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5、世上还是好人多

　　黄欧平

　　在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我被园艺场造反派批斗监管半年多。其间我得到了知青朋友和一些善良的老职工的关照和保护，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了我今天的一切。是他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用自身的正直和善良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样做事。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不能忘记的恩人……

　　谭妈

　　1968年“8・19风暴”后，我被场革命筹备小组转移到场部，不久就被安排住在猪场后面的专门监管我的老徐家里。谭妈是老徐的老婆，从我到她家的第一天起，她就让我和她睡在一个大床上。起先我以为她是为了方便帮助老徐监管我，在床上便不和她说话，只是瞪大着眼睛，一个人望着蚊帐顶发呆，常常许久许久不能入睡。她感觉到了，就爬过来和我同头睡，轻轻地劝说我，那些话现在想来倒是挺实在的，只是当时我见谁都怕，也就不敢相信她。很快开始的批斗会，让我对她彻底放心了。

　　那是一个蚊子特别多的夜晚，职工们都呼呼地摇着扇子在看批斗会，人们时不时地用手或扇子拍打着敢于靠近身边的蚊子，小小的会议室里凭空多了许多啪啪声……空气也就显得更燥热了。

　　我双手被两块大石头占着――开批斗会时，那些积极分子会随心所欲地想出些花样来折磨阶级敌人，以打击他们的锐气，这次就是他们从外面搬进来两砣有篮球那么大的石头，自始至终让我双手向上托着接受批斗。我只好任凭蚊子咬。忽然，感觉一阵又一阵的凉风飘过来，我以为是外面起风了。但是，马上就发现，正对着我坐在前面第一排小凳子上的谭妈，正在不停地使劲扇动着她的大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在我的腿前横扫着。她眼睛望着别处，嘴巴在和旁边的女人们大声说笑着。

　　这件事有人向造反头头汇报了。记得有天晚上，谭妈很晚才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高兴地咧着大嘴对我说，刚才她找某某大吵了一架，很过瘾。我听后吓了一跳……这个名字当时在园艺场就是权力的象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可是她说她才不怕，她早就想找机会和他吵架了。用谭妈的眼睛看，“他现在是欺负你们小孩子”。事情就这样不可思议，从此，她在开会时给我赶蚊子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了。

　　冤案发生后我被放到场部接受监管，老徐白天跟着我时，手里总提着一根用粗藤编成的一米多长的鞭子。晚上的批斗会上，他也会手里提着这根泛着油光的粗藤条，在会场里四处神气活现地游荡，有时他就停在我的身后。我担心他的鞭子有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因为我听人说过，他曾用这根藤条一鞭子抽死了毒蛇。

　　但是，自从我住到了他家，藤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别人面前凶巴巴地对我了。这个谜底，是猪场的郭妈后来偷偷告诉我的。原来，我到他们家不久，谭妈就把那根藤条塞进灶膛里烧了猪食，听说当时老徐还挨了谭妈好一顿数落，其中骂得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说没儿没女的老徐“没良心，只配当绝户”。

　　那年冬天，我和谭妈睡，床上垫得厚厚实实，盖着暖暖和和的大棉被，老徐竟毫无怨言地在门板床上睡了一个冬天。我曾经向谭妈提出来让我一个人去睡门板，可是谭妈告诉我是老徐说的“哪有让姑儿（当地称没结婚的女孩）睡门板的事情”？他还说他“没结婚前就是这样过惯了，冻不着”。唉，人心呀，我该用什么尺度去丈量它呢？

　　好多年以后，我的知青朋友家珍告诉我，老徐死了，是让毒蛇给咬死的！听到这消息，我竟然惊得半天没回过神来――如果老徐的藤条还在手，他肯定不会被蛇咬死！呵！那根曾经让我害怕过的粗藤条！

　　四个老伯

　　养猪场的老刘长期咳嗽身体很不好，他与谭妈是邻居，进谭妈家，要经过猪场的堂屋。出事前，我除了春节拜年时到过老刘家，喝过郭妈泡的芝麻豆子茶外，平时是很少和他们来往的。

