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十一、抗战陪都的沙磁文化区

　　琼瑶的言情小说拍成电视剧，其中写抗战生活的几部作品，让世界华人都知道中国有个青木关，更知道有个沙坪坝、磁器口。人们从作品里知道了沙磁文化，知道了蓬勃的教育生活，但是这个文化区是怎么变化发展过来的，则少为人知。其实，这里边的许多故事，还真是饶有趣味。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初，沙坪坝不叫沙坪坝区，它只是小龙坎到磁器口之间面临嘉陵江的一片农耕地，因为地势平坦，所以叫坝。这一大片田土种水稻、小麦、花生、红苕，只是在农田中（相当于现在重庆大学A区大门那一带）有一座小庙，墙壁是红色，称为红庙。当时人们说红庙都明白，说沙坪坝有的人还不知道。这红庙（或者说沙坪坝）是属于有东、南、西三里的巴县的西里所管辖。

　　1933年，成渝公路通车，公路从土湾经小龙坎往山洞翻歌乐山。工商界著名人物温少鹤筹办巴县汽车公司，从小龙坎接了一条支路经红庙到磁器口，每天开有两部木炭车往返通远门――磁器口，上下午各一班。

　　磁器口和小龙坎当时也属巴县。磁器口又叫龙隐镇，巴县四大镇之一，因是水陆码头，商业繁盛，一年四季，人流稠密，还办有一所西里中学。而小龙坎则是巴县界内从马王场经石桥铺到磁器口的一处行人歇脚之地，并无店铺客栈。抗战前，往磁器口走经过红庙，只有两三间茅草房，卖茶水冷酒让修南渝中学的建筑工人在这里休息。偶尔有农民挑着花生、地瓜、甘蔗之类的农产品在这里卖，顾客也多是南渝中学的学生。

　　刘湘把重庆大学从菜园坝迁来红庙，这块土地就成了重庆唯一高等学府所在地。最初刘湘兼任重庆大学的校长，他于1934年接待了来川考察地理、经济、交通和文化教育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考察团，刘湘特别看重考察团的团长、中国冶金学家、教育家胡庶华，多次挽留他在渝任重庆大学校长。这桩事引出沙磁文化区发展的一段史话。

　　胡庶华是湖南攸县人，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学校、湖南大学、同济大学任教和做校长，兼任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会长等职。他于1932年至1934年连续考察西北、西南经济、交通、文化之后，为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诚情所动，受聘担任了重庆大学校长。他除了执掌校事，还对重庆市和沙坪坝的文化教育予以关注。经过一年的考察，1936年，身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发表5000余言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

　　文章指出，在“内乱频起、外患迭乘”的时代，中华民族要救亡图存，首要之务是国防物质和精神的建设，要唤起民众，充实力量，要有全盘计划，精细分工，而这一切，都须有文化的力量。由此可知，“文化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是如何的重要。”胡庶华分析作为川东大都会重庆的发展现状和诸多不足，并建言要改善重庆市的文化，必须改造阻止重庆市文化发展的不良环境，建立一个新型的文化区。

　　他说：“吾人认为如果新的文化区一旦建立，不但造成一适宜于文化发展的环境，而且更可利用物质上和人力上的诸多优越条件，以加速其发展，各学校经费的集中及用途适当的调节，富有经验的教育者及科学专门者的荟萃，势必在文化上植下庞大的巩固基础，而成为一巨型的熔炉。它的光芒不仅照亮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乃至整个中国。”

　　胡庶华以他对地域经济文化的考察和思考，看好距重庆主城区三十余里的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片区，认为这块东襟嘉陵、西依歌乐、南北十里、东西八里的平坦地带，“环境优美，宜于读书休养，远离城市，与恶习隔绝，不受其影响”，是新型的文化区的理想之地。

　　在胡庶华的见解公之于世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沦陷区同胞扶老携幼，颠沛流离，辗转来渝；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向后方转移；许多教育文化机构，也纷纷落脚重庆。国事的突变使沙磁地区先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省立教育学院）在磁器口成立，张伯苓办的重庆南渝中学建成招生，国民政府兵工署接管的重庆电力炼钢厂正式投产，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从主城区迁来沙坪坝，四川最大的丝厂在磁器口成立，我国著名的“北四行”之一天津金城银行在沙坪坝成立办事处，国立中央大学迁至松林坡……域内人口逐渐稠密，治安问题日益突出。有时候，在崎岖公路上颠簸的汽车还被顽童扔来的石子击中，而地区旧有的行政管理却鞭长莫及。

　　胡庶华和他执事的重庆大学，担负起了历史的责任。1938年2月6日下午，由重庆大学公函约集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举行，会议修改了组织大纲，选举了胡庶华任该会的主任干事，高显鉴、张伯苓被选为副主任干事，会议还讨论了代表们提出的电话装机问题，小龙坎至磁器口的公路问题、治安问题。有的问题当场便形成决议。

