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目前是克虏伯总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想担任至少3年。他和福格桑估计,克虏伯公司的整顿需要这么长时间。但福格桑进展得较快。
1970年初就已经有迹像表明,整顿阶段结束了。贝托尔特拜茨发现,他没有必要再等一年,直到阿波斯先生自愿离开这令人神往的职位。也就是说,他采取了行动。
在当时亲临此事的人中间流传着一则逸事,这不一定是真的,但也可能是真的。根据这件逸事,在康采恩最高层,从阿波斯到拜茨的过渡是这样进行的:
监事会会议是定期举行的。1970年初,阿波斯确定了一次例会日期。还有几天就要召开例会了,他给贝贝打电话,希望贝贝能提前一个小时到会,以便他能够单独与贝贝探讨一些问题。阿波斯准时到达,他被带到会议室,等着贝托尔特拜茨。这时候,门开了,贝托尔特拜茨走了进来,但他并不是像预期的那样一个人,而是在奥托布莱纳的陪同下,布莱纳在监事会代表着金属工业工会的利益。阿波斯非常惊奇地抬头看。当布莱纳简短而确凿地对他说,借助于雇员们的选票,在今天的会议上,他们将不再选举他继续担任主席之职,这时,他的惊奇变成了愤怒。尽管惊讶万分,阿波斯仍然神态自若。他很冷静地说,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今天只对会议日程上的事情做决定。而他作为主席将会努力,不会就这样一个议题进行讨论。3位先生一起踏进会议室,他们都一言不发,气氛很紧张。计划中的会议开始了日常进程。
不管怎样,德意志银行发言人现在很清楚,他的地位变得多么弱。可以肯定,企业不愿看到一场斗争性的投票表决,如果他不想让它发生,那么,他现在只剩一条路可走:他必须自愿地迅速辞职。他走了这条路,在1970年的第二次例会中辞职,让他的继任拜茨成了光芒四射的胜利者。当贝贝心满意足地坐在他神往已久的座位上时,他的耳朵里可能响起了他的朋友马科斯施麦林的话:“谁输了第一轮,还根本不到完蛋的地步,最后一轮才起决定性作用。”无庸置疑,他已经赢了这一轮。
银行家阿波斯的辞职令人惊讶,而他辞职的公开理由是,康采恩已经迅速扭亏为盈,这出乎人们的预料,也同样是令人惊讶的。在这种情况下,阿波斯应该给拜茨说:“我早就说过,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如果是那个老拜茨,可能会给他一个回击性的、合适的、也许是伤害性的答复。
但这个新拜茨置之不理,他已经彻底学会了诡计多端和银行家们习惯性的克制,他充分利用了时间所给他的所有机会。他还感到幸运的是,内部敌人德累斯顿银行的魏尔纳
克吕格,因为年龄缘故离开了他在监事会的职位,这样,他就给尤根庞托空出了位置,庞托是德累斯顿银行的新任发言人。庞托和拜茨相互交好,这给新贝贝又加了一分,贝贝已经学会独立地弹奏银行这架钢琴了。他再也不会低估、不会忽视银行的权力和影响。这个错误他已经犯过了,他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现在,银行与他不再对立,不再相互较量,而是寻求合作。与尤根庞托的监事会成员之职进行交换,现在拜茨也在德累斯顿银行监事会担任委员,这叫作飞来飞去。他代表着克虏伯继任人的权力,他谦虚地认为:“无论如何,冯伯伦先生也曾经担任过德累斯顿银行监事会成员,长达25年时间。”向阿波斯实施报复是拜茨的乐趣,在满足自己这一乐趣之时,他不得不又下了一次赌注,但这一次是针对另一个人。在许多人眼里,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拜茨对阿波斯粗鲁的行为令一个人大为吃惊,基于他的志向和他的贡献,这个人直到如今还相信,在克虏伯他找到了他要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就是总公司董事会主席贡特福格桑。
他仅用了3年时间,就把康采恩进行了彻底的整顿。
他偿付了银行贷款,共5亿马克,这个数目大约就是1967年导致克虏伯危机的价目。他可以骄傲地宣布:“我们的金融债务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这个水平将来我们也不会超越。”但是,他无法感到更骄傲,相反,他心中的忧虑和怀疑在不断增加。他观察到,在他任职的3年中,贝托尔特拜茨,这位已故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全权总代理,是如何赢得优势的。两个人关系紧张起来,他们成了竞争对手。拜茨力量越强大,福格桑感觉他被束缚得越紧。他曾一度认为,不必再观察拜茨了。他在那段时间所发表的言论,拜茨是忘不掉的。福格桑先生关于拜茨先生的那些话大致如下:“他在世界历史中绕来绕去,他自吹自擂,但克虏伯需要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辛勤的工作。”这席话把拜茨描述成了这样,福格桑不宜利用它,来使拜茨对自己友好。
拜茨把这些话藏在心里,他决心,再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打击他。
拜茨和福格桑之间的战争爆发了。现在莱茵与鲁尔区的新闻媒体和搬嘴弄舌的人送给这场战争一个常用名,人们称它为“小口径战争”,因为一开始向贡特福格桑开枪时,拜茨只用了一个小口径武器。克虏伯康采恩董事会主席贡特福格桑先生,他是8万克虏伯人和一个又强大起来的公司的主人,他提出一个要求,要成为“克虏伯”。最后一代克虏伯的意志执行者贝托尔特拜茨,提出了同一个要求,但他在杠杆的较长一边。与他的国际关系、高知名度相比,福格桑没有机会。例如:联邦总理勃兰特曾邀请一些工业家到他那里做客,贝托尔特拜茨受到了邀请,福格桑必须亲自努力争取被邀请。“我是克虏伯”拜茨说,没有人能反对他。克虏伯康采恩在北西班牙建造了一个冶炼厂,当这个冶炼厂举行揭幕仪式时,弗兰克总经理邀请贝托尔特
拜茨作为克虏伯代表参加了,福格桑又被推到了后边。“我是克虏伯”福格桑对自己这样喊道,但这些并不管用。他不得不认识到,对他来说,没有可以让他超过拜茨的路。阿波斯担任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时候,福格桑虽然很生气,但他觉着,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有一条内部纽带将老克虏伯人福格桑与康采恩连在一起,但为了逼阿波斯辞职所采用的恶劣方法,重又强大起来的拜茨用于折磨他的许多针眼,使这条纽带上产生了一个裂缝。现在,他自己成了监事会主席,在小口径战争中,贝贝也开始了他的下一步骤。
他甚至干得出这样的事,让全体监事会成员抨击福格桑提供的信息不够。这一步走得实在太远了!
