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 4.“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4.“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德国不仅受到东西两线的地面夹击，还不断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尽管东线灾难的全部严重程度仍然对公众和希特勒隐瞒着，但是几乎所有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身处空战的第一线。2月4日，纳粹党总部主任马丁・鲍曼写信给他的妻子格尔达，描述了元首总部的惨状。
我亲爱的女孩：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这里唯一一间装有临时窗户，还算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是一幅让人惊讶的景象――弹坑遍地，树木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击；冬花园和宴会厅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卫兵站岗的那个临着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继续勤勉工作，因为战争仍在各条前线上继续着。电话通讯仍旧瘫痪，元首官邸和党部仍未与外界恢复联系……
更惨的是，在这个号称政府区的地方，照明、电力和用水的供应仍然短缺！总统府前面停着一辆水车，这是我们仅有的饮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诉我，最要命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脏鬼一直在用，却没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给“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关于东线溃败的信，里面谈到了正在日益增长的危险，这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局势迄今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确实，我们已经投入了一些预备队，然而苏联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种重武器要比我们多数倍。面对它们，即使人民冲锋队再拼命、再坚决地反抗，也无能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而通情达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就不会给你写这些了。对你，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局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我非常诚实的话，应该说，有多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亲爱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体会到，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侣、我的爱人、我的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时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运，能拥有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我亲爱的，我最美丽的，你是我一生的宝贝！
对纳粹的虔诚狂热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古怪。例如，在引诱了女演员“M”后，鲍曼在给格尔达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家伙，如今“难以置信地快乐地又结了次婚”。格尔达在回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她非常高兴，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她又写道，对于不能和“M”交换意见，不能并肩作战，为元首持续提供党员，她深表遗憾。显然，她和马丁已有的十个孩子并不够。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乱场面。他给附近的弗利德贝格红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写了封信。
我热切盼望您能得知我们正在此地，并将此事告知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俄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物。但是做面包用的面粉很快就要不够了。因为村子里断电了，而这里的磨坊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扬一下阿哈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哈莫夫是一名和蔼可亲的苏联联络官。一天前，他到了乌加滕村。就在他离开这里，动身去弗利德贝格的几个小时后，北边传来了炮火声。一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正在反攻。上校命令在村子北边挖些散兵坑，以击退敌人的进攻。
黄昏时分，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富勒带上贝尔坦做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要他们挖坑的那个上校。刚走出一英里，他们就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拦住了。哨兵押着他们，穿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了数辆在大雪中围成一圈的坦克旁。两个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个高声威吓的军官又把他们拦在了这里。
贝尔坦紧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们要枪毙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是游击队。”
争辩了好久之后，那名军官终于允许他们继续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俄国士兵出了事，他”――他指着富勒，“必死无疑！”
司令部就设在邻近的一个农庄里。所有人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挥官是个上尉，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不过，当他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时，便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他是美国人！”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而去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个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零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然后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肺炎，不能移动。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他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年轻美国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病人在穿越德国的长途行军和搭乘火车中冻坏了脚，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谈话时，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怎能为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盟而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那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个语义学的问题。”
“不，不，你还是没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二者的区别。那些俄国人极其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上次死了一个人，他们竟把死尸留了好几天。”
“那只是为了拿到他那份口粮。”神父指出。共有两万一千名俄国人被关进了战俘营，而目前只剩四千人还活着；大部分人都是饿死的。
“你们自己的医生霍斯验过尸，证实有人吃了同伴的尸体。”小阿道夫说。塞西尔・霍斯上尉的确证实过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然认为，这种行为的责任不在俄国人。他自己饿过七个星期的肚子，认识到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小阿道夫把桑普森神父带到医院里专为俄国人预备的地方。房间里的景象极为恐怖。垂死的病人们躺在肮脏的地上，一个紧挨着一个，连腿都伸不开。他们咳嗽着，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虚弱地互相推挤着，抓挠着。他们抬头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没有祈求；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将死去。在这里照顾他们的唯一一人是位法国牧师。他的皮肤很嫩，一条皱纹都没有，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整个战俘营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粮全给了这些垂死的俄国人，而且几乎每一秒钟都和他们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虽然病人们全无感激之情，他却仍然在细心地照顾着他们。
