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九、陈寅恪教授三次到渝的故事

　　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以佛教史考证、唐史研究、诗史互证、六朝史论，奠下毕生的学术大碑，被学界尊奉为现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先驱。

　　他能背诵十三经，且对每字务求正确的解释。对西学也有极高造诣。他还精通宗教、人类、校勘等学问，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抗战时期，陈寅恪结束了清华园的平静生活，遭遇了国仇、家恨、流离、伤目等苦难，转徙西南天地间。陪都重庆，三度留下了这位大学者的足迹。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即令清华、北大和南开，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谁知战火很快逼近长沙，临大只得复迁往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陈寅恪也经历了这次逃难，不过他是携带家室，经天津、济南、徐州、郑州、汉口、长沙，转道香港、海防、蒙自，而达昆明的。当时陈寅恪年近五十，山河破碎，身不由己，乱世飘零，落寞无奈的情绪在他诗中多有流露：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学者最看重的是书，陈寅恪从北京邮往湖南的书都在长沙大火中化为灰烬。而他随身携带、最为珍视的两大箱学术研究“半成品”，大多是他记有详细旁批的眉注本，却又在由香港赴滇途中，遭窃遗失，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陈寅恪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得精神病”。好在到达昆明，地处高原，四季如春，“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春之草”，加之学者云集，气象平和，陈寅恪慢慢调适了自己的心情。

　　民国时期的学者，都有很强的求知欲，不甘心坐享其成，想要在浩瀚的学海中，另具会心，求有创获。陈寅恪更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陈寅恪研究的领域，广及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日、英、俄、德、法语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藏文、蒙文。这种由博而精的学术探求，确乎需要一个人付出极其超凡的精力，最起码要占耗他大量的时光。但陈寅恪还是在西南联大刚开始讲“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的这一年（1940年）春节后不久，有了第一次重庆之行。人们从陈寅恪的这次活动中，可以看到他难能可的学术正气。

　　事因是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设在陪都的中央研究院决定开会选举新院长。当时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中研院评议会，便召集评议员赴渝开会。

　　评议会的评议员大都是信奉民主和自由的学者，比如赵元任、陈垣、胡适、陈寅恪、胡先啸、姜立夫、吴有训、曾昭抡、茅以升，等等。评议员中多数人都不愿让政府指派的“政客”接任院长，陈寅恪也说他的“重庆之行，只为投胡适一票”。胡适时任驻美大使，是不可能回国当院长的。但评议员们主张学术自由，选举民主，还是要力举胡适继任蔡元培之后。应该说，这恰恰“表示了学界之正气、理想”。

　　会议前，翁文灏与在渝和先期抵渝的部分评议员磋商时，便接到陈布雷的信，说蒋介石“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翁文灏日记》）。这相当于政府下条子替代选举，于是评议员群情“颇为激昂”，众人对此大为不满。选举结果，翁文灏、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顾孟余仅得1票。

　　陈寅恪不能接受上面指派的顾孟余，就连跟蒋介石比较亲近的朱家骅、翁文灏二人，他也不以为意，陈寅恪对傅斯年等人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按规定，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呈报国民政府。但虑及顾孟余未列入，政府迟不圈定。后来拖了几个月，才公布出让朱家骅代理院长的命令了事。

　　这之后，陈寅恪有《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诗：“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来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他由昆而渝，乘兴赴会，并非无端，眼见江山如旧，英雄已尽，诗外之意寄寓了对政府当局的失望之慨。

　　回昆后，陈寅恪想趁暑假赴英，以应牛津之聘。但其时欧战日烈，地中海已不通航，他便顺道香港探亲，做了港大客座教授。

　　第二次到渝，是1941年春，陈寅恪飞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他依前韵作诗抒怀：“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浅水流；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出席会议后，陈寅恪飞回香港，继续任教港大，并接任中文系主任。

　　这年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一家挤不上逃难的飞机，直到第二年仍困居香港，好在他会日文，日军对他还算客气。不久，日本人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区上海或广州任教，香港的日本人也以“日币40万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但陈寅恪“哪肯为侵略我国的敌人服务”，终于在5月5日逃离香港，辗转来到桂林。

　　陈寅恪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全书用钢笔撰写。不久，战火又起。陈寅恪唯有再次挈家逃难。全家搭乘货车，取道川黔公路，经宜山、独山、都匀、贵阳来到重庆，住在观音岩俞大维家。俞大维和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陈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的嫡亲姑妈；陈的胞妹陈新午，又是俞大维的夫人；而俞大维和陈寅恪，两人共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窗七年。

　　逃难途中陈寅恪夫妇双双染疾。物资匮乏，营养严重不良，只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他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教书的两位学生蒋天书和蓝文徵，听说老师到了重庆，买了三罐奶粉一同去看望，陈寅恪感慨不已，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子。”战时学者清贫，可见一斑。

　　陈寅恪把桂林完成的论稿带到重庆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虽仅左眼可用，仍然不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他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上，开辟蹊径，奠定现代学院式研究的基础。不仅国内不少名家如周一良、姚薇元、谷霁光等，出自陈门，而且港、台、日本、欧美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学者，也无不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陈寅恪是一位埋头学术，尽量疏远现实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期他对国民党政权中的上层人物，即使旧交甚深，也坚持少与接触，不相往还；即使贫病交浸，时虞断炊，也宁愿卖掉珍贵的善本书买煤买面，而不求助领衔高位的同学旧友。他明言学术自由是关键，认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他也没有北上。陈寅恪的一番剖腹之言，剀切真率，学术勇气和知识分子的风骨是值得我们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