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逻辑

第九章 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1911年10月27日，大清正部级官员，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躲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一事件震动国际社会。这位拥有无尽财富，无上权力的中国老人，怎么会成为国家的公敌，需要第三国来庇护自己的人生安全。这件事的受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而这一天距离历史上那场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只过去17天时间。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然后转道海外避难。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盛宣怀于当晚离开北京。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部长，也仅仅十个月。邮传部是个实权部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从1896年起，盛宣怀一直是这个实权部门的掌舵人。多年来，盛宣怀始终处于风口浪尖，周旋于官场与商场两界。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晚清官商两界的强势人物。按照李鸿章的说法，盛宣怀一生所求，不过是“办大事”和“做高官”。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可以说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盛宣怀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一位苏州商人对他的评价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来形容盛宣怀并不为过。盛宣怀操持洋务多年，轮船、电报、矿利、银行皆在其掌控之中，可以说是独揽东南利权。当时有人称其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当然这里的“十六颗夜明珠”只是一个约数，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颗明珠应该是铁路。在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十年时间里，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里程。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修建的铁路，却成为压垮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人占位9席，其中6人为皇族，时人讥为“皇族内阁”。盛宣怀也跻身内阁大臣，时任邮传部大臣，风头一时无两。

　　严格说来，盛宣怀并不属于晚清权力集团中的任何一支派系，可是却“总揽大政”。正因如此，他也成为官场上的众矢之的。再加上他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得罪了各方利益集团，为自己埋下隐患。晚清时期，随着一系列空前的社会变动，中国社会衍生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以科举功名和职衔、顶戴为标识，附骥于官场，又同时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孜孜牟利，成为清末民初一支举足轻重、极其活跃的社会集团力量。

　　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拥有相当的财富实力，更有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出现逐渐取代了传统绅士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他们身上兼具绅与商的双重特质与身份，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

　　中国民间社会总是喜欢把大人物之间的关系赋予一些非正常的传奇色彩，以显示局中人的不凡手段。在李鸿章与盛宣怀之间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李鸿章参加乡试的时候，正赶上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主考官。正当李鸿章在考场上答不出题的时候，盛康及时地向他抛出了“绣球”，帮助李鸿章顺利过关。待到日后发达，李鸿章投桃报李，将盛康之子盛宣怀留在自己身边，委以重任。这件事本就不靠谱，因为盛康进士及第和李鸿章中举是在同一年（1844年），他不可能是李鸿章的主考官。可是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盛康与李鸿章是老相识，并且是一条权力链上的利益伙伴。

　　1858年春，时任湖北巡抚的清廷名将胡林翼函招盛康。盛康善于经营和理财，到湖北后先后以道员的身份办理税收，以充军粮。这时湖北的“牙厘局”创办只有一年时间，一切才刚刚步入正轨。盛康到任，以雷霆手段严杜“偷杜侵蚀，撙浮糜烂”，保障了前方粮草的供应。同年李鸿章也到了湖北，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遂与盛康成为同事。李鸿章对盛康做事风格极为推崇，他曾经手书“萧何关中、刘晏河北”褒奖盛康。

　　李鸿章以“才具优长”将盛康推荐给朝廷，使其步步高升。等到盛康归乡养老，他的儿子盛宣怀已进入李鸿章的幕府班子，成为李鸿章大办洋务的急先锋。盛宣怀生于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三次参加科举都没能中举，只有一个秀才头衔。可是他却创造了晚清官场上的一个奇迹，官至邮传部尚书，位居二品。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奉命率部向天津开拔。时值盛夏酷暑，部队要“日驰数十百里”，遇到急文快函，没有中过举人的盛宣怀居然能够做到“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僚们无不刮目相看。不久，盛宣怀升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继而又因军功升任知府、道员，并获赏戴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他在进入李鸿章戎幕一年多时间里，以“火箭”般地速度蹿升，可见李鸿章对他的赏识。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渗入，在中国长江内河以及沿海一线的航运线上，几乎全是洋人的轮船，中国传统的船运已成衰落之势。一些开明的官员联合起来上奏朝廷，要求自办轮船运输，把航运优势从洋人的手中夺回来。此时的李鸿章已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揽外交、通商、洋务大权，成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到底由谁去具体操办中国人自己的近代船务，完全取决于李鸿章的一句话。

