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双雄：克虏伯和拜茨

8.阿尔弗里德的狱中岁月

　　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兰德思堡监狱蹲了6年，这6年中，世界并没有停止不动。各个家庭和公司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重新寻求发展。几年转瞬即逝，阿尔弗里德整天都要点亮监狱大厅里的那盏铁蜡台，或者晚上写那个没头没尾的报告，这是法庭要他写的。后来他被允准用纸笔写个人笔记，他就用短短的几周时间撰写了一篇科学论文。

　　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使自己精神放松的方法。在他那篇科学论文里，他试图论证一个新的宇宙物理理论。

　　外面的消息他是通过探监和报纸得知的，但当时朋友和家里人去探监是很难的，而兰德思堡监狱离埃森和布律巴荷都很远。阿尔弗里德被释放以后说，监狱里的人所了解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对所有那些帮助他和克虏伯公司的尝试，他是否也进行了正确的判断，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委任他的弟弟贝托尔特使他的权力，而当时，他的弟弟是全家唯一能自由活动的人。到死贝托尔特内心里都受此煎熬。

　　在阿尔弗里德入狱前期，为了挽救他们家的财产，贝托尔特他们的家庭顾问想出了一系列的步骤。但阿尔弗里德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与家里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布律巴荷去世一周后，他的遗孀贝塔，即阿尔弗里德的母亲，向盟军高级专员们提出申请，家庭财产应该作为遗产留给她与她的孩子们。这实际上意味着剥夺了阿尔弗里德的继承权，因为根据他父亲的意愿，阿尔弗里德是家庭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根据古斯塔夫的愿望，希特勒在1943年11月12日亲自签署了这份继承法中的特殊规定。人们因此称之为“克虏伯法”。现在他们的家庭律师声称，这个法律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规定与现行继承法相违背。阿尔弗里德的弟弟妹妹们支持母亲的申请。他们试图挽救一些在没收阿尔弗里德财产后剩下的一部分。但高级专员们没有答应这个家庭的申请，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但这件事情给尚在狱中的阿尔弗里德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在阿尔弗里德收到判决书7个月后，他又获悉一个坏消息：美国驻欧洲部队的军政府长官和最高指挥官卢修斯

　　D科雷将军，拒绝了阿尔弗里德的获释请求，相反却确认了对他的判决。他只修改了一点，而这一点对克虏伯公司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本来克虏伯公司应移交给盟军管制委员会和它的苏联同盟。但后来的几个月里，西方战胜国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盟军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科雷将军也不用再幻想，有朝一日鲁尔区对苏联开放后，会发生什么了。他通过一项决定解决了业已存在的问题。阿尔弗里德的工厂“位于哪个占领区，就由哪个占领区的盟军最高指挥官来没收”。通过这个决定，克虏伯在马格德堡的格鲁森工厂，因为位于苏占区而永远离开了康采恩。

　　阿尔弗里德被捕后，埃森工业区死一般地沉寂，而那里曾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工厂的工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些工厂保安人员，他们的任务是使工厂不至于化为灰烬。尽管克虏伯管理大楼已部分被毁坏，在它周围是大片大片的废墟。但调查情况表明，只有约32％的工厂全部被毁，约29％的工厂严重受损。废墟中的生产设备大约有一半尚可使用。因此，那些战后陆续回来的克虏伯人开始清理这片废墟。

　　真是祸不单行，没过多久，阿尔弗里德又受到了一次打击。美国人接受埃森这座城市后才两个月就又撤走了，把他们的占领地交给了英国人。从这天起，司令官宣布，英国军政府要独立领导克虏伯公司。他们将一位军官任命为克虏伯公司和克虏伯一家的唯一合法元首。英军长官AL道格拉斯福尔斯上校在他掌权的第一天，就将克虏伯公司的代理人及各部门领导(总经理们都在狱中)全部召集到公司的大会厅。他僵硬笔直地坐在那个长长的绿桌后面，身旁只有一个穿制服的秘书。他的对面站着约20位克虏伯经理，他没有要求他们坐下。用德语来说，就是“为了让您们更好地理解我”。他以尖锐的的话向他们通告了埃森克虏伯公司的命运，似乎这命运是由战胜国决定的，他指向窗户，透过窗户人们可以看到工厂被炸毁后留下的废墟、炸倒的烟囱和倒塌的墙，它们在雾中，在11月的朦胧小雨中几乎消失了。“在外边，我的先生们”，他冷冷地客观地说，做了一个蔑视的手势，“再也不会有一个烟囱冒烟。铸钢厂所在地将变成农田和草地。英国军政府已经决定，永远关掉克虏伯。就这些，先生们。”克虏伯的先生们被这句话惊得哑口无言，13年后，只要一有好机会，每个当时在场的人都还能一字不差地重复这位上校的话。

