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正月,壬午,以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宪,枢之弟也。周改元大定。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丙辰,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册,大宗伯赵奉皇帝玺绂,禅位于隋。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衮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春册祀于南郊。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周六官,依汉、魏之旧,从之。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以相国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隋文帝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在西魏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便和独孤信一起投靠了权臣宇文泰。此后,杨忠因为屡建功勋,而且帮助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所以官爵升至柱国,封隋国公。
杨坚出生时也有许多传说。史载,杨坚的母亲吕氏,在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生杨坚于冯翊般若寺(在今陕西高陵),当时紫气满院。
杨坚十四岁时,被京兆尹薛善征用为功曹。十五岁时,因为功勋被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升任骠骑大将军,加官开府。周太祖见后叹道:“此儿风骨,不像是燕赵一带人!”明帝继位,晋封大兴郡公。明帝曾派善于相面者赵昭看他,赵昭伪称:“不过作柱国罢了。”之后偷偷地对杨坚说:“公应为天下君主,但要经过大诛杀才能平定天下。请牢记我的话。”
宇文护掌政后,特别忌恨杨坚,多次要陷害他,因大将军侯伏、侯寿等人的救护而免于难。其后,杨坚继承父爵为隋国公。武帝娶了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后,更加礼遇和器重杨坚。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杨坚相貌不凡,臣每次看到他,都手足无措。恐怕他不会甘为人下,请早日剪除他。”武帝说:“他只能为将而已。”内史王轨急切地对武帝说:“皇太子不会成为国家君王,杨坚貌有反相。”武帝不高兴,说:“如果天命注定此人这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杨坚听到这些话后很恐惧,从此便韬光养晦、深自隐匿,以免引起别人的猜疑和注意。
北周建德(572—578年)年间,杨坚率水师三万,在河桥(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战胜齐军。次年,随武帝灭齐,晋升柱国。
不久,杨坚转任亳州(今安徽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后,因为杨坚是皇后之父,就征任他为上柱国、大司马。宣帝每次外出巡幸,都委任他留守京师。当时宣帝制定、颁行《刑经圣制》,法律严峻刻薄。杨坚认为法令繁多,非教化之道,极力劝谏,未被采纳。
杨坚地位和声望日益显赫,宣帝对此颇为疑忌。宣帝有四个宠姬,都立为皇后,诸家争风吃醋,屡屡相互毁谤。宣帝常忿然对杨皇后说:“我一定要灭你家族。”然后召见杨坚,并命令左右道:“如其神色失常,当即处死。”杨坚到后,从容自若,于是作罢。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宣帝任命杨坚为扬州(今江苏扬州)总管。杨坚将要赴任时,突患足疾,未能成行。不久,宣帝驾崩。杨坚等人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趁机用假诏书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及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等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才发布了皇帝去世的消息,辅佐小皇帝即位。周氏诸王有在藩国的,杨坚唯恐他们生变,就借故把他们召还京师。
六月,诸王均到达长安。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自认为是重臣宿将,心中不服,遂在东部举兵。赵、魏之士,从者如流,十五日之内,已达十多万。加上宇文胄在荥州(今河南荥阳西北)、石怼在建州(今广东郁南东南)、席毗在沛郡(今江苏沛县)、席叉罗在兖州(今山东兖州),都举兵响应尉迟迥。尉迟迥又送其子为人质请陈朝援助。杨坚命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迎战。雍州牧、毕王宇文贤及赵、陈等五王,在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杨坚拘捕宇文贤斩首,不追究赵王等人的罪行,诏令五王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稳其心。
韦孝宽在相州战胜尉迟迥,传首阙下,余党一一消灭。