　　刚开始，盛宣怀并没有成为招商局的权力掌舵人。在李鸿章看来，这时候盛宣怀的资历还远远不够，又加上他没有科举经历，不为官场中人所认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实际操办轮船运输的经验。在李鸿章呈送给朝廷的奏折中，推荐开办轮船招商局的请愿人是朱其昂和其他几个人，并没有提起盛宣怀。三年后，李鸿章把招商局创办的主要责任和权力，全部交予朱其昂之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盛宣怀的确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组建工作，因为从一开始，他既是股东之一，也是管理人员。从李鸿章的奏折里可以看到，他认为，朱其昂兄弟在航运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官场人脉关系，把开办轮船招商局的工作交给他们，是最佳的选择。

　　没有使用盛宣怀，并不代表李鸿章已经放弃对他的使用。李鸿章这么做，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最为合适的机会，他也可以借此好好打磨盛宣怀。这一期间，李鸿章还将著名的买办唐廷枢招致麾下。由唐出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盛宣怀则为会办。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为了争取更多商人参与投资认股，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一再声明企业应“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因纯粹的官办太过于官僚，完全的商办又没有背景。“官办”或者“商办”这两个概念，说白了就是携官以令商，携商以令官。轮船招商局从建立之时，就明确了官与商各自的职责，也就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为了改变“商人不乐与官交涉”的习惯，李鸿章强调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但令与华商交接，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商人晓然知官场之不骗我也”。可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又有几个不是逐利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没有亲眼看到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之前，对于认股这件事还是心存疑虑的。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官督商办企业，在筹建过程中招股就不太顺利。因商人的反应比较冷淡，招商局半年时间内实收股金还不到20万两，与当初预期的数字相去甚远。

　　有人说盛宣怀为会办，是李鸿章在自己的权力金元格局中故意安排的一步棋。他把盛宣怀安插在招商局里，让他成为自己的权力代言人。在轮船招商局中，无论是朱其昂兄弟，还是才华横溢的买办唐廷枢，他们和李鸿章并没有深厚的交情。若论交情，在李鸿章手下当差已经有五年多时间的盛宣怀，应该算得上是李鸿章的心腹之人。

　　李鸿章算是晚清权力集团中，睁眼看世界之人。他亲眼见识过欧美工业化的浪潮，也了解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他清楚帝国的经济命脉所在，也知道当下所面临的财政困境。他选择官督商办这样一种方式，其意图一方面是为新兴的企业获得正统的名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运行民间商业资本，以此来激活僵死的朝廷财政格局。李鸿章在这里追求的虽然是一种短期效应，可是对于步履沉重的晚清政府，已经经不起时间的折腾。只有采取直接而有效的手段，花最少的国家资本，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不需要朝廷给予足够的资本，就可以展开获利之旅。不过在一些参与利益博弈的私人资本看来，这同样是一个和朝廷平等交换利益的绝好机会。因为在商人们看来，只要李鸿章的权力控制能够落到实处，就能够免除或减轻国家机器对于商业、商人利益的盘剥。在商人们看来，只要国家少从商业上搜刮一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少一些，自己的利润空间就会大一些。

　　轮船招商局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办了起来，对于李鸿章而言，最难以把握和掌控的是那些官方监督者，因为始终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限制官方监督者的权力。他们将官场上的那一套规则娴熟地运行于公司管理，就算是企业运行不畅，哪怕是倒闭，板子不会打在他们的P股上，他们就感觉不到疼。可是对于那些携带资本而来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却反复挑剔，轮番换人。矛盾由此变得尖锐起来，督办官员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企业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阶层。

