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十二、张伯苓与南开的素质教育

　　众人皆知重庆“南开”，知道数十位院士学成于兹，亦知南开校训为“公能”二字，但内中的日行月循、师规生范以至一楼一室的取名涵义等关乎主办者的社会理想、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细事末节，就不一定人所共知了。

　　重庆南开，当年叫南渝，1936年秋开学，高初中各招两个班。当时的高中第一班学生陈以震先生（后来毕业于复旦大学，又任教南开、担任民盟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回忆说，张伯苓校长把支持南开或者在南开工作出力最大、成绩卓著者的大名作为楼房馆堂的名称，以资纪念：一幢办公、教学楼“范孙楼”和一幢教学实验楼“芝琴楼”，是因早年在天津承办南开的严范孙、陈芝琴而得名；礼堂“午晴堂”是用南开老总务主任华午晴的名字；女生楼房“受彤楼”是以重庆银行工会主席吴受彤命名；忠恕图书馆则是美丰银行老板康氏弟兄的大名（康宝忠、康宝恕即康心如、康心之）。张伯苓海军出身，办学白手起家，有钱人捐资兴学，获得荣誉，千古流芳，这是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好办法。

　　忠恕图书馆到津南村，一条笔直大路叫“三友路”，两旁遍植松、竹、梅岁寒三友，显示出无限生机――学校建于民族危亡之际，借物言志，寄寓着吾人当效岁寒三友，独傲霜雪，自强不息的意趣。

　　南开的“公能”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有理想、有道德、有学问，还要有强健之体和非凡之能。讲公，就是要胸襟开阔，气象远大，大公无私，爱国家、爱集体、爱学校。讲能，首先要求学生学好功课，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这点，张伯苓、喻传鉴先生是十分认真的。他们聘请第一流的教师，自己还深入教室、实验室、教研室，了解教师是如何教的、学生如何学的；经常抽调作业，检查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从不间断，习以为常。

　　张伯苓、喻传鉴先生的办学，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奉献一切，奉献一身。他们办教育不是当学官、问级别，而是怀着教育事业是关乎国家民族兴盛的百年大计的深刻认识，把办学育人当作己任来做。教育周期长，形成独特的校风校貌，塑造高尚灵魂，不是短时间的事。张伯苓、喻传鉴先生都是以校为家，早晨看早操，晚上查自习，经常到教师家里促膝谈心，学生有过失叫到办公室耐心开导，几十年如一日，平凡，却又不平凡。喻先生对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特别感情深厚，白天去，晚上也去，常常做到深夜；平时去，星期天也去，节假日也去，似乎一天不去就感到不舒服。

　　教育理念为万端之首。

　　张伯苓治南开，尤重教育理念的引领之功。数十年物换星移，而今沉潜磨洗，检点旧事，反省变常，我们愈渐认识到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理性和超前。

　　张伯苓曾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提出他针对中华民族“愚、弱、贫、散、私”五大诟病，而倡导的五项治理措施：

　　1.重视体育；

　　2.提倡科学；

　　3.团体组织；

　　4.道德训练；

　　5.培养救国力量。

　　他将教育以“体”“智”“德”“美”“群”概括之，以“体育”位列各育之首，基于体育对于各育具有保证作用的认识。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必然工作效力低落，服务年龄短促。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年届七十高龄的张伯苓校长身着大衣，头戴礼帽，飞腿起足，在操场为学生班级足球赛开球的一瞬。南开老校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沣文在《隆重纪念张伯苓校长诞辰120周年》的文章中，称张伯苓先生为“中国近代体育运动之父”，这是有史为据的。张伯苓历任天津体育协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理事长，华北体育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远东运动会（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中国委员、总领队、总裁判，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中国近代国际体育运动交流的积极参与、促进者。他在学校体育的率先垂范和重大建树，更是他的优秀教育和成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史实佐证。

　　张伯苓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把体育看作是培养学生团结精神和大公无私的途径之一。南开课业甚重，这是事实。但一到下午三点半，整个操场热气蒸腾，千人竞越。跳高、打球、跑步、拔河，幅幅画图，诠释活力生机。篮、排、足运动场三级毗连，成双马蹄形布列校园中央；受彤楼、芝琴馆、范孙楼、忠恕图书馆、津南村、午晴堂、蕉园、南园、三友路――整个占地数百亩的校园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和平地空坝，处处都可以见到同学们的运动身影。

　　南开教学认真，注重质量，尤着眼科学精神的培养。张伯苓曾说：“惟是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讲解，而重实验。”建校之初，他即亲自从日本购回科学仪器，“令学生人人亲自从事实验”。抗战期间，物资匮乏，南开坚持开设理科实验课，使学生获得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切实的直接经验。陈以震先生是南开首届高中毕业生，回忆写道：“南开学生能读书，但不是书呆子，他们组织能力强、表达能力强，这就靠课外活动来培养。南开的社团特别多，文科的、理科的、体育的、音乐的、戏剧的，直到讲演、辩论，都有课外组织，都出过出类拔萃的人才。南开的剧团和球队，在当时是有点名气的。所有的社团，所有的活动，都得到张校长和喻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得到各科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这些活动活泼健康，多姿多彩，既丰富了校园生活，又培养了学生的实际才能，确是南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开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学校教育的有机链条和灵动载体，是有深邃理念作支撑的，是有志向培育作引领的。张伯苓经常教导学生要“立志”，他说：“设无志者，则飘萍靡定，终无所成，与禽兽何异？舟之浮海，行必有方，使无准的，达岸何时？”他深谙人的个体差异和际遇有别，指明“志不必尽同”，“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光大”，“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通力合作，团结负责……”

　　南开的道德教育和人格熏陶卓有绩效，亦实因张伯苓先生的理念先进和践行切实而大获裨益。张伯苓先生说：“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特别应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又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时值抗战时期，学校总能适时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早在1934年，张校长就正式宣布“公”“能”为南开校训，他教诲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他希望学生“把为公作为不可改变的人生信条”，他认为校园里的事“诸多可变动，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主，始终不渝。”他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能二字。”张伯苓先生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极为重视，要求很严，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他把人格培养归纳为“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五个方面，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周全校集会或修身课，他都外邀名流或亲自作报告，讲授为人处事，治学之道。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教育，学生莫不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