牢骚，早点睡。这儿很长时间没有凳子、椅子，几乎每间寝室都有几个表面光滑的大石头用来代替独凳。我们可以坐在石头上，以床为桌写家信，坐在石头上洗脚。这儿没有报纸，98%的人没有收音机，只有靠家中的来信得到点大山外的消息。当你走在公路上时，真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慨。

　　大家在这赤贫的物质生活和赤贫的精神生活中混着，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又是今天的翻版。在这深山沟中我度过了20到24岁的生日。这是本该学习、工作的宝贵年华啊！我们这辈子就在这大山中生活吗？看不到一点希望和前途，不敢想象恋爱和婚姻。我对周围的一切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冷淡，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心情，似乎已看破红尘，我的心已经老了。

　　1969年5月凉山州政府派来了军宣队，而后又派来了革委会主任李肃仁。他来农场之后，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立功心切的他昧着良心，大整知青，整出了杀人集团……偷盗集团、收听敌台的反革命集团、造反派坏头头等等。一个才二百来人的农场，就有八人被打入大狱，有的被关押长达10年之久。当时的农场真是一片杀气……搞得鬼哭狼嚎人人自危，整得惨不忍睹。

　　1970年11月1日，我们一行十多人，首批离开了荒凉、恐怖、血腥的农场。不久，农场解散，知青被安置到了拉克铁矿、乌坡铜矿，十来个大学生和老工人都安排到了普格县农业局等单位。这样，拖木沟又恢复了五年前的寂静。但是五道菁农场的一切已深深地铭刻在这一批人的心中，永远无法忘却。

　　作者简介

　　蔡源远，1965年高中毕业于成都七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5中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