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四、罗家伦与中央大学

　　1941年7月7日，重庆沙坪坝松林坡“风雨操场”上，中央大学1941年度学生毕业典礼正在举行。主持典礼的罗家伦校长脸上难掩内心的激动。他深知这一天、这次典礼的非常意义。

　　这是他最后一次校事主持。而这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艰难办学的首届学子毕业。是中央大学有史以来毕业人数最多，涉及学科最广的一届。430位毕业同学中，每个院系都有，而且有的系还是第一次有毕业生，有的系（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还是抗战后才开办的。毕业生中还有7位硕士研究生。

　　饶有深意的是，四年前，这批学生在中央大学遭受日机轰炸最惨烈的时候于南京录取入校，而四年后，他们站在陪都中央大学“风雨操场”上，日机又刚刚轰炸完毕飞离重庆上空。伴随着敌人的嚣张，学生们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这种求学经历不仅成为个人终身难忘的历史记忆，而且成为民族抗争的一页史诗。

　　空袭警报声逐渐消去，罗家伦站上讲台。他用浑厚的声音说，我们的这一届同学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过了艰难的跋涉，在沙坪坝松林坡的校舍里，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获得了最终的毕业证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师生们深知，是罗家伦校长的非凡经历，促使他具有非凡的眼光，把国难校困的中央大学带出黑暗的境地。

　　罗家伦是浙江绍兴人，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在校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宣传自由民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成为著名学生领袖，并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告示天下：“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罗家伦先后在美、英、德、法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和哲学，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参议、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罗家伦曾在他上任后的中央大学全体集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中央大学的使命》，阐述了他的治校理念。他说：办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且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起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的负担”。

　　罗家伦指出，“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

　　针对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四分五裂，形同散沙，罗家伦特别对构成民族文化这一“有机体”的“共同性”和“协调性”细加阐发。他说“我们已：临着生死的歧路口头”，“唯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共同意识下来努力”，就“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弄到各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

　　罗家伦治校，尤重师资建设。他刚掌校事，审时度势，制定中大“安定、充实、发展”三期方略，即一面竭力挽留中大原师资，一面宽以厚遇，各方延聘专家学者来中大任教。当时大学普遍流行教师兼职，罗家伦认为教师治学执教，应“心无二用”，最好是专职为主，“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任”。他多次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因此，他绝不把教学地位拿来作人情，也绝不怕坚持己见而得罪人。罗家伦这唯贤以任的用人做法，使中央大学良师汇聚，局面大开。到抗战爆发前，中央大学在罗家伦手中，已发展成国内办学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教育家，其深邃眼光和超群智慧充分表现在抗战迁校的超前见识和成功运作上面，张伯苓是一个，罗家伦也算一个。

　　1935年5月，罗家伦亲往成都，面见蒋介石。因急于赶回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便乘蒋介石专机取道重庆久名誉校长飞返，不料因为雾重，不得不在重庆停留，等待天气好转，一呆就是两天半时间。罗家伦利用这六七十个小时，观察得出：“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之处”，“是战时设校的一个理想地点”。

　　有了这种观察和思考，罗家伦回到南京，即令中大总务处赶制大木箱900口，内钉洋铁皮，做好后存放起来。对于罗家伦的做法，学校开初还有人议论一下，以后便淡忘下来，再也无人过问。殊不知，未雨绸缪，后来战事突发，中大几千人大举西迁，还真得益于这几百口大木箱。

　　面对陡然直下的战局，罗家伦以中央大学校长身份，分别致函四川、重庆地方当局和成、渝有关大学，征询认购地皮，租用校舍事宜。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接函，立即回复，表示热烈欢迎，称重庆大学有“相当地皮可借”，愿意“迅速开工，以备应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高显鉴院长也致函中央大学，愿将该院农场提供给中央大学学生作实习试验之用。

　　当时大批川军正奉调奔赴前线。卢作孚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船队便乘运送川军空船返渝之机，将中大迁渝之人员及设备，日夜程，满载西运。航空工程系的一个风筒，是试验飞机模型所必备的设备，价值20多万美元，其中一件机器重达7吨，搬卸十分不易。最后员工们千方百计，硬是将它搬上船，运到了重庆。

　　同仇敌忾让中大师生创造了人间奇迹。他们拆运了三架飞机和所有的设备，书籍和教学实验所用的家禽牲口也搬迁到重庆。连剩余的木材、铁钉也留给南京城防司令部派作修筑御敌工事之用。人们说，抗战后，“南开”和“中大”都是“鸡犬不留”，前者是被日军炸得“鸡犬不留”，而中大则是将东西搬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留给敌人。

　　四川和重庆的地方政府全力协助，重庆大学重义相扶。将靠近嘉陵江岸松林坡一带120多亩土地全数交给中大使用，还组织了数千民工，不分昼夜，连班施工。工人们就地取材，不弃简陋，40多天便搭建出30多间可供1000人使用的屋舍，以应上课、食宿之需。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30多间简简单单的中国式房子，分布于松林坡的周围，环校马路可以直达每座教室、实验室、寝室，松林里更以纵横交错的石板大路相连系。饭厅是他们的礼堂，开会、做纪念周乃至上大课都在那里。”

　　就这样，西迁后的中央大学，松林坡成了它的校本部，连同又借又购的土地，面积竟达200多亩。在这里，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六大学院，开始了“研究学术、哺育英华、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跋涉，真正是“追本溯源，从根打算”了。

