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逻辑

第十二章 督抚的道德风险

　　有人说，清朝的极度专政是明朝权力运行方式的另一种延续。理由是，朱元璋废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一举打破了汉唐旧制。将分与丞相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个人所有，让皇帝真正成为帝国军政事务的独裁者，权力舞台上的孤家寡人。

　　对于权力者而言，理想虽然丰满诱人，可现实的表现却骨感异常。事实证明，朱元璋“一个人朝堂”的美妙幻境在现实世界里变得千疮百孔。他的那些后世子孙根本没办法扛起这面理想主义大旗，朱元璋心中藏着的那份政治蓝图在有明一代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随着内阁逐渐掌控了票拟等实际权力，帝国权力系统内部还是出现了像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虽无相名，却有相权的首辅大臣。

　　连朱元璋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后世子孙两百多年的一番折腾之后，不但没有走到穷途末路，反而被清朝统治者完成了最后的接棒游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朱元璋的执政方式虽然有颇多争议之处，但是清朝开国的几任皇帝，包括康熙、乾隆，都算是他的忠诚粉丝。他们对朱元璋的政治表现还是推崇有加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将朱元璋“一个人朝堂”的权力蓝图保留并继承下来。

　　在继承的过程中，清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没有设立宰相，甚至将秉旨办事的内阁也进行了二次分权。设立了南书房、军机处一类更加便于控制的权力机构来辅助皇帝执政。

　　同样的一套集权系统，到了清朝则被发挥到了极致。由此清朝也成为封建王朝中，集权政治最为彪悍的一个时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朱元璋的接班人在勤勉治国方面，没有拼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

　　如果说清朝的皇帝是中央权力的核心，那么总督和巡抚则是地方权力的核心。每个皇帝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大大小小的制度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理想国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是光有手段还不行。毕竟皇帝心中的理想国，不一定是官僚心中的理想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皇帝的理想国就有可能会被具体的执行者做局部的修改或者篡改。因为官僚作为“家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样需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空间不受伤害。他不会为了皇帝的理想国，而丧失自己的利益国。正因为如此，皇权通向基层权力的管道，每一道关卡都是分割利益的关口。当然在这其中，由于每个执行者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对皇帝的理想国所造成的伤害值也不尽相同。

　　皇权出了紫禁城，权力系统内接棒的第一人应该是总督和巡抚。督、抚作为皇权在地方的第一代言人，他的好坏将会直接关系到皇帝理想国的成与败。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官员能够升为督抚，肯定会有无数人想要通过各种世俗管道来搭上这条利益线。中国人讲究家族血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家族性的牟利集团，何况是督抚这样高级别的官僚。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升为两江总督。他在写给弟弟曾国潢的信里，反复重申不要为他在乡里安屋置田，扩充家业。他说：“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要知道安屋置田对于官员来说，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也正因为如此，官员在乡籍所在地安屋置田便成为他们权力值大小的象征。有西方人士称，李鸿章在合肥乡下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世界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曾国藩的生活起居并没有因为自己做了高官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他不光不让兄弟为自己在家乡安屋置业，就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也是按照最低标准。曾国藩在他三十岁的时候，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他的为官经历，完全是对自己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的过程。每天从起床到睡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做自我反省。

　　幕僚赵烈文说他与曾国藩初次见面时，作为朝廷大员的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英国人戈登回忆与曾国藩会面时的情形“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不光对自己要求苛刻，对家人也是如此严苛。

　　他曾经在一封家书中对弟弟曾国葆提出严厉批评，原因是弟弟曾国荃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路费过多。当时曾纪泽由江南大营返回湖南老家，路经叔叔曾国葆所在的安庆。叔叔担心侄子的路费不够用，就多给了纪泽一些钱。事后，曾国藩就此事专门教育了弟弟一番：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

　　这句话就是说，儿子回乡，我已经给过他二百两路费，这已经不算少了。我当了十四年的京官，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别人超过二百两银子的馈赠，同样也从来没有给过别人二百两银子。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二百两银子的路费已经不算少。但是对于总督公子来说，一路上应酬使费，并不算充裕。叔叔资助他一些，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却不依不饶，写信切责。他希望弟弟们能够像他一样保持清廉之节，不要做官场上的污浊之辈。

　　曾国藩在生活方面根本不拿自己当一名朝廷大员，在衣食住行方面，能省则省。幕僚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可是对于两江总督这样的高级官僚，却是相当寒俭的。赵烈文就问他：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也就是说，一个封疆大吏的餐桌上没有鸡、鸭、鱼、肉，连火腿也没有。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凡是他出席的宴请禁用燕莱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