“看，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小阿道夫临走时评论道。他刚一消失，那个“年轻”牧师――实际上，他都快五十岁了――就走过来对神父说，有一车尸体马上要被拉走。“神父，车上有几个人还活着――他们想尽快摆脱这些病人！”德国人不让他跟车，所以他请求这个美国人做点什么――什么都可以。桑普森神父匆匆赶去，却只来得及看见一辆装满尸体的大车向墓地滚滚而去。他看见一些胳膊和腿无力地晃动着。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神父心生惧意，转身便往回走。来到正门附近时，他看见一个看守正在搜查一个俄国人。他让他解开裤子，一块酸腐的德国面包掉了出来。看守捡起面包，俄国人立刻抢了回去。看守将刺刀架到俄国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面包。看守一枪托打在俄国人的脑袋上，俄国人倒下了。看守连打带踢，然而，俄国人仍旧顽强地抓着面包。桑普森神父只能自问，究竟谁是畜生？
为了阻止这一暴行，他开始恳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着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对看守说。然而毒打仍在继续。于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国人身边，开始祷告。看守犹豫了。或许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许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两个看守把俄国人抬到看守室。俄国人被拖走了，他的手里还紧攥着那块面包。
在法兰克福和奥得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红军刚刚截获了另一支难民队伍。一名红军军官用俄语高声吼了起来。十六岁的德国男孩埃尔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因为有很多宣传员在鼓动他们，一定要复仇。
2月6日这一天，在柏林，元首对他的心腹们说，三巨头打算“摧毁”德国。“我们已到了生死关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形势很严峻，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毫无希望。”不过他坚持说，只要逐步地保住祖国的领土，就仍然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就总会有希望。而这必定将足以使我们不再认为一切已成败局。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胜负可言。”他回忆起俄国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和腓特烈大帝一样，也是在和一个联盟作战。记住，一个联盟不是一个稳定的整体。它仅仅是因为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存在。如果丘吉尔突然不复存活，那么一切都会在刹那间改变！”
他激动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仍然可以在最后的冲刺关头夺取胜利！希望我们还有时间这样做。我们目前必须做的，就是拒绝认输！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只要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是胜利。仅此一条就足以证明，这场战争决非无益之举。”
驻意大利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希姆莱的“小狼”卡尔・沃尔夫将军来到帝国总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关于神奇武器和德国前途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上司帝国元首无法给出答案，因此，他便亲自前来询问元首。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场。三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元首，”沃尔夫说道，“如果您不能给我一个制成神奇武器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德国人就必须着手接近英美，谋求和平。”沃尔夫的语速很快。他接着透露说，出于这一目的，自己已经建立了两个联系人：一个是米兰的舒斯特枢机主教，他是教皇的密友；另一个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在他讲话的期间，希特勒一直像戴了面具般没有表情。
沃尔夫停住了。希特勒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将指关节按得咯咯作响。沃尔夫认为这是允许他继续说下去，于是便建议说，该从这两个调解人当中选择一个了。“元首，”他继续道，“我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收集到了一些证据，很显然，在这些非天然的盟国（三巨头）中，存在着很多天然的分歧。不过，请您不要见怪，我想说，如果没有我们主动的介入，我相信这个联盟不会自己解体。”
希特勒抬起头，似乎是对此表示同意，同时还继续按着指关节。然后，他微微笑了一笑，这意味着二十分钟的会见结束了。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起身告辞了。出门之后，两人兴奋地谈论着，元首对这一大胆建议似乎持接受的态度。不错，他始终一言未发，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指示，但是，他也没说不行。随后，二人各奔东西。沃尔夫去意大利探索某些可能性，里宾特洛甫则前去瑞典。
一个街区开外，鲍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格尔达写另外一封信。这一次，他描述的是前一天为爱娃・布劳恩举办的生日宴会。当然，希特勒也出席了。
爱娃情绪不错，不过抱怨说没有好舞伴，还用一种完全不属于她的刻薄批评了许多人。
她之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元首刚刚告诉她，她和其他几位夫人近几天就得离开柏林。在收到这封轻松的信之前，格尔达给鲍曼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件，里面充斥着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赞美：
……元首给我们灌输了帝国这一思想。该思想已经，并且正在秘密地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人民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牺牲，仅仅是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浸透并占有了他们的身心。这些牺牲证明了帝国思想的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斗争是何等正义和必要。
终有一日，我们梦寐以求的帝国将会诞生。我在想，我们，或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吗？你知道，在某些方面，这让我想起了《埃达》中的《诸神的黄昏》。巨人和侏儒，芬里尔狼，米德加德巨蛇，以及一切邪恶的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众神。大多数神�都倒下了，而魔鬼们已踏断了通往众神之所的桥。死去的英雄们组成大军，打响了一场无形的战斗。女神们赶来支援，众神的宫殿倒塌了，失败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之间，一座新的宫殿拔地而起，并且比从前更为宏美。巴尔德尔也复活了。
爹地，神话故事中，尤其是《埃达》中的祖先们竟与当今的时代如此相似，这总是让我非常惊讶……
亲爱的，我完全彻底地属于你，我们会活下去继续战斗，哪怕在这场可怕的战火中，我们的孩子们只有一个能够幸存。
你的
妈咪
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纳粹哲学很难理解，只是一种扭曲的幻想；可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希特勒把他们的国家从即将爆发共产党革命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从失业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尽管纳粹党员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能够如此彻底地催眠数百万人。从一介无名小卒，到完全统治一个伟大的民族，希特勒凭借的不单单是强权和恐怖，还有思想。他为德国人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前景，让他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阳光下的骄傲地位。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提醒他们，只有摧毁犹太人，并粉碎其妄想由布尔什维主义来统治世界的险恶阴谋，这一地位才能得以实现。
最重要的是，十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向德国人灌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正是这一仇恨促使东部前线的战士们如此拼命地抵抗。希特勒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红军将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妻儿，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国。因此，如今他们在无望地战斗着――在仇恨、恐惧和爱国心的驱使下。他们拼的不是机器和武器，而更多的是决心、绝望和纯粹的勇气。虽然红军来势汹汹，在坦克、枪炮和飞机方面占绝对优势，但是东部前线却逐渐开始稳定了下来。而在一周之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就是东部这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他是一个“斯图卡”式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身材中等，却极富活力，这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跃；不是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高声往外喷词。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鬈发，一双浅橄榄绿的眼睛，面部轮廓非常清晰，简直像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评党员们及军事首脑们的错误。六年间，他执行战斗任务近两千五百次，战功显赫，已成传奇。他击沉过一艘苏联战舰，并摧毁了约五百辆坦克。