　　罗家伦是一位极有思想的导师。全校刚刚安定，他又向师生员工作了《一段惨痛的校史和本大学现在的方针》的演讲。他反对那些停办大学，让学生专做宣传，组织民众学习游击战争的教育理论。他用校长的权力，“维持正轨的教育与课程”。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与科学是否发达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达，则不是靠学生的宣传和呐喊，而是靠广大师生埋头于图书馆、实验室研究和实验。他说：敌人现在想尽办法，摧残和破坏我国的大学，消灭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只有保存我国大学的义务，没有停办我国大学的权力。

　　罗家伦不愧是一位雄辩家，他的话语掷地有声：不管别人的大学怎样，“中央大学无论如何必须准备一批国家所需要的基本人才”。因为，“现在中国的大学不多了，平津的各大学已不存在，淞沪的各大学已被炸毁，西安临时联合大学已不能维持，武汉大学最近也已停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尤其值得宝贵。”罗家伦说：“我们正轨的教学必须维持，正轨的课程不可破坏。”

　　罗家伦时时都在激励学生：一要夺取时间，二要夺取知识，三要夺取技能，四要夺取训练。他说：“我们现在不要谈什么‘夺取民众’，我们要夺取时间，夺取知识，夺取技能，夺取训练。我希望我们在沙坪坝训练的这支军队，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军队。”正是在罗家伦训练民族复兴军队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大学在极其恶劣的战时，在辗转迁徙千里、校园土地减少的情况下，方方面面不仅没有退步，而且还有进步和发展。

　　抗战时期，日寇对重庆进行了数年的野蛮轰炸，沙磁文化区更是成了敌人必炸的目标。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中央大学在沿嘉陵江的岩石上开凿了一排排防空洞，可供5000人蔽栖。罗家伦和师生们平时都在房屋里办公、学习，一有警报，赶紧钻洞，敌机一走，马上出来。房子炸坏了，赓即修复，硬是把八年抗战挺了过来。

　　随着教学步入正轨，学生日益增加。

　　中央大学在嘉陵江上游的柏溪选下了新址，征地近150亩，创办了柏溪分校。也是用三个月时间，建起学生宿舍、饭堂、厨房、合作社，以后又建成实验室、教室、图书馆、防空洞。柏溪是一个小地方，不通公路，罗家伦请民生公司在两校之间的嘉陵江上开设专轮接送师生。遇上大雾，船不能开，有的老师为了不耽误上课，半夜就得坐滑杆从松林坡出发前往。

　　扩大办学规模，铸成了战时教育的辉煌。在战争的条件下，辗转迁徙几千里路，借用重庆大学一块地皮建成的中央大学，又面临资金短缺物价飞涨和日机数年狂轰乱炸，其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松林坡有十几座教室里，常年不设课桌，学生座位全是靠手椅。学生寝室密密麻麻摆满了上下铺，根本谈不上放其他摆设，夏天，蚊虫叮咬，酷热难耐，冬天，寒风透骨，学生只有用麻袋报纸裹紧，抵御寒气。战时伙食也是很差的，能有果腹食物就不错，早上是稀饭馒头，中晚餐是“八宝饭”，里面的石子、砂子、稗谷，总难捡净，下饭菜总是萝卜、白菜、盐水豆腐汤，半月一次的“牙祭”就是几块回锅肉。能够到磁器口去吃上豆花饭、牛肉面已经是学生们很难得的盛宴了。男学生一年四季都是败色的中山装或洗得发白的长衫，女生则是旧旗袍，穷学生把补丁缝缀得熨贴合适，也不难看。

　　艰难环境中，师生们都奋力上进，各有所获。中央大学的各年级学生，都争着听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大课、讲座，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沙磁区连续几年，而且每周数次，在中大、重大、南开、柏溪分校举办各界名流学者的学术演讲，吸引了大中学校的许多学生前往听课。正是这种极其活跃、极其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包括中大学生在内的陪都学子，得到了迅速成长的机会。1940年5月，国民政府举办大专以上学校的学业竞试，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所有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论文竞试，获得了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名。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先后培养毕业的数千名学生，后来散布在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内一大批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教授，都被中大延聘为师。除了教课、研究，他们还办杂志、作演讲、编教材。这些杂志成为学术的交流平台，教材成为部颁的大学用书。抗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名最杰出的教授，作为部聘“首席教授”。中大的胡小石（中国文学）、楼光来（外国文学）、柳诒徵（历史学）、孙本文（社会学）、胡焕庸（地理学）、常导直（教育学）、艾伟（教育心理学）、高济宇（化学）、梁希（林学）、蔡翘（生理学）、徐悲鸿（艺术学）、戴修瓒（法律学）等12人在众多名教授中被推举出来，当选为“部聘教授”，占当时全国45名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强，足见中央大学已成为全国的学术研究中心。

　　罗家伦深知学术文化的贡献才是大学最当着重的任务。

　　他不断推进中大各院系、各研究所同社会各界以及与盟国如英美等国著名学府之间的交流联系，以此来提高中大的学术地位，增强师生的荣誉感和凝聚力。他亲自身体力行，加强研究，探寻比较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不断通过演讲、撰文予以推介。他的演讲、文章不但中大师生爱听爱看，而且引起其他高校、社会学人的广泛关注。人们评说罗家伦的思想，闪耀着“历史的先见”。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校长任上，雄心勃勃地要把这所中华名校办成世界著名的一流学府，来抗衡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他最后的一次的校事主持，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大1941年度学生毕业典礼。这一天是7月7日，意义不同一般。罗家伦的讲话一次次激起师生们的掌声，而大家记忆最深的，是他像雷鸣般驱赶敌机的铿锵话语：“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资，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