　　在住的方面，曾国藩也是完全按照最低标准来对待自己。曾的幕僚方宗诚如此描述曾国藩卧房的情形：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就连对家人的要求也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升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将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他的夫人本来希望到了安庆就可以夫贵妻荣，过过官太太的瘾。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并不比乡下好到哪里，甚至还要清苦。方宗诚记载说，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经回忆说：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湖南老家带在身边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在安庆花费十多千钱，买了一名女仆。曾国藩知道后，极为恼火。“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馀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夫人没有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曾府的女眷，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曾国藩剿捻回任两江总督后，还专门为家中女眷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昔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对每个人的工作量做出了具体要求，并申明自己将定期检查。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除了曾国藩，恐怕再也难以找不到第二家。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是辛苦的。身为总督的妻子兄弟，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曾府家眷成为帝国官场社交场合的异类，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寒酸落伍，与封疆大吏的家眷身份根本无法匹配，更多时候，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尴尬。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前前后后待了有十二年时间。曾国藩为自己积蓄了多少钱呢？同治七年（1868年）年底，他在一封家信中说，他所积养廉，一万八千两。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攒的养老钱，他在写给家人的信里如此交代：“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余者仍寄雨亭处另款存库，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以极丰裕矣。”

　　一直到曾国藩去世的时候，留存的现金也基本上保持这个数。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按照张仲礼的说法，如果一个督抚级官员的总收人没有超过216万两，那就不应该将其划入贪官行列。

　　这么一点积蓄，明显与总督级官员的平均收入不相符的。那么，曾国藩的官场收入，都花到什么地方了呢？要说清曾国藩的收入到哪去了，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一个督抚的“收入”清单里最大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规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规费”更为常见的叫法是“陋规”。从这个“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陋规”完全是官员腐败的产物，最后都会进入官员的私囊。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规费”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务。因此，这笔费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陋规的产生，源于当时特殊的国家财政运转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时候的国家权力系统视为一个大水塘，那些活跃在其中的帝国官员就像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处于运动状态的鱼多，水自然就清不到哪里去。如果有一天鱼儿不游了，水会变得清澈见底。可满塘的生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清朝的权力系统中，除了皇帝这个帝国的一把手，真正有实权的就是那些地方官员。在这些地方官员中，权力最大的应当是总督。巡抚是各个行省的行政长官，相当于一省省长；而总督通常辖好几个省，军政大权一把抓，相当于几个省的“共同省长”兼大军区司令员。

　　当时全国常设的总督只有八个，他们分别是：直隶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湖南湖北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管着云南、贵州，陕甘总督管着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总督管着广东、广西和南海诸岛。

　　也就是这么一方诸侯，可是他们所享受到的国家正式收入（工资）却并不高。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其中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今天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也不过区区的几万块钱，与我们今天的工薪阶层相差无几。

　　当然120两银子只是他们的基本工资，除了基本工资，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其中“蔬菜薪炭银”（餐饮补贴）180两，“心红纸张银”（办公补贴）288两，“案衣什物银”（工作制服类补贴）60两。这三项补贴合计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除了基本工资和各种补贴外，作为高级别官员应该还享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按照当时的统一标准，总督中有些人享受的是公爵中的一等公，他们每年能够领到的爵位工资是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够领到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像雍正年间的陕甘总督年羹尧就是一等公，乾隆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基本上等价于350两银子。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一年的正式收入到底是多少。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是528两，爵位工资是700两，再加上粮食补贴的350两，几项合计下来就是1698两银子。

　　这个收入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的中层阶级，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攒下来的活命之资也不过就是四五十两银子而已。1698两银子几乎是他们一辈子有效工作时间里的收入总和，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也就是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资料显示，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18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180元人民币计，可以达到3240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督抚应该算得上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么一笔看上去接近于天文数字的巨额经费，却连一个总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的支出大致算一算这笔账，看看一个督抚一年到头把这么巨额经费都花在哪些地方？第一项用于私人开支。当然这里的私人开支，并不是官员一个人将钱挥霍掉，而是用于家庭事务和赡养亲眷的开支。清代大员之家，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如果做了朝廷官员，家庭成员还会增加。父母兄弟依靠不说，就连那些沾亲带故的宗族亲戚甚至于同乡也会千里投奔，一个人的收入要照顾少则几十位多则上百位的消费者。而且亲戚、奴婢等家眷增多，相关费用也会相应增多。在任时，修建府邸墙垣、犒赏家人亲丁、车马杂用、衣食豢养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朝廷为此专门制定了一条标准：所有官员的家口，除了要携带兄弟妻子外，其他奴婢杂役等，督抚只准带五十名，藩臬四十名，道府三十名，州县十五名。如果有多携带者，一经发现，以违反经制论处。然而，外任官员没有几个不超过这个标准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史刘子章上奏：“外任官员除携带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者”，“每见知府家口多至三四百人，州县家口多至一二百人，并挈工匠、杂技之流，声色欢娱”。如果靠官员的薪俸来维持色香味俱全的生活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用的。

