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七、大气磅礴的本色学人――傅斯年

　　胡适生前评价人物少有过誉之词，但他却把同时代的一位学人，誉为“稀有的”天才。这位学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又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主张上独树一帜。陪都时期，他指点政治，抨击时弊，时人推誉为“傅大炮”。傅斯年在抗战时期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县。傅家是鲁西名门望族，聊城大姓。傅斯年的祖公傅以渐是清王朝第一个状元，顺治帝的兵部尚书――名副其实的宰相。到了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家道中落。傅旭安乡试中举后移至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出任山长，并死于任所。傅旭安执教6年，教诲殷勤，深受学生爱戴。当时傅斯年仅9岁，其弟斯岩才7个月，祖父年过花甲，一家重荷落在母亲肩上。好在父亲在世时人缘极好，门生故人不但经办了丧事，而且此后每年都要前往探视，馈赠钱财，以备来年之用。

　　傅斯年生在“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相府门第，但从小在清贫生活中长大，幼小心灵承受过人生重压，这使他一生疾恶如仇，奋斗不息。难得的是，父亲生前一次上街闲游，无意中扶助了一位名叫侯延�的穷学徒。为了报答师恩，侯延�后来有了出息，登门说服傅的外祖父和母亲，将13岁的傅斯年带到天津上了“洋学堂”，接受新教育。侯延�自己苦读成为清末进士，曾留学日本学习政法，辛亥革命后，当过众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署，对傅斯年多有指点开导，影响很大。

　　傅斯年北京大学预科和本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成为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三先生的高足。傅斯年性情直爽，好激动，对人对事不讲“温良恭俭让”，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同学都认为他恃才傲物。他的同学、同乡回忆说：傅斯年是北大闻名的高才生，但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他在课堂上提问题，教师有答复错误的，他会当面指出老师讲错了，说某某书上怎么讲的，某某先生又是怎么讲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搞得讲课人下不了台，以致有些教授怕上他的课。

　　“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正念大三。这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傅斯年在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已完成了由国学大师高足向新文化战士的转变。他约集同学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创新潮社，并出任《新潮》主编。两年时间，投稿《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杂志，先后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等诗文50多篇。“五四”运动前夕，美、英、法、日、意等国操纵把持的巴黎和会会议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国人震惊。5月2日蔡元培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诉了北大学生许德珩以及罗家伦、傅斯年。5月3日晚，北大学生集会，有同学咬破指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大家当场推荐傅斯年在内的20多名学生代表负责第二天游行示威。

　　5月4日，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亲自扛着大旗率队游行。队伍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愤怒地用旗杆将曹宅房瓦挑下，又抛入院内。数人翻窗入院，打开大门，放进人群，点火烧了曹家卧室的罗纱蚊帐。翌年（1920年）1月，傅斯年在上海登上英轮，放洋出海。

　　傅斯年先是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兼学物理学、化学和高深的数学。傅是北大文学系高才生，具有深厚文史根底，他之弃文习理，是受了当时“通才”观念的影响。当然，这也为他结构知识体系，完善自身素质奠下了坚实基础，使得他观察社会、认识事物的眼光更为准确。后来傅斯年受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影响，由英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以及德国哲学、历史、地质学、力学。

　　学成以后，傅斯年回到家乡。1926年底，接受广州中山大学朱家骅邀请，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领导了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参与了明清大库档案的抢救和整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发表文章，鼓吹抗日。他联合徐中舒、蒋廷黻编写了《东北史纲》，提供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驳斥日本人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他说：“中华民族自有潜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他认为，从深层认识，民族的危机正是民族复兴的机会和条件。傅斯年花很多时间为《独立评论》撰稿，这些文章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蒋廷黻回忆说，傅斯年的每一篇文章，知识丰富，就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而且傅斯年把文章重要内容摘登于前，创造了出版界的先例。

　　傅斯年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文、史、哲、语均有造诣，自然各科，亦多精熟，他又长期从事教育，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腐败，深有感触。他对当局不关心学生生活学业，只关心“反共教育”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有些学校简直连难民收容所都不如，学校牌子挂出来，招来学生，却不解决他们的衣食住，不去努力聘请好老师，功课谈不上，学生生闷气，当然要闹事，要拥护共产党。他认为，教育腐败，政府应当负责任，教育当局应负责任，教育行政长官也应负责任。“地方教育长官不得人，校长不成样子，然后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的风纪不堪问了”。他指出，“把办学当作买卖做”，“选举校长，选举权要与政客”，“真是乱国害政的大源”。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傅斯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续四届当选，并多次成为驻会委员。1939年5月，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他又兼任所长。

　　傅斯年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为抗日救国出力献策，同时在艰苦环境中领导学术研究。他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经常奔波于重庆、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他用各种形式发表言论，其主题都是：抗战必胜，鼓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傅斯年被人们评为懂得军事的三个文人之一（另两个是张季鸾、丁文江）。他的目光异常深邃，他说：“这两年我们的同胞虽然饱受艰苦，大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这个表现中，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光明的前途：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的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

　　为了民主，傅斯年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前往视察，并推荐冷�、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为视察团团员。提议获得绝大多数通过（140 名参议员，138名投赞同票）。但延安之行一直拖到1945年7月1日方才成行。而且最后成行的六位参政员是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升和章伯钧。

　　五天的延安考察，几位参政员同中共领导人会谈、参观。傅斯年无党派，又是学者身份，加之早在“五四”时期北大读书时便与时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相识，因此二人显得更加亲近。毛泽东邀傅斯年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当年反封建主义做出的贡献，傅则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二人别无拘碍，无话不谈。谈至天明，傅向毛索字，毛欣然应允。

　　7月5日，视察团如期返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毛泽东将一帧亲笔题词面赠傅斯年。还请傅斯年向胡适转达他的问候。登机后，傅展纸而视，上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傅斯年心知肚明，这正是毛泽东对两人夜谈时自己所打比喻的答复。

　　从延安回到重庆，15天（7月20日）后，傅斯年再次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紧接着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城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14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结果。

　　听到这个特大消息，傅斯年冲出门去，见熟人就打招呼，又用拳头敲打友人。朋友们都喊吃不消，他还把人肩膀抓住摇了又摇。晚上，傅斯年更像疯了一样，拿了一瓶酒，从聚兴村住所跑上街，边走边唱。

　　又手拿一根拐杖，挑上一顶帽子，边跑边舞。这时庆祝胜利的群众已经汇成巨大的人流。傅斯年被人流裹挟旋到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围着“精神堡垒”，人流汇成一个大旋涡。

　　“精神堡垒”是座纪念碑，位于重庆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的交口处。这里曾遭日机轰炸，燃成一片火海。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22天，国民政府建起这座木质建筑，高7.7丈，寓意“七七”事变，勿忘国耻。这时，人们将建筑顶端的一口瓷缸灌入酒精，点火引燃。傅斯年也被人们旋转着，漂游着……最后帽子舞飞了，手杖弄丢了，又和街上庆祝的民众、盟军大闹一通，直到醉得爬不起来，才被人扶回去了。罗家伦第二天去看他，他还起不了床，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真是显出了个学人的性情本身。

　　傅斯年与胡适交往很深，既有师生之谊，又为学术挚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傅坚持不就，极力推荐胡适。由于胡适在美未归，傅斯年便代理北大校长，负责迁校复员之事。1948年，国民政府宣布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死于任上。胡适亲为《傅孟真先生遗著》作序，高度评价傅斯年的才能品行：“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能的天生领袖人物”。这应该是知人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