　　从一开始，企业家与官员就不处于一个相对等的利益博弈格局中。企业家是股东，是资本的真正主人，他们对于自己投入的资本始终怀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的利益。当时很多这样的民营资本参与的企业都没能够活着走出这种利益博弈的怪圈，企业被各种权力管道抽吸成一个没有任何油水的空架子。置身于这种博弈格局中的官员只想着利用规则捞取利益，被权力绑架的企业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再提供现金流。官僚开始全面取代企业家的位置，他们把自己转变为官员经理，把国家的监督转变为官僚的控制，昔日的官督商办开始演变为全面的官办。

　　当时重要官办/官督商办民用工业

　　名称 年份 创办人 经营形式 名称经费（银元）

　　直隶开平煤矿1878 李鸿章、唐廷枢 官督商办2055944

　　汉阳铁厂1890 张之洞 官办5560000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 李鸿章 官督商办1418203

　　华盛纺织总厂1894 李鸿章、盛宣怀 官商合办1118900

　　轮船招商局1872 李鸿章 官督商办2780000

　　上海电报总局1880 李鸿章 官督商办2247352

　　中国铁路公司1885 李鸿章 官督商办417000

　　北洋官铁路局1890 李鸿章 官办2446400

　　台湾铁路1891 刘铭传 官办1800050

　　从上图可知，1870年之后，李鸿章是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的最大股东。

　　这时候的李鸿章最为深切的感受是：这个国家需要花钱太多，而财政收入总是入不敷出，这严重妨碍了他设计的一系列发展构想。国库没有钱，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和构想都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为了激发商人参股的主动性，李鸿章在商人的权力、利润的回报、股权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都开出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优惠条件。

　　尽管如此，帝国的传统商人对李鸿章创办的实业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断然拒绝了李鸿章要他参加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和管理工作的邀请。对于这个时候的胡雪岩来说，他只关心他的生丝和银号业务。倒是那些新兴的买办阶层对李鸿章的计划持欢迎态度，事情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往前推进。

　　这看上是像是官商互动的最佳方式，李鸿章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企业提供倾斜性的政策支持，而买办则提供资金和专门的商业技巧，一批看上去还不错的现代企业就这样开张营业了。

　　随着资金的滚动，那些所谓的官方监督人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与公司的利益管道进行了无缝对接，他们甚至不惜动用隐权力干涉公司的正常运营，由此官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很快走向白热化。一方面李鸿章等官僚集团不断调整企业的人事格局，另一方面，这些主要由买办组成的职业经理人由于担心资金的安全，放缓了投资的脚步，公司的发展速度也随之减缓。所谓的官方监督人与权力系统内部的官员越来越趋于同化，官督商办也逐渐沦为官商同办，甚至官办商看。由他们主导的公司，只能依赖有限的垄断专营和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最基本的运营。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无法离开政治势力的利益需求和权力庇护，李鸿章最初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原始股本的筹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尤其吸纳商人资金一度陷入困境。虽然商人最后认股了10万两白银以上，但是认股的支付很难及时兑现。为使公司发展下去，李鸿章甚至拿出了5万两白银的个人资金用来认股。更为重要的是，朝廷允许公司以7%的利息借用直隶练饷13.5万两白银。

　　招商局建立之初的生存发展还是很艰难的，只能“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替朝廷打工来维持运营，这也是官方权力庇护的最大好处。招商局独家垄断经营政府的漕运业务，并拥有漕粮的运输和免税两大特权，同时还变相获得一项官方津贴。这种垄断权或半垄断权主要是针对外国人所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以维护本国航运利益。虽然此举遭到了众多洋商的倾轧与阻击，但是凭借着官方的金字招牌，还是逐步打开市场。到1876年，招商局资本总额达396万余两白银，比1874年增长5.6倍，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建立之初的5.1倍，船舶总数仅比旗昌少一艘，远远超过太古、怡和等公司。