　　第二项用于公务支出。这是今天的政府人员很难理解的一笔支出项目。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自然少不了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长而论，身边都有办公厅、后勤处、保卫处等一大套常设机构。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同样有这样一套相当庞大的秘书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机构当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都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发薪水。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他们的办公经费和工资都是由督抚自己掏腰包来买单。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不属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在编人员。你爱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并不限制。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当时，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制度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体制会给国家节省大量的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符合中央政府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的制度要求。可是这种表面化的精简方式让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也会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可是没有人会把做官，当作一笔赔本的买卖来经营。于是由权力衍生的各种利益管道，应运而生。

　　在一名官员的各项支出中，聘用师爷应该算是其中最大的一笔。聘请师爷是当时官场的定例，就是再有能力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几个师爷在身边，当然总督身边的师爷应该超过十个，不然根本忙不过来。这些人相当于领导身边的秘书，他们也各有分工。有的负责记账，有的负责断案、有的草拟奏章和代写讲话稿；也有的帮着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事务。

　　一般来说，师爷是官员聘请的生活专家和工作顾问，身边没有这帮人，官员手中的权力就无法得到正常运转，连衙门也有可能面临着歇业关门，也就是说这个钱是必须要花的，省不下来。明清时期官员的实际收入主要依靠“陋规”，其中的大头是“耗羡”（征收白银、粮食时的损耗及折算比例），一般州县官的实际年收入总有几千两银子，其中要拿出近一半来请师爷办公事，说起来倒还比纯粹的贪污行为有点道理。

　　那么官员养一个师爷，究竟需要要花多少钱呢？这个要根据师爷的名气和官员的级别来决定。在清人的官场笔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一位精通司法审判事务的绍兴师爷，个人素质相当突出。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性格孤傲，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包括领导的意见。只要领导与他的意见不合，他立马撂挑子走人。时间久了，圈子里的人在背后送他一个“有始无终”的绰号。

　　因为他工作能力突出，所以并不缺赏识之人聘用。有一个官员上任后要聘请他作刑名师爷，可又担心他在关键时候撂挑子，于是就设了一个局：官员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丫鬟，每天早上按时给师爷送早点，说是“老太太吩咐的”，师爷也没有拒绝。

　　时间久了，师爷被这位“早点西施”的美貌所吸引。师爷当时还没有娶妻成家，在私下里就与这位丫鬟好上了。官员得知情况后，就把师爷喊到面前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师爷很快就反应过来，原来是中了对方的圈套。如果自己再像前几次那样撂挑子不干，那么他就会又落下一个“勾引丫鬟”的恶名。性格孤傲，本就难以伺候，如果在添一个“好色”的恶名，那么将来肯定没法在这一行继续混饭吃了。哪个官员能放心在自己的衙门里放一个好色之徒？那样的话，自己在前堂办公都会不安心的。

　　最后官员就逼着师爷立下一个书面契约：“君作一日官，我作一日幕。”这就等于把自己卖身给了这位官员，成为官员的私人物品。

　　官员大喜，就做主把这个丫鬟许配给师爷做了小妾。与此同时，他又借此机会把师爷的“束修”减了一半。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都要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修”。这里的“束修”就是师爷的聘用金。就这样过了几年，官员打算致仕回家。在临走之前，他把师爷喊到面前说：“君性情孤傲，不善理财，不适合长期作幕。所以我为君成家，并将历年来的那一半束修在君家乡置买了田产。我辞官回乡，君也可安居乐业，从此分别，前途珍重。”

　　师爷这才体会到官员的良苦用心，从此离开官场是非之地，回乡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去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一个师爷的一半收入就能够买田置房，可见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师爷属于聘用人员，并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

　　既然他们没有编制，那就不吃国家的财政饭。他们的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比如说当时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每年可以拿到几百两银子。要知道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又何止林则徐一人？管记账的，管断案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全部加起来共有14位，就算一个人一年拿300两年薪，一年下来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

