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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喜剧大师
卓别林
（1889～1977）
[传略]英国电影艺术家。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唱演员。5岁时曾代替母亲登台演唱。6岁丧父，母亲失业，卓别林与同母异父的哥哥流浪街头，一度被送进孤儿院。后来，两兄弟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里演唱、跳舞和干各种杂活。
1913年，卓别林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被启斯东电影公司看中，与该公司签了为期一年的合同，从此开始了其漫长的电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他头戴圆顶礼帽、反穿大皮靴、手持一根文明杖、走路摇摇晃晃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在喜剧片《阵雨之间》中问世，成为卓别林喜剧电影的标志性形象。从1919年开始独立制片，卓别林一生共拍摄了80余部喜剧片，其中著名的有《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独裁者》（1940）《凡尔杜先生》（1947）《舞台生涯》（1952）等。
由于卓别林一直对小人物、失业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施以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无情的鞭笞，并且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因而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2年9月，他受到调查，并不准再入境，遂定居瑞士，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拍摄了无情揭露和嘲讽麦卡锡主义的《一个国王在纽约》（1957）。1967年，卓别林拍摄了他最后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
1972年，卓别林重返好莱坞，接受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因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授予他的艺术成就奖。197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号。1977年12月25日卒于瑞士。
[影响]美国电影史学家路易斯・约科布斯曾经说过：“谈论查理・卓别林也就是谈论电影。美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查理・卓别林那样，成为全世界这样珍爱的人物。”
对失败者来说，磨难是苟且的借口；对于成功者来说，反而是宝贵的财富。痴迷于艺术的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这个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以他超人的才华和悟性，解决了自己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难题。作为一代喜剧大师、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一生创作了80多部影片，他往往集编剧、导演、主演、制片、剪辑、作曲于一身，这是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他能够使自己的影片独树一帜，达到高度的统一、精美和完整，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人们这样评论卓别林的影片，“既让人笑得浑身颤抖，又忍不住泪水直往上涌”。卓别林影片的最大创新，就是喜剧中交融着悲剧的成分，这种笑中含泪的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带给观众别样的审美感受。这种笑中含泪的效果的产生，来自天才喜剧大师对人生和幽默的理解。他说“人生主要是由矛盾和痛苦组成的。”
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走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而家喻户晓。这个几乎贯穿了他所有影片的小人物，在观众的心目中已变成一个代表某种具体概念、观念和理念的符号和象征。通过这个形象，这位艺术大师不仅揭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揭示了这个世界的内心。影片《流浪汉》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片中的小流浪汉是他首次成功的银幕形象，多数人一想到查理・卓别林就自然联想到这位小流浪汉：他头戴圆顶紧小的高礼帽，身穿紧绷绷的上衣和肥大而又鼓鼓囊囊的裤子，足配一双特大号靴子，手持有绅士气派的轻便手杖，他那脚板朝外蹒跚行走的方法，产生于小时候所见的一位醉汉的形象。这个角色在人们的眼中总是这样：个子矮小、衣衫褴褛、既像儿童亦似成人、性格温和、愁眉苦脸、顽皮淘气而又勇敢大胆，而且关键时刻总能绝处逢生。
在影片中卓别林对于备受欺凌的“失业者”形象的典型塑造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质疑与抨击，与同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卓别林曾遭到过种种中伤和迫害，甚至被美国政府称做“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然而，全世界人民都喜爱卓别林的影片，喜爱他所塑造的夏尔洛这一流浪汉的银幕形象。
实际上，卓别林对于电影所做出的贡献正如霍华德・劳逊所指出的那样：卓别林和格里菲斯一样“他们着手解决的是类似的技术问题和美学问题，他们在方法上和题材上相互影响，彼此得益。格里菲斯梦想创造宏伟的群众性艺术，而卓别林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铸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
卓别林的影片突出了以电影的形式来创造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对于观众来说，这个被卓别林所扮演的人物形象，比卓别林本人更深刻、更真实、更具有社会价值。无论是流浪汉夏尔洛的善良、风趣、不幸，还是大独裁者的刚愎自用、自高自大，都成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造型。
卓别林在表现这个失业的流浪汉注定的悲剧性命运和“在混乱中谋求安全”生存的过程中，极其善于把握和处理喜剧和悲剧的辩证关系。人物都是包含着心酸、喜悦和忧郁、快慰的。卓别林通过夏尔洛的笑容传达给观众的酸楚，是比泪水更沉痛得多的微笑，而他从夏尔洛的忧郁中所传达给观众的深思，又是比生存本身更艰辛得多的悲哀。卓别林并不消极，他以夏尔洛的机智和幽默、乐观和倔强精神，表现了一个弱小的身躯与强大的恶势力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使观众在观赏他的作品时，在获得喜剧愉悦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正义感。卓别林以富有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作为影片创作的基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杰出的电影喜剧观念，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一个有血有肉的银幕形象。
