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一、悲壮的高校西迁

　　日本曾经是中国最谦卑的学生，可是近百年来，却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从1874年首次侵略台湾开始，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从未间断。到1937年7月7日，终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军侵华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天津连续被轰炸四小时，主要目标是南开大学，随即军车冲进，泼油纵火焚烧；大学部所有图书馆、师生宿舍、教学楼均被烧成废墟，中小学部也被夷为平地。之后在北平、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野蛮施暴，横行无忌。日军占领北平，北京大学的丰富藏书陷落敌手，清华大学未及运走的20余万册图书遭洗劫一空。

　　抗战前的中国高校有108所，战争初期，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小学被焚烧破坏，更是无计其数。中国的学校除了被迫停办，只有辗转内迁。“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只有32所，战后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磁山歌和九浮地区。”（《重庆概览》）沙坪坝、磁器口、山洞、歌乐山、佛图关，均在沙坪坝境内。据统计，抗战时期迁渝高校数十所，其中迁入沙磁地区的占迁渝高校的68%，占迁川高校的1/3.

　　迁校情境极为悲壮。原在南京、后来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八・一三”事变后，校长罗家伦赶紧通电正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8月15日，罗校长在四牌楼大礼堂召集师生，发表演说，然后举校西迁。迁徙艰辛备尝，其农学院搬迁良种家畜入川，鸡鸭鹅兔笼装后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则驱赶随行。风雨兼程，昼夜不舍，千辛万苦，历时竟达一年，1938年11月抵达沙坪坝时，仅余20余头荷兰乳牛。在嘉陵江边的松林坡中央大学畜牧场，罗校长重逢这些南京“故人”，眼中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清华、北大、南开奉国民政府之命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仅仅一个学期，又遭日机空袭，只得再度西迁。扶老携弱，历经颠沛，行程数千里，到达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初迁四川万县，再迁沙坪坝，一路备受煎熬，设备损失殆尽，只得宣布停办，所余学生并入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迁来沙坪坝汉渝路。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初迁汉，复迁渝，先后在磁器口、高店子复课。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初迁万县，复迁沙坪坝。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沙坪坝津南村。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迁沙坪坝。军政部陆军大学由遵义迁重庆山洞。上海国立交通大学迁重庆小龙坎。上海医学院迁歌乐山（香港大学医学院学生来此借读）。国立贵阳医学院迁歌乐山。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迁入沙坪坝。国立湘雅医学院迁沙坪坝。云南大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迁歌乐山新开寺。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初迁湖南沅陵，又迁璧山而后迁沙坪坝附近盘溪。复旦大学迁至北碚夏坝。朝阳大学迁来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此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沪江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四川重庆沙坪坝、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为了适应战时教育的发展，陪都重庆及其周边巴县、江津、璧山、万县又新设高校有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国立边疆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私立重辉商业专科学校、私立储才农业专科学校、私立辅成法学院等。这些学校与迁往和新设于四川成都、乐山、西昌、三台、金堂、南溪，贵州湄潭、赤水、镇宁、安顺，云南昆明、大理、澄江，陕西西安、南郑、宝鸡、天水的国立东北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成都理学院、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国立军医学校、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广州协和神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省立山西大学、省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等，重新结构了战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保存和发展了我国的教育实力，为当时的大后方教育，也为抗战强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内迁西南的61所高校，就有48所占78%集中在四川。在重庆，连同本地高校，一度多达39所，居全国之冠，自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内迁院校过去多在沿江沿海富庶繁华之地，迁徙经历磨砺了师生们的浩然正气，坚定了他们的抗战意志。浙大师生在吉安登临风雨楼，凭吊文天祥；闻一多开讲楚辞，撰写天问疏证，四易其稿；竺可桢体恤青年，让出铺位，自住车棚……一位外籍教师跟随浙大四次搬迁，十分感慨，他认为：这使得学校“离开了一个有名商埠，回到中国怀抱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

　　中华民族在家国厄难的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抗战时期我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改变战前我国教育的失衡布局，奠定战后中国教育基本格局的基础，首先基于战时正规教育路线的确立。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教育部设巴县青木关（今沙坪坝区青木关镇）。3月陈氏在渝就职，针对纷纷扰扰的教育议论，指出：“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随后，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进一步阐发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他分析：“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因为我们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蒋介石还说：“我们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都需要若干万专门的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除了教育路线的政策保障之外，确保战时教育维持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战区内迁学生和教师实行救济的“贷金”制度。抗战初期，大批战区学生内迁，断绝了家庭经济资助，生活求学十分困难。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后，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公私立中等以上学生亦适用）。贷金额为每人每月8-10元，半额为4-5元。以当时松林坡中央大学为例，来自沦陷区的学生都拿贷金。徐中玉先生回忆，“当时六元钱作为伙食费，两元零用。在抗战初期，伙食倒不差。”贷金制度实行的最初一年，享受的专科以上学生有3万多人，中等学校学生2万多人。到1939年，教育部津贴的学生已达10-14万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是从小处看，从大处看，都是保障延续中国文化教育血脉的重要举措。

　　我国自近代艰难发展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小有发展。1936年，我国高校108所，有研究所22个，研究所学部35个，教师7560人，学生41922人；到1945年，我国高校已增至149所，研究所学部90个，教师10901人，学生80646人。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战火中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根脉和精华，还促进了西部地区和一些战区内地山区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