　　在聘请师爷上也很讲究，所谓一级领导一级水平。既然领导认为自己的水平比对方高，那么在师爷的聘用上，也是暗中相互较劲。当然这里的较劲也不是随便较的，这里也需要一个成本核算。总督的行政级别既然比巡抚高，那么他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就应该超过巡抚。所以一个总督在聘用师爷这一项上，一年就要花费好几千两银子。

　　那么作为师爷，他们的聘金也是不尽相同的。决定师爷价值的，一是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二是和师爷的品牌大小也有很大关系。一个圈子里公认的知名师爷，同时又把持了权力要塞部门，那么他的权力值就会相应升高。古代政府的政务最主要的就是司法审判和财政税收，因此辅佐官员处理这两方面政务的师爷收入最高，前者叫做“刑名”，后者叫做“钱谷”（也叫“钱粮”，有的地方要征收漕粮的，还要另聘专门的“钱漕”及“征比”师爷），每位每年的“束修”都在1000襾银子上下。

　　要知道明清时期的七品县令的正式俸禄也不过是每年45两银子，即使是总督、巡抚的正式俸禄也只有100多两银子，可见这位脾气极大的师爷身价之高了。可见一份价钱一份货，这位爷撂的不是挑子，而是身价。

　　地方政务分门别类，职责各不相同。公文传递处理也需要专门有人负责，这种办公室主任性质的幕友就是“挂号”师爷。往往是由刑名师爷推荐而来，束修不高，岁修能有100两银子就已经算是混得不错了。

　　还有一种师爷与我们今天的机关秘书相近，就是帮助官员起草信件的。其中往往又分为起草对上级信件的“书禀”师爷，和起草平辈信件的“书启”师爷。前者擅长写四六骈文，因为逢年过节，官员都要向上级写请安问好之类的信件，那时候没有手机可以短信群发。这两种师爷的“束修”都不算高，最高也不会超过每年100两银子，一般只有几十两。

　　地方官府往往要主持科举考试，至少每县录取童生的“县考”是要知县亲自主持，出卷改卷的。这方面的事务往往会聘请一位专门“阅卷”的师爷来帮忙，岁修也不过数十两银子。

　　一个官员需要聘请五六位师爷作为自己的私人顾问，同时又不能动用政府财政报销费用。师爷们的束修总额要远远超过官员的俸禄，官员除了动用自己的“灰色收入”付给师爷报酬，是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想的。

　　曾国藩曾经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也就是说在自己衙门里承担日常后勤及行政工作的各类人员太多。同时曾国藩又拥有晚清最大的幕府。虽然部分幕僚的薪水由所在办事机构直接领取，但仍有相当多的“文事”及钱粮、刑名师爷工资是由他直接负担。

　　光是雇佣人员的开支已经多到让人难以承受，更何况当时的财政制度中还有更加过分的条款。那就是总督不光需要打点府内人员开支，同时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比如，按照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而这份奖金，国家也是只出制度，不出钱的，最后也要落到总督的头上。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

　　比如说康熙年间的广西巡抚李绂在任时，它在一份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开列：“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弛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

　　这份帐单列出的所有费用，朝廷是不给报销的，全部要求官员自己掏腰包解决。一个总督的实际消费量与他所在地区有着很大关系，在不同的地方为官，开销也有很大差距。督抚们每年有如此多的不得不支出的私人开支，那么到底一年需要多少呢？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费用 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一万四千五百金”。浙江巡抚李卫到任时，吃食口粮，俱系原籍装运外，其他的一切日用盘费及衙门幕宾束金，每年还要八千余两山西巡抚衙门一年内共用银就欠七十二两。直隶总督一年则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比较贫穷的贵州巡抚衙门每年也需银八千五百两。雍正年间，素守简朴的督抚之以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时，自称没有其他奢靡之费并且家口不多竟然也达到了八、九千金。从以上一些督抚衙门的用度情况看，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公务和养赡家口涉及的私人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二万多两不等。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

　　如此浩繁的实际用度，与督抚的法定薪俸数额差距非常大，如果靠官员的死工资连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应付。令人奇怪的是，一个官员不但能够应付各项支出，而且还有丰厚的盈余。就连康熙也承认，“为官之人，所用之物，如果都取之于自家，那怎么能够用？于正项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是私事。”连皇帝对陋规问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如果陋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公，倒也情有可原，可事实情况却并不是这么简单。