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智慧

人才是关键

　　诸葛亮有一个庞大的僚属队伍，据统计如下：

　　（一）蜀地人士，计二十八人。

　　秦宓，广汉人，刘璋旧吏，新录用。

　　张裔，蜀郡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杨洪，犍为人，受重用。

　　杜微，梓潼人，新录用。

　　杜琼，蜀郡人，受重用。

　　尹默，梓潼人，受重用。

　　谯周，巴西人，新录用。

　　李恢，建宁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吕凯，永昌人，受重用。

　　马忠，巴西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句扶，巴西人，受重用。

　　张嶷，巴郡人，新录用。

　　张翼，犍为人，受重用。

　　杨戏，犍为人，新录用。

　　何祗，蜀郡人，受重用。

　　李邈，广汉人，刘璋旧吏，被提升。

　　李邵，广汉人，新录用。

　　王谋，广汉人，刘璋旧吏，被提升。

　　何宗，蜀郡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马勋，巴西人，新录用。

　　马齐，巴西人，新录用。

　　姚铖，巴西人，新录用。

　　李福，梓潼人，受重用。

　　龚禄，巴西人，新录用。

　　王士，广汉人，被提升。

　　五梁，犍为人，新录用。

　　文恭，梓潼人，新录用。

　　柳伸，蜀郡人，新录用。

　　（二）荆州人士，计二十八人。

　　董厥，南阳人，新录用。

　　马谡，襄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陈震，南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董允，南郡人，早年入蜀，新录用。

　　廖立，武陵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李平，（原名李严），南阳人，刘璋旧吏归降，被提升。

　　魏延，南阳人，随刘备入蜀，被提升。

　　杨仪，襄阳人，归降刘备，被提升。

　　霍戈，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向朗，襄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许慈，南阳人，早年入蜀，新录用。

　　向宠，襄阳人，向朗之侄，受重用。

　　来敏，南阳人，早年入蜀，被提升。

　　蒋琬，零陵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邓芝，南阳人，早年入蜀，受重用。

　　费祎，江夏人，早年入蜀，受重用。

　　宗预，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新录用。

　　廖化，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受重用。

　　胡济，南阳人，新录用。

　　郭攸之，南阳人，受重用。

　　董恢，襄阳人，受重用。

　　杨颙，襄阳人，受重用。

　　费观，江夏人，刘璋亲戚，被提升。

　　赖雄，零陵人，荆楚宿士之后，新录用。

　　输匡，寰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刘邕，南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吕义，南阳人，东州人士，被提升。

　　王连，南阳人，东州集团人士，被提升。

　　（三）其他人士，十人。

　　刘琰，鲁国人，刘备亲戚，被提升。

　　陈到，汝南人，刘备旧部，被提升。

　　吴壹，陈留人，刘璋亲戚，被提升。

　　吴班，吴壹同族，受重用。

　　射援，扶风人，刘璋旧臣，新录用。

　　姜维，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梁绪，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尹赏，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梁虔，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王平，巴西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诸葛亮选拔录用如此多的各地各部的人士，并且有不少人还被授以两位要职，这足以说明他重视人才，广任人才。

　　由于诸葛亮对人才的重视，和他不讲资历、门第，破格用人，一批新人从下级官吏中脱颖而出。这在他辅政期间，其例是举不胜举的。

　　蒋琬，字公琰，他少年时即以才德知名。随刘备入蜀，任广都（今必川双流）县长。蒋琬怀才不遇，感到委屈，便“众事不理，时又沉醉”。时常借酒消愁，懒于理事。刘备出巡察觉，大怒，准备治以重罪，诸葛亮深知这是用人不当造成的，便劝刘备收回成命，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诸葛亮认为，蒋琬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并不是那种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他施政以安定民心为本，不把表面装饰放在前面。经诸葛亮的请求，刘备只免了蒋琬的官，没有将他处死。

　　不久，诸葛亮设立丞相府署，任用属官时，立即起用蒋琬。最初，他任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继而举茂才，拜参军。后又授以丞相府长史一职，加抚军将军，使蒋琬位居群僚之首。北伐期间，诸葛亮以蒋琬留守成都，统领丞相府事务，放手让他代替自己处理后方的各种事务。史称：“（诸葛）亮数外出，（蒋）琬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蒋琬在成都尽心尽职，保证了北伐蜀军所需的物资和兵源，显示出非凡的才能。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培养，诸葛亮看到蒋琬是一个“托志忠雅，当与吾（诸葛亮）共赞王业”的贤才，临终时密表后主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向刘禅推荐，让蒋琬作自己的继承人，任丞相主持国事。

