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尔特拜茨又气人了”,这句短促的叹息被《管理杂志》当成一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罗列了定期出现的合并和接管谣言,最近两年克虏伯成了这种谣言的牺牲品。
监事会每年定期举行两次,而每次会议前几个星期,就有一次有关克虏伯和拜茨的新闻运动。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于1989年6月21日举行的的监事会会议也是如此。
此次所涉及的是克虏伯与联邦属的萨尔茨吉特康采恩的合并。人们想象,贝托尔特拜茨和恩斯特皮泊会共同主持一个合并的康采恩,这引起其它经济巨头极不寻常的强烈议论。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天啊,那就是在最高层有两位演员!”类似的说法也见诸报端,还有一些相对很明确地指向康采恩的:“两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但合并的前提是克虏伯要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这一点对萨尔茨吉特太清楚不过了。这样一来又回到贝托尔特拜茨行使其否决权的那一点,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这是众望所归而且必须要做的,但这在他的眼睛里,有一个无法修补、不可原谅的错误:这将明显削弱他的权力。他原是掌握一切的多数股持有者,他通过克虏伯基金会行使对康采恩的所有权,而如果变成股份公司,他将“只”还是股份公司最大股东的代表。他这样的股东代表根据股份公司法享受一定的权力,但与有限公司法给予一个像他这样的多数股股东的权力相比,这权力要少得多。于是围绕计划中的合并所进行的一切会谈和议论,很快就又变成毫无意义的事情了。这个谣言,加上一些断断续续的消息,都对克虏伯公司的声誉没有益处。
所有这些发生在克虏伯监事会会议举行的前几天。
1989年6月21日举行的克虏伯监事会会议具有历史意义。这次监事会上,弗里德尔纳伊勃成为新的监事,他是西德意志银行行长。他与监事会的其他先生一起了解了1988年康采恩的业绩。借钢铁繁荣之机,康采恩亏损额没有超过2.02亿马克。在这种出乎预料的钢铁行业的繁荣没有到来之前,监事会的先生们在想到克虏伯的未来时,一些人可能会做恶梦。另外还有有关康采恩彻底改造的许多信息和错误信息,以及永远都不想终止的关于贝托尔特拜茨的讨论。这样,大家有个共同的看法,不可能、也不允许这样继续下去了。
康采恩需要一个新的、面向未来的方案,这些方案应该由其领导中的新人来实现。已经做出了一个预先决定。3月1日,格哈德克劳默已经代替提前退职的威廉沙伊德走马上任了。
克劳默,44岁,很年轻,1986年才来到克虏伯,即3年前。当时落到他头上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整顿莱茵浩森的克虏伯钢铁股份公司,这个任务使他充分表现出他果断的执行能力和决策能力,他职业生涯中的前15年是在法国的圣戈邦集团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度过的。他作为危机管理者在克虏伯很成功,但他没有康采恩经验。
现在,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监事会的领导岗位也应挑选新人。实际上,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贝托尔特茨放弃了他的监事会主席之职,吞下了一勺苦药,仅任命他为名誉主席,算是给他的药片上包了薄薄的一层糖衣,代替他的是曼弗里德雷宁斯。
雷宁斯54岁,也属于拜茨以后的一代,他与格哈德克劳默相反,对一个他要面临大康采恩的问题非常熟悉。他是从公司出来的硕士工程师,上豪森冶炼厂一个厂长的儿子,也是矿区的儿子,原来他曾担任祝福冶炼厂董事长,这一工作经历给他的新职位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自从他从祝福冶炼厂辞职,他曾经在不同的企业和银行担任过自由职业顾问和监事会成员,并担任过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积累了协会经验。
尽管他有如此好的专业及个人前提条件,他也许也是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因为,尽管他接任的是拜茨先生的监事会主席之职,但无论如何并没有也接管他的权力。在新任监事会主席曼弗里德雷宁斯之上,压着财产所有者和遗嘱执行人拜茨这块沉重的阴影,这个阴影曾经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赶走了贡特福格桑,阻止了许多好的管理人员进入康采恩的最上层。我这样对贝贝说:“您实际上只把一块肉扔给了狗,而实际上所有对您重要的东西,都保留在您手里。”他认为,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这样说的,但事实上,他也不否认我的说法。他的说法实际上要文雅得多:在克劳默和雷宁斯面前,他将像一个年事已高的国家首脑,不再积极参与,而是起顾问作用,他将是经验和睿智的源泉,只要他们需要,随时可以供他们使用。
但几个星期以后,就无法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再积极参与的退休首脑。得莱斯顿银行、西德意志银行、伊朗和新的监事会主席共同拟定了计划,要重新调整康采恩的结构,使其能有个美好的未来,但他通过基金会拒绝了这个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也有一个决定性的缺点,它也包括要把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转变成股份公司的内容,这一次他仍然不予同意。
这样,1989年结束时,康采恩领导仍然没有对康采恩本来已误期的结构改革产生任何效果。写了许多,印了许多,说了许多,也猜测了许多,但克虏伯人所盼望的转变并没有到来。格哈德克劳默这位新任董事会主席,不仅在媒体报道中仍然位列他的提携者之下,他被评为德国经济界最优秀的后起之秀之一,人们常称他是个优秀学生。1990年5月,他参加汉诺威博览会,向大家介绍克虏伯康采恩将在今年至少不赔不赚,这是许久以来第一次,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这次博览会上虽然他指出,这些当然也应首先感谢他的优秀康采恩,但同时他也乐观地补充:“1989年是结构改革之年,1990年将是觉醒之年。”他要把这些话传到贝贝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