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10、知青小屋

　　任宗景

　　大巴山群山褶皱中有一道苦竹葱茏的山沟，我的知青小屋就孤零零地蛰伏在这深沟的一隅。

　　毛老人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布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潮水般地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这种大背景下，社办林场撤销了，老知青们也只得告别集体生活，形单影只地下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战天斗地”。和绝大多数知青同辈们比较起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不管怎么说，我有自己的窝，而许多同时插队的知青，往往到离开农村时都未能搬出烟熏火燎过的保管室（山区的保管室多兼作烘焙包谷的烘房）或冷风穿堂过的牛圈（住人，自然不能再拴牛）小屋共两间，是好心的老队长承头专门为我营建的。刚落成时，那种天然质朴的风格真使我喜出望外：檩、梁柱和椽子，都取自新伐的松树，散发出浓郁的松脂味儿；用卵石打磨过的土墙上，尚未枯萎的杂草的根茎不服气地支立着；而青灰色的瓦片堆上屋脊时，似乎还带着砖瓦窑的余温……

　　我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为了不辜负生产队为我建房的一番盛情，我决计像模像样地活出个样儿来，还人们一个知青也会过日子的好印象。于是，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只有木匠活儿找人帮忙）有滋有味地搞起“内装修”来：

　　右边一间屋用苦竹剖篾夹成两小间，里面一小间做卧室兼储藏室，外面一小间做书房――将两根未剥皮的杉木桩楔进牛肋巴窗棂下的墙壁，横放两块长木板，铺上塑料布，便成了书桌。书桌上置一广口玻璃瓶充作花瓶，这儿取之不尽的野花可以保证瓶中的花儿一年四季都鲜活耀眼。傍书桌再安放一搁板，将当时的全部藏书（二三十本）炫耀般地在搁板上排列着。再把自制的竹筒二胡、几支箫笛，醒目地点缀在书桌上方――虽说简陋了些，却也不失琴韵书香之雅致。左边一间屋则完全按当地的格式搞成厨房和柴房，条石围成的火塘、案板、水桶、泡菜缸、放锅和铁罐的木架……以及红苕窖，均布局有序，井井有条。

　　我的操劳没有白费，自我感觉好且不说，队长还表扬我“像个扎根农村的样儿。”

　　哩。

　　屋内安顿好后，意犹未尽的我又把地坝铲平，绕屋基挖了排水沟，并在地坝前的斜坡上栽上茭藕（一种花冠如美人蕉、块根可磨制淀粉的植物）和魔芋。再后来……又沿地坝边打了一圈竹篱笆，播下丝瓜种子。待到农历四五月，浓密的丝瓜叶儿把篱笆变成了绿色的墙，鹅黄色的丝瓜花星星点点，争相展露出笑靥。不经意间，丝瓜便从叶隙间伸了出来，全盛时，一次即可采摘大半背篼。每每此时，总忍不住为陶潜先生叹惜：侍弄那劳什子菊花，何如种丝瓜，既悦目，又实惠！

　　插队落户毕竟不同于当寓公。山区地多人少，紧张繁重的农事劳作使人收工后全身都像散了架。奇怪的是，无论多累，只要一回到小屋，疲惫就统统逃到爪哇国去了。便有条不紊地生火煮饭；或者既不生火，也不煮饭，从铁罐里掏出几个冷硬了的红苕，舀一瓢冷水就着啃。及至洗漱完毕，照例美美地裹一支叶子烟，巴咂巴咂着，走到书桌前，打开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神游于另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天地……这时，知青特有的种种烦恼（如对未来的焦灼、失落的彷徨）全部烟消云散。当然，也有心绪恶劣得无法自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的单人床便责无旁贷地提前接纳了我，让我辗转反侧（不过，大多时候是木头似的躺着，听竹梢与夜风的呢喃，咀嚼深沟里化不开的寂静）……此时此际，难免不英雄气短……止不住的清泪偶尔也悄悄滚过面颊。