2月8日，鲁德尔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沿着奥得河同已经穿过希姆莱集团军防线的朱可夫先头部队作战。事实上，除了奥得河这道天然障碍，分散在河岸上的几支分队，以及鲁德尔的“斯图卡”式轰炸机――每架飞机都相应地装饰着一个六百年前东征的条顿骑士团的徽章――希姆莱并无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国人。“斯图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胁，它速度缓慢，行动笨拙，俯冲投弹时很容易被击中。鲁德尔本人就被击落过十多次，左腿被机枪子弹打伤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在过去的两周里，他的部下沿着奥得河飞来飞去，像紧急消防队一样，试图阻止势如破竹的红军坦克队伍。他们炸毁了数百辆坦克，但是又有几千辆不屈不挠地向奥得河两岸冲来。
在阿登战役中，鲁德尔被召到元首在西线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别勋章。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紧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们德国的青年人可以从你的经历中获益匪浅，你应该为此而珍惜生命。”
对于鲁德尔来说，没有比让他停飞更糟糕的事了。他说：“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我的大队飞行，我就不能接受这枚勋章。”
希特勒仍然紧握着鲁德尔的右手，凝视着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个天鹅绒衬里的黑色盒子。盒子里面，钻石的光芒熠熠生辉。那是他亲自为鲁德尔特别设计的一枚勋章。希特勒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一下，他微笑着说道：“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几周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命令鲁德尔停飞。鲁德尔非常生气，打电话给帝国元帅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凯特尔，但凯特尔在开会。没办法，只好直接打给希特勒本人。当他要求接通元首的电话时，一个怀疑的声音询问他的军衔。
“下士。”他开玩笑说，接着听到了一阵赞赏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接过了电话。贝罗说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鲁德尔决定亲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时，戈林正在卡林霍尔乡下的家里。帝国元帅身穿一件鲜艳的长袍，宽松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样扇动着。“一周前，我特意为你的事去见了元首，”戈林告诉他，“元首这么说：‘当着鲁德尔的面，我不忍心告诉他必须停飞；我确实不能这么做。不过你这个空军的头儿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像我这么一个喜欢看见鲁德尔的人，在他服从我的意愿之前，我不想再见到他。’这是元首的原话，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多加讨论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见，很清楚你会反对。”
于是，鲁德尔没再争辩，而是返回了前线。他决心像从前一样继续飞行。他的确继续飞行了，不过是偷偷地进行，直到一份战报中称赞他在一天之内炸毁了十一辆坦克。命令随之传来，让他立刻去卡林霍尔报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还在飞，”他说，“他让我警告你，必须马上放弃飞行。你不要逼他对你做出违抗军令的惩处。另外，他也不愿对一个因英勇战斗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采取这种行动。我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两周后的2月8日，鲁德尔仍旧在飞。当晚，阿尔伯特・施佩尔到访。他是希特勒最为聪明能干的一位部长，掌管着军备和军工生产部。“元首计划袭击乌拉尔军火工业使用的水坝。”施佩尔开口说道，“他希望能够中断敌人的武器生产，尤其是坦克生产，至少要中断一年。”这次行动将由鲁德尔来组织。“但是你不能亲自去飞；元首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鲁德尔提出了抗议。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他的俯冲轰炸经验非常丰富。他逐条列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施佩尔只是回答道：“这是元首的意思。”然后他说，他将送来乌拉尔计划的详细方案。临别时，他对鲁德尔吐露道，德国工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让他对未来很是悲观，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够看清形势，不要让欧洲落入俄国人的手中。接着，他叹了口气，说道：“不过，我相信，元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
2月9日，元首每天召开的例会之前，陆军参谋长、东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带着一种彻底的挫败感，正在研究形势报告。他不擅防守，也没有能力指挥这种层面上的战斗。基本上来说，他只是一个童子军领袖，一个直率坦诚、热血沸腾、生性开朗的战士。正因他一直凭着这些能力与热忱投身战斗，他的部下――从军官到士兵――才都虔诚地追随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之后，他参加了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历任信号官、第四步兵师参谋，最后任总参谋部参谋。
他对坦克的兴趣日益浓厚。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坦克的优势在于它的超强火力和防护能力。而古德里安则声称，这两点使坦克不得不限制它的行军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来，装甲战的精髓在于速度和灵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后才是防护能力。对于他来说，一个装甲师不是简单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特遣队，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应该将几个这样的师组编为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那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比的力量。
然而德国总参谋部与英法专家意见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后，古德里安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因为发动闪电战的可能性让希特勒激动不已。古德里安的理论最终在波兰付诸实践。如果在坦克部队横穿比利时境内时，希特勒没有突然下令停止进攻，他很有可能及时赶到英吉利海峡，阻止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发生。
1941年夏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取得的最初战绩，同样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方针。然而，开始下雪之后，他恳求希特勒让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拒绝了，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这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于是，他要求元首允许他等到春天再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立即发动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其后，希特勒剥夺了古德里安的指挥权；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大溃败，才将他重新起用。尽管将军被晋升为最高统帅部首脑，但他与元首之间的裂痕似乎只是从表面上得到了弥补。而每次会议之后，这一裂痕都有重新裂开之势，以至于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为他上司的性命担心。
为了参加2月9日的元首会议，古德里安离开了措森，前往北面的柏林。在这二十英里的路上，他一直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了，他说。往北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的十二个师被阻断在了拉脱维亚海岸，远离了战争，因为希特勒不愿让他们从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里，北方集团军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区。和北面的战友一样，他们全靠空运和海运提供给养。这两个集团军都没有对德国的这场战争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希姆莱的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进攻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尽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胁，希特勒却仍向南部的匈牙利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自语。然后，他又说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后摊牌。
