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五、复旦大学在夏坝

　　“八・一三”日寇侵沪后，私立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按教育部要求，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分二部，一部经江西迁渝，另一部迁贵阳，以后逐渐形成重庆联大第一部即复旦大学，贵阳务长孙寒冰师生7人遇难。

　　联大第二部即大夏大学，留沪校友为复旦大学补习部的格局，直至抗战结束。

　　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先是在菜园坝复旦中学校址落脚。不料1939年“5・3”“5・4”日机大轰炸，众多平民死于空袭，学校决定全校安置在北碚夏坝。

　　夏坝原叫下坝，是离重庆百余里一处风景秀丽的丘陵坡地。背依琼玉山，面临嘉陵江，有千余亩地，与重庆北碚隔江相望，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在重庆校友的鼎力协助下，副校长吴南轩，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和知名学者、教授在黄桷镇召集茶话会，请北碚社会名流、土地所有者与会，商讨征地办学事宜。

　　吴校长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讲到复兴中华、教育伯1939年百岁留影为先。他说：目前复旦大学要用夏坝作为校址，有愿卖者，我买；愿租者，我佃；愿捐者，尤为欢迎。在座者群情激动，不少业主纷纷把家业、地产捐租给复旦，只有一二十亩自耕农的土地是歌复旦花钱买下的。黄桷小学、紫阳宫中、天府煤矿以及附近民众家里，都腾出房屋让师生办公居住。

　　私立复旦迁到重庆，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第一学期是政府津贴5万元，才拉扯过来。于是吴南轩想改为国立。他向当时的校长李登辉提出这个想法。李举出过去浙大、暨大多次变迁的弊碍，不予赞成。后来吴南轩又两次建言改为国立，想争取“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有一次吴南轩动员复旦校董于右任领衔，分电李登辉校长和在沪校董，陈述经济万分困难，“舍国立别无生路”。直到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作出决议：“准将复旦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拟具体办法概算呈核。”

　　复旦改为国立后，经费较前充裕，注意了修建教授宿舍，加之北碚周边有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国立编译馆，有几所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师资易于解决，因此学校陆续开办了史地系、新闻系、经济系、数理系、统计系、园艺系、生物系、农艺系，陆续建成了相伯图书馆、登辉堂、大礼堂和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教室，以及男女宿舍，农场，发展成为文、理、法、商、农五大学院22个系科组的综合大学。应聘任教的名流学者有：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任美锷、陈子展、章靳以、胡风、曹禺、梁宗岱、方令孺、洪深、童第周、樊弘、李蕃、张明养、潘震亚、邓静华、秉志、卢于道、严家显、吴觉农、毛宗良等。

　　张志让教授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位法学家早年担当过救国会“七君子”案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以法理和爱国的立场论证沈钧儒七人的救亡无罪，驳得法官理屈词穷。张志让不仅教授法学，又开新哲学，他经常在课堂上列举社会问题，引导同学深入思考。

　　周谷城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中国通史是学生的必修课程，听课的学生特别多。他还经常受邀到进步社团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抨击专制独裁，给学生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他认为：“民主的潮流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甚至任何国家所能阻挡的。”虽未点名，同学们都知道说的是国民党和蒋介石。

　　洪深是著名戏曲作家，抗战时期，他任教复旦，以敢言著称。1944年冬独山失守，他在全校大会上慷慨陈词，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国无宁日。一次，特务迫害学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学生罚跪。洪深找到学校总务长，愤怒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管！特务十分嚣张，叫嚷：洪深滚出来说话，你这个共产党！洪深大声叫跪着的学生“站起来”，又愤怒地指斥特务，我是洪深，民国十四年就加入了国民党。你们要打就来打，我不怕！当晚，他对前来慰问的师生说，这样的事我要不闻不问，一辈子都会不安的，就是打死我，我也要说话。抗战时期，洪深在重庆度过50寿辰，郭沫若称其为文艺界杰出人才，曹禺的贺词赞扬洪深“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

　　胡风，这位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曾留学日本，参加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在上海任左联宣传部长、书记。抗战爆发，胡风从湖北辗转来到重庆，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他在复旦大学开设“创作论”和“日语选读”两门课程。复旦大学在北碚夏坝，离市区60多公里，每周都要往返奔波。后来有关当局发现这个“左联”斗士在复旦，授意复旦挤走他。复旦大学秉承市党部旨意，要求胡风加入国民党，还要按时上班，胡风不吃这一套，干脆辞了教职。

　　复旦的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陈望道是国内知名学者，他是《共产党宣言》的最早译者。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是修辞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新闻系进步学生很多，相当活跃，这和陈望道主张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自由发展有很大关系。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地方口音多不易懂，他平时寡言少语。人们多以为新闻系主任必是滔滔不绝、口才极佳的宣传鼓动家，其实陈望道却是富有政治思维的实干家，支持了新闻系的很多民主活动。新闻系每周有一个晚会，不是讨论学术问题，便是分析时事政治，论题方向和谈论视野非常宽泛。像“历史有情还是无情”、“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等等专题，都吸引了很多学生。后来其他几个系也这样举办起来。

　　陈望道主持新闻系，兼容并包，教授中有欧美新闻学派代表赵敏恒，有国民党中央委员祝秀侠，有塔斯社记者舒宗侨，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还请来美国新闻代表团讲新闻自由、无匮乏自由。复旦大学很注意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学生的行为能力。新闻系是复旦的一个大系，最能说明这一点。

