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三、抗战时期的中央研究院

　　民国时期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是并列于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监察院、考试院五大院的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从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院长，6月9日正式成立，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央研究院已先后成立了十多个研究所，分设在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跟全国内迁高校和文化机构一样，颠沛流离，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中央研究院的抗战内迁，是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以所为建制，化整为零，开始实施的。历史语言所是中央研究院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所长是“五四”时期举着大旗，带领北大学生示威游行的傅斯年。他当时担任史语所的所长，还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在北大举行的座谈会上，傅斯年慷慨陈词，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引起社会知识分子广泛思考。随后史语所开始搬迁的准备。

　　日寇占领东北后，国民政府一面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国人镇静忍耐；一面将事变经过述诸国联，请其出面给予“合理”解决。国联于1932年1月组成以李顿为首的五人调查组，到中国和日本调查。日本为其占领东北合法化，大肆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为了驳斥日本人的谬论，教育国人，增进国际国内对东北的了解，史语所傅斯年联合方壮猷、徐中舒、肖一山、蒋廷黻等学者撰写出《东北史纲》，并将主要部分译成英文，作为澄清事实的主要证据，呈送李顿调查团。材料之功，不可抹煞。

　　随着日军侵入关内，进逼平津，有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幻想建立中立区，逃避战火。傅斯年代表史语所同仁，呈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申明严正立场，提醒“应早准备”。同时他领导史语所从北平北海静心斋搬出，先后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和南京北极阁。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叫嚣要在三个月征服中国。紧接着淞沪大战失利，战局顿时吃紧。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中央研究院也抓紧迁移工作，让这时已经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主持其事。傅斯年参加国防参议会，主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西迁事务。他一边把史语所迁至长沙圣经学院，复迁至昆明；一边组织中研院首脑机关的迁渝工作。

　　随着大批难民涌入，中研院迁至重庆，要在城区找一处合适的房子已很困难，于是只好在相隔并不太远的曾家岩、学田湾、牛角沱一带搬来搬去。而先后迁渝的各个研究所，也纷纷移往重庆郊区。先是气象所迁至北碚，后来动植物所也迁到北碚，再后来物理所、心理所也迁至北碚，医学所（筹备所）则设在歌乐山龙洞湾上海医学院内。

　　迁徙到四川南溪李庄的史语所、社会学所和人类学所以及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经历了无数的折磨苦难。尽管如此，中国的学者依然热爱这片土地。当时美国方面邀请建筑大师梁思成去讲学，请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北平、上海、南京拼力救出的全是国宝，装了600多口大木箱。里边有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铜器；有故宫明清大库档案和南京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还有刘半农搜集的中国戏曲、说唱、歌谣等民俗文化资料――达20多万册。云南山高路险，翻车就使文物损失惊人。后来在泸州交付民生公司水路转运，不幸失重倾覆，书箱掉入长江。打捞上来的拓本善本已“粘滞成饼”，又迅速“开翻晒干”，损失惨重，难以估量。

　　抗战前，重庆学术气息淡漠轻微，李庄更说不上，只是长江边上的一个不名小镇。中央研究院各所的内迁，给它们，也给中国的文化事业，带来了生气。

　　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史学的四大发现，即安阳殷墟发掘、居延汉简整理、敦煌石窟发现、明清档案整理，大都是战前就开始的工作。迁徙后，虽然现场发掘的机会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有了充裕的时间。

　　1939年，中央研究院赞助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史语所考古组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部分商代青铜器和长沙出土的汉代漆器辗转运往，隆重展出，获得巨大反响。后来，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合作，在彭山、新津、西康、昆明进行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引起社会轰动。西部考古的兴盛，是抗战中的奇迹。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李济、夏鼐、吴金鼎等一大群知识分子，都曾扛着锄头，在崇山峻岭、茫茫戈壁中，寻找过中华民族失落的文明。

　　学者视学术为自己生命，这在中央研究院中不乏其例。1940年，中央研究院决定设立民族学所，想请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留美博士李方柱执掌。傅斯年劝求多次，李坚辞不就，后来李方柱干脆冲着傅斯年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了起身作揖自嘲说道：

　　“谢谢，谢谢，我是三等人才。”后来又有一次，蒋介石让朱家骅多次催促，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民族组的留法博士凌纯声，担任新疆省党部执委兼研究室主任，受到凌纯声抵制后，朱家骅甚至传话说总裁要召见，凌纯声面对逼其就范的封封电报，不仅坚持不从，后来干脆辞了本职，到大学教书去了。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病逝，国民党当局下条子想硬性指定继任院长，受到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央研究评议委员会多数评议员的抵制。评议员们拒不投圈指人的票，最后指定的人仅获一票。当局的专制闹剧只好草草收场。

　　大学者陈寅恪时在史语所，尽管患有眼疾，仍过问居延汉简的整理和明清大内史料的研究。既指导具体问题，又点拨治学方法。陈寅恪给青年助理研究员陈述写信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

　　由陶孟和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很早就开始了战时经济研究，积极为抗战胜利后谈判赔偿进行资料准备。青年研究员巫宝山的研究结论是1933年至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接近8%。潘嘉林完成《抗战三年我公私损失初步统计》，韩启桐写出《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这是首次使用国际通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抗战损失写出的专著，国民政府据此于抗战胜利后1946年编成《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各将所有还都南京的器物从北碚、昆明、李庄集聚到重庆聚兴村，再回到南京、上海，结束了八年的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