和往常一样，在允许他们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党卫队的卫兵仔细搜查了他们合体的制服，彻底得简直让人觉得饱受侮辱。会议刚一开始，古德里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立即对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头部队进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经断了给养，对他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其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接着，古德里安提出了进行这一反攻的必要条件：立即撤出库尔兰、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希特勒粗鲁地拒绝了。古德里安只能继续争辩说：“你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从库尔兰撤军。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左半身颤抖着，高声喊道：“你怎敢这样对我说话！你难道认为我不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的一生都在为德国而奋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过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隔壁房间。两人喝着咖啡，古德里安极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可刚一回到会议室，他便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希特勒怒火冲天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拖着脚走到古德里安面前，而古德里安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人相对而立，死死地盯着对方。希特勒甚至都挥舞起了拳头，但古德里安还是拒绝退让。最后，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勒将军抓住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来。
这时，希特勒已经控制住了自己。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静地同意了让古德里安发动反攻。他补充说，当然，反攻的规模不能像将军希望的那么大，因为不可能从库尔兰撤军。然后，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动用目前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打算反驳，不过，他最终决定，小规模的进攻总比压根不进攻强。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并打开一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攻的可能性，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内陆推进。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奥得河西岸，他已经建起了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刚刚从桥头堡过了河。最高统帅部无法及时调来重炮部队，阻止不了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进。只有“斯图卡”能阻止它们。几分钟后，鲁德尔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飞行员飞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奥得河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攻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小队突袭西岸。
他看见雪地上有很多车辙。是坦克还是防空拖车的？他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飞去。这时，他发现了十几辆精心伪装的坦克。接着，高射炮火砰的一声击中了他的机翼，他连忙将飞机急速向上拉升。他看到下面至少有八门防空炮，意识到在这样一片既没有高大树木也没有建筑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于自杀。若是平时，他自然会选择一个更好的轰炸目标，但今天，柏林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用无线电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单独前去轰炸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后，再设法将其炸毁。
鲁德尔观察了一番地形，终于看见一队T-34坦克正从树林中潜出。“这一次，我就全靠运气了。”他对自己说。然后，他掉转机头，向下俯冲。炮火在机身两侧呼啸而过，但他仍继续俯冲。在离地面大约五百英尺处，他微微将飞机向上拉升，然后突然翻转机身，向一辆正在隆隆前进的坦克冲去。他不想从一个过陡的角度进攻，那样有可能会脱靶。他的两门炮同时开了火，坦克顿时浓烟滚滚。随即，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器。他对准坦克尾部开了火，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又炸掉了两辆坦克。然后，他飞回基地补充弹药，之后再次返回发动第二次攻击。又干掉几辆坦克之后，他勉强飞回了基地。他所驾驶的“斯图卡”两翼和机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换架飞机继续战斗。
到第四次出击时，他已经击毁了十二辆坦克，只剩下了一辆体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飞机，一直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后突然翻转机身，从斜刺里呼啸着向下疾冲，同时不断地左右剧烈摇摆，以避开迎头的炮火。靠近坦克时，他将“斯图卡”拉平，开火，然后呈之字形迅速飞离，直到飞出炮火的射程，这时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只见“斯大林”已冒起了浓烟，却仍在前进。他太阳穴处的血管砰砰地跳动着。他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飞过去一次，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后一辆坦克上的某种东西激怒了他。他必须摧毁它。这时，他注意到飞机上一门炮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不停――后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一发炮弹。他又飞到两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为什么要拿一发炮弹冒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需要这一发炮弹，就可以阻止那辆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太夸张了吧！”他对自己说，“即使你炸掉这辆坦克，还会有更多的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但你还是会炸掉它，一切均取决于此。”
他呼啸着俯冲下去。在操纵飞机翻滚扭动的同时，他看见地面的数门大炮喷出了火舌。他猛然拉平机身，开了火。“斯大林”顿时火光冲天。鲁德尔欢喜地一掠而过，然后开始盘旋上升。突然，咔嚓一声，像是有把火红滚烫的铁器刺进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急促地呼吸着，努力控制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气喘吁吁地通过对讲机对他的机枪手说，“我的右腿断了。”
“不会的。”加德曼平静地说，“如果真断了，你就讲不了话了。”他的职业是名医生，而副业则是名天生的战士。在医学院上学时，他就进行过数场决斗。他是如此酷爱战斗，所以才当上了机枪手。“左翼着火了。”他镇静地说，“你必须马上降落。我们被高射炮打中了两次。”
“告诉我在哪儿紧急着陆！”鲁德尔仍旧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快点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指挥着失去视觉的飞行员。“降落！”他喊道。
有树或者电话线吗？鲁德尔心想。还有，机翼什么时候会折断？此刻，腿部的疼痛盖过了一切，他只能机械地应着喊声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地形怎么样？”他问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此时，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了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再不能撑竿跳高了；然而，有那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著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禀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借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成为一位大演说家、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它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可以完全依赖于此。”
这两位“高级牧师”，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流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军事长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里，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里，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不往外泄露。“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无论发生什么，元首此刻已经明确地下定决心，他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要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自己的理由――如果状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元首中，只有希特勒，因为他对德国人民的控制非常特殊，才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奇迹般地躲过炸弹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这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亲密，他的政治困难就越大。这样一个人并不致力于满足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显而易见的需要；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爱恨之间饱受折磨。当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对他提出抗议；而他同样为之奋斗的子孙后代却对他大加赞赏。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但数百万人却仍然怀着盲目的忠诚追随着他。