　　诸葛亮临终时，向朝廷推荐了两任丞相继承人，除了蒋琬外，还有一位是费祎。费祎字文伟，原本是年幼官卑的新人，但“识悟过人”。诸葛亮发现他德才兼备，南征归来时，在众多的迎候臣僚中，“特命（费）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迎侯的百官的年龄和官位大多都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只让费祎与他同乘一辆车，从此众人个个对费祎另眼相看。仅仅对年轻人表示器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培养和使用。在费祎引起人注意之后，诸葛亮便对他一步步加以培养。“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费祎奉命出使到江东，在吴国君臣“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的舌战中，他“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始终不为对方的诘难所压倒。孙权不由得称赞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必定能成为蜀国朝廷的栋梁大臣，恐怕以后不会常来吴国了。”表示了对费祎才德的敬重，认为他将会成为蜀国重臣。费祎回蜀，果然升为侍中。诸葛亮北伐时，费祎先任参军，后升任中护军、司马等职。经过多年的培养和任用，费祎成为诸葛亮建议接替蒋琬主持国事的又一位贤才。

　　没有人才，就如同做米饭没有米一样，要烧火没有炭一样，口渴的时候没有水一样。对善于成大事的人而言。人才就是一个宝库。因此，广揽人才，选贤任能，是成就事业的杰出人物的共同点。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诸葛亮不仅注重人才，敢于破格录用一批新人，而且还着意培养了一批新人。这就避免了在他死后出现后继无人的问题。蒋琬、费祎、姜维，就是诸葛亮启用的三位新秀，也是他一手培养的文、武方面的继承人。他们三人的成才过程，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新人所花费的心血。

　　人尽其才

　　法正原本是刘璋的手下，因为不受重用，又被他的老乡控告品行不端，始终在官场上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常和好朋友张松互吐苦水，认为刘璋“不足与有为”，他们该找个机会“琵琶别抱”才对。

　　刘璋统治益州，只想偏安一隅，害怕北方汉中的张鲁南侵，想结交外援以自壮，于是派张松到曹操那里打听消息。曹操才统一北方不久，正要南下打赤壁之战，志得意满，没有将张松放在眼里。张松一肚子火，回益州后，刚好曹操在赤壁惨败，张松趁机公报私仇，对刘璋痛陈曹操的强大与可恶，并说曹操如果并吞汉中，接下来势必会找益州开刀。这番说辞，把胆小怕事的刘璋吓坏了，连问怎么办。张松说：“刘备和您是同宗，又是曹操的死敌，加上善于用兵，若能请他来益州帮忙，十个曹操都不够看！”并推荐法正去见刘备。刘璋不知其中有诈，答应了，派法正和孟达带大量物资和四千名士兵送给刘备，当作“见面礼”。

　　法正本来就不想再帮刘璋做事，这一趟远行，他决定为自己打算。到荆州后，他跟刘备和诸葛亮几次深谈，觉得自己有必要倒戈，于是对刘备输诚，将益州的所有秘密，包括重要物产、军事重地、交通要道等等，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劝刘备应该拿下益州。益州的重要性，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此时有法正、张松、孟达等人当内应，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刘备阵营岂有不答应之理？

　　法正抱对大腿后，回去跟张松商量，联手积极运作刘备前来益州的事宜。刘璋手下许多人见状，大表反对，认为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但刘璋是个判断力很差的领导人，眼前他只相信张松和法正的片面之言，满怀期待刘备的到来。《三国志》说刘备前来益州时“入境如归”。这四个字用得妙极了，刘备本来该是客人，却有宾至如归、反客为主的意味，这都是法正和张松的功劳。

　　这两人原来的计划是法正到刘备阵营，张松留在刘璋身边，里应又可外合，不料事机提前败露，张松被刘璋杀了，双方正式撕破脸，展开大战。法正对益州很熟，又懂得各种战略与战术，甚至还针对刘璋的心理弱点，写信劝降。最后，刘备能以最少的损失打下益州，法正实在功不可没。刘备为了嘉许他，让他当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不但是首都市长，还一跃成为刘备身边最可靠的“谋主”，也就是最高参谋长，地位凌驾在诸葛亮之上。

　　诸葛亮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因此吃醋、嫉妒。他很清楚法正的优点在于“智术”“奇画策算”，而非人品。《三国志》说他们两人“好尚不同”，作风、性格都有很大差异，但仍“以公义相缺，能为大局着想，达到“互补”的效果。