　　首批七个会员单位，沙坪坝原有的占四个，抗战爆发后从东部迁来的有三个；属文化教育的有五个，非文化教育的有两个。也就是说，沙坪坝一开始建设，就集中了全国的多种力量，特别是接受了华北、华东先进地区和教育媒体文化要素的影响。

　　这个自治会的会所暂时设在沙坪小学。办公经费由会员单位按月筹集。后来会员单位多了，各单位大、小财力不一，于是分摊会费也成甲、乙、丙三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南渝中学、炼钢厂、巴县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电台每月会费10元；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金城银行、行营军械库缴6元；药专、女职校、乡公所只缴4元。

　　1939年1月30日，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邀请域内新旧机关、学校、团体各首长在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改组大会。一年不到的时间，沙磁地区新增了很多机构。这天到会的代表济济一堂，阵容庞大，有：重庆大学、大鑫钢厂、大公职业学校、金城银行、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合作五金制造厂、川康银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铁工厂、省教院、龙隐试验乡、南开中学、北平师大劳作科、豫丰纱厂、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央电台、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大学、沙坪坝邮局、沙坪坝电厂、中央研究院仓库、巴县汽车公司，还不包括没有到会的重庆行营军械库、兵工署24厂、资源委员会轻油厂、重庆牛奶场、大成糖厂、昆仑纸厂等机构。

　　这次会议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扩大改组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不仅表明该会的职责内容有了扩大，而且工作范围也从小龙坎、磁器口向两头延长到土湾和双碑。沙磁地区无论是“自治委员会”，还是“社会事业促进会”，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担负起了协调会员机构、开展抗战宣传、改进域区社会事务的职责。

　　1939年5月2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赴沙坪坝、磁器口视察工作，并发布命令，称：“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均应划给重庆市政府。”1939年7月19日，重庆市政府发布训令，公布：“重庆市政府沙磁区临时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沙坪坝树人中学内，市政府专员杨学渊为临时办事处主任。

　　沙磁区临时办事处内设社会、工务、卫生、总务、警卫五个组。从此，沙坪坝地区作为重庆市下属的一个重要行政区域，开始名正言顺见诸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而“沙坪文化区”、“沙磁文化区”也以中国文化的一个新事物、新地域、新元素进入国人和世界的视野。

　　抗战时期，沙磁文化区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心，大量的中外学术活动在这里举行。教育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央卫生署、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医学会、化学会、物理学会、农学会、教育学会、经济学社、自然科学社等先后举办的全国性学术年会和科学文化展览、文化教育系列活动，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教育的向前发展。

　　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和歌乐山孔学会连续几年组织各界专家学者，举办“星期日名人讲演”和一系列学术演讲，成为抗战时期陪都文化繁荣的一道道风景线。这些学术讲演，每周举行，风雨不误，讲题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涉及形势分析、时事总议、战争走向、科技发明、文化动态、艺术品鉴、行业现状、考试指导、学科答疑。演讲者多是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外国使节和来华人物。他们学养深厚，颇有建树，或者从前线返回，或是出国归来，自然信息量大，材料新鲜。这些演讲，血肉丰满，深浅相宜，既开眼界，又长知识，既是青少年素质培育的绝好途径，又是抗战时期各界群众的精神需要。

　　文化区的文化艺术活动也蔚成大观。经常活动在这里的郭�若、冰心、老舍、阳翰笙、田汉、徐悲鸿、傅抱石、司徒乔、张书旃、吕斯百、丰子恺、吴作人、王临乙、杨大均、金律声、贺绿汀、马思聪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与中央大学、国立音乐学院、重庆大学、朝阳学院、陆军军乐学校、国立音专、中央工校、南开中学、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省教院、药专、艺专、重影厂合唱队的广大师生以及社会民众打成一片，经常举办声势浩大的音乐会、合唱会、军乐会、歌剧会、绘画会。这些活动不但在民众大剧院、国泰大剧院的高雅场地举行，也在大中学校校园内举行，还常常拉到街头、乡间去为老百姓演出。

　　他们不但在沙坪坝和陪都各地演出，还前往成都、江安、桂林、新加坡、英国等地演出，使陪都沙磁文化区的声名日益远播。

　　1940年12月，中央大学艺术系中国画教授张书�受外交部长王宠惠之请，以《世界和平的信使》为题，创作“白鸽图”。鸽群，有动有静，有独有聚，背衬橄榄，生机蓬勃。完图之后，罗家伦校长题诗：“拨乱犹余不世功，平章正义范群雄。会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联翩绕白宫。”蒋介石又在图上书签“信义和平”四字，然后作为中国国礼赠送给美国大选中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成为抗战时国家交往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新闻和精彩篇章。沙磁区的文化冲击波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推开。当时有杂志评论说：“重庆现在是全国文化的中心，而沙磁区又是重庆文化的重心。”这可以说是对沙磁文化区的形象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