　　在这期间，盛宣怀完成了一笔堪称完美的交易——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轮船公司独霸中国江海航线十余年，是美国在华的最大洋行。随着英资太古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的崛起，旗昌公司的旧式木质轮船组成的船队已经跟不上发展形势。旗昌既无资金更新其轮船设备，也无实力保有它在长江航线的霸主地位，旗昌最终决定出售资产，开出的价码为220万两白银。

　　为了筹措收购巨款，盛宣怀和时任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游说两江总督沈葆桢，劝其奏拨官款。沈葆桢只愿意拿出20多万两白银。盛宣怀利用官场潜规则，买通沈葆桢的身边人，了解到沈葆桢在别处另存的70万两白银，最终沈葆桢被说服，决定筹拨苏、浙、赣、鄂等省官款共100万两白银，帮助招商局完成了此次产业收购。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怀：“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旗昌船队正式过户换旗，归并轮船招商局，海运实力陡增。在这笔跨国贸易中，也同样表现出政治势力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支持作用。然而，这笔贸易也成为日后京城官员的众矢之的。御史董俊翰指出，购买旗昌公司使招商局拥有的轮船大大超过实际的需要，造成每月五六万两白银的流失。

　　有官员针对购并旗昌一事，痛斥盛宣怀等“挟诈渔利，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慈禧亲自批示，命令李鸿章严肃查处。李鸿章凭借着他在权力场上的巨大影响力，为盛宣怀挡住朝中官员射来的明枪暗箭。他向上奏报，盛宣怀等人绝不会在购并旗昌公司这件事上谋取私利，至于收受20万两银子的回扣更是子虚乌有。

　　盛宣怀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经过多年的暗箱操作，让他在招商局的岗位上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持股2.2万股，价值440万两白银，成为招商局的第一大股东。在并购旗昌洋行时有47处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账册。盛宣怀密函李鸿章，建议安排心腹之人另立公司将其收购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鸿章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的时候，为了争取朝廷支持，盛宣怀还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正是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让身处民穷财尽时代的盛宣怀聚敛了用之不竭的财富。

　　在购并旗昌公司这件事上，盛宣怀的表现可用“完美”二字来形容。李鸿章请求皇帝能够召见盛宣怀，以示恩宠。1879年10月的一天，盛宣怀第一次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虽然说皇帝年幼，可皇家的奖赏对于官场出身的盛宣怀来说，却是至高的荣誉。盛宣怀被委任为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位。这次被皇帝召见，是盛宣怀官场生涯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他是直隶省候补道台之一，且名列前茅。

　　如果认为盛宣怀只是一名手段高明的企业家，无疑是片面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且能在权力场上左右逢源的人。在他图谋经营企业的同时，他的官场仕途同样走得风生水起。放眼晚清政商两界，能够同时出击，且都有巨大斩获的，也只有盛宣怀一人而已。

　　在李鸿章的谋划下，盛宣怀被朝廷任命为天津海关道，而这个衙门，是朝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增设的新机构。这是李的政治布局的一部分。此前，他促成取消了北洋大臣的独立职位，使得这个职位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势力。理所当然，为了协助责任重大的直隶总督，朝廷统一设立了天津海关道。

　　这个新衙门并没有复杂的责任体系，它的使命甚至是简单的。它不负责与地方有关的各种权力，只负责洋务、防务和关税征收。显然，在李鸿章看来，这样的机构必须由盛宣怀来把控。在李鸿章的权力操控下，盛宣怀走马上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于看清楚，通过盛宣怀在天津海关道的工作，直隶总督李鸿章完全控制了供应首都北京地区所需要的主要口岸的商务和收入。对于李鸿章而言，他截取直隶岁入，大有挟经济以令朝廷的趋势，而对于朝廷，似乎饭碗都掌握在李鸿章的手心里了。

　　在李鸿章的政治版图里，盛宣怀到底有多重要，由此可见一斑。盛宣怀是李鸿章权力范围之内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官员。除了天津海关道，他还控制着轮船招商局，并将濒临死亡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救活，这也是李鸿章对盛宣怀欣赏有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