在卓别林的影片中，特别是他那许多成功的长片创作中，情节只是作为一个编造的框架，影片动作的结构基础是那些寓意隽永，甚至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个插曲。然而这却是卓别林不依赖于文学、戏剧的传统方式，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电影的结构观念的表现。卓别林强调画面内部的表演、节奏、情调和气氛的视觉因素所形成的概念，达到视觉结构的统一。因此，在卓别林的影片中时常出现主题上的变奏和情节上的松散、淡化。对于卓别林的视觉结构观念的表现、电影独特叙事形式的探索与贡献，霍华德・劳逊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些影片的魔力在于，它们的结构赋予它们最高级艺术所特有的统一性。这种结构是简单的，但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指出“卓别林的最优秀的影片可以反复地看而乐趣丝毫不减――这同一般情况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其中某些噱头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满足，功力竟是如此深厚，但更重要的一条真理是喜剧形式与美学价值决不是靠惊奇完成的，惊奇只有一次性效果，转瞬即逝，而这更微妙的乐趣是期待和发现完美事物的喜悦心情。”霍华德・劳逊也曾指出：“他之所以不平凡就在于他的平凡。”
从50年代开始，电影理论给予卓别林的影片以新的重视，他们不再把卓别林仅仅当做一个丑角来对待。如果没有电影的存在，那么卓别林肯定是一个天才的丑角，而电影却给他带来了机会，使他摆脱了丑角的局限走向了喜剧艺术更高的美学形式，创造了与舞台或马戏团完全不同的表现时空。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在对卓别林及其他的作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候，竟发现，他的电影喜剧观念在许多方面恰恰与现代电影的结构观念和空间观念极为相似。
[余论]查理・卓别林是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巨星。他以鲜明的银幕形象、深刻的社会批判价值和独特的电影喜剧观念，战胜了他的所有对手，成为全世界人们所爱戴的喜剧大师。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电影艺术，晚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美。卓别林在全世界是拥有最多观众的电影艺术家，同时他对于电影美学观念的发展所进行的探索与实验，也正如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所称赞的那样，卓别林“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正如法国电影史学家、诗人阿拉贡所说：“他的影片曾经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光明，是整个世界，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
（贾东瀛）
（1889～1977）
[传略]英国电影艺术家。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唱演员。5岁时曾代替母亲登台演唱。6岁丧父，母亲失业，卓别林与同母异父的哥哥流浪街头，一度被送进孤儿院。后来，两兄弟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里演唱、跳舞和干各种杂活。
1913年，卓别林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被启斯东电影公司看中，与该公司签了为期一年的合同，从此开始了其漫长的电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他头戴圆顶礼帽、反穿大皮靴、手持一根文明杖、走路摇摇晃晃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在喜剧片《阵雨之间》中问世，成为卓别林喜剧电影的标志性形象。从1919年开始独立制片，卓别林一生共拍摄了80余部喜剧片，其中著名的有《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独裁者》（1940）《凡尔杜先生》（1947）《舞台生涯》（1952）等。
由于卓别林一直对小人物、失业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施以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无情的鞭笞，并且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因而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2年9月，他受到调查，并不准再入境，遂定居瑞士，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拍摄了无情揭露和嘲讽麦卡锡主义的《一个国王在纽约》（1957）。1967年，卓别林拍摄了他最后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
1972年，卓别林重返好莱坞，接受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因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授予他的艺术成就奖。197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号。1977年12月25日卒于瑞士。
[影响]美国电影史学家路易斯・约科布斯曾经说过：“谈论查理・卓别林也就是谈论电影。美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查理・卓别林那样，成为全世界这样珍爱的人物。”
对失败者来说，磨难是苟且的借口；对于成功者来说，反而是宝贵的财富。痴迷于艺术的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这个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以他超人的才华和悟性，解决了自己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难题。作为一代喜剧大师、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一生创作了80多部影片，他往往集编剧、导演、主演、制片、剪辑、作曲于一身，这是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他能够使自己的影片独树一帜，达到高度的统一、精美和完整，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人们这样评论卓别林的影片，“既让人笑得浑身颤抖，又忍不住泪水直往上涌”。卓别林影片的最大创新，就是喜剧中交融着悲剧的成分，这种笑中含泪的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带给观众别样的审美感受。这种笑中含泪的效果的产生，来自天才喜剧大师对人生和幽默的理解。他说“人生主要是由矛盾和痛苦组成的。”
