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6、秋天的故事

　　章孟杰

　　“……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

　　这是10月的一天，我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范读课文《白色鸟》。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几片枯黄的梧桐树叶摇曳着打着旋飘落在窗台上。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声音好大。待外婆回来，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他一个下午。外婆说：‘听话，莫出事，没断黑不要回来。’”……忽然传来锣声，哐哐哐，从河那边……‘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读到这里，我的喉咙哽住了，声音有些变调。学生们惊愕地抬头望着我，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篇课文是当代作家何立伟写的小说，讲的是十年“文革”期间，一位老人为躲避城里造反派的批斗，带着她的外孙子来到农村，但造反派仍没放过她，追到乡下。在知道即将被批斗的时候，这位慈祥的老人借故将外孙子支得远远的，不让他看到这残酷的一幕。当外孙子在田野上尽情嬉戏时，村里的斗争会开始了……

　　在现在的少男少女们眼里，这不过是一篇平淡无奇的课文，老师何以如此动情？

　　他们不会理解这些文字在我心灵长河中掀起的巨大狂澜。愈合已久的伤疤被重新揭开，鲜血又缓缓地流出……

　　49年前（1959年）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那也是10月的一天下午，刚上课一会儿，教室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班主任何兰贞老师走到门口小声问了几句后，转身向教室里坐着的我微笑着说道：“章孟杰同学，你爸爸找你。”我那时学习成绩优异，担任少先队中队长，老师宠爱，同学拥护，生活充满阳光。

　　我走出教室，看见父亲仍穿着整洁的蓝色中山服，手里提着铺盖卷等行李，似要出远门。他温和地对我说：“爸爸要外出学习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月才回来，你和哥哥弟弟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担心。”我问他要走多远。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不太远。他接着拿出一叠钱给我，说是我和二哥今后的生活费。

　　那时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母亲正下放到南川县的一个农场劳动，大哥在重庆三中住读，年幼的弟弟因无人照料只好寄养在舅舅家，我和二哥跟当教师的父亲住在一起。

　　父亲说完就转身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名警察。但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并未留心这个情节。

　　放学后，我打开纸币，发现夹有一张纸条：“放学后去找二哥，天黑前不要回家……告诉妈妈不要为我担心。”我看了一时摸不着头脑，要我去找二哥有什么事，父亲没有讲明，但我还是去了。

　　二哥就读的中学离家较远，恰巧那天他们被组织运废钢铁去了，我没找着，只好提前回家。在路上我迎面碰上何兰贞老师，她一把拉住我，紧张地问：“小章，你父亲怎么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紧张，老老实实地说：“爸爸要出去学习一段时间。”何老师同情地看着我，摇摇头走了。这时一个要好的小伙伴跑过来找到我，急切地说：“那边广场上正在斗争你爸爸！你还不去看！”我一听顿时惊呆了，赶快随着他跑去。

　　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人，口号声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方挂着“揪斗反革命分子。”

　　的横幅，父亲和另几个人胸前吊着长方形牌子弯腰低头站在主席台前沿，他们身后站着持枪的警察，父亲胸前的纸牌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章祖德”。

　　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难以相信学识渊博、慈祥善良、走路连蚂蚁都怕踩死的父亲竟会是反革命分子！在我的眼里，白公馆、渣滓洞那些杀害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才是反革命分子。

　　我家祖籍安徽省滁州。950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被朝廷贬谪于此，逆境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从那以后，滁州人就形成了尚文的风气，人人以读书为荣。我曾祖父荣登进士后，被清廷任命为安徽省学台……更在全省兴学。生在书香世家，秉承先辈遗风，我父亲兄妹六人，就有五人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其中一个妹妹在南京大屠杀中，因反抗日本鬼子强暴，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父亲每忆及这段历史就悲愤难忍，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

　　若干年后，父亲劳改释放回家，我向他问起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来历。他告诉我……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中央大学流亡来川，毕业后应聘到江津县中大附中（由南京迁来）当教员。那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的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避难来到江津县石墙院安身。父亲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出于对这位中国当代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敬仰，父亲与一批青年才俊多次上门拜访他，见他生活窘迫也曾资助过他。解放后，父亲在课余闲谈中曾向同事谈过这些往事。