　　倘有三五个知青朋友来访，那就是小屋的节日了。总要想方设法把饭菜弄丰富一些，毫不顾忌这顿吃了有没有下顿。好在竹林里有竹虫（油炸竹虫香脆可口）

　　溪涧里有螃蟹，水田有黄鳝、青蛙，只要肯出力，饭桌上的风景还不致让我这个主人太难堪。每每填饱肚子，主客便放浪形骸、神吹海聊，专拣高兴的话题摆谈……笑呵，闹呵，全不知今夕何夕，常常通宵达旦。若兴致特别好，则把二胡、笛子、箫、口琴以及护秋守夜用的楠竹梆子一股脑儿搬到地坝里，大家一起合乐，什么《雨打芭蕉》、《梁祝》、《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古今中外的曲调通通拿来，绝不厚此薄彼，只要有一个人记得全谱子，众人便学南郭先生跟着混奏，管弦齐下，千山回应，悠悠袅袅，不绝如缕。

　　一天复一天，小屋无言地陪伴着我的悲欢；一年复一年，小屋助我从容地抵御着孤独，并使那仅仅为了活着的日子多少透出一点儿亮色。真难想象，如果没有它的守护，我将如何打发那软刀子割头般的十几年光阴！然而，当我怀揣招工单位的录取通知书，背着和插队时一样简单的行李卷，爬上通往大城市的山坳时，却“忘恩负义”地在心中呼喊：见鬼去吧，从此，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

　　谁知，记忆老是与我闹别扭，想忘却的偏偏无法忘却。回城后，我住过四星级的宾馆，进过号称一流的夜总会……现代物质文明可以让我目瞪口呆，却无法撩动知青小屋给予过我的那种温馨和熨帖之感；尽管当知青时的种种梦幻大多变成现实，灵魂反而无法找到一个牢靠的皈依之所。于是，每当那被时间和空间阻隔的知青小屋凸现于眼前，我就在心底默诵普希金题在姬姬・渥尔夫纪念册上的诗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作者简介

　　任宗景，男，1946年12月22日生，汉族。1965年高中毕业后即上山下乡，赴达县专区宣汉县天生区芭蕉公社八一林场，现在重庆某杂志社供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发表各类作品二百余万字，获全国、省、市级奖二十余项，出版散文集《风絮》，中、短篇小说集《情窦初开的时候》，有电视剧及多部专题片投拍。

　　难忘那年九月九

　　――政治风暴中的知青命运

　　周永生

　　难忘那年九月九

　　又到九月九了，离1967年9月9日正好是40年。入夜，窗外秋雨潇潇，檐漏滴答，我思绪万千，回到了当年。

　　1967年是我下乡的第三年，那年九月，湖南全省发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九・九”行动，那一天，长沙市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纷纷被赶出笼，挂牌游街，电影院、剧院也因关押审查对象而人满为患。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能幸免。事后听弟弟说，父亲被挂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挂上“反动文人、资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挥部的来人气势颇凶，而祖父却偏不服气，和他们顶撞起来：“你们莫神气，土改是二流子斗地主，等到地主斗得差不多了，就会轮到斗二流子了。”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差点要了他的一条老命。

　　在千里之外的湘南某县红云公社一个小山村，穷山僻野里的运动却更加野蛮、残酷。那天上午我送一担公粮到18里地外的允山区粮站，刚一回家，发现气氛不对……我唯一的财产――两只大樟木箱被贴上封条，上写“贫下中农封”，箱子里装的是我喜爱的一些文学书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愤怒，有谁能代表贫下中农封我的箱子？一气之下，我撕去了封条，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

　　入夜，几个拿着鸟铳的基干民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一块用铁丝穿好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上书“破坏三查一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大字，然后把我押赴批斗会会场。

　　会场设在大队礼堂，这也是我每天晚上给农民青年上课的夜校，没想到变成了我的批斗台。

　　会场四周挂了几盏煤油灯，台上书写着标语，台的两边站着一排背枪的民兵，显得阴森、恐怖。我一进场，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号，大队支部书记谭××在台上拉长脖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一撮头发遮着前额，甩来甩去，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说我出身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在此次中央文革发动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公然对抗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说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他还要我交待子虚乌有的反动组织的名称、成员名单、组织纲领、枪支弹药。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为1967年9月在他指挥下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用鸟铳杀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富农，一个是道县修水库移民的外地贫农。我曾经背后讲过他是目无王法的土皇帝，他对此怀恨在心，此次趁机报复。在批斗台上，我又和他顶撞起来：“我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杀害贫农才是反革命……”

　　“还不老实！”民兵营长打了我一记耳光，将捆我的绳子愈勒愈紧，我的手也一阵阵钻心的痛，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绑刑罚的厉害，绳子渐渐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扫了一下台下的乡亲们，不少人低着头，显然他们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学生眼里都含着泪。我知道，在台上对我张牙舞爪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坏东西。