　　福尔斯的话导致了对克虏伯公司设备的拆卸。如果说30％的工厂设备是被炸弹炸毁的，那么现在，又有40％的设备变成了一场极端残酷的设备拆卸的牺牲品。现在，那些撤走又返回和从战俘营回来的克虏伯人，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来破坏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因为克虏伯公司位于英占区，所以它被拆卸得格外彻底。许多克虏伯人都认为，英国人这样做，是想把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讨厌的竞争对手彻底清除掉。当时，那些工人不得不将他们的机器变成废铁，他们深感痛苦而倍受打击。他们并不知道，就是这种彻底的破坏却是一个机会。一方面，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的困苦，最终导致盟军采取大规模援助措施；另一方面，那些新工厂都安装了高技术设备，导致后来，特别是英国厂家，在竞争中非常难于与他们抗衡。

　　随着约翰J麦克科罗易被任命为美军驻德最高指挥官，标志着德国最严重的战后阶段终于结束了。这时阿尔弗里德在狱里已经呆了6年。诺伯特米伦在他1960年所写的关于克虏伯的书里，用难忘的话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那场风暴，已经把德国变成了沙漠，现在它终于过去了。温柔的风开始刮起来，经济、民主意识与和平共同体得到了恢复。这个新德国显然站在西方一边，西方各国正在与苏维埃世界的极权主义者进行一场冷战。”两年后，麦克科罗易继续取得进展，他努力将德国与西方以及西方与德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两国中间发展了伙伴关系，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1950年底，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后，麦克科罗易命令战犯大赦委员会，重新审查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及与他一起被判刑的克虏伯经理的案件。

　　1951年1月31日，判决两年半后，麦克科罗易向所有受克虏伯案件牵连被判刑的人提供了大赦。他免除了对他们的刑罚，也归还了克虏伯的财产，他认为：“剥夺克虏伯财产完全违背美国的法律。”这个决定是对案件卷宗进行了详细研究后才做出的。麦克科罗易认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并没有积极参与公司的领导。鲁尔区其他的工业家，也使用了强迫劳动力，他们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或者根本没有受到惩罚，克虏伯财产的没收，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理论。

　　但是，克虏伯公司的财产不再予以没收，并不意味着这些财产会无条件地还给阿尔弗里德。但让我们先随着德国与国际新闻界去兰德思堡看看。1951年2月3日，“纽约时报”和当时年轻的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全部来到了那里。当阿尔弗里德带着幸福的微笑来到监狱门前时，他受到他弟弟贝托尔特迎接。世界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不同的。“时代杂志”二月刊对这一场面有生动的描绘：“上周一个雾朦朦的日子，早晨9点钟，兰德思堡监狱的门开了。”

　　29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穿着破滑雪裤，蓝色或灰色的夹克，没有系着领带。他们挤过等候的人群，贝托尔特

　　克虏伯跑向他的哥哥阿尔弗里德，他就是被炸毁的钢铁和武器帝国的继承人……，把一束水仙和郁金香花递到他手里，两个人坐进一辆黑色塞当车，驱车来到兰德思堡最好的饭店去用香槟早餐。43岁的阿尔弗里德，是克虏伯王朝的首脑，克虏伯已经向德国的三次战争提供过武器。他认为：“我希望，永远不必再生产武器。”克虏伯的获释引起了盟军的极大注意。

　　巴黎新闻界认为“就象所有令法国人憎恨的东西--普鲁士精神、泛日尔曼主义、军国主义、工业倾销等重又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了。美国军政府长官约翰麦克科罗易和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官托马斯汉狄决定，释放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并重新审查其他100名犯人的案件，这些决定是根据大赦委员会的结果做出来的，……麦克科罗易也修改了另外21名穿红马夹的犯人的审判，穿红马夹在兰德思堡监狱就意味着判了死刑。这些人的死刑变成不同期限的徒刑。在兰德思堡，现在只剩下7个人还穿着红马夹。他们在下周将被绞死。”在克虏伯家，关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还讲述了许多细节，贝托尔特报纸上所写的“香槟早餐”非常恼火。

　　因为这样的早餐当然不是他安排的。(克虏伯家族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厚脸皮和不得体)他怎么会预知，酒店老板会恰好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拿一瓶“克虏伯家付帐”的香槟跑过来呢？

　　兄弟俩然后回到布律巴荷，在布律巴荷的邮房里，他们的母亲正等着他们。埃森对一个克虏伯还是封锁区：山庄仍由英国人占领着，公司仍然在一个英国军官的领导下，克虏伯家里人不准在埃森有任何财产--甚至包括私人财产。埃森的多少代市长都靠着克虏伯，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归功于克虏伯，但他们现在见风使舵。1946年，他们免去了克虏伯一家的荣誉市民权，这个荣誉市民权是埃森市长于1936年11月20日，在庆祝克虏伯公司成立125周年纪念时，授予贝塔和古斯塔夫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伯伦家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上格劳姆溪村的村民，伯伦家位于这个村，他们在德国反克虏伯成为时尚的时候，没有效仿埃森市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