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成功必读的资治通鉴

魏徵直言敢谏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

　　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曩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魏徵（580～643），初唐政治家。其时，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贞观朝谏臣云集，魏徵最为杰出。他所言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魏徵原是废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旧臣，曾经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以后，不计前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言直谏的名臣，他与唐太宗一个敢谏，一个从善如流，君臣相应，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

　　当初，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告发魏徵说他曾参与刺杀李世民的阴谋。李世民当即将他召来，板着脸问道：“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

　　魏徵神色坦然，不慌不忙地回答：“可惜当时太子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否则，事情决不会搞成现在这样。”

　　李世民见魏徵不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心中喜爱，加之他说话直爽，有胆有识，是个人才，便留他在身边做事。李世民即位后提拔魏徵做了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的职责就是当皇帝的顾问，提出意见，帮助皇帝改正行政上的过失。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使，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逆了龙鳞，捋了虎须，惹恼了皇上，就可能丢脑袋。因此，历史上很多谏议大夫只会明哲保身，顺着皇帝说话。可魏徵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正直，忠于职守，常常在朝廷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不对的事，总能当着李世民的面直说。李世民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因而很尊重他的意见。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君主为什么会有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魏徵回答说：“君主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君；偏听偏信，便是昏君。所以君主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便可以得知民情。”李世民听了非常高兴。魏徵提的意见多了，难免与李世民发生争执。有一次，李世民想到泰山行封禅礼，来炫耀自己的政绩。封禅是由皇帝主持的在泰山祭祀天地的仪式。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举行过这种仪式。封禅无非是炫耀一番，排场一番，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魏徵坚决不同意。李世民很生气，喝问道：“你不让我到泰山行封禅礼，是觉得我功劳不高，还是我德行不深厚，或者觉得天下并不安定呢？”

　　魏徵回答说：“陛下功劳卓越，德行深厚，天下也太平。但封禅这种事情，劳民伤财，只是图个虚名不务实际的做法，陛下为什么要做呢？”

　　由于魏徵的坚持，李世民只得放弃了封禅的想法。

　　魏徵提出的建议，李世民也不是每次都能听从。每当这个时候，李世民再与魏徵说话，魏徵便闭口不言。

　　李世民很奇怪，便问魏徵这是怎么回事？

　　魏徵回答说：“我上书劝阻的事，是我内心里觉得陛下处理不当的。陛下不听从我的意见，而我又随口应声，那是我敷衍陛下。心知陛下行为不对而又当面顺从，不符合圣贤治国的原则。”

　　李世民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人人都说魏徵举止傲慢，而我觉得他妩媚可爱，正因为他为人忠直、表里如一啊！”

　　公元643年，魏徵病故。失去了这样正直敢谏的大臣，李世民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人以铜作镜子（古人使用铜镜），可以整理衣冠；以历史为镜子，可以发现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用人作镜子，可以知道自己行为言语的得失。魏徵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李世民在位期间，还有很多这样的敢于直言的大臣，而魏徵是这样大臣的代表。正是有了一批像魏徵这样敢谏直言的大臣，唐初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叫做“贞观之治”。

　　言必行，行必果

　　胡雪岩深知许诺对于别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于别人对他产生的期望。如果承诺不能兑现，他人就会对自己失望，自己也就自然失去了影响力。

　　胡雪岩曾经有过一个承诺20多年后才兑现的事情。那时胡雪岩用信和钱庄的外债，收回后资助王有龄去京中捐官。这一下犯了钱庄大忌，这样的伙计是没有其他钱庄敢用了。胡雪岩在杭州的生路算是断了。于是，他来到上海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那里，试图在上海谋条路子，可是这位朋友由于家乡有紧急事情回到浙江绍兴去了。别人告诉他不会等很久，这位朋友就会回来的。于是胡雪岩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来，这家小客栈就是“老同和”，谁知这一等就等了十天，人没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苦熬日子，囊中无钱，一筹莫展，只好闭门不出。他饿得忍不住了，拿一件长袍子当掉后，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去“杀馋虫”，但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和一样素菜。

　　吃饱后付账，回到小客栈，忽然发现当票弄丢了，这样以后即使有钱也赎不回来了。

　　胡雪岩当时倒并未如何在意，丢了就丢了，到以后有钱做件新的也一样。

　　但第二天，却有人将当掉的那件长袍子送到了胡雪岩的住处。一打听之下，胡雪岩非常感动。

　　原来当时老板的女儿阿彩，由于在前堂招待客人，天天见胡雪岩来吃饭，是大血汤和白肉，后来只有大血汤，再后来变成黄豆汤，这天忽然发现他和原来一样，但身上却变成了“短打”。后来胡雪岩付账时，将长袍当票掉在地上，至晚打烊被店里伙计阿利发现，送交账台阿彩。阿彩于是悄悄将长袍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胡雪岩了解到事情经过，便托阿利给阿彩带了句话：代我谢谢你们阿彩，她替我垫的钱，以后会加利奉还。从此也就没有再见阿彩的面。

　　在以后的20多年中，胡雪岩也曾想起要还款，但不便对人说明缘故，办得不遂。此后想起来，不是时间不对就是辰光不对，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了。直到胡雪岩的生意濒临危险，胡雪岩到上海与古应春商量办法，正事谈完，闲庭信步到夜市逛逛。偶然中，胡雪岩踏进了“老同和”的门。

　　阿彩，这位当初站账台招待客人的姑娘家，如今已成老同和的老板娘。当年的伙计阿利是现在“老同和”的老板，他入赘成了阿彩的丈夫。当时阿利阿彩正准备将“老同和”翻造，因为要修马路，老同和房子前面要削掉一半，平房改建成楼房。若要造得好一点，将老同和后面的一块地皮买下来，方方正正成个格局，要用到一千五百两银子，盖成之后，老店新开，重起炉灶，这笔本钱也要一千五百两银子，夫妻俩正为此发愁，胡雪岩问明了情况，决定一定要好好在这事上帮一把。

　　按着他的性格，原想帮阿利“老店新开”要轰动一下，但想一下当时自己的处境，自嘲地摇一摇头，最后就打算叫古应春带三千两银子的汇票给阿利，再叫古应春去跟阿彩谈一番，告诉她事情前因后果。

　　一路做下来，胡雪岩和古应春二人都觉舒畅，胸怀不禁为之一宽。

　　对于一国国君来说，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决定于是否取信于民，是否信守诺言，历史上成大事的人深明此理。

　　唐太宗年号贞观，他统治唐朝的几十年间，举国欢欣，轻徭薄赋，万事万象，百废俱兴，一片蒸蒸日上之势，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要求君臣都以孔子的名言“民无信不立”作为治国之纲，君臣之间论及治国时必然提及这个问题。

　　唐太宗很重视以信治国，反对以诈待人。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除掉邪佞之人，唐太宗问他谁是邪佞之人，他说不出，却提出一个测验邪佞之法：要唐太宗假装发怒以试群臣，如能直言进谏的是正直的人，顺意迎合的就是佞人。

　　唐太宗对此人说：“清水浊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佞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水清深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人，此岂可堪为教令？”又对上书人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欲，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太宗还总结项羽因无仁信而失天下的教训。

　　他对侍臣说：“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人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行汉之仁信，谁夺耶？”意即如果项羽也能施汉刘邦之仁信，谁夺得天下呢？项羽失天下在于失去了人之仁信。

　　唐太宗由于“使大信行天下”，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不仅得到臣民拥护，亦为后世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