　　自从我到了谭妈家，老刘打理好了猪场的事后，常会坐下来陪我说说话，他总记得我不像别人过年到他家怕传染肺病不喝他家的茶。“过去你不嫌我们家脏，不嫌弃我有病，现在我才不信人家说你是坏人，不怕人家说你是‘黑帮’子女，也不怕人家说我让小子们跟你学习！”这就是一个淳朴农民对复杂事物最简单的推理。

　　每到夜晚，猪场就是老刘的朋友――邓伯、柴伯和张伯过来聚会的地方。“文革。”

　　以来，他们从不参加造反派，也不参加什么批斗会，但他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头头拿这几个倔头也没办法，如今的革委会也不能治他们，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说老头们都是文盲，就让他们用“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搞革命吧”。

　　于是，一到夜晚，四根烟管就像搞比赛似的，一根比一根抽得响，一锅比一锅抽得快！烟雾缭绕中，张伯和柴伯话多，邓伯只听着，听得高兴了，会用牙齿龇咬着烟管，咧着嘴笑，模样挺滑稽的。如果张伯和柴伯的争吵声突然低下来，那一定是邓伯嫌他们太吵，在使劲砸自己烟锅儿里面的烟灰呢。

　　柴伯是老红军，参军前是个孤儿，因为当年打仗一只眼睛受了伤，部队把他留下就地治疗，伤好了，眼睛却永远瞎了。在老乡们的帮助下，他娶了老婆成了家，并有了儿子，从此一个异乡人就在当地安家落户了。解放后，他享受到了老红军的待遇，政府将他一家人从农村迁到了城里住上了别墅，过上了安逸日子。但是……年逾花甲的他闲不住，自己要求到这个园艺场来当义务看山员。因为爱吹牛，他和张伯成了一对吹友，天天见面就斗嘴，谁也不服谁地瞎吹。

　　“文革”开始后，县城里的造反派硬说柴伯是红军的逃兵，他大字不识一个，自己又说不明白自己的事情，于是，老婆孩子全被赶回农村。从此，在农林水系统“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多了一个“假红军”。他不识字不要写检讨，只要每次去陪斗。陪斗完了回来，人还没落下座位，他的嘴巴就会“他妈的！他妈的！”

　　地发起牢骚来，把当晚会上的事情，全部按照自己的观点向另外三个老头学说一遍，边说边骂，多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陪斗的人不平而骂。

　　当年的邓伯五十岁开外，是园艺场的放牛人，他整治出的牛比人还干净。邓伯不爱多说话，见人也难有个笑脸，许多人怕接近他。可是他和牛在一起时，嘴巴却叨叨着没个完。因此，老职工里有人背后说邓伯对牛比对人好。

　　“8・19”前，我和邓伯的交往也不多，在山上碰到他时叫上一声，他也不说话，朝我点点头，然后，两片嘴唇撮成了一个喇叭形，嘴里发出几声“斥斥”的响声……人和牛就一起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冬天，郭妈会在猪场堂屋的火塘中从早到晚留着火，火塘里的柴多半是在场部食堂做饭的炊事员张伯给弄来的。

　　柴伯出事后，聚会的气氛没多少改变，四个老头仍按时坐到猪场来，只是坐得更晚。邓伯吧嗒、吧嗒的抽烟声，老刘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和张伯、柴伯仍然继续的争吵声，就像一曲老人四重奏。如果这时候进来一个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在外面昏天黑地的批斗会之后的聚会。

　　有一天晚上批斗会完了后，我带着一身寒气和雨水跑进堂屋，发现邓伯身边留有一个较大的空当，还放着一条小板凳，老爷子正用烟杆敲打着小凳子，眼睛看着我，示意哆嗦着的我坐到他的身边去。当他再装上一锅烟时，就把烟锅儿送到我面前，让我帮他找个燃着的小树枝点火。火光下，我看到了他用难得的慈祥的笑容注视着我，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了和他的配合，习惯了四个老伯给我留下来的位置。不管晚上的会开得怎么激烈，回来得怎么晚，我只要往火场边靠过去，心里就暖和了起来，什么委屈什么冤枉，我一概不去想它了，只想着面前这四个和我一起坐着的老汉。他们给了我温暖和信任，给了我亲人一般的疼爱，让我得以度过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