　　法正“不以德素称”，他的老乡说他品行不端，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当上大官后，开始滥用公权力，“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恩怨分明，恩仇必报。曾对他好的，他一定回报；曾对他坏的，他也一定讨回来。因此，成都一片肃杀之气，与他曾有过节的人都被宰了。有人看不下去，对诸葛亮说：“法正在成都实在太嚣张了，您应该告诉主公，以压抑他的作威作福。”诸葛亮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们主公窝在荆州时，内忧外患不断，北边有曹操，东边有孙权，家里还有一只母老虎。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法正的帮忙，主公是无法从牢笼里飞出来的。现在主公成功了，自然要好好报答法正，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诸葛亮说的那只母老虎，指的是嫁给刘备的孙夫人。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喜欢玩刀弄枪，手下有奴婢一百多人，随时随地都拿着武器待命。刘备每次去找她，“衷心常凛凛”。诸葛亮知道刘备很宠信法正，因此讲了这些话，帮法正开脱。

　　诸葛亮会这样说，不无道理。自古以来，才能与德行兼备者实在寥寥可数。当太平盛世的时候，也许可以忍受有德无才的人治理天下；一旦遭逢乱世，领导人在招募人才时，德行的考虑便退居第二，能否有一技之长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手下都是一堆圣人，这个领导人恐怕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早在刘备入主成都的前四年，曹操就曾下了一道诏令，里头谈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段话与诸葛亮的观点大同小异，重点在于最后两句：“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只要有才能，我就重用他，至于品德，先摆在一边吧。曹操特别举出齐桓公为例，认为人家可以成就霸业，是因为用了管仲这个有才无德的人，所以他也不想拘泥在才德兼优这个迷思里，而想要跳出来，唯才是用。

　　在三国之前，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在兵荒马乱时。战国时代够乱吧，秦国重用范雎而占尽六国的便宜，尽管范雎本身的品德不佳，《史记》记录了几则他挟怨报复的故事，说他的个性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法正跟他简直如出一辙。战国之外，秦朝末年够乱吧，刘邦崛起后重用陈平，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帮刘邦摆平其他对手。但陈平本身的品德不佳，刘邦的多名老部属曾揭发这家伙的丑行恶迹，说他曾逼奸嫂嫂，又换过好几次老板，忠诚度不高，而且喜欢收贿赂，给他红包较大，他就对人家好，给他红包太小，他就找人家麻烦。这些人对刘邦说，陈平是个反反复复的“乱臣”，应该开除！刘邦听了，心里有点动摇，问魏无知意见。魏无知说出他的真知灼见：“我认为才能最重要，您大概认为品德重要。如果今天有个人的品德像圣人一样高尚，论才能却是个草包，您会重用这个人吗？眼前我们最需要的人，是能用来打败项羽，而不是他有没有逼奸嫂嫂，有没有受贿。”刘邦听了，恍然大悟。

　　陈平的故事，后来成为一种另类的典范。曹操在发布上述命令后四年，又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过了三年又下令：“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连不仁不孝却有才能的人都可出头，天哪！曹操的话说得多露骨埃

　　诸葛亮对法正的看法，显然是有理论基础的，值得我们斟酌。由于诸葛亮充分认识了法正的优点，往后法正对刘备的裨益很大。曹操打垮张鲁后，留下夏侯渊和张郃两员大将镇守汉中，法正建议刘备趁机攻打汉中。夏侯渊和张郃也是不好惹的角色，但刘备在法正的策划下，派黄忠击破敌军，杀了夏侯渊，顺利攻下汉中。曹操得知消息后，酸溜溜地说：“我就知道，刘备自己是想不出这些点子的，一定旁边有高人指点。”

　　刘备自称汉中王后，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权位之高，仅次于担任丞相的诸葛亮。公元220年，法正逝世，享年四十五岁，刘备为此痛哭了好几天。两年后，刘备进攻东吴，兵败回白帝城，诸葛亮很感慨地说：“如果法正还在，就能劝阻主公这次没有意义的战事了。就算劝阻不了，只要他能跟去，主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诸葛亮对法正的怀念溢于言表。

　　有名气无才德的许靖

　　诸葛亮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把每个人都摆在最适当的位置。以许靖来说，这位老先生根本是个投机分子，他一辈子换了好多老板，从董卓一直到刘璋，他的向心力都奇低无比，有多次开溜、落跑的记录。刘璋遭到刘备大军的围困时，他甚至想打开城门投降刘备，被发现了，刘璋认为当时情势紧张，暂时没杀他。刘备攻下成都后，很看不起许靖，法正出来说话，他的说辞也很妙：“天底下有一种虚有其表而无其实的人，例如许靖。但主公正要开始创业，不能不注意天下人的看法。许靖虽然名不副实，但世人不知，都以为他很了不起，主公如果轻慢他了，大家就会以为主公没有礼贤下士的眼光与胸襟，以后就不来投靠了。不如将许靖拿来当样板，展示给天下人看。”诸葛亮的看法与法正类似，对许靖也礼数周到，尽管打从心里看不起这家伙。