　　父亲乃一介书生，头脑里只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哪里懂什么路线斗争。他的这些谈资很快被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的人捕捉到，立马向党组织告密。胆敢同情并资助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这算是犯了大忌，父亲大难临头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日子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痛苦地思索：当历史都不幸成为反革命后，还有什么人不能成为反革命呢？潘汉年、胡风、彭德怀、刘少奇……无数的老革命家不都是这样罹难的吗？

　　当天晚上，二哥很晚才回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把看见的告诉了他，并拿出父亲留下的纸条，兄弟俩揣摩了很久都没弄明白文中的意思。

　　成年后，我才明白，一贯教导我要诚实的父亲这次却对我说了充满父爱的谎言，他不愿让我看到那残酷的一幕，他在尽最后的努力避免使我受到伤害，可惜老天爷阴差阳错使他这一善良的愿望落了空。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们兄弟的人生轨迹从这天下午开始发生逆转，我们沦为了“狗崽子”，从此歧视、屈辱、痛苦。

　　绝望伴随了我们整整23年！

　　几天后，母亲请假匆匆从南川县农场赶回，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几经周折，才打听到我父亲随劳改队在原中美合作所内的新建厂（即后来的松山化工厂，现已垮掉）劳动。

　　一个星期天，妈妈吩咐我和二哥去探望爸爸。爸爸是北方人，喜食面食，临走时妈妈特意烙了几张饼，包上过冬的衣物，叫我俩给爸爸送去。

　　时值深秋，气候逐渐寒冷，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我兄弟俩一路问人，好不容易找到新建厂。只见山坡上和山沟里到处是穿着浅灰色劳改服的犯人在进行土石方作业。接连问了几个人后，终于找到父亲劳动的地点。父亲正挑着一担土迎面走来。他身子本来较高，沉重的担子压弯了他的腰，于是他只能佝偻着身子像“苏秦背剑”式挑着担子踉踉跄跄地走着。

　　他看见我们小兄弟俩，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问我们是怎么找来的。我见他比走时瘦多了，满脸胡楂，浑身是泥，连耳朵上都沾着泥，那一定是跌跤所致，脚上满是稀泥已分不清穿的是什么鞋。父亲平素酷爱整洁，每天都要刮胡修面，头上从不会有一丝乱发，衣服上不会有一处皱纹，他每天都以最完美的形象走上讲台……他精通英语，在研究古汉语文学方面很有造诣，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可眼前的父亲跟其他的犯人毫无两样。

　　我和二哥心里都酸酸的，强忍住眼泪，把妈妈烙的饼拿出来给他。看见还带着微温的面饼，父亲双眼放出光芒，他用一双泥手接过去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他显然饿坏了。

　　这时冷不防一个管教干部走来，他狂吼着：“章祖德！你是来劳动改造的还是来享福的？”父亲低声申辩道：“我的孩子给我送东西来，我刚坐下……”那管教干部又凶神恶煞地吼道：“赶快去挑土！”他说着夺过我们手中包着冬衣的包裹随便往稀泥地上一扔，说：“先放这里，完工后自己带走！”他转身又教训我俩……“你们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不然也没有好下场！”父亲挑着担子，温和地对我们说：“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说完，他佝偻着腰挑起担子又踉踉跄跄地融入劳改的队伍。我和二哥一路哭着回到了家。

　　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自古坚守一条信念：士可杀不可辱。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中，不甘受辱的邓拓、吴晗、老舍、傅雷、田家英、张闻天……成千上万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而父亲却在劳改营非人的折磨中幸存下来。是他懦弱怕死？是他担心自杀会给妻儿带来更大的灾难？还是他根本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我无从知道。但我想，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夺去你的生命，而是剥夺你做人的尊严！让一个知识分子生不如死这其实比一枪毙了他更残忍！由此，我深深地理解邓拓、吴晗们。

