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不得不知道的历史万象

春秋时期的兵役制度

　　兵役制度

　　春秋前期，国野界限仍然存在，服兵役纳军赋是“国人”，即奴隶主和平民的权利和义务。中期以后，战争不断扩大，对兵员、军赋的需求增加，促使各国改革兵役制度。周襄王七年，晋国“作麦田”的同时“作州兵”，打破国、野界限，开创“野人”当兵的先例。此后，鲁、郑、楚等国相继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将征兵征赋范围扩大到野鄙地区。“丘枝”之制逐渐普及于各国，野中居民也必须按井田制出兵、纳赋服兵役的年龄，国中居民为18~60岁，野中居民为15~65岁。春秋末期，井田制日趋瓦解，军赋再次扩征，鲁国始“用田赋”。晋国六卿也实行“田赋”制，即按田亩数量征兵、征赋，其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民。生活在军事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相结合制度下的农民，平时生产和参加军训，战时聚集成军，在太庙命将，发放车马、甲胄、兵器，战毕解甲归田，保留着官兵于农的传统。中小以上贵族充任甲士、他们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平时身佩兵器，从事习武和各种军事活动，或参与政务，战时则为军队骨干，并充任各级军职。

　　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的推行

　　春秋时代，各国的军事组织是封建割据的。各国卿大夫有其独立的军事组织，有宗族部队和“私属”部队。这些部队都是凭着封建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各国军队主要成分除“国人”外，还强迫征发所隶属的农民服役。中原各国的国君，由于宗族的内讧和对外战争，由于“国人”的叛离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权力逐渐削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却在逐渐强大，国的军事组织不可避免地为卿大夫所分割而瓦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晋国到平公时，公室势力也已削弱，《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也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

　　旧的军事组织在瓦解分裂，而新的军事组织——郡县的军事组织却在不断的生长和发展。县原来就有一套征赋制度。所谓赋，包括军备和军役在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兵车、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到春秋后期，县的军队已成为很有力的部队了。到战国时期，各国边地都已分设郡县，中心区也普遍设县，于是征兵制度就推行到全国，郡县成为征兵的地区单位。据《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

　　韩国的大县宜阳，城方百里，也有“材士十万”，整个魏国如果“悉起其百县胜兵”，也不下三十万。这时期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为单位。

　　战国时服兵役的年龄，大概从15～60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长平之役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在楚的东地，曾对齐的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

　　当时各国遇到大战，往往征发全国壮丁，倾国以赴。如长平之役，赵国“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秦国灭楚之战，秦将王翦带了六十万人伐楚，他曾说“今空秦国甲士而委我”。但若是一般小战，则只征发与敌国邻近的郡县壮丁去作战，其他郡县就休养生息，以备将来。

　　战国时代，各国除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外，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春秋末年，各国已有奉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的风气。晋国世卿虊怀子曾有勇士州绰、邢蒯和力士督戎等。吴王阖闾曾选猛士五百人和跑得快的三千人为前阵，并曾教练七年，要带甲士兵一口气跑三百里才得休息。战国时，由于各国建立了集权的封建政权，常备兵制也就建立起来。李悝曾教魏文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吴起曾教楚悼王“（裁）减百官之禄秩，损不急之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曾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这时各国的常备兵大多是考选出来的，有特殊的待遇。例如魏国考选武卒时，“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箙）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通过这几种严格地考核，中试的就可以免除全户徭赋和田宅的租税。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领新征发来的士兵作战。

　　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因井田而制军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