　　有一件事，令我一生谨记。

　　因为县园艺示范场有义务为农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人员，有在山区推广种植良种柑橘的义务，所以只要下面有植树的任务，场里就要派出自己的技术工人或技术员到下面去指导种树。派出去的人，有时需要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农村工地上和当地农民一起栽种树苗，事后还得经常去帮助管理解决问题。进入冬季后，这样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如果是近郊山区没通车要靠走路的工地，下班回来一般都很晚……这是又累又饿的活，没谁乐意去受那份罪，工区长很难派工。1968年的那个隆冬，这种事情很自然就落在我们几个“另类”的头上了。

　　有一天晚餐后不开会，我吃过饭照例和四个老伯一起坐在火塘边，邓伯突然问我……“你明天是不是要去盐池栽树苗？”我很奇怪他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吃晚饭时才接到的通知。

　　记得第二天天气特别冷，大家都说肯定要下雪了。我离开盐池工地时，天已经快黑下来，气温也比早上我去时低了许多。近二十里的山路，不见行人，我有些害怕，一个人紧张地小跑着，饥饿和疲劳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想快点回到场里，回到那温暖的火塘边。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当我终于一脚踏进了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时，我不管不顾地朝人堆扎过去，好一阵大家都没说话。等我透过气来后，张伯说：“给你热着饭呢，去吃吧！”说完，他已经先走出去了。

　　我赶紧跟了出去，看到张伯从大铁锅中用一块毛巾小心地捧出来一大�子饭，又从大锅里端出滚烫滚烫的蛋汤，还有一盘青椒炒瘦肉――肯定是刚炒不久的，那青椒还油绿油绿的。这是我平时最爱吃的菜。我感激地朝张伯笑笑，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桌子上所有的东西以后，我没忘记从袋子里掏出饭菜票，张伯朝我一挥手：“算啦！这时候谁还开餐？”嘿嘿笑了两声后，就说天太冷他要烤火去。看他大踏步朝猪场方向走去，我只好反手锁上了门，也跟着他一起回到火塘边。

　　郭妈早给我准备了一大桶热水，我看过正在病中的谭妈，边洗手脸边对堂屋里的几个人说着在盐池那里的见闻，刚才的疲劳和饥饿全然不见了。

　　洗漱完后，我回到空位子上，顺手抓了一根火枝，给四个老伯每人点上一锅烟，柴伯和张伯自然是占先了，然后是老刘，最后我望着邓伯，只见他没有像平时一样早早地伸过他的烟锅，而是笑着问我：“姑儿，炒肉好吃吗？”我说：“真好吃，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肉了。”张伯呵呵笑着告诉我，肉是邓伯亲手炒的！我惊愕地朝邓伯看着，看到那张紫红色的老脸，看着他慈祥的微笑，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了！

　　自从受了这天大的冤屈以来，造反派们就指望我能哭着求他们。他们说过女的不肯哭，就是很顽固，不把我逼哭了，他们还算什么造反派？

　　可是我天生的就不爱哭，从小就这样，越是委屈就越不哭！那天晚上，我放声大哭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几个亲人一样的老伯面前，我没必要硬撑下去了……我放纵自己的情感，放纵自己的泪水，让它们尽情地流淌着，几个月来的委屈……羞辱和艰辛全浸泡在这些奔放的泪水里！

　　朋友啊，朋友

　　――两个小朋友

　　家珍是三工区的小知青，平凡得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们记起她！但是我又极想写她，因为她是我35年知青生涯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认得家珍是因为阿贞（化名）与她交往也是因为阿贞，识得家珍更是因为阿贞……

　　阿贞是和我在一个工区的好朋友。她工作踏实肯干，为人耿直，从小跟着离婚母亲进城和继父一起生活。小学毕业后，她就下乡来了。

　　家珍的父母都是搬运工人，尽管他们终年在外面风吹日晒辛劳挣钱，可是家里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小学毕业后，家珍决定让弟弟继续读书，自己高高兴兴地和阿贞相邀一起下乡了。

　　两个人同年同班又同住河边街，现在又一起来到园艺场，就只恨没分到一个工区里。于是每逢休息日的下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来去像一阵风的小女孩家珍的笑声，总会在我们工区的院子里响起。然后，两个小姑娘一路打闹着，飞下山坡回家去了。