　　许靖到底有何本领能“虚有其表”呢？根据《三国志》的说法，他“爱乐人物”，与人为善，广结善缘，人缘奇佳，此其一。他“诱纳后进”，对于晚辈和年轻人多有提拔，此其二。“清谈不倦”，此其三。关于“清谈”的意义，后人多有误解，甚至有“清谈误国”的讹传，这是有待澄清的。今人唐翼明的《魏晋清谈》是这类论著中的权威，可参看。唐氏对清谈的定义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话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许靖既然精通这种当时贵族热衷的“学术社交活动”，当然会受到极大的敬重。为了拿许靖当礼贤下士的招牌，刘备封他为太傅、司徒等职，以示尊重。他也很长寿，活了七十多岁。

　　老板的老部属——糜竺、简雍、伊籍

　　糜竺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商人，家里有上万个仆人，有数亿资产。东汉末年，兵荒马乱，任何有投资眼光的人，难免会想做点政治投资，糜竺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在徐州牧陶谦底下做事，陶谦死前，派他去迎接刘备。刘备当时只是个落魄的小军阀，没啥本钱，而且常常挨打，有时甚至连老婆儿子都被抓走。但糜竺是很厉害的生意人，他在刘备最低潮的时候加以赞助、押宝，双手奉上自己的妹妹和全部家产，使得刘备能东山再起。

　　春秋时代，孔子能顺利周游列国，是因为有个“比尔·盖茨”级的徒弟子贡全额赞助。糜竺对刘备的帮助，相对于子贡对孔子，刘备对他当然感激莫名，以后有什么好处，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投资人”。平定益州后，糜竺升任安汉将军，且位阶跟诸葛亮一样崇高。但和许靖一样，糜竺只是个招牌人物而己，他的职位纯属酬庸性质，并无实权。《三国志》说他“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言下之意，他是个好人没错，可是除了做生意，并没有特殊才能，刘备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对他礼遇有加，看来糜竺真是押对宝了。诸葛亮面对这个位阶与他等高的人，并无任何嫉妒或排挤之意，他知道糜竺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是他诸葛亮无法取代的，两人相处也很融洽。

　　糜竺受到优渥的礼遇，他的弟弟糜芳就倒霉多了，不仅没能跟着到益州享福，还得待在荆州跟关羽斗气。糜芳名义上是南郡太守，和襄阳太守关羽平起平坐，事实上等于关羽的手下，一天到晚被碎碎念，被嫌东嫌西。关羽北伐曹操时，糜芳趁机在后方扯后腿，延误物资的补给，关羽火大了，威胁要用军法办他。糜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投降孙权，坐视东吴搞死关羽。

　　糜芳将事情闹得这么严重，当人家哥哥的糜竺，急忙向刘备请罪。刘备虽在气头上，仍很有风度地安慰糜竺，认为“兄弟罪不相及”，对他依旧很好。但糜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关羽，一年多后就发病而死了。

　　简雍是刘备的老同乡，很早就跟随刘备了，是老部属。他和糜竺、孙乾都是清谈的高手，口才不错，有时会担任使者的工作，满称职的。他也经常用滑稽、搞笑的方式劝谏刘备。有次他跟随刘备出巡，刘备看到有户人家藏有酿酒的工具，大怒，要移送法办。当时蜀国的法律规定，天气干旱时要禁酒，酿酒的人有罪。简雍见状，随手以路过的一对男女为例，说：“这两个人想通奸，为何不抓起来法办？”刘备问：“你怎么知道他们要通奸？”简雍说：“他们有用来通奸的‘工具’，跟这户人家有酿酒的工具一样。”刘备一听大笑，知道简雍的意思，于是放了持有酿具的人家。

　　简雍“性简傲迭宕”，跟刘备同席时，常常坐没坐相，或躺或趴，“威仪不肃”，只在意自己舒不舒服。更扯的是，有时诸葛亮刚离开，他便把身体伸展到诸葛亮的位置上。诸葛亮知道简雍是刘备的老班底，口才好，又能用搞笑的方式劝谏刘备，因此很敬重他，处处忍受、退让。

　　伊籍原本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死后，他改投刘备麾下，一路追随到益州。他是个很有“才辩”的人，出使东吴，不辱使命，连孙权都很赞叹。伊籍在刘备的团队中，不是摆着好看的，他有真才实学。诸葛亮要制定蜀国的典章、法律制度时，慧眼独具，找他一起编撰《蜀科》。这种工作难度很高，尤其在典章、考试制度中，考绩之法可能是最复杂的，在三国时代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好的考绩制度可让公务人员发挥最大的效率。我们喜欢嘲笑公务员是“米虫”，那是因为现在的考绩方式是以年资计算，换言之，干得越久职等越高、薪水越多，完全不讲究实质的效率问题。《蜀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从当日蜀国公务人员的超高水平表现，可以知道这套制度有多好，制定者伊籍等人的能耐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