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走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而家喻户晓。这个几乎贯穿了他所有影片的小人物，在观众的心目中已变成一个代表某种具体概念、观念和理念的符号和象征。通过这个形象，这位艺术大师不仅揭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揭示了这个世界的内心。影片《流浪汉》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片中的小流浪汉是他首次成功的银幕形象，多数人一想到查理・卓别林就自然联想到这位小流浪汉：他头戴圆顶紧小的高礼帽，身穿紧绷绷的上衣和肥大而又鼓鼓囊囊的裤子，足配一双特大号靴子，手持有绅士气派的轻便手杖，他那脚板朝外蹒跚行走的方法，产生于小时候所见的一位醉汉的形象。这个角色在人们的眼中总是这样：个子矮小、衣衫褴褛、既像儿童亦似成人、性格温和、愁眉苦脸、顽皮淘气而又勇敢大胆，而且关键时刻总能绝处逢生。
在影片中卓别林对于备受欺凌的“失业者”形象的典型塑造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质疑与抨击，与同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卓别林曾遭到过种种中伤和迫害，甚至被美国政府称做“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然而，全世界人民都喜爱卓别林的影片，喜爱他所塑造的夏尔洛这一流浪汉的银幕形象。
实际上，卓别林对于电影所做出的贡献正如霍华德・劳逊所指出的那样：卓别林和格里菲斯一样“他们着手解决的是类似的技术问题和美学问题，他们在方法上和题材上相互影响，彼此得益。格里菲斯梦想创造宏伟的群众性艺术，而卓别林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铸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
卓别林的影片突出了以电影的形式来创造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对于观众来说，这个被卓别林所扮演的人物形象，比卓别林本人更深刻、更真实、更具有社会价值。无论是流浪汉夏尔洛的善良、风趣、不幸，还是大独裁者的刚愎自用、自高自大，都成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造型。
卓别林在表现这个失业的流浪汉注定的悲剧性命运和“在混乱中谋求安全”生存的过程中，极其善于把握和处理喜剧和悲剧的辩证关系。人物都是包含着心酸、喜悦和忧郁、快慰的。卓别林通过夏尔洛的笑容传达给观众的酸楚，是比泪水更沉痛得多的微笑，而他从夏尔洛的忧郁中所传达给观众的深思，又是比生存本身更艰辛得多的悲哀。卓别林并不消极，他以夏尔洛的机智和幽默、乐观和倔强精神，表现了一个弱小的身躯与强大的恶势力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使观众在观赏他的作品时，在获得喜剧愉悦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正义感。卓别林以富有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作为影片创作的基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杰出的电影喜剧观念，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一个有血有肉的银幕形象。
在卓别林的影片中，特别是他那许多成功的长片创作中，情节只是作为一个编造的框架，影片动作的结构基础是那些寓意隽永，甚至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个插曲。然而这却是卓别林不依赖于文学、戏剧的传统方式，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电影的结构观念的表现。卓别林强调画面内部的表演、节奏、情调和气氛的视觉因素所形成的概念，达到视觉结构的统一。因此，在卓别林的影片中时常出现主题上的变奏和情节上的松散、淡化。对于卓别林的视觉结构观念的表现、电影独特叙事形式的探索与贡献，霍华德・劳逊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些影片的魔力在于，它们的结构赋予它们最高级艺术所特有的统一性。这种结构是简单的，但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指出“卓别林的最优秀的影片可以反复地看而乐趣丝毫不减――这同一般情况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其中某些噱头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满足，功力竟是如此深厚，但更重要的一条真理是喜剧形式与美学价值决不是靠惊奇完成的，惊奇只有一次性效果，转瞬即逝，而这更微妙的乐趣是期待和发现完美事物的喜悦心情。”霍华德・劳逊也曾指出：“他之所以不平凡就在于他的平凡。”
从50年代开始，电影理论给予卓别林的影片以新的重视，他们不再把卓别林仅仅当做一个丑角来对待。如果没有电影的存在，那么卓别林肯定是一个天才的丑角，而电影却给他带来了机会，使他摆脱了丑角的局限走向了喜剧艺术更高的美学形式，创造了与舞台或马戏团完全不同的表现时空。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在对卓别林及其他的作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候，竟发现，他的电影喜剧观念在许多方面恰恰与现代电影的结构观念和空间观念极为相似。
[余论]查理・卓别林是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巨星。他以鲜明的银幕形象、深刻的社会批判价值和独特的电影喜剧观念，战胜了他的所有对手，成为全世界人们所爱戴的喜剧大师。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电影艺术，晚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美。卓别林在全世界是拥有最多观众的电影艺术家，同时他对于电影美学观念的发展所进行的探索与实验，也正如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所称赞的那样，卓别林“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正如法国电影史学家、诗人阿拉贡所说：“他的影片曾经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光明，是整个世界，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
（贾东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