我亲爱的女孩：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这里唯一一间装有临时窗户，还算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是一幅让人惊讶的景象――弹坑遍地，树木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击；冬花园和宴会厅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卫兵站岗的那个临着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继续勤勉工作，因为战争仍在各条前线上继续着。电话通讯仍旧瘫痪，元首官邸和党部仍未与外界恢复联系……
更惨的是，在这个号称政府区的地方，照明、电力和用水的供应仍然短缺！总统府前面停着一辆水车，这是我们仅有的饮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诉我，最要命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脏鬼一直在用，却没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给“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关于东线溃败的信，里面谈到了正在日益增长的危险，这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局势迄今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确实，我们已经投入了一些预备队，然而苏联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种重武器要比我们多数倍。面对它们，即使人民冲锋队再拼命、再坚决地反抗，也无能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而通情达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就不会给你写这些了。对你，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局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我非常诚实的话，应该说，有多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亲爱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体会到，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侣、我的爱人、我的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时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运，能拥有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我亲爱的，我最美丽的，你是我一生的宝贝！
对纳粹的虔诚狂热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古怪。例如，在引诱了女演员“M”后，鲍曼在给格尔达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家伙，如今“难以置信地快乐地又结了次婚”。格尔达在回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她非常高兴，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她又写道，对于不能和“M”交换意见，不能并肩作战，为元首持续提供党员，她深表遗憾。显然，她和马丁已有的十个孩子并不够。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乱场面。他给附近的弗利德贝格红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写了封信。
我热切盼望您能得知我们正在此地，并将此事告知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俄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物。但是做面包用的面粉很快就要不够了。因为村子里断电了，而这里的磨坊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扬一下阿哈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哈莫夫是一名和蔼可亲的苏联联络官。一天前，他到了乌加滕村。就在他离开这里，动身去弗利德贝格的几个小时后，北边传来了炮火声。一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正在反攻。上校命令在村子北边挖些散兵坑，以击退敌人的进攻。
黄昏时分，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富勒带上贝尔坦做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要他们挖坑的那个上校。刚走出一英里，他们就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拦住了。哨兵押着他们，穿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了数辆在大雪中围成一圈的坦克旁。两个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个高声威吓的军官又把他们拦在了这里。
贝尔坦紧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们要枪毙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是游击队。”
争辩了好久之后，那名军官终于允许他们继续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俄国士兵出了事，他”――他指着富勒，“必死无疑！”
司令部就设在邻近的一个农庄里。所有人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挥官是个上尉，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不过，当他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时，便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他是美国人！”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而去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个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零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然后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肺炎，不能移动。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他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年轻美国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病人在穿越德国的长途行军和搭乘火车中冻坏了脚，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谈话时，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怎能为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盟而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那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个语义学的问题。”
“不，不，你还是没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二者的区别。那些俄国人极其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上次死了一个人，他们竟把死尸留了好几天。”
“那只是为了拿到他那份口粮。”神父指出。共有两万一千名俄国人被关进了战俘营，而目前只剩四千人还活着；大部分人都是饿死的。
“你们自己的医生霍斯验过尸，证实有人吃了同伴的尸体。”小阿道夫说。塞西尔・霍斯上尉的确证实过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然认为，这种行为的责任不在俄国人。他自己饿过七个星期的肚子，认识到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小阿道夫把桑普森神父带到医院里专为俄国人预备的地方。房间里的景象极为恐怖。垂死的病人们躺在肮脏的地上，一个紧挨着一个，连腿都伸不开。他们咳嗽着，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虚弱地互相推挤着，抓挠着。他们抬头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没有祈求；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将死去。在这里照顾他们的唯一一人是位法国牧师。他的皮肤很嫩，一条皱纹都没有，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整个战俘营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粮全给了这些垂死的俄国人，而且几乎每一秒钟都和他们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虽然病人们全无感激之情，他却仍然在细心地照顾着他们。
“看，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小阿道夫临走时评论道。他刚一消失，那个“年轻”牧师――实际上，他都快五十岁了――就走过来对神父说，有一车尸体马上要被拉走。“神父，车上有几个人还活着――他们想尽快摆脱这些病人！”德国人不让他跟车，所以他请求这个美国人做点什么――什么都可以。桑普森神父匆匆赶去，却只来得及看见一辆装满尸体的大车向墓地滚滚而去。他看见一些胳膊和腿无力地晃动着。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神父心生惧意，转身便往回走。来到正门附近时，他看见一个看守正在搜查一个俄国人。他让他解开裤子，一块酸腐的德国面包掉了出来。看守捡起面包，俄国人立刻抢了回去。看守将刺刀架到俄国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面包。看守一枪托打在俄国人的脑袋上，俄国人倒下了。看守连打带踢，然而，俄国人仍旧顽强地抓着面包。桑普森神父只能自问，究竟谁是畜生？