　　1945年4月5日，复旦新闻馆在夏坝建成开馆，这是重庆第一座新闻馆。虽是木柱泥墙平房，但这在抗战时期，已经显得很阔绰了，里边容纳下了新闻系的办公室、学生实习室、会议室、资料室、图书馆和印刷房。复旦办有一个通讯社，叫复兴通讯社，是新闻系学生的实习园地，也设在新闻馆内，不定期向重庆各报发稿。

　　白季眉是复旦大学土木系的教授，抗战时期他已著有12种达1000万字的论著，但除了《普通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出版了以外，多数窘于经费，不能出版。政府有优待公教人员的政策办法，条文漂亮，但贪官污吏太多，落实下来七折八扣，轮不到做学问的人。

　　白教授一家11口，住在低矮茅棚，自己担水吃，割一点肉吃，也要想几天。教授才50多岁，已经如同70岁的老人，高瘦的身躯，一头白发，见了让人心酸。一次，英国伦敦的英文版《中国周刊》刊登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写他女儿暑假回到家里，白教授又马上劝说孩子回校。原因是家里只有一点米煤小菜，多一个人，又多一张嘴吃饭，战争厄运逼得在大后方的国人也丧失了天伦之乐。当白教授把这段报道译念给朋友听时，他的眼角已流下辛酸的泪珠。

　　陈子展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是公认的“骨头最硬”的教授。陈子展治学原则是“不京不海不江湖”。傅斯年自称“京派”，人们称他“很霸道”，陈子展也直陈诤语。其他再有高位的人，陈子展也敢于批评。他以是非为度，有不同看法，敢于争鸣。陈子展的刚直不阿是一以贯之的。20年代他在湖南任教，曾与徐特立、谢觉哉同遭通缉。后在50年代，终被打成右派，受到极大伤害。

　　抗战末期最艰苦的岁月，从夏坝到黄桷镇这段土路上，常常有地摊书市，那里边很多是生活穷困的大学教授、讲师。白季眉、陈望道等大名鼎鼎的教授，也曾袖手默默地站在地摊旁边，向前来选购的同事、学生颔首苦笑。

　　抗战期间，日军多次用飞机轰炸北碚，给复旦造成最大伤害的一次是1940年5月27日。这天27架日机盘旋在北碚黄桷镇嘉陵江两岸，投下炸弹百余枚。数枚炸弹落在教师宿舍王家花园，刚从学校回家的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倒在血泊中，同时遇难的还有职员汪兴楷，学生陈钟燧、王茂泉、王文炳、刘晚成和朱锡华六人。胡风当天也住在复旦。胡风是看着一大片飞机“像带翅膀的飞鸟，纷纷向下降落”，然后是“轰轰的响声”，紧接着“乌黑一片，尘土飞扬”，便传来“师生受伤”“老百姓也有伤亡”“北碚市街也多有伤亡”的消息。

　　孙教授等7位师生罹难后，复旦举行大规模追悼会，全校师生共同哀悼。学校铭刻了《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立石于夏坝后山孙寒冰教授墓前（“文革”时期，墓地遭到破坏，墓碑被当地农民拆去立作猪栏）。

　　抗战后期，夏坝的民主空气极为浓厚。校内外出现了秘密活动的青年进步团体，举办了许多油印小报和铅印报刊，像《文学窗》、《新血轮》、《正气》、《紫薇》、《中国学生导报》、《时事论坛报》。政府所谓的言论自由非常虚伪，他们一旦察觉这些期刊有不对味的东西，马上出面下手，手法多样。

　　要么给期刊投资，要么派来编辑，要么威胁恫吓。这种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公开的隐蔽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

　　即或如此，复旦校园内的学术空气，依然浓厚，师生相勉，心不外骛。因为从校长到教授，既教书，又育人，他们对战争和厄难压在为师者和为学者身上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吴南轩在复旦大学校刊上指出：我们的学校，由沪滨迁入四川，是不幸，也可以说是大幸。巍巍学舍，沦于敌手，30年经营，废于一旦，逼得我们千里长征，半年颠沛，得喘定息于荒村茅舍之间，这可以说是不幸；然而在相反的一面，也正为敌人的炮火，使我们这只文化队伍，得有机会开入夔门，列阵于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能更直接地参与这一次存亡继续的民族大搏战，这可以说是大幸。

　　可以说，大家都有清醒的认识：这段历史，“将来会永垂简册，长被后人所纪念的”。

　　朝阳校舍手建立各级法院，推行法治，朝阳于民国一年创校，以培养司法人才为宗旨。朝阳是私立学校，她不能像国立大学每年定期获得政府的拨款，也不能像教会学校获得资金和支持，而只能够靠校董和校友的支援来求得生汪有龄校长（朝大创办人）江庸校长存。

　　朝阳大学由蓉迁渝时，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在巴县申家祠堂、佛宇寺和惠民宫以寺庙作校舍，房屋破旧，教室不多，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又是大会场。学生开初300多人，凡是共同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屋里听讲。

　　后来学生人数激增，学校又租得歇马场连升湾冯家大院的几间房屋，办起了分院。用农民的晒坝当操场，新搭建草房作教室，就这样学生又扩大到800人。大多数学生没有住宿之处，只能在“校”外租住农民的破旧棚屋，远的住处甚至距校一两里地。

　　居住分散，伙食也很差。虽说全校也有两个伙食团，一个战区伙食团（公费），一个四川伙食团（自费），但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的“八宝饭”，菜是清水萝卜、白菜。

　　张友渔题词令中有“作战军人，如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奸或强盗罪”，“强奸后欲无事，最好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虏排列成队，然后用机枪扫射”，以无可辩驳的证据，令罪犯哑口无言。最后远东军事法庭庄严宣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七人被判处死刑。这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