起初,尉迟迥叛乱时,郧州(今山西稷山西南)总管司马消难举兵响应,淮南(今安徽寿县)州县多归附。杨坚命襄州(今湖北襄樊)总管王谊讨伐,消难奔逃至陈。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武昌)蛮族乘危叛乱,杨坚命亳州总管贺若谊征讨平定。在这之前,上柱国王谦为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他看到幼主在位,由杨坚辅佐,就发动巴(今四川巴中)、蜀民众,以救亡扶危为借口反对杨坚。杨坚正致力于平定东土、山南,未来得及讨伐。王谦进兵屯据剑阁(即剑门关),攻陷始州(今四川剑阁)。这时,杨坚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率军讨伐,打败王谦,传首阙下。巴、蜀地势险要,人好作乱,于是毁坏剑阁通路,立碑铭垂诫后人。在京五王阴谋反叛,日甚一日,杨坚携带酒肴造访赵王府第,想观其所为。赵王埋伏下甲士宴请杨坚,杨坚差一点遭暗算,幸亏元胄护卫,才幸免于难。于是诛杀赵王招、越王盛。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宗室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十一月,杨坚为除后患,处死了代王宇文达。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用了一个前人使用过的体面形式——禅让得到帝位。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自己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穿上皇帝服装,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
杨坚从相府着常服入宫,在临光殿举行即帝位的仪式。这一天,宣布大赦,改元为开皇。隋朝建立了。
坦然面对得失
古代的圣贤们都将得失看得淡泊,他们实际看重的就是个人的修养,不患得患失,以平常的心态坦然去面对。他们都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的事,越想得到就越容易得不到,越害怕失去就越容易失去。在现实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也总难免会遇到得与失之间无法选择的情况,这就要个人在平时注重修养,才能做到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才能做到不患得患失,否则,一味的渴求,最终也只是得不偿失。
患得患失,左右两难的时候,中庸处世思想即是要“折中”,心态要平和,不可偏激。有些事情,就好比是感情,是强求不来的。大家都知道徐志摩这个人,心里十分喜欢当时的才女林徽音,但最终林徽音嫁给了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为此,徐志摩说过这样一句话:“得之吾幸,失之吾命”。
朱熹说: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分为两个极端,就像大小、厚薄之类的东西,而在每一类中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极端,只有通过度量它得到其中点,然后再加以采用。朱熹的这句话其实就是翻版了“中庸”思想,“执其两端而取其中。”柳下惠曾经是鲁国的大夫,先后三次被罢官,可他依然待在鲁国。有一天,一个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回答说:我正直清白的做官,到哪里去不会被罢黜呢?没有正义感的做官,我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呢?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职,却没有任何怨言,即使生活穷困也没有显出可怜的样子。柳下惠对于当时罢免,没有怨言,即使落魄,也没有患得患失,都能够以平常的心态,坦然去面对,而从不计较,这一点也是值得现在人学习的。
曾国藩说: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吾心无憾焉耳(《曾文正公全集》)。世道衰微而世俗浅薄,所有的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言行,便责怪说太过了,而有的则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等到没有成功的时候,奸诈的小人就会嘲笑。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计较每件事都要成功呢?因为形势所逼,义无反顾,也好死而后已。事情做成功了,是天命;失败了,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虽然曾国藩所言,他把成功和失败都归结于天命,当然免不了有些唯心,但是对于得失,却始终是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面对。
常听有人说:做事在人,成败在天。这也是一种坦然,只要自己努力过了,得到与失去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也就没什么遗恨的了。为人处世,尤为如此,如果太过计较得失的话,自己也就没办法去认真地做以后的事。
患得患失的人常常是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的人。人活一世,即使得到的东西再多,死的时候也带不进坟墓的。而对于那些以欺骗、处心积虑、巧取豪夺而得到的人,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人人都能够将个人的得失看得淡一点,让心态平和下来,便能够对于身边发生的事处之泰然,也就不会对于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这样,即使是遇到了失败也能以平常心去应对,也就会明白了一个道理,得到并不意味着不会失去,而失去也并非不是一种福气。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交往处世当中,也要坦然面对,不过于计较得失,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因为人活一世并不是只为了获得,而是在于修养自身,做到“中和”,也就能着眼于长远。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不过于计较得失并不是毫不在乎,对那些必须争取的就应该适时的出手,否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那也只有悔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