　　一阵口号声中，我被悬空吊了起来，剧痛中我晕了过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学生水养、送崽等一群年轻活泼的小伙子在一起。为了赚钱给夜校买煤油，买课本，我们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烧炭。他们在山上砍下杂木树，一根根放倒后，滑下来，我在下面接着，把它们拖到挖好的木炭窑边……

　　当我们干得正欢，突然一声嚎叫，是一只凶狠的野猪向我直扑过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怎么也跑不动。我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已被关在生产队的粮仓中，两个手臂已麻木而且血肉模糊，双脚仍被绳子绑在粮仓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赶闹子（集）我又被押送着参加了红旗公社的批斗会。首先是游街……然后是批斗。允山闹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挂着形形色色的闻所未闻的牌子在游街。我的牌子临时换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子弟。”

　　……游街的人有的戴着高帽子，有的还边走边敲锣，队伍排了半里路长，围观的群众把允山闹子挤得水泄不通。

　　下一个节目又是批斗，作为重点对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斗台。在批斗台上，一个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绳把我捆起来，用一根扁担把绳子反复地绞紧，然后淋上水，绞紧的绳子遇水缩得更紧，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回头望了下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么，不认得我吧，想报复吗？”

　　我怎么不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患胃溃疡出血，有生命危险，急需输A型血，当时在场的公社干部不愿献血。我正好路过，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献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连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螺旋的力学原理加害于无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动来证实他阶级立场的坚定。

　　天气炎热，受刑后的两个手臂感染化脓了，而且麻辣火烧地痛，当地的好心人叫来公社的伤科蒋医生，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草药，我每天用它洗敷伤口，药还挺管用。我至今感谢这位蒋医生，没有他的药，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着键盘来回忆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队决定把我移交县治安指挥部、公安局去法办，几个民兵又将我绑送县城，一行人押着我离开了村庄。走上“大干头”，回头看了一下我下放劳动几年的村庄，不禁泪眼模糊。别了，山水环抱的秀丽的村庄；别了，那挺立在村口。

　　苍翠茂密、见证历史的风水树；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别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战友；别了，我那上山下乡知青革命幻梦，我如今与你们永远分手了。

　　四天后，我被关进了公社的阶级敌人学习班；四个月后，我成了学习班通缉的一名逃犯；四年后原大队党支书谭××因强奸村里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杀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出狱后，被村里人赶出了村子，不许进村，后来病死在山上；40年后，我的手臂和心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印记，留下永远抹不去的痛。

　　……

　　体验“学习班。”

　　弯弯曲曲的山口溪，在山峦环抱中，急流而下，清澈见底，流经山口村，汇入潇水河。1965年底开始修建的山口溪水电站，将溪水拦腰截断，河床抬高，形成美丽的镜面湖，山水秀美，风景宜人。

　　1968年9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湘南江永县红旗公社“清查学习班”在此开学。这里的学员是从各大队揪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在“九・九”行动后被大队捆、绑、吊、打、批斗之后再送到县里，县里又将我转送到此，成为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是何等的熟悉，水电站刚开工，我就是大队派来的一员民工……一个月后，我被调到指挥部，担任测量和施工，对周围的地形、大坝、渠道。

　　涵洞各种数据了如指掌。1967年武斗开始后，我离开了工地，没想到此次重返工地，竟成了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当然得剑拔弩张。八十多个学员被关在院子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在站岗，显得煞有介事，杀气腾腾。学习班大队长是革委会的负责人，副大队长是山口溪电站的阳秋平，他曾拿着标杆，陪我工作过两年多。

　　学习班开学了，首先是大队长训话，无非是要大家在此老老实实地改造，接受审查，顽抗到底就是自寻绝路。然后讲明：大家一边检查问题，一边在电站劳动改造，完成电站的扫尾工程；晚上分组学习，交待自己的问题。

　　我们这个组共10个人，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我是最年轻的一名学员。大队长指定了一名组长。组长姓关，1949年以前是一名伪营长，大家背后叫他关老爷（关云长）1960年劳改释放后在家管制劳动，每天晚上的讨论会照例由他开场。

　　九月的湘南仍然十分炎热，夜间堂屋里蚊子嗡嗡直叫，堂屋中间燃着熏蚊的黄荆叶，烟雾缭绕。关老爷拉长了声音说：“同犯们，我们都是人民的罪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感谢政府对我们宽大处理，给我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我们要重新做人，要听‘管教’的话，好好改造。”他说得那么流畅自然，背诵着那多次运动中重复的台词。接着发言的也跟着他以“同犯”相称。我只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革命党人在监狱中以同志相称，“同犯”这个单词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的，很不习惯。

