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双雄：克虏伯和拜茨

20.家庭故事

　　凡1955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无法想象，当年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对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战争结束都11年了，仍然还有几千名德国战俘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受着煎熬。阿登纳带着所有这些人亲属的希望、也包括冯

　　伯伦全家人的希望，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阿尔弗里德的弟弟哈拉德，生于1916年，自1944年就被囚禁。全家得到他的消息很少，但他们知道他还活着。1944年，他28岁，他先被囚在罗马尼亚战俘营，后来被囚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释放营里。在那里，他本来马上就要被释放回家了，但他被人认出是克虏伯家族成员，所以被解往莫斯科的一所监狱。这个过程中，有人出卖了他，出卖他的人是一个他无条件信任的人。这个告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但我知道，他至死都没有忘掉这件事。现在他在西伯利亚呆了许多年，与其他所有战俘家属一样，全家人只能为他做这些：他们寄给他信和食品包裹，期望他能收到。他们等着他的信，但信很少来，他们只能请求释放他，与其他几千德国家庭一样。

　　现在奇迹出现了。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奏效了，又有一大批战俘可以返回他们的家乡了，在那个幸运者名单中也有哈拉德冯伯伦和哈尔巴赫。

　　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正在北海的济耳特岛上度假。那是秋季10月份，那天很温暖，天快黑了，我们正喝着蜜饯冰茶，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祖母，她请我母亲去弗里特兰的接待营，去那里接哈拉德。他已经到达那里了。之前没有人知道，阿尔弗里德和贝托尔特旅行了。于是，我的母亲，即比哈拉德小4岁的妹妹瓦尔特劳特，就匆匆忙忙带上所有的东西，驱车去弗里特兰。我们非常激动地等在家中，特别是我，因为哈拉德是我的教父。由于我是在他被捕的那一年出生的，所以我从来不认识他。但家里人把他的故事讲得很生动，他好象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给他织了一条暖和的围巾。他后来跟我们讲，那个一米长的围巾真的邮到了西伯利亚，他收到了。显然围巾很难看，根本不会有人会偷走它。

　　在弗里特兰，瓦尔特劳特看到了一个瘦瘦的、有胡须的男人，他眼窝深陷，露出幸福的目光，他很茫然地看着这个陌生又无法理解的经济奇迹的世界。一群记者围住他，她把他从记者堆里救了出来，有整整两天，他们俩躲在卡塞尔的一个旅馆里。他睡足了觉，换了衣服，准备去埃森，在那里没有人注意这个家的事。有许多战俘来自埃森，他们的家人一直很惦念他们，估计他们也呆在俄国，但令哈拉德心情沉重的是，只有很少的几个跟他一起返回了家乡。他总是想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及他们的遭遇，永远无法摆脱。但那一天，他第一次走进那个房子，那个他母亲居住的房子，他把所有伤心的想法与感情都抛到了身后。

　　她站在那个彩色纸链装饰的门前，原先深黄色的头发变成雪白的了，她窄窄的脸依然美丽。在她的脸上，棕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她的旁边站着阿尔弗里德，他听说后立即返回了埃森，他注视着弟弟。本来应该有许多许多话要说的，但那一天人们说的话很少。自哈拉德最后一次与家里人在一起，这个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直到后来，他才慢慢地得知，在他不在的这几年，他的兄弟姐妹们都遭遇了什么。他只隐约知道，阿尔弗里德被捕了，现在他才知道，除了他哥哥克劳斯，艾科伯特也阵亡了，他的大姐伊姆加特失去了她丈夫。阿尔弗里德和瓦尔特劳特也给他讲了贝塔克虏伯的妹妹巴巴拉和她丈夫梯劳冯威尔莫夫斯基的遭遇。因为他们与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有牵连，两人在这不久就都被捕了。巴巴拉在哈勒的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与一些娼妓和罪犯住在一起，而梯劳叔叔被运到了撕克森浩森的集中营。从那里，他与其他犯人一起踏上了臭名昭著的死亡之旅，即从撕克森浩森集中营到什未林。他是为数很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威森，离美军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他亲眼目睹了那些营养不良、精疲力竭的难友们，无法继续往前走了，他们就在路边被枪杀了。战争的结束救了他，救了这个被纳粹判为战犯的人。但随后不久，他又被当成了战犯，这一次是被俄罗斯人逮捕的。在美军撤走后，俄罗斯人占领了他的财产，囚禁了他，然后没收了他的财产。尽管如此，他也算是幸运者之一，尽管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但最终还能够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现在可以与全家人生活在自由中。

　　在随后的几周里，哈拉德知道了所有这一切。这是全家幸福的一段时间，这段幸福的生活在半年以后的一天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是外祖母70岁寿辰，1956年3月29日。

　　家里所有的成员：贝塔和巴巴拉克虏伯的孩子们、孙子们和重孙子们，都被邀请来了，所有能来的都来了，这是战争爆发后在威拉山庄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家庭节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也成了在威拉山举行的最后一次家庭节日。外祖母一年半以后去世了，从此，威拉山庄与家族之间的纽带就断了。)那是一次欢乐轻松的节日，威拉山庄很少有这样的节日。甚至那个令人胆战的楼下大厅也不再昏暗了，明亮的光照在墙上，孙子们站在家庭画像前，比较本人和画像。

　　一些孙女们，也包括我，踏上了发现之旅，在楼上的玻璃房顶旁边玩捉迷藏。二楼的玻璃顶周围是一个正厅似的走廊，走廊里很昏暗，里面充满了影子和劈劈啪啪的声音，这些影子和声音都是从无人住的房间里来的。我们是偷偷来的，所以不敢点灯。但皓月当空，月光斜射进来，在那些深黑的影子里画出了几何图形。原先这里住着山庄的工作人员，现在房间是空的。在一楼有我们的父母曾经住过的房间，我们从那些房间穿过去，我们努力想象，原来那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吓自己吓够了，就返回了图书馆，来到明亮欢庆的地方来。我们弹琴，跳舞，聊天，大笑。阿尔弗里德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着威拉，这宣告了他们婚姻的结束。尽管如此，他看上去很轻松，向许多人微笑。当我们最后来到公园大厅，围坐在大餐桌就餐时，阿尔弗里德为他母亲致了感人肺腑的贺词，孙子们当然都坐在后面，如果他们不用再坐在儿童餐桌里。这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父母也曾坐在这里，坐在桌子后面，这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地方。因为我们旁边没有坐着我们的教师，我们不必默不作声，不必等人问我们，我们才说话。我们可以静静地吃完我们盘子里的菜，我们可以想怎么打闹就怎么打闹。我们觉着，我们比父母当时的情况好多了。

　　这个节日一直保留在我美好的回忆中。我还经常去威拉山庄，一个人，纯粹为了去看看，或者为了去看一场音乐会和展览。威拉山庄的富丽堂皇，威拉山庄的大型仪式，我是从葬礼上认识的。这些适合这个房子和它原来的精神，但这些总会令我窒息。我想永远记住那天晚上的威拉山庄：一个充满舒畅、喜庆和快乐的地方，一个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