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天晚上,邓肯在柏林演出。但她似乎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但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
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大声对邓肯说:“你的舞蹈非常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邓肯反驳说:“您说什么?这蓝色幕布是我自己的,我发明它的时候才5岁。我从小一直都用这种背景来跳舞!”
那人说:“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思想!不过,您正是我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邓肯反问道:“那!可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我是艾琳·特里的儿子。”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艾琳·特里,这是她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
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开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的母亲说:“啊,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舞蹈这么感兴趣,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这还是母亲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热血男子,他兴奋之极,向邓肯解释着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克雷格身材挺拔,面貌极像他那完美的母亲。近视镜后的眼睛中蕴藏着灼人的热情。周身却有那么点女人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他对邓肯说:“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邓肯迅速地坠入到与克雷格的爱恋之中。有一段时间,邓肯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睡了两个星期。
克雷格身无分文,邓肯又不敢回家去取钱。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餐饭,让人给送来。邓肯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之后,邓肯和克雷格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克雷格为人很风趣,他从早到晚都精神饱满,并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他兴趣广泛,充满想象。
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回到冷静、严肃之中,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面对着邓肯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揪住自己的头发,对着邓肯吼道:“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这时也想起了自己的学校,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尽管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他的自尊心,作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常常说:“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惠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伊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邓肯反驳说:“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惠,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
同时,他们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伊丽莎白为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当她们知道了邓肯跟克雷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
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邓肯。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的艺术,最后讲到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母亲,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母亲这么多年来,把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现在他们忙于各自的利益,离她也就越来越远了,于是她觉得枉费了自己全部大好年华,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而且因自己年岁渐大,怕成为子女的拖累,这种变化无常的心情有增无减,她经常表示想回美国老家。
邓肯和伊丽莎白姐妹俩把她送到了码头。她们含泪告别。母亲在甲板上看见邓肯伏在围栏上呕吐不已。她大声喊道:“伊莎多拉,你怀孕了,注意身体。”
邓肯对怀孕溢满了幸福的感觉。她渴盼着孩子降生后会带给她快乐和劳累。
她仍然继续在公众之前跳舞,教她的小学生,爱她所爱的人。
但克雷格显然对邓肯的怀孕措手不及,他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嘴里叫嚷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1906年的春天到了,邓肯签订了一个合同到丹麦、瑞典、德国各处旅行表演。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学校的费用太大了。她把全部的储蓄都用在了学校上,但仍然不够。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邓肯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首演结束后,体育学院的女学生们送她回旅馆,一路上在她的马车旁边跑着跳着,表达她们的欢乐。
邓肯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很不赞成她们的那种训练方法,她觉得瑞典那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只是为静止的呆滞的身体制定的,而没有考虑到活动的身体。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没有顾及想象,把身体当成一个物体,而不是一种活力量。
她把她的观点尽力解释给学生听。但是她们却未理解她的理论。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季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邓肯终止了她的演出,6月,匆匆看了看舞蹈学校后,邓肯急于想到海滨去。她首先到了海牙,接着从那里到了北海海滨的一个叫拉德维克的小村。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别墅。
邓肯以为生孩子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她搬到这间离最近的一个城镇都有100多千米的别墅里,而且只请了一位乡村医生为生孩子做准备。
时间慢慢地过着,邓肯完全一人独自生活,不会见客人。每天在海滨散步。
她一直渴望见到大海,现在一个人住在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连绵数千米的沙丘。
晚上,邓肯躺在床上,感觉着肚子里胎儿的活动,回味着夹杂在阵痛中的甜蜜。
她现在有时间就回想自己少年时、青年时在异国的漂泊,还有对舞蹈艺术的发展。
邓肯独自以大海、沙丘和肚子里的孩子为伴。她从6月一直住到8月。期间,一直是姐姐代她负责管理着舞蹈学校。
7月间,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学校教学的各种设想,还编出了一整套500多个练习,这些练习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正规的舞蹈动作。
母亲因为不能接受女儿不结婚便生孩子的事实,因此也没有来侍候邓肯。
8月间,邓肯非常好的朋友玛丽·德斯蒂前来看护她。邓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和蔼、好心肠的人。玛丽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9月份的一天下午,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那位乡间医生在边上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儿强行拽出。
在这次经历中,邓肯险些丧生。经过生与死的挣扎,她终于享受到了为人母的快乐与甜蜜。这是一个女孩,有着一双与爱神一样的蓝眼睛,棕色的头发。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邓肯总是靠在床上,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看着她睡。从这可爱的婴儿凝视母亲的目光中,邓肯觉得非常接近生命的玄妙边缘,领悟到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
邓肯的全部心灵都被一种伟大的爱占据着,这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爱——母爱。
身体恢复正常后,邓肯带着女儿和玛丽·德斯蒂一起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学校里的女孩们看见了小宝宝都高兴得不得了。邓肯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
克雷格给他们的女儿起了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是“爱尔兰所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