　　小组里那名干瘪老头外号叫“罗酸菜”，据说1949年前，他家几代都是当地有名的抠门，家里一年四季吃酸菜，平日炒菜舍不得放油，用一根筷子绑上一块肥肉……炒菜时用筷子在锅里涂几下，炒完菜又把它放回酸菜坛子里。他家还有祖传的宝贝，木鱼和木鸡，是过年拿出来待客的，只能看不能吃。经三代的努力，到1949年前买了18亩田，成了穷村里大户，土改中被划了个地主。老百姓说他犯的是土地法，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从此他交上了辛酸的厄运。这个土地主身上哪能找到丝毫黄世仁、刘文彩的影子？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练出一身好功夫。别看他身材瘦小，干起活来可不含糊，两包水泥200斤担起来健步如飞，难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顺德说，阎王老子打发他来就是来做事的，他是天生的“工蜂”。

　　鲁师傅和我是熟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当地的木匠是要学徒三年的，前两年做粗活，给师傅家干家务，给老板娘倒马桶，后一年才能得那些师传的秘传。所谓秘传无非是一大堆口诀，例如板凳各部分的尺寸比例、屋顶的坡度等，由于没有文化，学的东西不能活用，你如果想就地形盖个新式样房子，他就可能盖出一个炮楼不像炮楼、房子不像房子的怪物来。水电站建大坝要做模板，找了很多木匠都做不好，后来有人找来了鲁师傅，他看了下图纸，用一张纸在一旁画起来，我在旁边一看，他是用三角函数在计算，字体流利。我问他在哪里学的木匠，他苦笑着回答我，是自学的。我心中很纳闷。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原是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自己做起木匠来，因为手艺好，大家都叫他鲁班师傅。原来如此！

　　在学习班他很少说话，当年不就是乱说话惹下了祸根吗？如今他选择了沉默。

　　这些老运动员，运动一来就得登台亮相，挨斗挨批，演出一番。村子里闹争水争山，闹械斗，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有个风吹草动，就抓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斗……杀个鸡给猴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就风平浪静，迎刃而解。

　　顺德是天生的养蜂迷，他三句话不离蜜蜂，在他的眼里，人也变成了蜜蜂。养蜂人当然买卖点蜂蜜，因为得罪了村干部，此次运动中，有人说他的蜜蜂是吃社会主义的花粉，酿资本主义的蜂蜜，蜂蜜饱了他私人的荷包。他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蜜蜂被人共了产，家产全部充了公。望着那些老同犯，比起那些死鱼子来，他可成了显眼的浮头鱼，他总担心运动到头，会怎样为他“一定终身。”

　　……

　　花苟的罪名是坏分子，是学习班最潇洒的人。他蓄着西式头，口袋里还放着香烟……香烟有两种牌子，“岳麓山”是专给干部抽的，自己抽“红桔”牌。六十多斤的担子压得他缩着颈根，两肩耸起，大家笑他三个脑壳。大家喜欢听他讲故事。

　　他是这一带有名的赌头，经常到瑶山里去开赌。他告诉我赌博的方法就是“压宝”。赌博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十几张桌子成直线摆开，赌客坐在桌子边，每人面前放一块砖，把赌资压在砖旁，每人可压“1、2、3、4.”中的两个数字。他作为庄家坐上方，在众目睽睽下抓一把黄豆用碗盖住，再用筷子将豆子四个、四个的扒出来，然后抓着最后剩下的豆子数论输赢。开碗“揭宝”时，几十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碗中的豆子，仿佛他们就是阶级敌人，是一个也不能跑的。当然大赢家总是花苟。有一次赌到深夜，赢的钱装满了书包。赌客愈赌愈眼红，他连忙装着上厕所，一出门拔腿就跑，里面的人发现后，紧跟着追出来。他一边跑一边丢钱，后面的人因捡钱减慢了速度，他终于逃脱，带着四分之一书包的钱脱了身。

　　他告诉我只要学习班一结束他就重操旧业，只要把赢的钱交一部分给生产队作为搞副业，就没有人管他了。

　　秋苟在学习班和我同罪，他沉默寡言，是个大难不死的人。1967年武斗时，非法组织贫下中农法院把他作为反动子弟绑赴刑场，幸好县里的支左部队闻讯后，开着摩托急驰而来，大叫“枪下留人”，才救了他一命。那年八月，在那股武斗的恶浪中我们是从广西绕道逃跑回家的，假若不跑，就也在劫难逃了。知青战友。