为了阻止这一暴行，他开始恳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着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对看守说。然而毒打仍在继续。于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国人身边，开始祷告。看守犹豫了。或许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许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两个看守把俄国人抬到看守室。俄国人被拖走了，他的手里还紧攥着那块面包。
在法兰克福和奥得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红军刚刚截获了另一支难民队伍。一名红军军官用俄语高声吼了起来。十六岁的德国男孩埃尔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因为有很多宣传员在鼓动他们，一定要复仇。
2月6日这一天，在柏林，元首对他的心腹们说，三巨头打算“摧毁”德国。“我们已到了生死关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形势很严峻，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毫无希望。”不过他坚持说，只要逐步地保住祖国的领土，就仍然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就总会有希望。而这必定将足以使我们不再认为一切已成败局。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胜负可言。”他回忆起俄国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和腓特烈大帝一样，也是在和一个联盟作战。记住，一个联盟不是一个稳定的整体。它仅仅是因为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存在。如果丘吉尔突然不复存活，那么一切都会在刹那间改变！”
他激动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仍然可以在最后的冲刺关头夺取胜利！希望我们还有时间这样做。我们目前必须做的，就是拒绝认输！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只要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是胜利。仅此一条就足以证明，这场战争决非无益之举。”
驻意大利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希姆莱的“小狼”卡尔・沃尔夫将军来到帝国总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关于神奇武器和德国前途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上司帝国元首无法给出答案，因此，他便亲自前来询问元首。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场。三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元首，”沃尔夫说道，“如果您不能给我一个制成神奇武器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德国人就必须着手接近英美，谋求和平。”沃尔夫的语速很快。他接着透露说，出于这一目的，自己已经建立了两个联系人：一个是米兰的舒斯特枢机主教，他是教皇的密友；另一个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在他讲话的期间，希特勒一直像戴了面具般没有表情。
沃尔夫停住了。希特勒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将指关节按得咯咯作响。沃尔夫认为这是允许他继续说下去，于是便建议说，该从这两个调解人当中选择一个了。“元首，”他继续道，“我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收集到了一些证据，很显然，在这些非天然的盟国（三巨头）中，存在着很多天然的分歧。不过，请您不要见怪，我想说，如果没有我们主动的介入，我相信这个联盟不会自己解体。”
希特勒抬起头，似乎是对此表示同意，同时还继续按着指关节。然后，他微微笑了一笑，这意味着二十分钟的会见结束了。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起身告辞了。出门之后，两人兴奋地谈论着，元首对这一大胆建议似乎持接受的态度。不错，他始终一言未发，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指示，但是，他也没说不行。随后，二人各奔东西。沃尔夫去意大利探索某些可能性，里宾特洛甫则前去瑞典。
一个街区开外，鲍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格尔达写另外一封信。这一次，他描述的是前一天为爱娃・布劳恩举办的生日宴会。当然，希特勒也出席了。
爱娃情绪不错，不过抱怨说没有好舞伴，还用一种完全不属于她的刻薄批评了许多人。
她之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元首刚刚告诉她，她和其他几位夫人近几天就得离开柏林。在收到这封轻松的信之前，格尔达给鲍曼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件，里面充斥着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赞美：
……元首给我们灌输了帝国这一思想。该思想已经，并且正在秘密地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人民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牺牲，仅仅是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浸透并占有了他们的身心。这些牺牲证明了帝国思想的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斗争是何等正义和必要。
终有一日，我们梦寐以求的帝国将会诞生。我在想，我们，或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吗？你知道，在某些方面，这让我想起了《埃达》中的《诸神的黄昏》。巨人和侏儒，芬里尔狼，米德加德巨蛇，以及一切邪恶的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众神。大多数神�都倒下了，而魔鬼们已踏断了通往众神之所的桥。死去的英雄们组成大军，打响了一场无形的战斗。女神们赶来支援，众神的宫殿倒塌了，失败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之间，一座新的宫殿拔地而起，并且比从前更为宏美。巴尔德尔也复活了。
爹地，神话故事中，尤其是《埃达》中的祖先们竟与当今的时代如此相似，这总是让我非常惊讶……
亲爱的，我完全彻底地属于你，我们会活下去继续战斗，哪怕在这场可怕的战火中，我们的孩子们只有一个能够幸存。
你的
妈咪
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纳粹哲学很难理解，只是一种扭曲的幻想；可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希特勒把他们的国家从即将爆发共产党革命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从失业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尽管纳粹党员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能够如此彻底地催眠数百万人。从一介无名小卒，到完全统治一个伟大的民族，希特勒凭借的不单单是强权和恐怖，还有思想。他为德国人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前景，让他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阳光下的骄傲地位。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提醒他们，只有摧毁犹太人，并粉碎其妄想由布尔什维主义来统治世界的险恶阴谋，这一地位才能得以实现。
最重要的是，十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向德国人灌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正是这一仇恨促使东部前线的战士们如此拼命地抵抗。希特勒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红军将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妻儿，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国。因此，如今他们在无望地战斗着――在仇恨、恐惧和爱国心的驱使下。他们拼的不是机器和武器，而更多的是决心、绝望和纯粹的勇气。虽然红军来势汹汹，在坦克、枪炮和飞机方面占绝对优势，但是东部前线却逐渐开始稳定了下来。而在一周之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就是东部这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他是一个“斯图卡”式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身材中等，却极富活力，这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跃；不是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高声往外喷词。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鬈发，一双浅橄榄绿的眼睛，面部轮廓非常清晰，简直像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评党员们及军事首脑们的错误。六年间，他执行战斗任务近两千五百次，战功显赫，已成传奇。他击沉过一艘苏联战舰，并摧毁了约五百辆坦克。
2月8日，鲁德尔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沿着奥得河同已经穿过希姆莱集团军防线的朱可夫先头部队作战。事实上，除了奥得河这道天然障碍，分散在河岸上的几支分队，以及鲁德尔的“斯图卡”式轰炸机――每架飞机都相应地装饰着一个六百年前东征的条顿骑士团的徽章――希姆莱并无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国人。“斯图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胁，它速度缓慢，行动笨拙，俯冲投弹时很容易被击中。鲁德尔本人就被击落过十多次，左腿被机枪子弹打伤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在过去的两周里，他的部下沿着奥得河飞来飞去，像紧急消防队一样，试图阻止势如破竹的红军坦克队伍。他们炸毁了数百辆坦克，但是又有几千辆不屈不挠地向奥得河两岸冲来。