　　好像是一个五一节的前夕，工区领导决定在食堂做馄饨过节。下午大家提前两小时下班，二十多个知青和几个带队老职工全集中在食堂里自己动手做起馄饨来。

　　馄饨虽然出了一锅又一锅，可是大家的吃兴似乎没有一丁点儿减退。知青们边做边说笑，边吃边打闹，好不快活！

　　领导关心群众，让放开肚皮吃一次，宣布平均每人有五碗可以分配。于是吃不完五碗的女知青，就把剩余的带回了宿舍，准备带回去与家里人分享；男知青肚皮大，吃完了五碗也想带点回家去，几个人就围在锅台边不肯离去，嬉皮笑脸地大声嚷嚷，争着要给自己再来几碗。

　　当时，我正好当着食堂事务，虽然不会厨房里的功夫，但也汗流浃背地帮着充当大厨师的老职工在配碗下作料，把煮好了的馄饨数好个儿分装到各个备好了料的�子里，同时还要给每个来领吃的人登记吃的数量。我笨手笨脚地忙得满头大汗……也就没顾得上给自己盛一碗先吃着。

　　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食堂里帮着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女知青，打扮得很时髦，看样子是已经准备下山回家去的。她们俩挤开男生，其中一个对我嚷着要给她们每人再来两碗。阿贞平时就看不惯这一对做事不卖力的伙伴，看到这种情形，她那火暴脾气犯了，扒开人群，抢过我手中的笔，大声对我说：“你盛一碗先吃去，我来帮你装碗打码！”她迅速给我装好一碗，把我推出了人圈子。

　　几个正在嚷嚷的男知青一下子愣住了。只见阿贞指着登记本上那两女孩的名字大声说：“你们俩都领十份了，还没吃够？做事咋就没这么积极？”阿贞嘴里说着手上没停，把几个男生打发了后，看着悻悻离去的女孩又补上一句话：“下次你们俩做事也这样积极，我把我的送你们吃！”

　　这时，外面响起了家珍的尖叫声：“我呢，我还没吃呢！阿贞，你说好叫我过来吃的。”话音未落，人已经坐在我旁边拍打着桌子了。

　　她肯定是直接从工地上过来的，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青草气味，黑黑的脸上正流着的汗也没来得及擦一擦，阿贞正在气头上，没给家珍好脸子，端过来两份，“啪”的一声放到她面前：“吃吃吃就知道吃！”家珍满心高兴过来吃馄饨，让阿贞这么一说，生气了，也“啪！”的一声把两碗馄饨一齐推出去，我顺手一挡，汤就溢在我的手上了！她也没管这么多，把我刚吃的一碗拢到自己的面前：“我吃你的，不吃那种怄气食！”抄起我的饭勺就吃，正眼也没看阿贞。

　　望着面前两个赌气的小姐妹，有个外号叫“干干”的男知青竟然�着脸凑过来，要吃推出去的馄饨，家珍手快眼快嘴更快：“这是我和欧平换着吃的，你想歪了脑壳吧？”两碗馄饨又让她给拖回来，摆到了我的面前，同时她眨巴着一只大眼睛冲我一笑，厚嘴唇下露出了雪白整齐的牙齿。

　　阿贞送过来一块抹布，要给我换一碗，我说：“你也盛一碗过来吃吧，干脆我们三人比赛谁吃得多！”家珍一听高兴了，忘了刚才说的话，马上附和我：“行呀……我先吃你两碗，再吃阿贞的！”阿贞在一边也没好话，嘟囔着：“刚才不是说不吃吗？我还不爱送你呢！”家珍的舌头朝她涎着！

　　这一顿，我们每人吃了两大碗，然后再各带了两碗回家。等我清理好了登记的数据，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食堂门口两个好朋友坐在那里说笑，就像刚才根本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我问她们为什么还不走？她们告诉我：“等你呢！”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了她们俩的朋友。

　　每次回家我们都是沿着澧水河走。阿贞家最近，家珍家住我们学校的食堂旁边，送她到家后，我穿过食堂，就到了父亲的宿舍。回来时我先到家珍家坐上一会儿……我喜欢她的父母，一对有着古铜色脸膛的老人。我喜欢在进门时看到她的母亲用大眼睛朝我微笑，微张的厚嘴唇下露着雪白整齐的牙齿，给人一种厚道平和的感觉。我喜欢在她家小坐一会儿，也是想感受一下家的温馨。

