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十、在古庙构思儒学大著

　　《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677页评价一位中国当代哲学家，说他“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这位人物就是抗战时期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后任香港新亚学院、中文大学教授的唐君毅先生。

　　唐君毅，四川宜宾人。他的父亲唐迪风，17岁入学为秀才，性情刚直，落拓不羁，长身美髯，望之有如侠士。唐迪风早年曾花三个月时间，带着全家人从成都步行至南京，投金陵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佛。欧阳大师对其称道有加。唐迪风著有《孟子大义》，理据宏深。唐君毅的母亲陈卓仙，知书达理，遣兴作诗，感情真挚，语言朴实。唐君毅有弟妹五人，他是老大。他从小天资颖悟，喜好深思。

　　唐君毅的父亲教育孩子十分严格，他把自己如何为民族保存一线生机，如何为学问留下一些种子的人生追求，言传身教给了唐君毅。重庆府中学校长熊浚礼聘唐迪风、蒙文通到渝讲学。13岁的唐君毅随父到重庆听课，常起立问难，讲课老师常常答不出。父亲听说了加以训斥，但前辈们都夸奖唐君毅有思考，有硬汉之风。

　　唐君毅读书时便有正义感、同情心，因而深得老师喜爱。17岁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梁漱溟也在北大任教，经常举行系列学术演讲，每次门票银洋一块，唐君毅都买票去听。有一次，他不满激进同学对梁先生的攻击，缺席听课。梁先生以为是他用度拮据，买不起票，让人给唐君毅带去银圆五块。这件事让唐君毅深受感动，影响到他一生珍重朋友情谊，特别看重对年轻人的指导帮助。

　　抗战爆发后，唐君毅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并在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去了成都，在华西大学教了两年书。这段时间，唐君毅的治学，综合百家，网罗今古，凡是一切中国学问都在唐君毅的学习和研究中。他不但向精通儒学、佛学的老前辈、老专家请教，也向精通道家之学的学者学习。四川崇庆有个叫肖公远的，人称“肖神仙”，料事如神，能测百事。人传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去见肖公远，肖公远对严说：“你的身后跟着两个女鬼！”并把女鬼的身高胖瘦、衣着打扮说给严听。严啸虎这个大名鼎鼎的歪人吓得面如土色。原来那两个女鬼，正是被严啸虎枪杀的姨太太。

　　唐君毅并不信神弄鬼，但他对这种传得神乎其神，有鬼神气味的“肖神仙”，一点不拒之门外。他亲自去拜会了肖神仙，向他请教，发现肖不是玩弄巫术，而是继承陈抟、邵雍一派的易学发展而来。肖神仙教人，首先讲授易经，不是玄吹什么鬼怪。唐君毅崇庆问道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唐先生的学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种曲折，广纳百家，择善以从，融会而成的。

　　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了两年书，经人推荐，唐君毅又转到重庆，在地处巴县青木关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承担了特约编辑的工作。这是一个奉因行事的差事，虽然这给他带来心灵上的不悦，但毕竟不需要唐君毅去付出更多的智慧和精力。他住在青木关街边一个破烂的古庙里，工作之余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探索。

　　一间小神殿成了唐君毅的研读场地和临时“寝室”，他在这里构思写下了哲学著作《人生之体验》。他在导言附录《我所感之人生问题》中写道：“当夜即卧于神龛之侧。惟时松风无韵，静夜寂寥，素月流辉，槐影满窗。倚枕不寐，顾影萧然。平日对人生之所感触者，忽一一顿现，交迭于心，无可告语，濡笔成文。此文虽属抒情，然吾平昔所萦思之人生根本问题，皆约略于兹适露。”这段写于60多年前的话语，形象生动，宁静恬淡，可以令人洞见他潜居古庙，纵贯古今，俯看人世，构思著作的情景。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君毅又被中央大学请回学校任教。他常常在教学研究之余，和熟悉的朋友彻夜交谈，倾述见识。穷教员虽然生活清寒，但精神却不贫乏，他们拿出几乎全部的精力来顾念全民族的灾难。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一点钱，共同办起《理想与文化》期刊，并亲自撰写发刊词。梁漱溟非常支持唐君毅的做法，把自己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交给期刊分章发表。熊十力、张君劢等先生以及支那内学院的学者也纷纷送来稿件，予以支持。

