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7、兵团战友阿蔡

　　董大南

　　2001年夏天，我出差又回到多年未去的上海。

　　几年不见，上海的市容变化巨大，几乎不认得了。地铁、高速公路（还分内环。

　　外环）我出国时连影子都还没有呢，现在全冒出来了。最显著的市容变化，要算那些高楼。原先的上海展览馆（最初叫中苏友好大厦，两国吵翻后改了名）

　　国际饭店，它们还在那儿，只不过夹在那些大高楼中间，像个小娃娃，完全不显眼了。

　　在上海忙完公事，还有一点时间，该看看老战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阿蔡。

　　天已擦黑了。多年没有联系，上海的电话号码早已从6位数滚到了8位数。听说阿蔡还住在原来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顺便再走一次当年常走的马路。

　　记得当年我和阿蔡常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憧憬着将要去新疆过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滋味都有……

　　这是徐汇区武康路，两边冒出了不少新建筑，然而，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是那么熟悉。那条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缩在梧桐树影里。阿蔡家的小房子居然还是老模样，只不过显得更加破旧，也更加寒酸了。阿蔡家门虚掩着，一推开门，就看到轮椅上坐着阿蔡。他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件小东西。

　　“阿蔡，还记得我吗？”

　　阿蔡转过身来，目光有些迟钝。大概是为了方便轮椅移动，房间里就摆一张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张空床上。这样的摆设对来访的客人很不方便，还得把凳子搬下来才能坐。

　　阿蔡只犹豫了一会，眼睛里就闪烁出火花，当年的阿蔡又回来了。

　　“啊哈，×××，我当然记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没听过别人这么喊我，当年在农场，差不多每人都有个不那么雅的外号。

　　阿蔡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会儿瞧我叫你的外号。

　　隔了这些年，我们都老了。阿蔡看起来发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据说下肢瘫痪的人，由于人体的代偿功能，会使上身发胖。当然，整天用手摇轮椅，上身锻炼的机会也多些，可能也是另一个原因。我总觉得小房间里少了些什么。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过世了，是前几年。我能给他们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呀。我白天有时到上海残疾人协会帮忙，当义工。”

　　“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还想问些什么。比如怎么做饭，怎么洗衣呢？怎么上床，怎么解手呢？就一个截瘫人怎么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什么也不用问了。

　　阿蔡的编制还在新疆兵团。他已经退休了，靠农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农场每隔三个月把退休工资寄给他。多年下来，农场的干部换了好几茬，寄工资的人也换过几个。新的人已不认识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云烟，被人遗忘了。有时农场忘了给他寄工资，他还得写信去，反复解释，折腾几回，才能把工资要来。

　　然而，阿蔡没有忘掉农场，更没有忘掉当年共患难的知青哥们儿。

　　阿蔡的记忆极好，他还清楚地知道有哪几个知青还留在农场，谁谁谁现在干什么……有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阿蔡就会提醒我。

　　“不记得了？当年和×××打架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把他忘了！不就是当年死追×××的那个吗？”

　　他还告诉我，一年前，回城的农场老知青们为纪念进疆35周年，特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真热闹，连农场的宁波知青也结伴来到上海参加聚会。谁谁把老伴也带来了，谁谁把孩子们都带来了。还有谁谁谁来不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随着阿蔡的叙述，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了。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像当年的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一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是，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别想了，那个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我要弄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也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二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分支边青年心情沉重，愁眉苦脸。阿蔡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心里没底。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

　　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

　　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

　　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喊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三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

　　“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干什么好事不说也知道。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

　　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

　　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阿蔡跑哪儿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

　　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他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

　　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真是的，就记得我的外号。

　　“×××，你怎么这副模样？”

　　我也还了他一个外号，一比一，咱们扯平了。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

　　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

　　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报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待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被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于是，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犯，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

　　子弹从阿蔡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五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但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蔡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

　　在喀什待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

　　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战友们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会场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在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像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像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蔡，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写到此处，心里响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一支男声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冈，“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

　　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不是幼稚可笑。

　　六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蔡要的是这个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还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待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

　　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待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得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蔡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值吗？12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12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到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七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回到了2001年，回到了武康路阿蔡的小窝，两个饱经风霜的老知青还在长谈。

　　这十几年，阿蔡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阿蔡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组织”――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在这里，阿蔡结识了许多生理缺陷类似、生活困难类似的伙伴。残疾人协会一有活动，阿蔡总是当义工，发通知，布置会场，加入拉拉队。在这里，阿蔡的生命又迸发出火花。

　　在多次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阿蔡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懂得用法律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开始了向法制社会的转型。

　　有了法，老百姓的权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级领导就不容易胡作非为，有关人员执行政策就不好阳奉阴违。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这一切还是白搭。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违法乱纪的权贵欺凌，被愚弄、被迫害，却不知道如何申诉，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阿蔡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帮弱势群体讲话，为老百姓讨个公道。

　　上海图书馆，成了阿蔡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阿蔡借阅有关的法律书籍，教材，以及专业杂志，记笔记，做练习。

　　清晨，阿蔡的轮椅夹杂在拥挤的上班族自行车队中，在马路上缓缓地行进。用双手的力量，拨动载着全身重量的轮椅的大轮子，朝着上海图书馆行进。从武康路到上海图书馆的距离不近，然而，有了目标，拨一圈就近一点。只要坚持，目标就可能达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这样么？

　　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容易。阿蔡做到了。大部头的法律教材，啃下来了。深奥难懂的法学词汇，记下来了。国家规定，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必须通过一个什么考试，才有申请当律师的资格。阿蔡以自学成才、同等学力的名义报名参加考试，居然通过了。

　　离当律师的美梦只差一步之遥了。然而，这一步却像一道深壑，阿蔡无法逾越。

　　弄不清是目前国家政策上有什么限制，还是阿蔡的身体条件有什么限制，反正阿蔡目前不符合当律师的条件，哪怕有了那一张证书也不行。

　　阿蔡没有气馁，他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他继续等待。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化，国家的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天办不到的，明天有可能办到。

　　阿蔡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临，夜上海灯红酒绿，下了班的人们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蔡却龟缩在这静静的小窝里，没地方可去，没有人交往，看看书而已。不孤独吗？

　　“阿蔡，你不想找一个伴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好小子，你又拿我寻开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蔡担忧，没有一点寻开心的念头。然而，对照现实，我问的这句话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经习惯了。”

　　阿蔡又补充了一句。

　　“在生活中慢慢接触了解，一切都随缘吧！”

　　我也补充了一句。

　　阿蔡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我为他高兴。

　　上海变了，新兴的高层建筑林立，崭新的市容连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识了。上海的人也变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那种装腔作势，三句话离不开“最高指示”的高调不见了。

　　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也显得更个性化了。当年把胸脯捶得嘭嘭响的“左左先生”，现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十分投入地唱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当年被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标签，吃足苦头的落后分子，现在却关心起国家大事，甚至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担忧了。

　　崭新的上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华丽的时尚、成功的人士、抢眼的新闻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遗忘的社会底层，还有着像阿蔡这样一批人……他们守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时间不早了，我向阿蔡告别。

　　我告诉他，今后回国时，我还会来看他的。

　　夜深了，我又沿着当年经常漫步的路，走着。

　　明天一早，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阿蔡又会加入浩浩荡荡上班的人流，喧闹的马路上，又会出现一辆轮椅，慢慢地向上海图书馆行进。

　　作者简介

　　请见《通往新疆之路》后的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