　　1962年的秋天，一身伤病的父亲被释放回家。那时全国闹饥荒，劳改营里死人太多，他们怕父亲死在那里给他们添麻烦，让他回街道接受监督改造。

　　街道上有一个叫阎春的“王大姐”（重庆方言“妓女”的别称）平时好吃懒做……靠卖淫为生，其名声在街坊邻居中臭不可闻，平时在路上和她相遇，人们都要捂着鼻子绕着走，生怕她身上的梅毒病菌会传染给自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批斗我父亲时是最凶狠的。她声嘶力竭地带头呼口号，蹦跳着用那双肮脏的手强行按着父亲的头，要父亲低头认罪。父亲脸色涨红，沉默着一次又一次把头昂起来……这“王大姐”恼羞成怒，使劲狂抽父亲耳光！这个平时被人看不起的女人是要用践踏反革命分子的尊严来捞回她做人的“尊严”！

　　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我和二哥1964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随后上山下乡去了大巴山社办林场落户，弟弟也于1971年赴云南支边。学业优异的大哥被赶出就读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发配到一家生产农药器械的小厂当学徒工。

　　看着孩子们的遭遇，父亲心碎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的历史造成的。为了使我们不再受连累，他和母亲协议离婚，搬到偏僻的歌乐山半山腰一间破茅房居住……由大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五元钱给他作生活费。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天真了。尽管在离婚协议上注明我们都随母亲，和父亲从此断绝来往，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有什么用？我们身上已永世打上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烙印（天理良心，我家从来没有剥削过谁）这绝不是一纸离婚协议能改变得了的。为此，我们悔恨终生！

　　1967年冬，在经历了“文革”武斗的动乱之后，我从大巴山第一次回到满目疮痍的重庆。母亲告诉我，父亲现在生活极其困难，叫我第二天给他送点生活费去，联络方式已在信中说好。

　　第二天上午，我赶往接头地点―沙坪公园大门外。那时人们忙于派性夺权斗争，公园内游人稀少。父亲早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我，他转身朝公园里走去。我跟着他，保持20米远距离。父亲走到湖边一条石凳子上坐下，我确信无人跟踪后，也到石凳子上坐下。几年没见父亲，他更苍老了（那时他才55岁）背更驼了。我心里陡然涌出一股悲凉。他欣喜地拉着我的手，眼光里充满慈爱：“孟杰，你和二哥在农村还好吧？”我点点头。我看见他额头上有伤疤，就问：“他们打你了……”父亲脸上立显出愤怒的神情：“那些红卫兵简直是暴徒！”“他们怎么会找到你那里？”“地段干部告诉他们的。”从父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的遭遇。

　　父亲住的茅草房原本“不设防”，因为它没有门，家里也没有任何能让小偷感兴趣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价值两元的竹壳热水瓶。红卫兵冲进屋里砸烂了一切，连一只破碗都没有放过，也顺脚踢爆了热水瓶。然后在屋里掘地三尺，因为他们相信既是反革命分子，家里一定埋有武器或值钱的金银财宝。当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父亲踢翻在地，用军用皮带暴打，要他交待把武器和金银藏在什么地方。

　　在“文革”期间这种暴行随处可见。

　　父亲随后详细询问我母亲及几个兄弟的情况，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眷恋这个家的……我把每月五元的生活费交给他，并问他靠这点钱怎么生活的。他说只要天晴就要到街上去替别人挑煤球或干别的下力活挣点钱，平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减少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句口号叫做“知识分子劳动化”，父亲应该算是践行这个口号的典范，不知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

　　临别时，父亲拿出一包新鲜蔬菜给我，说是他自己种的。我坚辞不收。父亲生气了，我只好含泪收下。

　　我回大巴山不久，他给我来信，信中说：“……党的政策正确英明，我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遵守党和政府的法令法规，从未犯过任何错误，相信不久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看后唯有苦笑。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如果给“地富反坏右分子”平了反，那些热衷于斗争的人失去了斗争的对象，他们靠什么生存？

　　1976年7月5日，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的父亲，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溘然长逝于歌乐山腰那间破草屋里。死时圆睁着眼，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至今尸骨不知在何处。三个月后，“四人帮”倒台，可惜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2年10月，父亲离开人世六年后，他那为时23年的冤案才被推翻。

　　在人世间，人们总爱尽情赞美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春天，而人生的经历却使我独钟情于秋天。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对春天的检验。你在春天播下什么种子，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果实。但春天的鲜花并不都是有益于人类的，比如罂粟花同样美丽娇艳，而秋天结出的却是毒果。

　　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秋天的故事。

　　作者简介

　　请见《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后的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