　　唐君毅日日深思家国厄难，民族浩劫，坚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终必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中覆灭。他思考着用理论来阐明中华民族与其文化，经历过几千年的考验，愈遇困难，愈能发扬光大。他是想从哲学本身来阐述这些思想。终于，唐君毅写成《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并分期发表于《理想与文化》期刊，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反响。几十年后，还有学者评价这本书，“好似费希特在拿破仑进入德国时期为了唤醒德国民族奋勇起来救亡图存，因而写哲学著作一样”。

　　江津县的一位爱国商人一直出钱担负《理想与文化》的印刷费。其实每期印量很小，才300本。但不幸商人破了产，只出得5期，便告停刊。后来成都一家书店出钱出过3期，又因同样原因停刊。读书人连出版一个小刊物也必须仰赖于人，其地位之低微，可想而知。

　　离乱动荡的年代，时时发生的事都让唐君毅经历着苦难。一次他和周辅成在江津，去支那内学院办事，边走边说到已过世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周氏顺便告诉唐君毅报上刚载印度甘地也去世了。唐君毅忽然停下脚步，大叫一声：“呀！”脸上失色，用脚重击地面，立时双眼泪如雨下，连说“他死了！他死了吗？”：周辅成不知如何是好，一路不敢再言，他知道唐君毅读过甘地自传和所有关于印度哲学的书，对印度文化有极深入的了解。此后很多天，唐君毅情感才恢复正常。

　　从教育部回到中大哲学系，唐君毅又恢复了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大哲学系当时教师有李证刚、方东美、宗白华、何兆清、陈康、唐君毅、熊伟、胡世华等先生，已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同堂”的教师阵营，有教西洋哲学、有教中国哲学、有教佛学和印度哲学、有教美学、有教数理逻辑、有教“相对论”。大家公认唐君毅研究面最宽、造诣最精深。

　　唐君毅非常勤奋，除了在沙坪坝松林坡上课，还要到离沙坪坝20里远的嘉陵江边上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开讲座，因为教育部规定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程必修“哲学概论”、“普通逻辑”、“基本英文”和“中国通史”。学生都喜欢听唐先生的课，以为别开生面，颇多独到见解。当时一个年级只有十五、六个学生，但每次唐君毅的课教室坐得满满的，迟到者会找不到座位。因为其他系科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也跑来听唐先生的课。大家都说唐的“一家之言”，不是宣念讲稿，他是把论点、论据、人物故事，全神贯注、热情洋溢地讲出来，适当地解释评论，启发学生领会内容，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三节课下来，他常常是满头大汗。师生们都说唐君毅先生的课，既不同凡响、另创一格，又不故步自封，孤芳自赏。

　　1944年，唐君毅担任中大哲学系系主任。学生们评唐教授任系主任，有三大特点：第一，中大其他系科主任都是由中大校长决定，只有哲学系主任由系里教授推选，轮流担任；第二，中大其他系主任，大多留洋归来，有博士硕士头衔，唐没留洋、也没头衔，但唐君毅学问比好些洋博士渊博、高明得多；第三，许多系主任留洋回来，一步登天当上教授、系主任，唐先生是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步步升作系主任的。

　　大家都知道，唐君毅已有好几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道德自我之建立》还获教育部的学术奖，在系内、系外深孚人望。三十五岁作了名牌大学正教授和系主任，这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是很少见的。