　　诗人王百明就在那场浩劫中长眠在都庞岭下、潇水之滨。

　　既然进了这个门，当然就有所犯，我的罪名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五类”子弟。

　　具体罪名有三：一是出身于反动家庭；二是当我看不惯那些目无国法、私设贫下中农法院、草菅人命的人时，挺身而出，在大会上顶撞他们，站出来为那些受迫害的群众说了几句公道话；三是撕毁了贴在我的书箱上所谓贫下中农的封条。在此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千条万条，贫下中农的扁担第一条”，哪里还有我说理的地方。

　　学习班里形形色色的同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如今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作为学习班里最年轻的接班人，想起同犯们的遭遇，看看自己满身的伤痕及胸前挂着的反革命牌子，我绝望了，这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苦难的岁月何时是个头……

　　那一天歇气时，我溜到了电站的坝上，往下看，坝高二十多米。我突然起了轻生的念头，走近坝边，咬了咬牙，闭上眼睛，准备往下跳……

　　“不，我不能跳，我决不能做懦夫。”这时我耳边恍惚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我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当年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司马迁能忍痛遭受宫刑，这种令人倍受污辱失掉尊严的处罚，并未损坏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我当然不能和伟人相比，但至少不能做辱没祖宗的窝囊废。此时假若跳下去，明天外面就会传出消息……一个长沙下放崽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我将会在此“盖棺论定”，川流不息的山口溪，将永世洗刷不了我的冤情。我毅然地转身回走，在一块阴凉处坐了下来。

　　远处副大队长阳秋平拿着一个瓶子朝我跑来，原来他在到处找我。他走近我身边……将一个瓶子递给我，那里面灌的是蜂糖水。又顺手在口袋里拿出了两个棕叶粑粑要我吃，安慰我说：“俗话说，君子不跟牛头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耐一下，过了这一阵就好了。”他陪着我走下了大坝。

　　啊，在他的眼里，我也不是敌人。

　　学习班的民兵站了三天岗，就撤退了，因为革委会知道，这些土生土长的敌人是既翻不了天，也逃不掉的“死鱼子”。民兵撤走了，由谁来看管我成了问题，经再三考虑，他们把我交给了学习班的何叔。

　　何叔，四十多岁，矮矮的个子，四方脸，大眼睛，显得很面善。他家住永丰大队……是一个富农，一家四口人。儿子比我小，在队上出工；女儿九岁，在念小学。

　　一家人穿着整洁简朴，四间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天我刚到他家，他老婆走出门口迎接我们，晚餐还砍了肉，加上几个小菜，显得较丰盛。饭后在他家洗了澡，上床睡觉，没想到何叔竟来与我同睡。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学习班把负责看守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希望我不要给他为难。真是“恶人出高招”，不知是谁出的馊点子。

　　就这样，我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就住在他家。他家没把我当外人，生活安排得可以，人也很热情。他自留地里瓜菜满园，还喂了不少鸡，间或为我添点菜。

　　我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原已想好了逃跑的计划，翻过他家后面的那座山，就上了去县城的马路，然后直奔县城边的知青组，先躲一阵子，再找机会逃跑。但一想到这样会株连他全家，也就暂时放弃了计划。日子一长，也和他们拉拉家常。我和他们谈谈城里的事情，家里的过去，祖上的故事，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我养好了伤，恢复了身体。在那年月，就是这场运动，让我和这些同犯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几个月，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那年11月底，大队又调我回去批斗几天，我回到了大队，还是老一套，反正适应了，皮肉当然也受了点苦。第三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趁民兵换班的机会，从后门逃出了村庄，村后的小路很黑，我摸着出了村，一出村口，就没命地跑起来。

　　从大队到公社，要过一座桥，夜间慌不择路，竟找不到桥。赶紧脱光衣服，用手举起，�过齐大腿深的水，上了岸，光着身子又跑。身上的河水刚干了，又淌满了汗水，跑得气喘吁吁。我真想学花苟的办法，一路丢钱保命，但我身无分文，无钱可丢，就也顾不得丢人了。好在乡间的路上夜间无人，否则会把我当做精神病人抓起来。清晨四点多钟，回头望望无人，才定下神，在路边穿好衣服，跑到江河大队知青组。老哥子和小哥子一看我的狼狈样子，早就猜着几分，赶紧将我藏在知青组的二楼，白天大家轮流放哨。知青洪哥间或来神秘兮兮地报一点外面的动静，大家都很紧张。三天后弄来一条船，沿着一条小河沟从水路将我偷送到马河。我又在马河知青组躲了七天，逃离县城，返回长沙。

