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十三、陶行知和他的育才学校

　　1938年10月27日，陶行知踏上了重庆的土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山城。这时的重庆已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两天前，武汉被日寇攻占，陶行知还在那里参加保卫武汉的斗争，向武汉的朋友们介绍海外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

　　陶行知是8月30日从海外回到香港，10月1日，经长沙又来到武汉的。《渔光曲》作者、音乐家任光陪同他到武汉战时儿童保育院，去看望那里的儿童。陶行知心情格外沉重，他看见里边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儿童不能就学。于是他加深了要为难童办学的决心。

　　在重庆这个中国战时首都的街头，陶行知看见不少衣衫褴褛的难童身影。在重庆的一些战时儿童保育院，他看见一些有钱人选走了身材匀称的孩子当干儿女，长相平平的多问几句话也不愿。陶行知的心被再次刺痛。他加快了在重庆各地的考察，决心尽快为战时中国和受难儿童建立一所学校。

　　1939年7月20日，重庆育才学校终于办起来了。这所学校最初是在北碚借用北温泉小学开学的，随后迁到了合川草街乡古圣寺。古圣寺历史悠久，占地很大，有着高高的围墙和参天的大树。寺门外壁上有彩绘图案和“檀林”、“忠孝”的题字，远远望去便觉气宇轩昂。

　　陶行知先生提出，这所学校不要因袭旧传统的教育。旧教育是诱天下英才不求真知，不学本领，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伪知识阶级。他说，育才学校的新教育不能只靠文字和书本，而要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去求得真知。因此，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

　　陶行知有着平实而睿智的教育理念。他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他不辞辛苦，在重庆的难童中选择有才华的孩子，把他们带到育才学校培养。陶行知这样举办育才学校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其实，我们稍一回顾陶行知先生的跋涉历程，便可以清晰地见到这位人民教育家的人生足印和教育追求。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黄谭源村。他自幼家贫却很好学，17岁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19岁又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金陵大学，他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和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点的影响，改自己原名“文�”为“知行”。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后来赴美攻读市政学、教育学，成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学生。1917年，陶行知学成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集会。他先后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联名发表文章，宣扬民主。又与朱其慧、晏阳初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北大教授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以极大热忱推行平民陶行知把发展教育的注意力放在占中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他邀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要在南方各地创办一批平民学校。他遇到挫折，也不后退，提出师范教育要搞“下乡运动”的主张。陶行知连续发表《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曾经提出“筹集一百万元资金，提倡一百万所学校，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教育计划。处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政府不可能支持这个计划，陶行知便先做示范。1927年3月，在北伐战争的枪炮声中，他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后又办起湘湖师范学校、新安师范学校、小学和幼稚园，为中国农村教育作出示范。

　　陶行知的教育有理论支持，但决不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农村的实际和教育的实际，在运用中创新。他的教育实践，真正是把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经过改造，形成了“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崭新的生活教育理论。

　　正是晓庄师范的实践感悟，陶行知的人生理念和教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飞跃。他真正明了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此，他改名“行知”。先行后知，有行才有知，先力行后有真知。

　　陶行知在重庆举办育才学校整整八年。他主张对儿童智力实行早期开发，因材施教，全面发展。他提出“建筑人格长城”的口号，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

　　有一次，周恩来让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给陶行知送去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一套照片。

　　陶行知看了之后很受启发，于是动员师生垦荒种地，又办起了育才学校的农场。这样既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又弥补了办学经费的不足。

　　陶行知认为，育才学校的新教育，应该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这种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因此学校的课程设置、活动安排和教师组别，也以社会组、文学组、音乐组、组、美术组、自然组而定。他聘请了一大批名师专家到育才学校上课，如翦伯赞、何其芳、艾青、贺绿汀、戴爱莲、张泯、陈烟桥等，使育才学校的教育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非常关心育才学校，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徐冰、钱之光都曾多次到校参加活动、看望师生、观看演出，还从延安马列学院派来廖意林担任育才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

　　陶行知宣传教育“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主张把学生从种种枷锁中解放出来。他说：要解放儿童的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能学习渴望学到的东西。他认为无穷的考试只会使儿童失去创造的欲望。

　　在育才学校，孩童们的学习空间是自由的，有的学音乐，有的学美术，有的学舞蹈，有的学自然科学。陶行知说，第一流的教育家就是要“敢探未发现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而学生，就是大家都能学习渴望学到的东西。而这就必须有一个适宜创造的环境，要有民主的环境和宽容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和一批民主人士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冯玉祥任董事长。社会大学设在管家巷28号，有政治系、文学系、新闻系和教育系。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都到校作过专题演讲，陶行知聘请了邓初民、华岗、许涤新、张友渔、王昆仑、侯外庐、章乃器、翦伯赞、胡风、何其芳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到校任教。社会大学宣传民主，拥护中国共产党，还在学校成立地下支部。结果，办学仅一年，便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在上海去世，享年55岁。当时，上海、南京、重庆、延安、香港、九龙以及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民众都为陶行知先生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大家认为，陶行知先生不幸去世，不仅是中国教育事业和人民大众精神解放的重大损失，也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