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发生在1971年圣诞节和1972年新年这段时间里。福格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期望他的5年合同以正确的方式获得延长,但他的监事会主席拜茨的一个电话令他大为吃惊。“福格桑先生”话筒里传出这样的话,“监事会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然后拜茨给他解释,他认为必须怎样继续下去:福格桑应该同意对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的章程做一修改,这将给予贝贝远超过股东权的权限。福格桑必须定期出现在监事会商务委员会面前,向他们汇报情况。当然,将来他还必须更详尽地向监事会做报告,对于拜茨任命他的人担任康采恩子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他不应该反对。福格桑曾经说过,“如果董事会不能够不顾监事会的反对贯彻自己的方针,那么他必须走。”也许福格桑应该将所有这些话吞下去不说,那么这就不再是最后一个条件。拜茨声明,基金会必须从公司红利中分到更多的钱,比目前的500万马克要多。这就是必须要满足的前提条件。福格桑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些负责。
他整顿克虏伯的时候,正是那些竞争对手们利用钢铁工业繁荣期的好时机进行大规模扩大的时候。当时克虏伯无法与他们同步发展。原来的工业企业克虏伯在各个不同的德意志帝国里和联邦德国都占第一位,现在它下滑到了德国大工业企业中第13位,这位置并不好听。如果康采恩要重新获得它的地盘,就需要钱。尽管整顿很成功,公司的自有资本占资产负债数的比例依然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这种状况不允许将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而将克虏伯转变成股份公司一直是福格桑追求的目标。只有作为股份公司,康采恩才能获得必要的资本提高,以便将来用这些钱扩大公司的规模。
与这些想法相比,基金会的报效家乡活动和贝托尔特拜茨的虚荣心又算得了什么?无论如何,福格桑一定是这样看的。
福格桑沉浮的故事就是以这种形式流传的。但还有另一个版本,贝托尔特拜茨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一切都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短期任职合同的故事里,没有一句是真的,他给我说,实际上,他在福格桑合同到期整一年前,他向福格桑建议要延长合同。当然,延长合同期的条件与他老合同的条件是一样的。福格桑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他想成立自己的公司,而不想再在一个依赖别人的位置上工作。他声称:“我不想再按照一位总指挥的意思工作”。
这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故事的主角当时和今天都神秘兮兮地保持沉默。贡特福格桑就这个话题无话可说。
只有一样是肯定的:福格桑离开了康采恩,把阵地全部交给了贝托尔特拜茨。
随着时间的推移,贝托尔特拜茨除了希望自己有权力有影响力之外,一个思想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他必须生动地保持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名誉和怀念。他做事的时候,总是以阿尔弗里德可能期望的方式。他实现这一意图的机构是基金会,因此,他必须具有足够的资金。虽然许多人都认为,如果是阿尔弗里德在拜茨的位置上,他与拜茨做法肯定不同,但是,谁又能向贝贝证明呢?
拜茨与福格桑谈话中本来不是一个谈判议案,而是一个口授,贝贝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估计错误。他无法想象,福格桑会离开他的康采恩。他完全相信福格桑会投降的。
不管怎样,他不就是由他拜茨弄到克虏伯的吗?他不就是他的“少壮职工”中的一员吗?福格桑不就是由他拜茨推荐给阿尔弗里德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吗?不,拜茨相信,福格桑将不会忘记这一切,他会说服他,在新的条件下也为克虏伯服务。但福格桑不愿意。他太明白了,在贝托尔特拜茨的领导下,未来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贝托尔特拜茨作为统治者,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福格桑说“不”,然后就走了。
拜茨不能为胜利而感到高兴。人们普遍认为,福格桑的决定是拜茨的一次失败。例如,《经济周刊》概括道:“福格桑的离去使克虏伯失去了一个代表现代管理模式的人。他进行系统的计划,他理智地实事求是地行动,具有企业管理的潜力,他有能力将责任分开,他有这许多优点。与拜茨完全相反。拜茨代表着法官式的管理。他的优点在于他有外交谈判能力。内部人士可以肯定,贝托尔特拜茨的返归,这意味着克虏伯又恢复原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