　　然后，我俩再去邀阿贞，人还没到阿贞家呢，家珍就会扯着尖嗓子叫她，阿贞几乎每次都会早早地站在自家门前等我们，听到尖叫声她总会对家珍说：“就你会吼，满世界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晚上，家珍常在我们这边玩，有时候就不肯回自己工区去睡觉，不管我同意不同意，爬上我的床就睡。阿贞平时有周末和我一起睡觉说话的习惯，也只好让着她了。有一次，我看她们俩在我屋里玩“剪刀槌子布”，家珍好像还耍了几次赖。

　　我说我也来玩一把，谁知道两个朋友都不要我玩，原来她们在比输赢，赢了的晚上和我睡保管室，输了的到下面大宿舍里睡阿贞的床。输的往往是阿贞。

　　如果没有那场噩梦，家珍在我心目中永远只是一个任性的小妹妹！一个又黑又瘦……爱打爱闹的快乐的小姑娘。

　　真水无香

　　有位名人说得极对：“朋友，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8・19”事件发生前约半年，我曾经把父亲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我的保管室，一是为了方便学习英语，二是为了父亲不再被人无端怀疑里通外国。平时，阿贞最爱听里面的小喇叭节目，在家珍来的晚上才没法听，因为家珍要听歌！如果听不到，家珍会不管不顾地用手掌拍打着开关。记得有一次还让她拍“跳闸”了，弄得全场停电，等到查出来事故原因，我挨了批评，阿贞责怪家珍给我惹麻烦，家珍不服气，又和阿贞“吵”了一架。

　　1968年“8・19”的“红色风暴”刮过，收音机和我父亲的那些所谓“罪证”一起被卷到了园艺场场部，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工区通知我搬到场部去接受监督后……原来玩得来的一些知青，利用到场部办事或者开大会的时间，偷偷来屋里看看我，大家只是相对默默坐上几分钟，然后就离开！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敢来的人不多了！但是，家珍和阿贞照例过来，家珍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还是又说又笑，阿贞却心事重重，本来话不多的她，显得更沉默了。那一年她俩都是19岁。

　　终于有一天，场部特别安排了一场知青批判会，按以往的规矩，参与发言者多半是要求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不出现冷场，领导事先排好了次序，要求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据说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能让他们迅速成长，这些人中的积极分子，将在斗争中学会革命并成为党组织的新鲜“血液”。

　　在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发言后，我记得出现了难堪的冷场。我虽然不方便用眼睛看会场中人们的脸色，但是，我能听到我们工区的妇女主任覃妈用轻轻的却很急促的声音在叫着阿贞的名字。妇女主任是1958年大跃进中入的党，是我原来工区唯一的女党员。

　　阿贞平时口齿就不怎么清楚，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言。记得场里组织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比赛，她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被选中去参加的。妇女主任让她来发言批判我，目的我也明白，因为她是我在工区里最好的朋友，又是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她能揭发一些什么重要事实，无疑是给我最沉重的一击，也是组织对她最好的考验。

　　终于，我听到了她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有些颤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偷偷抬起眼睛看了一下站着的她，她竟然也在低着头翻着眼睛看着我，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她躲开了。嘴里嘟囔的话语却让我犹如听到了晴天霹雳！

　　她说我“每天晚上按时收听敌台”，理由是里面全是说的外国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她还说，我和我父亲说话时也是用她们听不懂的家乡话，一定是接头暗号！最后，好像是说她以前受了我的蒙蔽，把我当她的学习榜样。今后，她一定与我划清界限，坚决跟党走……

　　她艰难地说完后，又是一段让人窒息的冷场。

　　阿贞开了重炮，下一个发言的将是谁？我在想，眼睛的余光也就在会场里搜索着另一个熟悉的身影。但是，直到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时，我始终没有在会场里找到瘦小的家珍！