在阿登战役中，鲁德尔被召到元首在西线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别勋章。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紧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们德国的青年人可以从你的经历中获益匪浅，你应该为此而珍惜生命。”
对于鲁德尔来说，没有比让他停飞更糟糕的事了。他说：“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我的大队飞行，我就不能接受这枚勋章。”
希特勒仍然紧握着鲁德尔的右手，凝视着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个天鹅绒衬里的黑色盒子。盒子里面，钻石的光芒熠熠生辉。那是他亲自为鲁德尔特别设计的一枚勋章。希特勒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一下，他微笑着说道：“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几周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命令鲁德尔停飞。鲁德尔非常生气，打电话给帝国元帅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凯特尔，但凯特尔在开会。没办法，只好直接打给希特勒本人。当他要求接通元首的电话时，一个怀疑的声音询问他的军衔。
“下士。”他开玩笑说，接着听到了一阵赞赏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接过了电话。贝罗说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鲁德尔决定亲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时，戈林正在卡林霍尔乡下的家里。帝国元帅身穿一件鲜艳的长袍，宽松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样扇动着。“一周前，我特意为你的事去见了元首，”戈林告诉他，“元首这么说：‘当着鲁德尔的面，我不忍心告诉他必须停飞；我确实不能这么做。不过你这个空军的头儿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像我这么一个喜欢看见鲁德尔的人，在他服从我的意愿之前，我不想再见到他。’这是元首的原话，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多加讨论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见，很清楚你会反对。”
于是，鲁德尔没再争辩，而是返回了前线。他决心像从前一样继续飞行。他的确继续飞行了，不过是偷偷地进行，直到一份战报中称赞他在一天之内炸毁了十一辆坦克。命令随之传来，让他立刻去卡林霍尔报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还在飞，”他说，“他让我警告你，必须马上放弃飞行。你不要逼他对你做出违抗军令的惩处。另外，他也不愿对一个因英勇战斗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采取这种行动。我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两周后的2月8日，鲁德尔仍旧在飞。当晚，阿尔伯特・施佩尔到访。他是希特勒最为聪明能干的一位部长，掌管着军备和军工生产部。“元首计划袭击乌拉尔军火工业使用的水坝。”施佩尔开口说道，“他希望能够中断敌人的武器生产，尤其是坦克生产，至少要中断一年。”这次行动将由鲁德尔来组织。“但是你不能亲自去飞；元首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鲁德尔提出了抗议。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他的俯冲轰炸经验非常丰富。他逐条列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施佩尔只是回答道：“这是元首的意思。”然后他说，他将送来乌拉尔计划的详细方案。临别时，他对鲁德尔吐露道，德国工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让他对未来很是悲观，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够看清形势，不要让欧洲落入俄国人的手中。接着，他叹了口气，说道：“不过，我相信，元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
2月9日，元首每天召开的例会之前，陆军参谋长、东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带着一种彻底的挫败感，正在研究形势报告。他不擅防守，也没有能力指挥这种层面上的战斗。基本上来说，他只是一个童子军领袖，一个直率坦诚、热血沸腾、生性开朗的战士。正因他一直凭着这些能力与热忱投身战斗，他的部下――从军官到士兵――才都虔诚地追随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之后，他参加了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历任信号官、第四步兵师参谋，最后任总参谋部参谋。
他对坦克的兴趣日益浓厚。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坦克的优势在于它的超强火力和防护能力。而古德里安则声称，这两点使坦克不得不限制它的行军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来，装甲战的精髓在于速度和灵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后才是防护能力。对于他来说，一个装甲师不是简单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特遣队，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应该将几个这样的师组编为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那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比的力量。
然而德国总参谋部与英法专家意见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后，古德里安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因为发动闪电战的可能性让希特勒激动不已。古德里安的理论最终在波兰付诸实践。如果在坦克部队横穿比利时境内时，希特勒没有突然下令停止进攻，他很有可能及时赶到英吉利海峡，阻止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发生。
1941年夏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取得的最初战绩，同样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方针。然而，开始下雪之后，他恳求希特勒让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拒绝了，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这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于是，他要求元首允许他等到春天再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立即发动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其后，希特勒剥夺了古德里安的指挥权；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大溃败，才将他重新起用。尽管将军被晋升为最高统帅部首脑，但他与元首之间的裂痕似乎只是从表面上得到了弥补。而每次会议之后，这一裂痕都有重新裂开之势，以至于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为他上司的性命担心。
为了参加2月9日的元首会议，古德里安离开了措森，前往北面的柏林。在这二十英里的路上，他一直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了，他说。往北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的十二个师被阻断在了拉脱维亚海岸，远离了战争，因为希特勒不愿让他们从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里，北方集团军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区。和北面的战友一样，他们全靠空运和海运提供给养。这两个集团军都没有对德国的这场战争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希姆莱的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进攻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尽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胁，希特勒却仍向南部的匈牙利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自语。然后，他又说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后摊牌。
和往常一样，在允许他们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党卫队的卫兵仔细搜查了他们合体的制服，彻底得简直让人觉得饱受侮辱。会议刚一开始，古德里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立即对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头部队进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经断了给养，对他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其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接着，古德里安提出了进行这一反攻的必要条件：立即撤出库尔兰、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希特勒粗鲁地拒绝了。古德里安只能继续争辩说：“你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从库尔兰撤军。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左半身颤抖着，高声喊道：“你怎敢这样对我说话！你难道认为我不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的一生都在为德国而奋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过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隔壁房间。两人喝着咖啡，古德里安极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可刚一回到会议室，他便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希特勒怒火冲天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拖着脚走到古德里安面前，而古德里安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人相对而立，死死地盯着对方。希特勒甚至都挥舞起了拳头，但古德里安还是拒绝退让。最后，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勒将军抓住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来。