　　在逃离村子的两个小时后，大队组织了十多个民兵在后面追赶，并在大山里找来了几名枪法出众的猎手，要他们发现逃犯，就绳之以法。接连五天，每天都派人到汽车站去抓人，好险！

　　我多么庆幸，终于告别了“同犯学习班”。

　　……

　　我感到十分冤屈。我们是带着“出身不好”的原罪到广阔天地的熔炉中脱胎换骨的；我们是满腔激情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结合、走革命化道路的。我记得知青诗人王百明的诗句：“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我们的事业属于人民，我们的理想――红旗手，我们的事业――革命人。”但谁能想到，我们满腔的豪情壮志得到的是如此回应，我们遭受的简直是一场灾难。

　　闯荡淮北

　　1970年7月，看来是走投无路了，背着反动知青的罪名，我逃离了江永县。一想起批斗场上捆、绑、吊、打的情景，总有些惊魂不定。刚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门训斥，勒令立即回乡，否则给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学来敲门，我以为查户口的又来了，吓得翻墙而出，事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但仍不敢回家，于是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游荡，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为贵，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周哥……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有人还说你自杀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们一起吃面去！”

　　算是他为东，请我吃了一碗光头面。为贵边吃边问我：“我倒有个好去处，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应，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生活要求。

　　为贵的老家是安徽省利辛县，解放前，他父亲被抓了壮丁，后来在部队混上了个连长。解放后，由于这段历史，成了管制对象，为贵当然也跟着背黑锅，1964年和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着红花下放到江永当知青。前些日子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黄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贫农，跟大队公社干部还有点沾亲带故的。亲戚们知道他的苦衷，劝他说：“你父亲当年是五花大绑走的，谁知道绑出了一个军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干脆回老家，回来你就是贫农，在家里挣工分吃饭，谁也不会欺负你。”为贵一想这话也在理，在当地住了几天，虽说苦，却还舒畅。看到当地肥皂紧缺，突然想到我曾有办小肥皂厂的念头，特来邀我同去。他许诺，到他家保证我享受贫农待遇。我虽觉得事情太玄……却挡不住贫农的诱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于生计闯过关东吗？我何不去闯闯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虑具体的计划。两人口袋里总共12元钱，这点钱好干什么？为贵心中却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们花八元钱在南货店买了八斤茴香，然后用塑料包了两层，打成一个背包。傍晚我们偷偷溜进长沙火车北站，看准了一趟往北开的货车，爬了上去。

　　火车经过湖北，车站查得很严，我们就躲在货车里，饿了吃干饼，渴了喝凉水，车子进入河南才松了一口气。这里外流的人特别多，爬车已经习以为常，烈日下大群农民坐在敞篷货车上，每人背上一只细而长的口袋，装的是高粱、小麦、玉米、地瓜干，都是出来倒腾粮食的，有的是倒个差价，有的是细粮换粗粮，因为粗粮比较容易填饱肚子。我们也加入了这支外流大军。

　　我旁边坐着位大伯，居然隔着塑料袋闻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第，你的茴香能卖上好价钱，每斤七八元钱。”

　　我心里一紧，对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别紧张，我可不是‘打击办’的，一不抓投机倒把，二不反资本主义。你看车上这么多人倒腾粮食，还不是换点吃的，谁能当上资本家？”

　　我没有搭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五七牌”肥皂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炙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阴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衩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这次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饭……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一百一十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

　　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从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起初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她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饭。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饭，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饭，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何处是归途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将缸担满，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戴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妈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我们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

　　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圆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百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后记

　　1979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我那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

　　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4年4月16日央视国际播放的《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历史回顾中，报道了我祖父为天津“五四运动各界联合会”新闻界代表的历史事实。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不，不说这些了。

　　作者简介

　　周永生，男。湖南省长沙市三中毕业，1964年插队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1969年转点到浏阳县洞阳分社，在农村劳动13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湖南医科大学学习，后在医院及研究所工作。现在长沙市医学会工作，任内科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