　　我知道阿贞是再也不会过来看我了！家珍也有些日子不见，不会是病了吧？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病过。还有一个可能，在上次批判会上她当了逃兵，可能受到批评也不敢来了？去年我回到石门，又住在家珍家里，请她回忆起这段时期。原来……就在我被抄家的第二天清晨，睡梦中的家珍和与她同房的几个知青被闯进来的工区长杨某和另一位杨姓职工叫醒，并且不让她穿好衣服就赶到工区地坪里站着……这两个人在宿舍里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一一检查，并且带走了家珍所有东西。第二天当杨把东西送回给家珍时，遭到了她一顿臭骂。后来的知青批判会上家珍又拒绝对我进行批判。不久，场里就借故把她和另一部分知青调到了石门苗圃一年多。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她好长一段时间没来看我的真正原因。我烦躁着。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回来继续抄检查练字打发时光。

　　让我奇怪的是，检查交上去后，竟然没人说我为什么不反省听敌台的事情，也没见造反派催着一天一反省的要检查稿了！小道消息是由“干干”传过来的：原来是场部会计、当时的场革委会副主任杨某，在那天散会后说了一句“敌台不说英语”。我至今没听过“敌台”，也就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我去年回场才得知……有个姓聂的驻场植保技术员就是因为被指控听敌台而判刑多年，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出狱。我只知道我父亲的收音机被抄去后一直被他占用着。职工们倒也厚道，竟然没有人追问革委会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敌台不说英语的，也就更没人追查我了。副主任在“文革”后期，因为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往地处深山的林场去了。也不知道他去时，是否还带上了我父亲的收音机。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收回父亲被抄走的任何物品。

　　生活在继续

　　1969年3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孤零零地走在刚刚下过雨的公路上，朝汽车站走去。忽然，我看到家珍站在不远处搓着双手在等我，她身上穿的是我早两年送给她的粉红色雪花呢做的上衣，头发上有很重的水汽。那天不是星期天，她起了一个大早赶来送我，两个好朋友忍不住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1970年夏天，为落实政策我第一次返回园艺场，场里不安排我的住处，男知青刘南锐冒险送我到他在郊区的父母那儿。家珍知道后，第二天就把我接到他们的小屋里一住就是十来天。她的丈夫也非常诚恳地劝我住下来，他说不管你住在哪里……也没有住我们家让家珍放心的。虽然他们夫妇都属当时的“红五类”，但我还是怕连累他们。在1970年我为自己争取落实政策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他们留宿我更有一定风险。我知道，几年来，家珍一直没能入党，就是因为和我“划不清”界限。我不能再连累她了。

　　1975年，在我父亲的错案落实一年多后，我第三次回到了园艺场，奢望我的事情应该有个正确的结论了。但是老书记已经调离，新书记不了解情况，那个革委会副主任进了深山老林，闹得最凶的造反派头头杨某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当年看批斗会�热闹的小娃娃们都长成了大人，但谁也不能为那时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更荒唐的是，我的错案在农业局竟然没有档案可查，农业局也就不能对此案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按当时的政策，园艺场至少也得独立承担补发我近七年（82个月）的工资近3000元。这个数字对于当年一个一月工资29元的代课教师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对于一个自负盈亏的小小的园艺场，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只有家珍明白，补钱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还自己一个清白的身！

　　我仍然住家珍家，这时候的我们都已经是一双儿女的妈妈。家珍理解我的难处，知道我没法久等在那里，我得回学校去代课，得回去照顾幼小的孩子。她让我先回家，场里这边的事情由她来慢慢办理。

　　大约一年后，我已经被招为矿山大集体工人，平反昭雪的通知书和大堆当年的“检讨”材料，才全部由新书记签字寄还了我，赔礼道歉的信和通知也同时送达了我当时所在的矿山人事部门。虽然，一切都来得太迟太不如人意，但是，我知道若没有家珍的个人努力，这一切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也可能真会不了了之！家珍同时寄来了一封信，关于生活补贴，她替我做主了，只要了600元，并告诉我场里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寄过来。

　　1982年春节后，钱终于寄来了，又收到家珍一信，通知我到银行查600元的汇款。

　　为了这600元，她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但是在信里她一句也没提及……

　　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当年出事的是她而不是我，我会像她相信我一样相信她吗……我能像她保护我一样的保护她吗？我会不会像她为我做事一样尽心尽力替她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不敢说我的回答会是肯定的。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家珍和谭妈等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恩人。所以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作者简介

　　请见《历练痛苦》后的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