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二、“开开‘文化矿’”的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

　　公元1985年，中共中央拨巨款，按原来的国葬规格和旧有风貌重建了“文革”期间炸毁的湖南南郊陈英士墓，修复后的墓比当年蒋介石为陈英士建的原墓还要大。又邀请其时已近九旬的陈立夫先生及其陈氏家人参加竣工典礼和扫墓。年轻朋友不禁要问：陈英士是什么人？与陈立夫什么关系？陈立夫这个抗战初期的教育部长又怎么成了“开文化矿”的人物？

　　杭嘉湖平原的西端，便是湖州。湖州原名吴兴，风景优美，地灵人杰，是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晋代王羲之、谢安，唐代颜真卿、杜牧，宋代苏轼等先后在此任郡守。清末民初，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徐恩曾等名人皆出于此。

　　吴兴陈氏，远祖为上古时的大圣人虞舜。陈氏家族历代均有人朝内为官，湖州城内有宅院叫“五昌里”，意即五世其昌、为官不衰之意。传到第二十五世陈延�时，家道中衰，遂以经商自振了。陈延�有三子，长子陈其业，次子陈其美，季子陈其采。陈其业，便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父亲。陈其美，字英士，正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二叔。

　　陈其美早年离家习商，作了12年当铺学徒后，接受了从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的三弟陈其�的教育，只身来到上海，结识了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并和他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陈其美慷慨好义，饶有侠风，很快在上海各处深得人望，包括青红帮里，也有他的朋友。

　　1906年，陈其美东渡扶桑，学习军事。这年冬他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之后，他又将结拜为兄弟的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陈其美参加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起义，险遭杀害，孙中山高度评价他“其功最大”。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并承担起了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后勤支援。戴季陶后来也说：“南京之克，其亦赖上海。”随着陈其美领导肇和舰起义，引起袁世凯的刻骨仇恨，决心除掉陈其美。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密探的杀害。

　　陈殉难以后，孙中山闻讯赶到现场，抚尸大恸。又手书“失我长城”挽之，撰祭文称陈其美“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当时许多人慑于袁世凯淫威，无人敢往，唯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又冒险收殓尸体。此后，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关系深得孙中山的重用。不久，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中国四大家族中，宋、孔两家均与蒋氏有联姻关系，唯独陈氏与蒋并无亲戚血缘关系，不能不说这是陈其美的恩荫所至。

　　搞清楚了陈其美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再来看陈立夫的经历。

　　辛亥革命以后，作了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让陈立夫举家迁到上海。陈立夫先入学堂补习英语，接着又进了上海的南洋路矿学校，他对各种新奇的机械万分着迷，读书非常勤勉用功。在校四年，一共拿了七个学期的奖状，这很不容易，按规定，除了成绩总平均85分之外，不能有一次缺课，请假都不行。陈立夫居然总评95分，仅有的一次，是请假两小时参加哥哥的婚礼，因此与一个学期的奖状无缘。陈立夫后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之后，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煤矿工程学系。

　　陈立夫大学学成归国后，满心要从事自己喜爱的矿冶专业，但蒋介石当时已身居高位，急于拉拢人才，培植势力，急电催陈立夫：“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哥哥陈果夫也从旁鼓励，就这样，陈立夫来到蒋介石身边。抗战前夕，在当时国民党政界有陈立夫这样美国硕士学位金字招牌的人物确属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蒋介石需要真正忠于党国的干才帮他把守教育，而陈立夫此前在组织系统、特工系统的绩效，足以令人放心。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抗战时期，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去做了7年的教育部长。

　　战争爆发，日军的摧毁目标首指中国教育文化机构。中国战前的108所高校，91所遭到严重破坏，被炸的中小学不计其数，昔日美丽校园一片废墟。而广大师生出于国痛家恨，也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教育界也是纷纷扬扬，议论迭出。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来到重庆走马上任（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设在四川巴县青木关，现属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面对各种议论，他指出：“（一）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二）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三）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隘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四）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陈立夫亲自拟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

　　方针和要点都要求“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以利民族之自信”，从教育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形式抓落实。

　　陈立夫责成教育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级学校重视青年儿童的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规定各校将所编校训校歌，呈送教育部，大后方所有的高等学府亦不例外。

　　西南联大迁徙刚完，忙于草建校舍，回复部里请求鉴谅，孰料教育部也不宽待。联大无法，遂召开常委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礼聘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任该会主席，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第一次拟出“刚健笃实”四字，经反复推敲，最后定下“刚毅坚卓”。这是从联大人刚强、果断、坚忍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风貌中提炼而出的校训，内涵更见丰富。作为联大精神的凝练概括，既是其时其境的惊鸿一瞥，又是相期百年的永久滋养。校训公告全校后，同时上报了教育部。校歌也分别由罗庸、冯友兰用词体和白话写就，后来在张清常导排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中作了“校歌词”和“勉词”。抗战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将校歌校训视为熏陶元素和美育手段，是抗战教育的可贵实践，是民族教育的经典遗产。

　　当时大学教育缺少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内容，陈立夫对此很有看法，斥之为“外国租界”。他督促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必修的中国文化内容，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增补了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的内容。他还改革了过去聘任教授、副教授必以出国与否、获得学位与否为前提的制度，为那些在本国大学毕业且任教多年，多有成绩著述的教员辟出晋升之路。

　　抗战炮火中，大批逃难学生涌入大后方。陈立夫在他任上设立17所国立中学，后任部长朱家骅也创设17所国立中学。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共创办了34所全公费制的国立中等学校，使学生有书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得以延续传承。

　　陈立夫主持了对教育制度的多项改革。内容涉及招生、考试、训育、贷金。战前招生自立门户，杂乱无序，陈将其改革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

　　考试上，在后方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规范了中国学校的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标准。他把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进大学管理，将三民主义等纳入学生的学习内容，拓开训育教育的新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任教育部长时颁布施行的贷金制度，使一大批学子得以完成学业，从而保障了中国文化血脉在抗战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1988年，台湾一位学者到美国出席国际会议，碰见几位六七十岁的大陆学者，他们谈及抗战时期，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深感立夫先生恩泽。陈立夫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上的还怀念着我，这贷金制度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毕其一身终未实现。但他倒并无多大遗憾，他在自述中说：“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为开开‘文化矿’呢。”他晚年常将七年教育部长的建树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慰藉，认为所做的“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倒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