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逻辑

第十章 谁在操控金元博弈

　　也就是在一期间，盛宣怀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对手，胡雪岩。

　　在晚清红顶商人排行榜上，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相上下，他们之所以成为对手，不仅是因为同是政商两界的红人，他们所涉猎的产业，从船政到纺织再到电报，都有着碰撞与交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走的政治路线有着很大不同。盛宣怀走的是淮系李鸿章路线，而胡雪岩则是湘系左宗棠的路线。

　　1879年到1880年，中俄爆发伊犁危机。由于上海到北京的电报联系尚未建立，给朝廷处理事务造成诸多不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开办电报。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开办电报。

　　于是左宗棠急忙向朝廷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而此时盛宣怀也正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

　　正如盛宣怀所料，为办不办电报的事，朝中官员各执一词。作为权力掌舵人的慈禧则认为，电报之事需要从长计议。左宗棠知难而退，胡雪岩也将全副精力继续投放到他的丝绸、茶叶生意上。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在盛宣怀的经营团队中，多有买办出身的置业经理人，其中不乏像郑观应这样的经营奇才。不过，这些资金及人才在盛宣怀看来，不过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对所有，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建议按照轮船招商局的模式，用公开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

　　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小试牛刀。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

　　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通过进军电报业，盛宣怀加速发展其一生的事业，这也为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经济基础。胡雪岩以左宗棠为靠山，在数十年间，集商场、洋场、官场势力于一身，财富愈聚愈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李鸿章，并最终成为李鸿章和左宗棠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说在此之前，盛宣怀只是李鸿章经济事务的代理人，那么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晚清权力场上真正拥有自己的一面旗帜。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而且主要负责电报线的筹建和官督商办电报局的组织工作。这也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商业行为。

　　李鸿章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他向朝廷提议架设这条电报线的奏折，依然没有提到盛宣怀的名字。当朝廷的批文下来，他却委派盛宣怀为代表，去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谈判电报线架设事宜。这意味着李鸿章把自己最为看重的事情交给盛宣怀去办理，但又不至于让他人知道盛宣怀和自己幽深的关系，表面看上去是任人唯贤，不动声色。这样的隐形风格，为盛宣怀接下来的工作铺平了道路。盛宣怀开始着手向商人筹集资金，很快取代了为数不多的官款，完成了资金的可持续性。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大功告成，帝国电报局在天津成立，李鸿章顺理成章地把盛宣怀推到了总督办的位置。

　　此时的盛宣怀兼任总督办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政商集于一身的权力框架，让他如鱼得水。他的下属，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曾经质疑过盛宣怀“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盛宣怀开始广泛铺设电报线，试图建立起一个具有全国性的电报网络。为此，他与丹麦、英国的电报公司马不停蹄地谈判，打算在云南和广东边界连接中国电报线和法国电报线，在满洲边界连接俄国电报线。电报局的事业推进如此顺利，让李鸿章对盛宣怀更加委以重任。

　　中法战争开打后，各种麻烦围绕着李鸿章，轮船招商局的一把手唐廷枢又要远赴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让盛宣怀放下电报局的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轮船招商局，协助唐廷枢工作。说是协助，其实就是找机会全盘接手招商局。唐廷枢的暂时离开，公司大小事务，只有盛宣怀和企业家徐润两个人拍板。徐润显然不是盛宣怀的对手，没过多久，盛宣怀就指控徐润金融投机，逼迫他离开了招商局。等到唐廷枢回国，盛宣怀又指控唐廷枢和他的弟弟唐廷庚“严重亏空”公司，使得唐氏兄弟也知难而退。“官督商办”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政府不可能做到只督不办，作为权力者掌控的权力部门，他们无法遏制自己对于权利的欲望。当出现危机时，商人总是被推到权力者的前面，而等到环境稍有改善，他们又会无情出手，不但揽事争利，甚至罗罪致人，从来都是利益大于情面。

　　一切尽在李鸿章的掌控之中，或许是考虑到盛宣怀的手段过于激进，连续赶走徐润、唐廷枢两名职业经理人，无法向政商两界交代。李鸿章再次将盛宣怀隐藏于自己权力锋芒的后面，选派了自己的另一权力门徒马建忠入主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再度担任协助者的角色。

　　等到局面稳定下来，在李鸿章的一手操控之下，轮船招商局进行全面改组，盛宣怀理所当然成为总督办。盛宣怀就此控制了轮船招商局，既是总经理，又是最大的股东。同时，他还是电报局的总经理，也是大股东。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大产业，轮船和电报，都掌握在盛宣怀手中，以至于当时的中外人士认为，这不是朝廷的产业，而是盛宣怀的个人产业。

　　这时候的盛宣怀正逐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他已经拥有傲视群雄的资本。放眼天下如果说有一个人值得他去服从，那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当然在商界能够与盛宣怀匹敌之人，非胡雪岩莫属。

　　胡雪岩发迹比盛宣怀更加富有传奇色彩，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一提起“红顶商人”，首先会想到的人就是胡雪岩。一名钱庄伙计，通过开办票号而迅速发迹。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了山西票号的百年辉煌。在那样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里，民间金融虽有自由，却依然摆脱不了对于权力的依赖。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权力庇护，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的当家人把大部分经历都放在了官场应酬之上，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也经常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号的发展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将自己的财富命运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胡雪岩能够得到朝中大小官员和漕江帮派的支持，将官场、商场、黑道的各种资源整合为自己的势力。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需要具备胡雪岩那样强大的“整合能力”。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可以说，盛宣怀与胡雪岩的财富竞争，权力交锋，早就埋下了伏笔。