这时，希特勒已经控制住了自己。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静地同意了让古德里安发动反攻。他补充说，当然，反攻的规模不能像将军希望的那么大，因为不可能从库尔兰撤军。然后，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动用目前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打算反驳，不过，他最终决定，小规模的进攻总比压根不进攻强。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并打开一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攻的可能性，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内陆推进。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奥得河西岸，他已经建起了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刚刚从桥头堡过了河。最高统帅部无法及时调来重炮部队，阻止不了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进。只有“斯图卡”能阻止它们。几分钟后，鲁德尔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飞行员飞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奥得河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攻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小队突袭西岸。
他看见雪地上有很多车辙。是坦克还是防空拖车的？他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飞去。这时，他发现了十几辆精心伪装的坦克。接着，高射炮火砰的一声击中了他的机翼，他连忙将飞机急速向上拉升。他看到下面至少有八门防空炮，意识到在这样一片既没有高大树木也没有建筑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于自杀。若是平时，他自然会选择一个更好的轰炸目标，但今天，柏林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用无线电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单独前去轰炸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后，再设法将其炸毁。
鲁德尔观察了一番地形，终于看见一队T-34坦克正从树林中潜出。“这一次，我就全靠运气了。”他对自己说。然后，他掉转机头，向下俯冲。炮火在机身两侧呼啸而过，但他仍继续俯冲。在离地面大约五百英尺处，他微微将飞机向上拉升，然后突然翻转机身，向一辆正在隆隆前进的坦克冲去。他不想从一个过陡的角度进攻，那样有可能会脱靶。他的两门炮同时开了火，坦克顿时浓烟滚滚。随即，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器。他对准坦克尾部开了火，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又炸掉了两辆坦克。然后，他飞回基地补充弹药，之后再次返回发动第二次攻击。又干掉几辆坦克之后，他勉强飞回了基地。他所驾驶的“斯图卡”两翼和机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换架飞机继续战斗。
到第四次出击时，他已经击毁了十二辆坦克，只剩下了一辆体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飞机，一直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后突然翻转机身，从斜刺里呼啸着向下疾冲，同时不断地左右剧烈摇摆，以避开迎头的炮火。靠近坦克时，他将“斯图卡”拉平，开火，然后呈之字形迅速飞离，直到飞出炮火的射程，这时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只见“斯大林”已冒起了浓烟，却仍在前进。他太阳穴处的血管砰砰地跳动着。他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飞过去一次，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后一辆坦克上的某种东西激怒了他。他必须摧毁它。这时，他注意到飞机上一门炮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不停――后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一发炮弹。他又飞到两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为什么要拿一发炮弹冒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需要这一发炮弹，就可以阻止那辆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太夸张了吧！”他对自己说，“即使你炸掉这辆坦克，还会有更多的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但你还是会炸掉它，一切均取决于此。”
他呼啸着俯冲下去。在操纵飞机翻滚扭动的同时，他看见地面的数门大炮喷出了火舌。他猛然拉平机身，开了火。“斯大林”顿时火光冲天。鲁德尔欢喜地一掠而过，然后开始盘旋上升。突然，咔嚓一声，像是有把火红滚烫的铁器刺进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急促地呼吸着，努力控制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气喘吁吁地通过对讲机对他的机枪手说，“我的右腿断了。”
“不会的。”加德曼平静地说，“如果真断了，你就讲不了话了。”他的职业是名医生，而副业则是名天生的战士。在医学院上学时，他就进行过数场决斗。他是如此酷爱战斗，所以才当上了机枪手。“左翼着火了。”他镇静地说，“你必须马上降落。我们被高射炮打中了两次。”
“告诉我在哪儿紧急着陆！”鲁德尔仍旧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快点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指挥着失去视觉的飞行员。“降落！”他喊道。
有树或者电话线吗？鲁德尔心想。还有，机翼什么时候会折断？此刻，腿部的疼痛盖过了一切，他只能机械地应着喊声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地形怎么样？”他问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此时，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了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再不能撑竿跳高了；然而，有那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著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禀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借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成为一位大演说家、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它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可以完全依赖于此。”
这两位“高级牧师”，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流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军事长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里，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里，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不往外泄露。“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无论发生什么，元首此刻已经明确地下定决心，他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要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自己的理由――如果状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元首中，只有希特勒，因为他对德国人民的控制非常特殊，才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奇迹般地躲过炸弹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这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亲密，他的政治困难就越大。这样一个人并不致力于满足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显而易见的需要；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爱恨之间饱受折磨。当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对他提出抗议；而他同样为之奋斗的子孙后代却对他大加赞赏。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但数百万人却仍然怀着盲目的忠诚追随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