　　唐君毅对学生不只是传授知识，劝勉学生时他更多是交流人生的感悟。他说：学问基础要广博，不能只注意职业的需要去读书。广博的学问可为你任何事业的基础。你有丰富的学问，使用时才方便。好比路要宽才能随便走，钱有余才能随意用。

　　有一次他对人讲读书的心得，用“桃花源记”来比喻各种境界。他说：初读书时要有武陵人“忘路之远近”之精神，走路就只管走路，读书就只管读书。到“忽逢桃花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时读书就如同将要入门，此门甚狭，若有光，即你对读书学问已开始有把握了。到了“行数十步，有良田鱼池，豁然开朗”，则表明你对学问有所感悟。也许在读书造学问上，还要遇到山穷水尽，这就要靠你大的努力，最后才可行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件小事可见唐君毅的“超越之性”，礼让之风：他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出版后，被教育部评为一等奖。遴选时的审查报告详细分析了著作的哲学价值和学术特色，称其“创建颇多，有独立体系，自成一家学说”，等等。教育部派员前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之学术委员会对他的书评价很高，同时，也告诉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者汤用彤先生获得二等奖。唐君毅对评奖表示感谢，至于获奖，则谢辞。唐君毅说：佛教史的作者曾是自己的老师，老师获二等奖，自己不能接受，只有互换名次，自己才便于接受。后来学术委员会尊重了他的意见。唐君毅的谦谦之风在陪都学界传为佳话。

　　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当年在陪都学人中极富影响，有口皆碑。直到40年后，一位教授还深情地回忆说：在阅读《道德自我之建立》这本书之前，我们所受教育也获得立己达人、天下兴亡的道理，但真正如此之谨严，把“道德自我”推论到无可逃避、水落石出地步的书，尚未见过。我从此打下了终身不易的人文理想的底子。

　　大哲学家牟宗三评价唐君毅：“一生忠于哲学，忠于文化理想，当世无与伦匹，非性情深厚，慧解秀出者，不能至此。”

　　唐君毅一生追求完美，追求理想。他一直梦想到江西铅山，恢复宋代朱陆讲学的鹅湖书院。抗战刚胜利，他便应邀坐木船，而后又步行，来到交通十分困难的铅山，察看地址，筹备办学。邀请他来的正是从法国学成回来，在此办学的程兆熊先生。程在鹅湖书院旧址举办江西农业专科学校，唐君毅便和他约定，现在先办农专，附设书院，以后鹅湖书院办学兴隆，再改为书院附设农专。唐程两人约定的这件事，牟宗三、李源澄、钱穆几位先生听说了，均欣然赞成。于是唐君毅、牟宗三也都把自己的熟朋友介绍到农专去工作。

　　在鹅湖，唐君毅对全校学生举行演讲，以释迦牟尼、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例子，勉励学生一生一念。确实，唐君毅的一生一念，只念着中国文化。讲这段往事的周辅成先生，几十年后还能想象唐君毅当年从上饶乘舟沿江而至铅山，半夜船头静观明月的情景。

　　唐君毅博通中西哲学，他发现中国哲学在道德理想的建树上有极高成就，特别是孔子所显现的道德理想人格为其他民族文化所少有。他用毕生的精力贡献于保卫中国文化阐扬中国哲学的工作――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香港，同钱穆、程兆熊等学者先后创办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著书立说以延续中国文化生命，躬行实践从事阐扬文化、启迪后人的活动。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出现的哲学家不在少数，但真正在学术思想上有大阐扬、大建树的大师并不多，而将其大阐扬、大建树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脉络中，凸现出大担当、大肯定的更是凤毛麟角。唐君毅是中国哲学家凤毛麟角中的出类拔萃者。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方向，显示出中国这个民族要冲破历史的困局而卓立天地的要求，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担当历史文化重担的精神气概。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背景上，唐君毅和他的思想，正如夜空中的一星高悬，虽是孤明，却照射着历史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