　　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拒绝，这显然是要在两江卡盛宣怀的脖子。

　　与此同时，胡雪岩托熟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愿意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不断派人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并提高购买价格。盛宣怀知道以后，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个计谋。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道森才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盛宣怀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朝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奏，要求撤换胡雪岩。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架设长江电线的权力资格让与盛宣怀。

　　盛宣怀主持电报局后，实力大增。由于与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争端日多，他谋划着要给胡雪岩更致命的一击。他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个机会。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招左宗棠入军机。左宗棠南征北战，每次都要有大笔的银子作后盾。这回为了准备与法国人交战，胡雪岩又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曾经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款一次，本息约50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也就是说，如果胡雪岩没有侵占公款的行为，他就不会因为经营吸储、放贷业务而陷入绝境。在胡雪岩将他的“阜康”字号钱庄、票号设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那时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经营钱庄票号，是相当自由的，甚至一度连向政府备案都不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清政府对民间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

　　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80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时间已经足够扳倒胡雪岩。他开始私下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暂时先补上眼前这个大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迟发二十天而已，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胡雪岩万万没有料到，盛宣怀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致命一击。

　　胡雪岩的一切调款活动，尽在盛宣怀的掌控之中。他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基本上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想挤垮胡雪岩是不可能的，他便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虽然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是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保障资金安全，储户们纷纷上门提款。

　　挤兑首先发生在盛宣怀坐镇的上海，这里也是金融之都。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也将会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可是上海那边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未予理会。他只好发电报向左宗棠求救，结果电报被盛宣怀暗中扣下。

　　百般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将地契和房产都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挤兑引发了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各地阜康银行纷纷受到冲击。胡雪岩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从中做了手脚。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南亭笔记》有则记载，可窥一斑：胡雪岩败迹，官场索提存款者蜂拥而至。扰攘间，左宗裳驾到，按簿亲为查询，官员们于是“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

　　胡雪岩的背后靠山就是左宗裳，而这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帅，虽然威风八面，但毕竟不是最高的那片天，比起朝廷来，他仍为一小巫，而“大巫”不保，小巫又乃之若何呢？

　　胡雪岩的倒掉，看似湘淮两派斗争的结果，胡雪岩看似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则是朝廷早就想瓜分的利益蛋糕。官商也是商，本质为商人的胡雪岩注定是要被洗劫的，这主要由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所决定。贼王不善创造而善打劫豪夺；他要垄断一切，不会允许商人无限做大。在朝廷庇护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动物，势必还会因朝廷要“过年”而遭屠宰，在饕餮的体制，胡雪岩式的“成功”滚出的是一圈连一圈的政治和社会腐败的雪球，最后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蒸发的命运。

　　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东阁大学士、理财专家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已经在穷困潦倒中告别了这个世界。胡雪岩倚靠左宗棠代理朝廷的一些事务，经手巨额款项。由于左宗棠与李鸿章素有不和，使得这个“后勤部长”成为李鸿章政治集团的首要打击目标，所谓“除左必先倒胡”。如果最终得势的是左而不是李，是不是胡雪岩就可以免受打击？我看也未必，长期的斗争正是政治领域一个基本特点，政治斗争中你死我活与商人之间的和气生财相去甚远，商人永远不会成为政商博弈的最后赢家。

　　胡雪岩与盛宣怀从参与政治的那天起，就已经暴露在政治风险当中。自古以来商业资本参与政治都是比较危险的事情，为官者就会千方百计的制定出有利于自己小集团内部的规则，对于政治对头不遗余力执行坚决打击的政策，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对于国家和普通国民则是灾难性的。政府政治力量应该成为国家的守夜人，就要坚持“国不与民争利”原则。

　　一直以来，商人都处于封建社会价值谱系的底层，饱受官府与民间的双重贬抑。虽然情形如此，但是社会又离不开商人。因为即便是最传统的农业经济，也需要商人参与到最基本的生产和交换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始终难以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整个社会结构中，一直被肯定、被尊重，同时认为极有价值的，是那些儒家的官僚绅士。广大的农业生产者并没有能力在更大的市场范围进行产品交换，这样的工作只能由商人来完成，因此，虽然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偏低，但他们似乎很稀缺，因而更容易获得巨大的财富收益。

　　在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家和商人在中国只具有生意属性，整个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对利益和生意的不屑，这是一种道德情绪，不过每个人却又离不开钱财，这就使得企业家商人看上去很粗俗，而其他人诸如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农民，在利益面前却很虚伪。利益导向和市场交换因此只能在一种隐性的秩序下进行。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这种隐蔽的秩序，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企业家的市场化行为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的社会结构里，如此，企业家和官僚的关系，表面看起来，一定是企业家对官员的深度依赖，是政企不分，但在利益的深层次，却是企业家和官僚机构的一种利益博弈。

　　企业家需要利益，官僚机构同样需要利益，一场利益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语境里，官僚阶层以公权力为筹码，将企业家阶层统辖起来，本来是一种市场层面的分工，如今演变为一种政治权力和商人利益的不合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